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当天，我们比预约的时间稍稍早到了一些。于是在约定的见面地点San Babila地铁口的Sisley店前驻足，橱窗里是Fabrica于今年米兰家具展和葡萄牙瓷器品牌Vista Alegre的合作项目，两位女艺术家在橱窗里绘制着瓷器。这时身旁一位穿着休闲西服的年轻男子对我们友好地说了声“Hello”，他就是山姆·巴隆。他加入我们，欣赏起橱窗中自己的作品——“设计，需要的不仅仅是观看，更是感受与思考。”橱窗中艺术家们紧握画笔的手、专注的眼神、娴熟的技巧，不间断的表演——驻足观看的同时，“观看”这个动作使观众与展品产生关联。“感谢橱窗里的艺术家，有如会动的雕塑，孜孜不倦地用画笔向我们诠释商业与艺术的态度。”巴隆低声说道。巴隆出生于瑞、法交界的山区，父亲是农民，母亲经营着一间餐馆。孩提时代，来自异域的水果贴纸开启了他的设计灵魂。他常常对细小物件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与敏感。阔别校园后，巴隆开始效力于 Louis Vuitton、Christfole、de Beers等各大品牌。2005年，巴隆应邀成为Fabrica的设计总监，一任就是七年。“我的任务就是‘反叛’意大利，”他笑道，“这个国家太特殊了。自古以来沉淀了绚烂深厚的文化，年轻人却生出如此热情开放的性格，仿佛故意对历史说不。我的任务就是召集各国年轻人，在这片设计沃土上做最前沿、最活跃，属于我们自己的设计。”
　　S=surface B=山姆·巴隆
　　S：今日当我们思考设计，已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生活中充斥着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虚拟世界中的虚拟媒介。“实”与“虚”的概念仿佛前所未有地模糊起来。在您看来，当代工业设计应如何应对这一改变？
　　B：我们谈论的这些都是视觉媒介。也许实体产品可以通过借用这些媒介，以虚拟形式呈现，从而省去真实的制造与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一种新的消费趋势。但诚然，这是极为危险的。设计的使命告诉我们如何制作 “产品”，实体、可触摸的产品比“图像”具有更饱满和深远的意义。譬如当我们谈及一个花瓶，花瓶必须与水共存，因为花瓶存在的本质价值是放花，而花需要水。当我们耽于花瓶的美丽，使之成为一只单纯的摆设，花瓶的功能属性就已经丢失。它成为了一个视觉图像，或者说，一个虚拟态。我们需要反思，而且并没有多余的时间了。这个问题背后是关于个人和公众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个人主义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和谐的共作方式，其结果应是体现为一种不完美的，一种有残缺、会衰老、有生命力的人类共享的产物。也许人们现在有些狂热，但只要耐心等待，世界终会回归真实。
　　S：您的设计在工业设计中体现了手工传统的价值、细节和记忆，堪称小批量哲学或小众设计。在这个趋于模仿和平庸的设计时代，这显得极为可贵。
　　B：在特定的大环境下，设计成为我们消费社会的主角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市场经济引发的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商业化已赋予设计全新的责任，不再仅停留在行业的范畴，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关注。设计师不应是矫揉造作、自我肯定和形式主义，应有能力和义务去关注这个不被安慰的世界，我们需要设计界的但丁。
　　S：似乎艺术对您的设计创作有很大的作用和帮助？
　　B：艺术给我灵感，因为他们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在于他们的创作几乎不需要考虑“用户”，不需要考虑目标价位抑或用户定位。观众要做的是欣赏、阅读和理解，不需要做出反馈。这种极大的自由往往迸射出最原始的灵感，我非常赞赏并羡慕这样的自由。当代设计更如同观念艺术，思想越来越脱离开技术、工业这些硬性的限制，继而转向公众、社会文化，设计在完成了它的经济-市场-技术这个层面的水平扩散后，已开始更深层地渗入，渐渐挣脱了技术枷锁而去关怀人文社会、公益道德。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 “软设计” 时代。
　　S：“软设计”可否单纯理解为剥去科技的硬性束缚，回归情感？
　　B：日本建筑师隈研吾有一句话，“新的科技改变了世界经济和社会，但同时我们的身体却还是柔弱”。我的担忧是如何以这样的“身体”来承受这比上世纪迅猛百倍的科技力量——或许创造这二者之间的和谐，才是当代设计师的任务。这次家具外展的作品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两条主线，一如流水般的灵动，一如磐石般的沉稳。我更愿意把这种过程和尝试称为“未来的设计”，一个不被审判而被讨论的设计。“微”设计时代来临的同时，也呼应了东方设计预言：软设计。无论是微，还是软，在这届设计展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全新却深刻的元素，例如历史、道德和礼仪这些表面上停留于人类心理学范畴的知识，如今已成为衡量与感知设计的一个重要标准。面对未来的设计，家具展给了我们勇气和信心。
　　S：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还是乐观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设计势必会进入世界舞台。不知您对中国设计有何态度？
　　B：在我眼中这有些遗憾：中国拥有着最富有的历史遗产和当代最传奇的动荡故事，思想巨变、经济的腾飞、社会的不均，这本都应成为创作最富饶的土壤。一个有着这样惊人历史的国家应更具批判性和自省意识。中国设计应以一种大国的自信进入世界，而不是以“中国风格”自降一格。在米兰家具展，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中国设计的身影，只是展品更多是展示自我本身，不能统一集中成一个国家的设计形象。我期待中国设计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影响的不应仅仅是市场，更应是世界。
　　S：您的设计表现了一种“再设计”，建立起过去与现今的对话，如同当年的先锋运动，却去除了先锋运动所划的界限。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折衷主义。您可以就这点跟我们谈谈么？
　　B：“新瓶装旧酒”这种“再设计”方式成为了诸多企业品牌的战略发展方向，思维的创新、对经典的挖掘，无论如何也要强于在空泛的形式风格主义中自娱自乐。希望我们都能明白，去营造一个多元开放的设计体系就是为了设计的最根本生存。
　　S：意大利设计在基于文化和理性思考等方面对世界有着深刻影响，但同时亦可感到一丝沉重与保守，您怎么认为？
　　B：我特别认同安德里·布兰兹（Andrea Branzi）的观点：意大利的无尽绚烂源于它延绵不尽的危机。意大利当今也许仍是大师们的天下，但对于年轻人，我仍然强调发展自己的特性，做“有身份”的产品。与其延续与受制于传统，不如开辟新的设计方式，good idea总是有它一席之地的。
　　S：作为一个在纽约、意大利和葡萄牙工作过的法国人，你如何平衡这四个国家在文化、哲学上的交融与冲突？
　　B：各取其长，然后配置一道属于自己的沙拉菜谱（笑）。融合以及取舍是非常重要的，但首先你得品尝，多观察。我们必须明白人们怎样生活，哪些人可能成为我们的潜在客户，并去了解他们的习惯。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了解过程中获得最适宜的方案。设计从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会试着创新，但没有人可以逃掉根植内心的文化影响。回首往事，在孩提时代，我们有意或无意地把许多“碎片”组合，这种方式是具有个人“独一性”的，是一种信息的收集。在我们的设计中一定也会看到某些影子，也许是法国一枚不起眼的醒酒器，或是意大利一个生锈的门钉。
　　S：在您与Fabrica这些年来的创作中，是否对其中某些设计有所偏爱？
　　B：下一个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