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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行的经济质量水平和财政体制下，为了分析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本文收集了2003-2017年30个省份财政收支420个有效样本，选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水平的影响效果为正，即在短期内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差异的存在有利于地区经济质量的提升;但将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解后，从长期来看，横向财政差异对地区经济质量提升的作用为负，即横向财政差异的长期存在会阻滞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本文基于现行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事实，结合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横向财政差异;动态空间效应;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4-0074-10
一、问题的提出
制度供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体制作为一项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制度供给，其对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以及提升经济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纵向脉络，也包括跨越行政辖区的横向关系。同一级别的各级政府所辖区域，由于其拥有的自然禀赋和选择的发展模式等不尽相同，各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产出的结果也会有所区别，结合当前政府间权责划分体制，基本呈现出经济增长水平高的地区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供其自由支配的财力相对而言也更加充裕。本文从国家治理的宏观维度研究横向政府间财政差异对当前经济运行质量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能否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下去，研究这一问题对深化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以及更好地运用财政体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界内对横向财政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横向财政差异的测算。刘亮[1]利用泰尔指数和收入分解方法从空间和结构研究我国地区间财力差异。李凌和卢洪友[2]研究得出省际间财政收支差异正逐渐加大，但分税制改革有助于缩小财政收入差异，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是导致财政支出差异的主要原因。孙开和温馨[3]利用各省财力数据分别从经济、人口规模权重计算泰尔指数并对其形成原因在全国范围和八大经济区域间进行空间分解。胡德仁和刘亮[4-5]采用变异系数对我国三大区域间的财政能力差异进行测度，发现东部地区内部以及东中西部区域间财政能力差异是导致我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主要因素。郭玲等[6]从人均财力视角、经济特征、行政区域、财政结构层面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财力差异，总体而言在考虑公共支出成本后，我国省际政府间财力差异较小;从空间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是导致政府间财力差异的主要原因;结构分解后，一般预算收入是形成地区财力差异的关键因素，其中以税收收入的影响最大。二是横向财政差异与转移支付制度之间的研究。轉移支付制度是否能有效地缩小横向财政差异、平衡地区财政关系，许多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部分国外学者通过分析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变史中得出，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省际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作用有限[7]，而有的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可以稳定并逐步缩小地区间财政差异[8]。而转移支付制度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消除财政资源外溢性上起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均等化效应，能够消除财政外溢性带来的地区财政净收益差异，促使地方政府更具积极性地履行中央政府的政策[9-10];专项转移支付则是将省际之间因为财政资源引起的外溢性成本内部化，使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资源去满足地区公共需求[11]。国内学者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也有差异。刘溶沧和焦国华[12]在结合我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和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得出：转移支付在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纵向平衡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对地区之间横向平衡而言，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目前省际间人均自有财力差异与人均可支配财力差异相比较大，转移支付制度对缩小省际间人均可支配财力差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均等化效果仍有待改善[13]。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有资金配套的要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异，部分地区因财政自给能力不足反而使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地区间的非均等化效应[14-15]。造成专项转移支付省级差异的内在原因是地方政府履行的具有不同属性的事权，当中央政府对该项事权的重视程度与其外溢性大小一致时，转移支付的财力效应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16]。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横向财政差异与经济运行质量的关系这一问题鲜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之处在于弥补了这一研究空白，通过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在当前的经济运行背景和财政体制下，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尝试解释造成这一影响的原因，并通过空间效应分解研究这一影响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此为依据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内在逻辑：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质t提升的影响机理
笔者认为，虽然造成横向财政差异的原因有多种，但根本性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均衡，地区间内生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的绝对性原因。二是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匹配，引致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下，这种差异影响到经济质量的提高，这种原因我们称之为制度性原因。
（一）绝对性原因
不同地区由于拥有的自然资源、区位条件以及采用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其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布局合理程度等也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是绝对存在的，并且在幅员辽阔、疆域广袤的国家更能有所体现。以我国长三角地区为例，在地理位置和政策条件等的双重作用下，2018年GDP总值达211479.240亿元，占全国的23.49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5385.190亿元，占全国的13.844%。一般预算收入的主要构成是税收收入，而税收收入规模的大小取决于税基即地区国民经济总量。地区间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发展模式不一引起的地区经济水平各异，对横向财政失衡产生直接影响。但这种直接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等外生性变量，当这种资源禀赋投入市场时，还会受到市场的投票筛选，因此，我们称之为内生性原因。地区间国民经济总量不同引起的财政收入规模差异，对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向也会产生影响。从理论上而言，拥有较多财政资金的地区，其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上的资金会更加充裕，这些财政支出会通过吸收劳动力、引进入力资本、重新布局产业结构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为地区经济发展助力。而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会激励官员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项目，对一些民生性支出项目投入的资金有限。这样一来，那些财政收入较低的地区，受制于经济总量和财政收人的条件限制，它们与财政收入充裕地区的差距将持续拉大，导致地区间横向财政差距更加显著。 （二）制度性原因
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权力，地方政府与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纵向结构之间，存在着归属于中央、地方以及两者共同承担的事权。前两者在实践中都能将支出责任分配到位，而在面对由央地共同承担的混合事权时，权责关系划分不明确的问题则会突显出来。尤其当新增一项事权或者原有事权扩展时，其对应的支出责任由哪一级政府承担这一问题就成为了关注的重点。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要素的跨区流动带来的超出空间位置范围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税收背离”问题，即由于各地拥有的税源可以自由移动，不受空间限制，部分地区税收收入与税源相互背离，拥有税源的地区没有获得对应的税收收入，而不拥有税源的地区却获得了该部分的税收收入。在存在类似于“税收背离”等情况时，地方政府间的权责划分不明确，纯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性无法降低，税收收入流出地地方政府承担了事权及对应的支出责任，但实际税收收入流人地政府并不会因此给予其补偿，这会挫伤流出地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同一级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在面对存在外溢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只有按受益比例分配各自应当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和交易成本，将负外部性及各项成本内部化，减小地区间财政差异，才能从制度上推动整体经济朝向更高质量水平发展。
三、变量选取及模型选择
（一）变量定义与度量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以经济高质量发展（lneco）作为被解释变量，参考师博和任保平[17]与钞小静和任保平[18]的测度方法，分别从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外开放程度、实际人均GDP、实际经济增长率）和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果（人力资本、生态资本）两个维度进行计量分析。由于上述指标分别对应不同的性质，简单加总无法反映综合结果，需要对各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来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虽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能够确定各指标所对应的权重，但因采用该种方法带来的降维将使变量损失其经济意义，因而本文采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和经济脆弱度指数对各变量进行赋值。即先对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和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果两个维度各自赋予0.5的权重，再对经济增长基本面中的指标分别赋予0.25的权重，增长带来的社会成果中的指标分别赋予0.5的权重。其中，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具体测度，我们借鉴了干春晖等[19]提出的测算方法，利用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数据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泰尔指数。对外开放程度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外向型水平，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以2003年为基期分别测算实际人均GDP和实际经济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的强度即稳定性。人力资本指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由各学历层次年限乘以对应的受教育人口加总后与人口總额之比来表示。其中，设定初中年限为9年，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为12年，高等教育及以上为16年。生态资本选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占GDP比重来测度。
解释变量。测度地区间财政差异的指标有许多，不同指标的测度方法及对测度对象反应的精确性不尽相同，在选择测量方法时，应尽量选择合适的指标以求全面客观地反应横向财政差异。泰尔指数可以不受个体限制的在区域间进行多层次分解，比较不同区域内的差异[3]，在综合考虑研究需要、数据资料可获取性的基础上，本文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对泰尔指数进行一阶分解，并从经济角度出发，以一般预算收入（lnTLsr）和一般预算支出（lnTLzc）为基础对各省的泰尔指数进行计算，以此作为横向财政差异的代理指标。
控制变量。本文从地区经济发展、现行财政体制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三个方面选取对应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城镇化率（lnurban）、工业化率（lnindu）、财政收入分权（lnid），财政支出分权（lned）、中央政府补助（lnsub）作为上述三个方面的代理变量。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率以第二产业年增长值占GDP的比重来测度，二者均反映地区自身经济发展对财政能力的影响。财政收入（或支出）分权以各省预算内人均收入（或支出）与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和预算内人均中央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比值来表示，反映现行财政运行体制对地区财政能力的影响。中央政府补助选用中央补助收入与总人口数的比重来测度，反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对地区财政能力的影响。
本文选用2003-2017年30个省份（港、澳、台和新疆除外）财政收支420个有效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等，其中部分数据为笔者整理计算所得。
（二）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1.邻接权重矩阵（W0-1）
以两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边界为判断标准，若存在，则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2.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eco）
以地区间人均GDP差额的倒数来测度，两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赋予的空间权重越小。测度方法如下：
其中，GDPi和GDPj分别表示地区i和地区j的人均GDP水平。
3.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geo）
地区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可能会减弱空间溢出效应，选用地区间空间距离平方的倒数来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衡量规则如下：
其中，Dij是根据各行政区域中心经纬度计算得出的地区间空间地理距离。
（三）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首先，本文利用LM检验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中进行比较，其判断标准为：LM统计量显著的模型为更加合适的模型，若两个统计量的显著性相同，则需要借助Robust LM统计量的显著性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同前。若两者也均显著，则选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20]。由表1可以看出，在三种不同的权重矩阵中，LM统计量和Robust LM统计量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更加恰当。其次，通过Wald检验和LR检验来判断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以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知，Wald统计量和LR统计量都显著拒绝原假设，即空间杜宾模型不能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另外，与传统面板数据模型类似，通过对随机干扰项的成分进行分解，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可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基本的模型设定，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对模型适用的形式进行筛选，结果显示选择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更加恰当。 四、动态空间面板计f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一）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基于上述各项检验结果可见，横向财政差异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空间相关性，这种相关性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能够得到更准确的分析，相反，若忽视其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此外，由于经济运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当前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现期的各项因素，也会受到前期各项因素的作用，即经济运行过程存在着“棘轮效应”。因此，本文考虑建立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展开分析，相较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而言，其优越性在于，既考虑了经济运行中的动态性和空间相关性[21]，又避免了内生性问题[22]。
式（1）和式（2）分别测算的是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lneco）的动态空间效应。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lnecoit-1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用来考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调整程度;W为空间权重矩阵;W×lnecoit为空间滞后项，即周边地区经济质量提升对该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lnTLsr和lnTLzc分别为以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为基础计算的泰尔指数;财政收入分权（lnid）、财政支出分权（lned）、中央政府补助（lnsub）、城市化率（lnurban）和工业化率（lnindu）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分析;β0和γ0为截距项，βi和γi（i=1，2，…，8）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建立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从空间固定单维度、时间固定单维度和时空固定双维度出发分别考察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质量提升的空间滞后效应、时间滞后效应及时空滞后效应，以期获得更稳健的估计结果。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一般预算收入泰尔指数和一般预算支出泰尔指数的检验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和表3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报告了在邻接权重矩阵（W0-1）、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eco）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geo）下，横向财政差异（分别以一般预算收入泰尔指数和一般预算支出泰尔指数为代理变量）在固定空间、时间单维度以及固定时空双维度下对地区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
首先，在三种权重矩阵下，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水平的影响无论是在时间固定、空间单向還是在固定时空双向维度下，其空间相关系数ρ均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横向财政差异对地区经济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表中Rz值体现了在不同时空维度下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无论是以一般预算收入泰尔指数还是以一般预算支出泰尔指数为代表的模型中，时空固定模型的R2值相较于时间固定模型和空间固定模型而言更大，即时空固定模型的拟合优度要高于时间固定模型和空间固定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部分将重点关注时空固定模型的估计结果。
其次，两个模型中，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动态变化的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L.lneco）在三种权重矩阵下，其时空固定模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经济质量水平具有较强的“时间惯性”，当期某一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受前一期或者前几期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若前几期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越高，带动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逐期累加，更能促进当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呈现出“棘轮效应”的特征。
最后，横向财政差异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不尽相同。在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模型1的估计结果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模型2的估计结果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具有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相邻特征的省份间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强;而在邻接权重矩阵中，模型1和模型2中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因为邻接权重矩阵只能测度相邻地区的空间依赖现象，所以相对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而言，其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质量的提升虽然有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总体而言，在模型1和模型2中，横向财政差异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质量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由于各地方政府间经济发展具有联动效应，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相应的会对周边地区溢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这些要素对周边地区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地区间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推动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地区间的横向财政差异会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宏观经济环境整体而言是积极向好的，地区间的经济质量情况也基本与其保持一致，故而呈现出地区间的横向财政差异会带动经济质量提高的结果。
二是从模型1和模型2来看，以一般预算收支为基础计算的泰尔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在整个模型中基本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发展模式的不同，地方政府能够获取的一般预算收入和能够支配的一般预算支出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政府控制的一般预算收支同向变动，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掌握的一般预算收入和支配的一般预算支出也更高。此外，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其产业布局结构、新兴技术资源、人力资本和地区创新能力也更具优势。这些地区在推动全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占据的位置及其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三是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地区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可能会影响到地区能够获取的一般预算收支。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会与具有经济发展路径相似或地理距离相近的省份展开攀比式竞争，这种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地区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布局走向更加合理、进而提高地区经济水平，增加当地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水平的提高，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财政资金将继续投入到那些能够带来经济持续发展的产业部门以及能够为当地居民带来更高效用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中。 （三）空间效应分解
由以上分析看出，基于当前经济发展现实，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当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不为零时，对直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得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存在偏差，从长远来看，这种促进作用能否持续是本文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因此，本文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基础上，对具有空间外溢效应的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解，观察横向财政差异对整体经济质量的积极作用是否能够长期延续。由于上述分析中采用固定时空效应的模型拟合优度最高，因此，在空间分解时采用时空双固定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
表4和表5是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其中，空间直接效应表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某一地区横向财政差异对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空间间接效应表示长期条件下，某一地区横向财政差异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影响，它考察的是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总体效应表示的是从长期来看，综合横向财政差异对当地经济发展质量及其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作用得出的整体影响。
首先，就邻接权重矩阵而言，基于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计算的泰尔指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间接及总体效应分别呈现出正向、负向及负向的关系，但这些关系均不显著。说明在具有空间依赖性的地区中，某一地区横向财政差异对其自身而言会促进其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高，而对相邻地区可能会起到负面影响。总体而言，这种作用在长期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阻滞作用，但由于邻接权重矩阵存在的空間依赖性，可能使其表现出来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次，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与在邻接权重矩阵下影响的符号基本一致。不同的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各项影响均通过了5%或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对经济距离相近的地区而言，横向财政差异对当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但却不利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这种负向的空间溢出作用甚至超过了其自身的正向影响，在长期发展中不利于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地区一般预算收支水平的提高保证了地区发展的后续动力，地方政府有更充裕的资金引进外资、人力资本，推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从具有经济距离相邻位置的地区而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将其他地区有限的经济资源吸收，进而对周边地区经济质量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即在空间效应分解中呈现出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显著为负的结果。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横向财政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地区之间财政收入及支出能力存在差距，由于地区自然禀赋等要素资源的差异，导致差距的存在并且无法避免。横向财政差异本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有序竞争以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能够弥补并缩小差距，进而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正向影响。但在现行体制下，中央及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匹配、地区间的恶性竞争，以及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无法在各级地方政府间合理分配收益和成本等问题，可能会使这种差距无法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从长远的经济运行来看，这种差异的存在反而会对经济整体质量起到负面作用。
最后，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情况相似，但各项效应的程度相较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而言更大，各统计量在1%或5%的水平显著。笔者认为，地区之间若具有更高程度的地理距离依赖性，则其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项要素的反应变动会更加敏感，诸如拥有地理区位、国家政策或能源环境等要素的地区，地方政府大多依靠这些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经济，而这些条件对地理位置的要求比较高，它们不同于物质资金、人力资本等资源能在各地之间流转，因而随着地理距离的加大，拥有这些条件的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优势会更加明显。
（四）稳健性检验
横向财政差异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选取对文章的分析结果至关重要，上述回归结果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以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为基础计算的泰尔系数作为横向财政差异的代理变量，为了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替换解释变量重新回归估计。替换后的解释变量从人口角度出发，重新衡量横向财政差异，其基本表达式为：
其中，Rv表示i区域j省份的一般预算收入;R为全国地方财政收入;Eij表示i区域j省的一般预算支出，E为全国地方财政支出;Nij表示i区域j省份的人口数;N为全国人口数。
在替换了解释变量后，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基本保持相同，由此可验证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横向财政差异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水平的影响效果为正，即在短期内地方政府间差异的存在有利于地区经济质量的提升;但对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解后，从长期来看，横向财政差异对地区经济质量提升的作用为负，即横向财政差异的存在会阻滞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基于现行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事实，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着力协调、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带动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政府在第一次分配中能够获取的财政资金，地区经济体量越大、增速越高，地方政府能够获取的财力资源也更丰裕。在拥有充裕的财政资金的前提下，通过重新调整辖区内产业结构、制定引进入才及外资的战略提高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调控能力也就越强，对地区经济质量提升的作用力也会更加有效。经济水平决定财政能力，财政能力反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分析结果显示，地区财政差异的持续加深不利于长期条件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因此，从长远来看，通过协调、促进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间横向财政差异来推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确有必要。 但在经济实际运行过程中，横向财政差异的存在是必然的。为缩小地区间财政差异，应当从国情出发，在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结合东、中、西部各区域间不同的区位条件，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扶持政策，缩小区域间的差异程度。部分欠发达地区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时，因地制宜布局产业结构，利用政策条件的支持，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横向转移支付体系
均衡地区经济发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区间的财政差异，但仅依靠地区间的自发调节可能仍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横向转移支付体系来进一步发挥作用。横向转移支付是相对于纵向转移支付而言的，它是在同级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资金的转移，其实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缺口，均衡地区间经济差异，进而推动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
横向转移支付的顺利实施，一方面要以纵向转移支付为基础，明确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及其政治地位，在保障中央政府的财力下，完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前，我国区域间的财政能力差距较大，在构建横向财政转移制度方面的经验尚不充分，需在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体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另一方面，严格监控接受横向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政府行为，不仅要从源头上规范资金的使用去向，比如要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到保障公民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等，而且要建立明确的事后评价指标体系，对满足定量化要求的部分指标设立具体的参考值，非定量因素设定详细的定性指标。此外，在实际操作中，考虑设計调查问卷来反映地区居民的满意度。
（三）“就近一致”地规范同一级次不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
单一层级的政府是产生金字塔型多层级政府的基础。现有研究中均侧重于对不同级次地方政府间权责关系的研究，而对同一级次地方政府间权责关系的划分较为忽视[23]。在划分同一级次不同地方政府间权责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公共物品受益范围这一问题，例如，前文所述的“税收背离”问题。如果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只局限于当地，或者距离当地较近，即外溢性较小时，提供该公共物品的成本可以由当地政府承担，即“外溢共担”的思路[[1]。但若其受益范围涉及较多地区即外溢性较强时，需要多个地方政府共同协商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公共物品成本，各级政府一方面可能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成立高一级别的政府，将公共物品成本和协商时产生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外溢性较强的事权移交由上级政府承担，即“超负上移”的思路[[1]。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根本原则都是“就近一致”，只有按照这一原则划分同一级次不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更好地均衡横向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才能推动地区经济质量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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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振荣）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0.04.009
[引用格式]孙开，沈安媛.横向财政差异、空间效应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20，（4）;74-83.
收稿日期：2020-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16ZDA066）
作者简介：孙开（1962-），男，山东泗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理论研究。E-mail：sunkai@dufe.edu.cn
沈安媛（1994-），女，安徽定远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政理论研究。E-mail：sany927@163.com
关键词：横向财政差异;动态空间效应;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4-0074-10
一、问题的提出
制度供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体制作为一项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制度供给，其对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以及提升经济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纵向脉络，也包括跨越行政辖区的横向关系。同一级别的各级政府所辖区域，由于其拥有的自然禀赋和选择的发展模式等不尽相同，各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产出的结果也会有所区别，结合当前政府间权责划分体制，基本呈现出经济增长水平高的地区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供其自由支配的财力相对而言也更加充裕。本文从国家治理的宏观维度研究横向政府间财政差异对当前经济运行质量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能否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下去，研究这一问题对深化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以及更好地运用财政体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界内对横向财政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横向财政差异的测算。刘亮[1]利用泰尔指数和收入分解方法从空间和结构研究我国地区间财力差异。李凌和卢洪友[2]研究得出省际间财政收支差异正逐渐加大，但分税制改革有助于缩小财政收入差异，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是导致财政支出差异的主要原因。孙开和温馨[3]利用各省财力数据分别从经济、人口规模权重计算泰尔指数并对其形成原因在全国范围和八大经济区域间进行空间分解。胡德仁和刘亮[4-5]采用变异系数对我国三大区域间的财政能力差异进行测度，发现东部地区内部以及东中西部区域间财政能力差异是导致我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主要因素。郭玲等[6]从人均财力视角、经济特征、行政区域、财政结构层面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财力差异，总体而言在考虑公共支出成本后，我国省际政府间财力差异较小;从空间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是导致政府间财力差异的主要原因;结构分解后，一般预算收入是形成地区财力差异的关键因素，其中以税收收入的影响最大。二是横向财政差异与转移支付制度之间的研究。轉移支付制度是否能有效地缩小横向财政差异、平衡地区财政关系，许多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部分国外学者通过分析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变史中得出，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省际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作用有限[7]，而有的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可以稳定并逐步缩小地区间财政差异[8]。而转移支付制度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消除财政资源外溢性上起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均等化效应，能够消除财政外溢性带来的地区财政净收益差异，促使地方政府更具积极性地履行中央政府的政策[9-10];专项转移支付则是将省际之间因为财政资源引起的外溢性成本内部化，使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资源去满足地区公共需求[11]。国内学者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也有差异。刘溶沧和焦国华[12]在结合我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和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得出：转移支付在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纵向平衡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对地区之间横向平衡而言，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目前省际间人均自有财力差异与人均可支配财力差异相比较大，转移支付制度对缩小省际间人均可支配财力差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均等化效果仍有待改善[13]。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有资金配套的要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异，部分地区因财政自给能力不足反而使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地区间的非均等化效应[14-15]。造成专项转移支付省级差异的内在原因是地方政府履行的具有不同属性的事权，当中央政府对该项事权的重视程度与其外溢性大小一致时，转移支付的财力效应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16]。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横向财政差异与经济运行质量的关系这一问题鲜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之处在于弥补了这一研究空白，通过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在当前的经济运行背景和财政体制下，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尝试解释造成这一影响的原因，并通过空间效应分解研究这一影响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此为依据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内在逻辑：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质t提升的影响机理
笔者认为，虽然造成横向财政差异的原因有多种，但根本性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均衡，地区间内生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的绝对性原因。二是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匹配，引致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下，这种差异影响到经济质量的提高，这种原因我们称之为制度性原因。
（一）绝对性原因
不同地区由于拥有的自然资源、区位条件以及采用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其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布局合理程度等也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是绝对存在的，并且在幅员辽阔、疆域广袤的国家更能有所体现。以我国长三角地区为例，在地理位置和政策条件等的双重作用下，2018年GDP总值达211479.240亿元，占全国的23.49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5385.190亿元，占全国的13.844%。一般预算收入的主要构成是税收收入，而税收收入规模的大小取决于税基即地区国民经济总量。地区间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发展模式不一引起的地区经济水平各异，对横向财政失衡产生直接影响。但这种直接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等外生性变量，当这种资源禀赋投入市场时，还会受到市场的投票筛选，因此，我们称之为内生性原因。地区间国民经济总量不同引起的财政收入规模差异，对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向也会产生影响。从理论上而言，拥有较多财政资金的地区，其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上的资金会更加充裕，这些财政支出会通过吸收劳动力、引进入力资本、重新布局产业结构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为地区经济发展助力。而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会激励官员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项目，对一些民生性支出项目投入的资金有限。这样一来，那些财政收入较低的地区，受制于经济总量和财政收人的条件限制，它们与财政收入充裕地区的差距将持续拉大，导致地区间横向财政差距更加显著。 （二）制度性原因
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权力，地方政府与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纵向结构之间，存在着归属于中央、地方以及两者共同承担的事权。前两者在实践中都能将支出责任分配到位，而在面对由央地共同承担的混合事权时，权责关系划分不明确的问题则会突显出来。尤其当新增一项事权或者原有事权扩展时，其对应的支出责任由哪一级政府承担这一问题就成为了关注的重点。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要素的跨区流动带来的超出空间位置范围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税收背离”问题，即由于各地拥有的税源可以自由移动，不受空间限制，部分地区税收收入与税源相互背离，拥有税源的地区没有获得对应的税收收入，而不拥有税源的地区却获得了该部分的税收收入。在存在类似于“税收背离”等情况时，地方政府间的权责划分不明确，纯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性无法降低，税收收入流出地地方政府承担了事权及对应的支出责任，但实际税收收入流人地政府并不会因此给予其补偿，这会挫伤流出地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同一级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在面对存在外溢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只有按受益比例分配各自应当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和交易成本，将负外部性及各项成本内部化，减小地区间财政差异，才能从制度上推动整体经济朝向更高质量水平发展。
三、变量选取及模型选择
（一）变量定义与度量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以经济高质量发展（lneco）作为被解释变量，参考师博和任保平[17]与钞小静和任保平[18]的测度方法，分别从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外开放程度、实际人均GDP、实际经济增长率）和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果（人力资本、生态资本）两个维度进行计量分析。由于上述指标分别对应不同的性质，简单加总无法反映综合结果，需要对各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来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虽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能够确定各指标所对应的权重，但因采用该种方法带来的降维将使变量损失其经济意义，因而本文采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和经济脆弱度指数对各变量进行赋值。即先对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和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果两个维度各自赋予0.5的权重，再对经济增长基本面中的指标分别赋予0.25的权重，增长带来的社会成果中的指标分别赋予0.5的权重。其中，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具体测度，我们借鉴了干春晖等[19]提出的测算方法，利用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数据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泰尔指数。对外开放程度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外向型水平，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以2003年为基期分别测算实际人均GDP和实际经济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的强度即稳定性。人力资本指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由各学历层次年限乘以对应的受教育人口加总后与人口總额之比来表示。其中，设定初中年限为9年，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为12年，高等教育及以上为16年。生态资本选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占GDP比重来测度。
解释变量。测度地区间财政差异的指标有许多，不同指标的测度方法及对测度对象反应的精确性不尽相同，在选择测量方法时，应尽量选择合适的指标以求全面客观地反应横向财政差异。泰尔指数可以不受个体限制的在区域间进行多层次分解，比较不同区域内的差异[3]，在综合考虑研究需要、数据资料可获取性的基础上，本文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对泰尔指数进行一阶分解，并从经济角度出发，以一般预算收入（lnTLsr）和一般预算支出（lnTLzc）为基础对各省的泰尔指数进行计算，以此作为横向财政差异的代理指标。
控制变量。本文从地区经济发展、现行财政体制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三个方面选取对应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城镇化率（lnurban）、工业化率（lnindu）、财政收入分权（lnid），财政支出分权（lned）、中央政府补助（lnsub）作为上述三个方面的代理变量。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率以第二产业年增长值占GDP的比重来测度，二者均反映地区自身经济发展对财政能力的影响。财政收入（或支出）分权以各省预算内人均收入（或支出）与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和预算内人均中央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比值来表示，反映现行财政运行体制对地区财政能力的影响。中央政府补助选用中央补助收入与总人口数的比重来测度，反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对地区财政能力的影响。
本文选用2003-2017年30个省份（港、澳、台和新疆除外）财政收支420个有效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等，其中部分数据为笔者整理计算所得。
（二）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1.邻接权重矩阵（W0-1）
以两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边界为判断标准，若存在，则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2.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eco）
以地区间人均GDP差额的倒数来测度，两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赋予的空间权重越小。测度方法如下：
其中，GDPi和GDPj分别表示地区i和地区j的人均GDP水平。
3.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geo）
地区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可能会减弱空间溢出效应，选用地区间空间距离平方的倒数来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衡量规则如下：
其中，Dij是根据各行政区域中心经纬度计算得出的地区间空间地理距离。
（三）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首先，本文利用LM检验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中进行比较，其判断标准为：LM统计量显著的模型为更加合适的模型，若两个统计量的显著性相同，则需要借助Robust LM统计量的显著性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同前。若两者也均显著，则选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20]。由表1可以看出，在三种不同的权重矩阵中，LM统计量和Robust LM统计量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更加恰当。其次，通过Wald检验和LR检验来判断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以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知，Wald统计量和LR统计量都显著拒绝原假设，即空间杜宾模型不能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另外，与传统面板数据模型类似，通过对随机干扰项的成分进行分解，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可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基本的模型设定，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对模型适用的形式进行筛选，结果显示选择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更加恰当。 四、动态空间面板计f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一）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基于上述各项检验结果可见，横向财政差异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空间相关性，这种相关性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能够得到更准确的分析，相反，若忽视其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此外，由于经济运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当前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现期的各项因素，也会受到前期各项因素的作用，即经济运行过程存在着“棘轮效应”。因此，本文考虑建立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展开分析，相较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而言，其优越性在于，既考虑了经济运行中的动态性和空间相关性[21]，又避免了内生性问题[22]。
式（1）和式（2）分别测算的是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lneco）的动态空间效应。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lnecoit-1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用来考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调整程度;W为空间权重矩阵;W×lnecoit为空间滞后项，即周边地区经济质量提升对该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lnTLsr和lnTLzc分别为以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为基础计算的泰尔指数;财政收入分权（lnid）、财政支出分权（lned）、中央政府补助（lnsub）、城市化率（lnurban）和工业化率（lnindu）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分析;β0和γ0为截距项，βi和γi（i=1，2，…，8）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建立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从空间固定单维度、时间固定单维度和时空固定双维度出发分别考察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质量提升的空间滞后效应、时间滞后效应及时空滞后效应，以期获得更稳健的估计结果。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一般预算收入泰尔指数和一般预算支出泰尔指数的检验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和表3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报告了在邻接权重矩阵（W0-1）、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eco）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geo）下，横向财政差异（分别以一般预算收入泰尔指数和一般预算支出泰尔指数为代理变量）在固定空间、时间单维度以及固定时空双维度下对地区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
首先，在三种权重矩阵下，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水平的影响无论是在时间固定、空间单向還是在固定时空双向维度下，其空间相关系数ρ均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横向财政差异对地区经济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表中Rz值体现了在不同时空维度下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无论是以一般预算收入泰尔指数还是以一般预算支出泰尔指数为代表的模型中，时空固定模型的R2值相较于时间固定模型和空间固定模型而言更大，即时空固定模型的拟合优度要高于时间固定模型和空间固定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部分将重点关注时空固定模型的估计结果。
其次，两个模型中，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动态变化的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L.lneco）在三种权重矩阵下，其时空固定模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经济质量水平具有较强的“时间惯性”，当期某一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受前一期或者前几期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若前几期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越高，带动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逐期累加，更能促进当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呈现出“棘轮效应”的特征。
最后，横向财政差异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不尽相同。在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模型1的估计结果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模型2的估计结果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具有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相邻特征的省份间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强;而在邻接权重矩阵中，模型1和模型2中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因为邻接权重矩阵只能测度相邻地区的空间依赖现象，所以相对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而言，其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质量的提升虽然有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总体而言，在模型1和模型2中，横向财政差异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质量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由于各地方政府间经济发展具有联动效应，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相应的会对周边地区溢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这些要素对周边地区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地区间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推动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地区间的横向财政差异会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宏观经济环境整体而言是积极向好的，地区间的经济质量情况也基本与其保持一致，故而呈现出地区间的横向财政差异会带动经济质量提高的结果。
二是从模型1和模型2来看，以一般预算收支为基础计算的泰尔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在整个模型中基本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发展模式的不同，地方政府能够获取的一般预算收入和能够支配的一般预算支出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政府控制的一般预算收支同向变动，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掌握的一般预算收入和支配的一般预算支出也更高。此外，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其产业布局结构、新兴技术资源、人力资本和地区创新能力也更具优势。这些地区在推动全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占据的位置及其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三是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地区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可能会影响到地区能够获取的一般预算收支。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会与具有经济发展路径相似或地理距离相近的省份展开攀比式竞争，这种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地区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布局走向更加合理、进而提高地区经济水平，增加当地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水平的提高，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财政资金将继续投入到那些能够带来经济持续发展的产业部门以及能够为当地居民带来更高效用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中。 （三）空间效应分解
由以上分析看出，基于当前经济发展现实，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当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不为零时，对直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得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存在偏差，从长远来看，这种促进作用能否持续是本文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因此，本文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基础上，对具有空间外溢效应的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解，观察横向财政差异对整体经济质量的积极作用是否能够长期延续。由于上述分析中采用固定时空效应的模型拟合优度最高，因此，在空间分解时采用时空双固定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
表4和表5是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其中，空间直接效应表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某一地区横向财政差异对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空间间接效应表示长期条件下，某一地区横向财政差异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影响，它考察的是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总体效应表示的是从长期来看，综合横向财政差异对当地经济发展质量及其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作用得出的整体影响。
首先，就邻接权重矩阵而言，基于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计算的泰尔指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间接及总体效应分别呈现出正向、负向及负向的关系，但这些关系均不显著。说明在具有空间依赖性的地区中，某一地区横向财政差异对其自身而言会促进其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高，而对相邻地区可能会起到负面影响。总体而言，这种作用在长期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阻滞作用，但由于邻接权重矩阵存在的空間依赖性，可能使其表现出来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次，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与在邻接权重矩阵下影响的符号基本一致。不同的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各项影响均通过了5%或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对经济距离相近的地区而言，横向财政差异对当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但却不利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这种负向的空间溢出作用甚至超过了其自身的正向影响，在长期发展中不利于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地区一般预算收支水平的提高保证了地区发展的后续动力，地方政府有更充裕的资金引进外资、人力资本，推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从具有经济距离相邻位置的地区而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将其他地区有限的经济资源吸收，进而对周边地区经济质量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即在空间效应分解中呈现出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显著为负的结果。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横向财政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地区之间财政收入及支出能力存在差距，由于地区自然禀赋等要素资源的差异，导致差距的存在并且无法避免。横向财政差异本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有序竞争以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能够弥补并缩小差距，进而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正向影响。但在现行体制下，中央及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匹配、地区间的恶性竞争，以及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无法在各级地方政府间合理分配收益和成本等问题，可能会使这种差距无法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从长远的经济运行来看，这种差异的存在反而会对经济整体质量起到负面作用。
最后，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情况相似，但各项效应的程度相较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而言更大，各统计量在1%或5%的水平显著。笔者认为，地区之间若具有更高程度的地理距离依赖性，则其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项要素的反应变动会更加敏感，诸如拥有地理区位、国家政策或能源环境等要素的地区，地方政府大多依靠这些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经济，而这些条件对地理位置的要求比较高，它们不同于物质资金、人力资本等资源能在各地之间流转，因而随着地理距离的加大，拥有这些条件的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优势会更加明显。
（四）稳健性检验
横向财政差异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选取对文章的分析结果至关重要，上述回归结果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以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为基础计算的泰尔系数作为横向财政差异的代理变量，为了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替换解释变量重新回归估计。替换后的解释变量从人口角度出发，重新衡量横向财政差异，其基本表达式为：
其中，Rv表示i区域j省份的一般预算收入;R为全国地方财政收入;Eij表示i区域j省的一般预算支出，E为全国地方财政支出;Nij表示i区域j省份的人口数;N为全国人口数。
在替换了解释变量后，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基本保持相同，由此可验证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横向财政差异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横向财政差异对经济高质量水平的影响效果为正，即在短期内地方政府间差异的存在有利于地区经济质量的提升;但对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解后，从长期来看，横向财政差异对地区经济质量提升的作用为负，即横向财政差异的存在会阻滞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基于现行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事实，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着力协调、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带动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政府在第一次分配中能够获取的财政资金，地区经济体量越大、增速越高，地方政府能够获取的财力资源也更丰裕。在拥有充裕的财政资金的前提下，通过重新调整辖区内产业结构、制定引进入才及外资的战略提高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调控能力也就越强，对地区经济质量提升的作用力也会更加有效。经济水平决定财政能力，财政能力反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分析结果显示，地区财政差异的持续加深不利于长期条件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因此，从长远来看，通过协调、促进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间横向财政差异来推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确有必要。 但在经济实际运行过程中，横向财政差异的存在是必然的。为缩小地区间财政差异，应当从国情出发，在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结合东、中、西部各区域间不同的区位条件，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扶持政策，缩小区域间的差异程度。部分欠发达地区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时，因地制宜布局产业结构，利用政策条件的支持，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横向转移支付体系
均衡地区经济发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区间的财政差异，但仅依靠地区间的自发调节可能仍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横向转移支付体系来进一步发挥作用。横向转移支付是相对于纵向转移支付而言的，它是在同级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资金的转移，其实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缺口，均衡地区间经济差异，进而推动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
横向转移支付的顺利实施，一方面要以纵向转移支付为基础，明确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及其政治地位，在保障中央政府的财力下，完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前，我国区域间的财政能力差距较大，在构建横向财政转移制度方面的经验尚不充分，需在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体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另一方面，严格监控接受横向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政府行为，不仅要从源头上规范资金的使用去向，比如要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到保障公民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等，而且要建立明确的事后评价指标体系，对满足定量化要求的部分指标设立具体的参考值，非定量因素设定详细的定性指标。此外，在实际操作中，考虑设計调查问卷来反映地区居民的满意度。
（三）“就近一致”地规范同一级次不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
单一层级的政府是产生金字塔型多层级政府的基础。现有研究中均侧重于对不同级次地方政府间权责关系的研究，而对同一级次地方政府间权责关系的划分较为忽视[23]。在划分同一级次不同地方政府间权责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公共物品受益范围这一问题，例如，前文所述的“税收背离”问题。如果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只局限于当地，或者距离当地较近，即外溢性较小时，提供该公共物品的成本可以由当地政府承担，即“外溢共担”的思路[[1]。但若其受益范围涉及较多地区即外溢性较强时，需要多个地方政府共同协商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公共物品成本，各级政府一方面可能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成立高一级别的政府，将公共物品成本和协商时产生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外溢性较强的事权移交由上级政府承担，即“超负上移”的思路[[1]。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根本原则都是“就近一致”，只有按照这一原则划分同一级次不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更好地均衡横向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才能推动地区经济质量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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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振荣）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0.04.009
[引用格式]孙开，沈安媛.横向财政差异、空间效应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20，（4）;74-83.
收稿日期：2020-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16ZDA066）
作者简介：孙开（1962-），男，山东泗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理论研究。E-mail：sunkai@dufe.edu.cn
沈安媛（1994-），女，安徽定远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政理论研究。E-mail：sany92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