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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50年代，新中国向苏联学习，在经济方面，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同时，不同程度地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在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在工业化道路方面具有一些独创性。
关键词：学习苏联；经济模式；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确立了苏联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新中国在经济领域受苏联影响最为明显，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苏联经验时也没有全盘照抄照搬，即使是在受苏联模式影响相当大的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计划、统计、物质分配、劳动工资等方面，也有不少东西是根据中国具体情况改进的。当时所采取的统一集中措施及国营企业中对统购、包销等措施的运用，都是以中国的内在因素为依据的。而且，中国的管理体制也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解放后的新情况逐步形成的。中国也未采用苏联推行过的“余粮征集制”和“军事共产主义”。
一、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特别重视，而且还就改造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直接向苏联方面请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是以苏联为榜样的，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认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采取迟缓的速度“就是忽视了苏联的经验”。他重申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①尽管总体目标框架仍模仿苏联，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方法、方针、形式、步骤上，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像毛泽东所说：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②邓小平也这样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大贡献。”③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的确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了足够的“灵活性”。
第一，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响。我们虽然参照了苏联经验，总的目标就是实现农业合作化，但在这个总目标下，我们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有许多自己的独创性，有不同的方法，外国学者称之为独特的毛泽东式的农业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通过强迫命令与剥夺的方法完成的。中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富有特色的过渡形式，这与苏联有很大区别。而且我国在农业改造的具体操作中，也有与苏联不同的地方。如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上，苏联是先抓工业化，后搞集体化，而我们是同时并举；在农业合作化与农业机械化的关系上，苏联是同时进行，我们虽是既要实现合作化又要机械化，但步骤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在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形式和步骤上也不同，苏联是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共耕社并存，我们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我国采取了积极引导，逐步推广，由点到面，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原则，减少了社会阻力与震动，避免了生产力的破坏，有别于苏联一步到位地实行集体农庄，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发展的做法。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列主义的合作理论和我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中国与苏联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没收是唯一的途径。1894年恩格斯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了。”④列宁也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达到社会主义的计划。虽然列宁的计划在苏联没有实现，但对中国共产党人却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俄国未实现对资产阶级的赎买就裹足不前，而是把这个理论加以运用和发展于中国实践。中共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真研究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没有采用苏联没收的办法，把资本家赶走，而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并对原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把资本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双重改造”，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有别于苏联采取暴力手段消灭剥削阶级的做法。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时，都曾对中国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作过明确的论述。1956年7月，周恩来说：“我们是经过合作来实现改造，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⑤1957年7月，毛泽东也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⑥
第三，新中国消灭富农阶级的方法、途径与苏联也不相同。对个体农业的改造，最终要消灭富农阶级。苏联和我国都采取了从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但消灭富农阶级的方法、途径各不相同。在消灭富农的做法上，苏联采取了剥夺富农财产，对富农分子“扫地出门”的驱赶政策。我国没有照搬苏联采用行政手段和暴力措施的做法，而是创造了消灭富农阶级与改造富农分子相结合的办法。采取吸收富农入社的办法，通过同工同酬的劳动，把富农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限制到逐步消灭。实践证明，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采取让富农入社的办法，既稳妥，又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二、对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
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我国依照苏联建立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开始暴露其固有的弊病，于是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说：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他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⑦
为了总结经验，新中国在所有制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大胆提出改革。在利用商品经济问题上，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急于消灭私有制，追求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1956年针对单一所有制、单一计划体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⑧毛泽东表示，只要社会需要，就可以突破苏联单一公有制模式。他反对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提倡发展商品经济和尊重价值法则。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它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
于是我们党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实行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所有制、生产、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等，初步实行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和自由生产相结合的设想。针对苏联“一长制”的弊病，我国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经济体制的探索和改革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却因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三、在工业化道路方面
中国工业化道路虽然也借鉴了苏联建设经验，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确定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要还是从我国需要以现代化装备振兴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出发，并不完全是照搬苏联模式。
苏联经济建设的特点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这也是其二十世纪30年代的成功之处。建国后，党一直把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但却在总结“冒进”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四大平衡理论，这就使经济建设保持合理的速度有了一个标准。
新中国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批评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观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苏为鉴，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鉴于苏联忽视农业、把农民挖得很苦、农业政策竭泽而渔的教训，我们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提出用更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发展，强调要从投资结构入手，正确平衡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手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采取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的方针。避免重犯苏联、东欧轻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改善人民生活的错误。不存在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而是反对苏联重积累、轻消费观点，提出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兼顾。
综上所述，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在经济方面，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同时，不同程度地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具有一些独创性。在我们不熟悉、没有经验的领域，我们在尽量地学习苏联的同时，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不断摸索适合中国的做法。
注释：
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7日。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
③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④[德]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⑤周恩来：《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⑥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
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页。
（作者简介：周萍（1971.03-），女，河南信阳人，硕士，助教，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研究方向：共和国史。）
关键词：学习苏联；经济模式；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确立了苏联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新中国在经济领域受苏联影响最为明显，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苏联经验时也没有全盘照抄照搬，即使是在受苏联模式影响相当大的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计划、统计、物质分配、劳动工资等方面，也有不少东西是根据中国具体情况改进的。当时所采取的统一集中措施及国营企业中对统购、包销等措施的运用，都是以中国的内在因素为依据的。而且，中国的管理体制也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解放后的新情况逐步形成的。中国也未采用苏联推行过的“余粮征集制”和“军事共产主义”。
一、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特别重视，而且还就改造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直接向苏联方面请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是以苏联为榜样的，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认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采取迟缓的速度“就是忽视了苏联的经验”。他重申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①尽管总体目标框架仍模仿苏联，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方法、方针、形式、步骤上，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像毛泽东所说：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②邓小平也这样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大贡献。”③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的确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了足够的“灵活性”。
第一，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响。我们虽然参照了苏联经验，总的目标就是实现农业合作化，但在这个总目标下，我们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有许多自己的独创性，有不同的方法，外国学者称之为独特的毛泽东式的农业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通过强迫命令与剥夺的方法完成的。中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富有特色的过渡形式，这与苏联有很大区别。而且我国在农业改造的具体操作中，也有与苏联不同的地方。如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上，苏联是先抓工业化，后搞集体化，而我们是同时并举；在农业合作化与农业机械化的关系上，苏联是同时进行，我们虽是既要实现合作化又要机械化，但步骤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在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形式和步骤上也不同，苏联是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共耕社并存，我们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我国采取了积极引导，逐步推广，由点到面，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原则，减少了社会阻力与震动，避免了生产力的破坏，有别于苏联一步到位地实行集体农庄，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发展的做法。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列主义的合作理论和我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中国与苏联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没收是唯一的途径。1894年恩格斯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了。”④列宁也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达到社会主义的计划。虽然列宁的计划在苏联没有实现，但对中国共产党人却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俄国未实现对资产阶级的赎买就裹足不前，而是把这个理论加以运用和发展于中国实践。中共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真研究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没有采用苏联没收的办法，把资本家赶走，而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并对原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把资本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双重改造”，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有别于苏联采取暴力手段消灭剥削阶级的做法。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时，都曾对中国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作过明确的论述。1956年7月，周恩来说：“我们是经过合作来实现改造，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⑤1957年7月，毛泽东也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⑥
第三，新中国消灭富农阶级的方法、途径与苏联也不相同。对个体农业的改造，最终要消灭富农阶级。苏联和我国都采取了从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但消灭富农阶级的方法、途径各不相同。在消灭富农的做法上，苏联采取了剥夺富农财产，对富农分子“扫地出门”的驱赶政策。我国没有照搬苏联采用行政手段和暴力措施的做法，而是创造了消灭富农阶级与改造富农分子相结合的办法。采取吸收富农入社的办法，通过同工同酬的劳动，把富农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限制到逐步消灭。实践证明，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采取让富农入社的办法，既稳妥，又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二、对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
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我国依照苏联建立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开始暴露其固有的弊病，于是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说：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他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⑦
为了总结经验，新中国在所有制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大胆提出改革。在利用商品经济问题上，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急于消灭私有制，追求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1956年针对单一所有制、单一计划体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⑧毛泽东表示，只要社会需要，就可以突破苏联单一公有制模式。他反对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提倡发展商品经济和尊重价值法则。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它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
于是我们党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实行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所有制、生产、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等，初步实行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和自由生产相结合的设想。针对苏联“一长制”的弊病，我国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经济体制的探索和改革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却因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三、在工业化道路方面
中国工业化道路虽然也借鉴了苏联建设经验，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确定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要还是从我国需要以现代化装备振兴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出发，并不完全是照搬苏联模式。
苏联经济建设的特点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这也是其二十世纪30年代的成功之处。建国后，党一直把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但却在总结“冒进”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四大平衡理论，这就使经济建设保持合理的速度有了一个标准。
新中国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批评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观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苏为鉴，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鉴于苏联忽视农业、把农民挖得很苦、农业政策竭泽而渔的教训，我们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提出用更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发展，强调要从投资结构入手，正确平衡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手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采取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的方针。避免重犯苏联、东欧轻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改善人民生活的错误。不存在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而是反对苏联重积累、轻消费观点，提出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兼顾。
综上所述，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在经济方面，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同时，不同程度地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具有一些独创性。在我们不熟悉、没有经验的领域，我们在尽量地学习苏联的同时，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不断摸索适合中国的做法。
注释：
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7日。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
③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④[德]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⑤周恩来：《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⑥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
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页。
（作者简介：周萍（1971.03-），女，河南信阳人，硕士，助教，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研究方向：共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