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共有会员一百人左右，一九七九年的年会于九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在英格兰北部的里兹大学举行。到会的有大约六十人。会上学术报告中有四篇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其中有唐代小说，六朝的爱情诗，马王堆第三号墓的文献，唐代的道家学说等。此外，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最引起人们的兴趣，所研究的题目包括当代文学、戏剧以及当前政治形势。
　　这次年会不同往常。往常总是大家根据第二手材料，最多就是到中国去一个短时期，谈谈印象而已。但这次有长期在中国居住、对中国和英国情况都熟悉、而且有不寻常经历的杨宪益先生到会作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在英国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很多。过去研究中国，所谓汉学，都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而现在由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所以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有了显著的增加。中国所进行的规模如此巨大的社会试验，一些新鲜事物如人民公社等都引起外国人们的极大兴趣。对中国当代情况的研究也就越分越细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有专门人材。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一九七九年的年会上虽然没有这个题目，但在以前的会上，牛津大学的一位捷克人提出中国本土所使用的语言已有许多变化，同台湾或海外华人使用的语言出现很大差异。他举出许多实例，甚至在语音方面亦有不同。这当然是一种必然现象。美国、英国社会情况很相似，文化传统出自一源，但语言尚且有不同。中国社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语言不变是不可能的。比如“检讨国际情势”、“举行官式访问”之类的词句，中国人听了很刺耳，有时也容易产生误会。
　　在中国语文教学方面，尤其在教外国人学什么样的中文方面，就产生了疑问。虽然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但却没有作出结论。
　　我国解放后在语言上做了许多统一规范化的工作。推广普通话，取得很大成绩。在教外国人学中文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我认为应当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研究。这不仅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