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准线上的历史学家，往往不是一个憨厚的记录员，而是一个精明的解说员。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在字母A打头的那卷有篇关于食人的文章，相当详细地描写了如何生火、添水和吃人的过程。文章末尾还含蓄地提了一句：参见“圣餐”。而在另一卷中“圣餐”的条目下，只有相当正统的天主教关于领受圣餐仪式的说明。但在文章末尾，同样含蓄地提了一句：参见“食人”。
　　由此可见，好的历史学家，不会手持喇叭跳出来解说，而是悄悄将意见藏在精心剪裁的材料之中。司马迁就特别擅长此道，被后人赞为寓论断于叙事，“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他对项羽的赞叹与惋惜，对刘邦的轻蔑与嘲弄，对汉武的皮里阳秋，都不在“太史公曰”中发挥，而是草蛇灰线般埋伏在大开大阖又妙到毫巅的历史叙事中。
　　或有人要质疑了，不是说历史是纯客观的学问吗？如此肆意主观，是否僭越？其实，在当代，几乎没有史学家会再将历史学看作是纯粹客观的科学，而所谓“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也早被证明是无法触及的乌托邦。历史学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历史学家、历史事实和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拥有主观成分。历史学家的主观既受时代影响，又受个人经验、智力、心理、思维方式的影响。历史事实的主观则更复杂些。作为文献表现形式的历史材料，它本身就包含着其作者及其时代的主观；作为当代史学家所选择运用的历史材料，它又包含着其选择运用者及其时代的主观。我们也承认，有些所谓历史考据的工作，其具体结论可能不受主观影响，比如名物典制、版本纹章、人物生卒、地理沿革等等。但这仅仅是史学家所应掌握的“基本事实”，而非“历史事实”，它如果不通过历史学家的解释、分析，本身没有任何内在意义。而历史著述，不论从叙述还是语言，从史学假设还是推论过程，都包含了前述的种种主观因素。
　　我最看重的史学解说，是历史学家“在心灵里复活它”，也就是一种类似“移情”或“投射”的过程。对此，柯林伍德曾比喻说：“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正如牛顿是活在爱因斯坦之中”。
　　“于心灵中复活历史”的提法，在素昧平生的中国历史学家中亦不乏同情之人，他们的说法则是“设身”。比如，王夫之说“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戴名世说“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章学诚说“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而全祖望为一个前明御史写墓文时，更是充分发挥“移情”能力：“世更百年，宛然如白发老泪之淋漓吾目前”。
　　要之，历史有其颠扑不破的铁一样事实的一面，也有其变化莫测的时移世易的一面。世代不能永驻，但只要心灵恒在，则历史长存。这一切，正如里尔克美妙而耐人寻味的诗句：“世事若将你遗忘，就对安静的大地说：我走了；而对湍急的流水说：我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