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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召开的前一周，贺优琳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贺优琳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只能把媒体采访安排在午饭时间。他用十几分钟时间扒拉几口饭菜，便专注地接受采访。
现任中山纪念中学校长的贺优琳，成为“知名人大代表”缘于2011年两会的一次发言。“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谈话期间，贺优琳数度哽咽，网友因此取其名字的谐音，称他为“忧民哥”。
“忧民哥”的发言从此进放媒体视野，广东省代表团也给予他更多的发言机会。他说，“各级政府在涉及民生方面时应该少用‘让’字，这个字好像是恩赐”，“老实说，去年（2011年）财政部的答复我很不满意，感觉是在敷衍”，“漠视老百姓健康的官员，就要摘了他们的乌纱帽，别就处理几个芝麻官”……
贺优琳讲话直白简洁，表情丰富，说到愤怒时，就瞪圆了眼睛，伸直手指比划。他觉得作为“基层代表”，更应该尽最大努力关注民生问题，“替老百姓讲大实话”。
7年间，贺优琳提交了64份建议，几乎全部关于民生，比如，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二胎；还利于民让利于地方；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解决流动人口异地高考问题……
2013年换届时，贺优琳连任。多年的坚持让他看到了努力换来的变化，有的得到了落实，有的在一点点进步，有的让他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既然有了改变的意识，那就再快一点。”59岁的贺优琳扶了扶金丝边眼镜。
2007年11月，贺优琳代表学校到北京师范大学招聘老师，遇到一位老校友，得知贺优琳在中山市是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老校友鼓励他，“现在在选全国人大代表呢，你努努力？”
贺优琳只当是个玩笑，“那怎么可能呢，做梦都不敢想啊！”
回到中山，副校长告诉他：“市里有人来学校考察过你，好像是要推荐你当全国人大代表。”
贺优琳觉得不可思议，“那可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啊”。
他冷静地琢磨了一下，“中山市户籍人口大概150万，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就两三个，除去市长、企业家，剩下各行各业的基层代表里最多选一个人。况且，之前就有个中学校长当选了，再轮到一个中学校长没那么快的。”贺优琳认为自己不可能被选上。
但很快，贺优琳在广东省人大会上高票通过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兴奋”又“诚惶诚恐”，不断提醒自己，“这不是荣誉，而是责任，一定要珍惜”。
虽然建议不多，但都是他之前认真思考总结的。
比如，在学校里他觉得班主任的工作最辛苦，在自己工作以外还要有很多额外的投入，但津贴却很少，甚至有的学校班主任一个月就只有几千块钱，于是他建议提高津贴水平。
还有，学校里有的家长在法院、检察院工作，无意间跟他抱怨现在工作特别辛苦，人少案子多，总熬夜，影响身体不说办事效率也低。贺优琳听了还专门去了解情况，中山市户籍人口150万，但包括流动人口有320万常驻居民，一些欠发达地区一个人一年办三四十个案子，但是发达地区的工作人员，一年平均要办几百个案。
贺优琳于是在两会上建议增加两院编制。他记得，当时有的代表听了之后举手发言，表示赞同。
后来，中央编制委员会复函，认为贺优琳反映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但也存在一些困境，因为编制是按照户籍人口分配数额的。
贺优琳受到了鼓舞，觉得这样有普遍性的问题，要不断建议、督促。之后三年，他连年提出关于两院编制的建议。直到编制委员会回应，决定给广东省法院增加3000个编制，检察院增加2000个，其中，中山市检察院增加了88个编制，中山市检察长还专门感谢贺优琳。
成功的建议还包括与其他代表共同呼吁增加班主任津贴。教育部后来果然发文大幅度提高标准。中山市班主任津贴每个月不低于400元，有的还涨到了800、1000元。 可这样令人欣慰的顺利是少数。
作为校长，他能够近距离地了解到生育问题对一个家庭的影响，计生罚款滋生的腐败，以及失独家庭的悲剧。
2010年，他提出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二胎的建议。他本以为这样的建议跟老百姓关系十分密切，会得到呼应。没想到，在会上提出时，全场默不作声。
第二年开始，他把口头建议变成了书面建议。国家计生委的回复常令他不满意，甚至有一年没有回复。贺优琳直接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计生委道歉说，“没回应是没了解地址。”贺优琳毫不客气，直接写明对答复“不满意”。
如果代表表示“不满意”，按规定，相关部门要与代表谈话。那一年，计生委的几个司长都来找贺优琳了解情况，并告诉贺优琳，“放心，三中全会之后会有新动作的。”
果然，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贺优琳收到了不少感谢信。其中一封来自一位北京教授，“贺代表，虽然国家的政策进步了，允许‘单独’了，但目前看应该再进步，全面放开。我们很担心你不会再提出来，希望你再提。”这封信还附上一些统计数据供贺优琳分析。
从2010年开始，贺优琳年年提出“还利于地方，增加地方财政支配权”的建议，他觉得现在的财税分成极不合理，地方政府承担主要民生责任，理应拿到更多的财政资金，不能“大头交到中央去，自己只留一点点”。
于是，他希望能够联合粤北、粤东、粤西等欠发达地区的代表联名呼吁，“签个字，形成合力，向中央提议”。可贺优琳吃了闭门羹，他因此有点委屈，“他们可能是觉得这样像是在跟中央叫板，可我也是在为他们牟利啊！”
但贺优琳不放弃，二胎问题、增加地方财政支配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只要没落实，他就连年提；如果有关部门的答复让他不满意，他就穷追不舍。
除了这些提议时遇到的不满，贺优琳在参加两会时，也看到过很多“极不舒服”的现象，因为性子直，看不惯就说，他成了代表中的少数派。
比如，他发现有的代表临近两会，才开始看报纸，“抄几个问题，问一问”，“他们难道事先不做调研吗？”贺优琳有些生气。
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来自某企业的代表，一开会就抢着发言，全是介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会议结束，贺优琳直接对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是人大代表啊，不是企业代言人！”对方被突如其来的指责吓愣了神，一时语塞，默默离开。后来两年，贺优琳还刻意观察这个代表，“表现好点了”。
还有一次，他发现有个代表上会从来不发表意见，下会后，他跑过去说，“几年了啊，我真的还没有看到你说一句话，说吧！说吧！”
面对媒体，贺优琳也直言不讳。人大代表可以凭《代表证》上飞机走贵宾通道，不用排队。“我不喜欢，代表是履行责任的，怎么成了享受特权的？”
2010年，贺优琳第三次参加全国两会，公开表达这些不满，“现在大多数代表都十分敬业，但有个别代表却忙着走访领导，忙着拜会亲友，忙着逛街购物，忙着给自己的企业产品做宣传，令人痛心！我们如果不好好学习，不去认真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怎么可能交出好的建议？怎么对得起纳税人、老百姓？”
有老代表偷偷问他，“贺代表，你不想连任了？”
贺优琳不明白，“什么意思？”
“你当代表没多久就这么敢说话啊？！”“前辈”试着指点贺优琳，“我教你两招，如果你想连任，第一任期就多写少说，交上去了，采不采纳无所谓嘛。到了第二任、第三任你要想说倒是可以多说，反正想连任也难了。”
贺优琳被这样的“好心”气得火冒三丈，“国家每年那么多人力财力开两会，光人大就2800多人参加，开个会容易吗！要你干吗来了！”他既然如此不买账，也就再没人向他支招了。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2013年，贺优琳连任全国人大代表。他因此也很兴奋。“两会也在发生变化”他说，比如鼓励反对声音、基层代表人数增加。他也因此更乐观，只是“希望改变，快一点，再快一点”。
现任中山纪念中学校长的贺优琳，成为“知名人大代表”缘于2011年两会的一次发言。“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谈话期间，贺优琳数度哽咽，网友因此取其名字的谐音，称他为“忧民哥”。
“忧民哥”的发言从此进放媒体视野，广东省代表团也给予他更多的发言机会。他说，“各级政府在涉及民生方面时应该少用‘让’字，这个字好像是恩赐”，“老实说，去年（2011年）财政部的答复我很不满意，感觉是在敷衍”，“漠视老百姓健康的官员，就要摘了他们的乌纱帽，别就处理几个芝麻官”……
贺优琳讲话直白简洁，表情丰富，说到愤怒时，就瞪圆了眼睛，伸直手指比划。他觉得作为“基层代表”，更应该尽最大努力关注民生问题，“替老百姓讲大实话”。
7年间，贺优琳提交了64份建议，几乎全部关于民生，比如，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二胎；还利于民让利于地方；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解决流动人口异地高考问题……
2013年换届时，贺优琳连任。多年的坚持让他看到了努力换来的变化，有的得到了落实，有的在一点点进步，有的让他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既然有了改变的意识，那就再快一点。”59岁的贺优琳扶了扶金丝边眼镜。
2007年11月，贺优琳代表学校到北京师范大学招聘老师，遇到一位老校友，得知贺优琳在中山市是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老校友鼓励他，“现在在选全国人大代表呢，你努努力？”
贺优琳只当是个玩笑，“那怎么可能呢，做梦都不敢想啊！”
回到中山，副校长告诉他：“市里有人来学校考察过你，好像是要推荐你当全国人大代表。”
贺优琳觉得不可思议，“那可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啊”。
他冷静地琢磨了一下，“中山市户籍人口大概150万，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就两三个，除去市长、企业家，剩下各行各业的基层代表里最多选一个人。况且，之前就有个中学校长当选了，再轮到一个中学校长没那么快的。”贺优琳认为自己不可能被选上。
但很快，贺优琳在广东省人大会上高票通过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兴奋”又“诚惶诚恐”，不断提醒自己，“这不是荣誉，而是责任，一定要珍惜”。
虽然建议不多，但都是他之前认真思考总结的。
比如，在学校里他觉得班主任的工作最辛苦，在自己工作以外还要有很多额外的投入，但津贴却很少，甚至有的学校班主任一个月就只有几千块钱，于是他建议提高津贴水平。
还有，学校里有的家长在法院、检察院工作，无意间跟他抱怨现在工作特别辛苦，人少案子多，总熬夜，影响身体不说办事效率也低。贺优琳听了还专门去了解情况，中山市户籍人口150万，但包括流动人口有320万常驻居民，一些欠发达地区一个人一年办三四十个案子，但是发达地区的工作人员，一年平均要办几百个案。
贺优琳于是在两会上建议增加两院编制。他记得，当时有的代表听了之后举手发言，表示赞同。
后来，中央编制委员会复函，认为贺优琳反映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但也存在一些困境，因为编制是按照户籍人口分配数额的。
贺优琳受到了鼓舞，觉得这样有普遍性的问题，要不断建议、督促。之后三年，他连年提出关于两院编制的建议。直到编制委员会回应，决定给广东省法院增加3000个编制，检察院增加2000个，其中，中山市检察院增加了88个编制，中山市检察长还专门感谢贺优琳。
成功的建议还包括与其他代表共同呼吁增加班主任津贴。教育部后来果然发文大幅度提高标准。中山市班主任津贴每个月不低于400元，有的还涨到了800、1000元。 可这样令人欣慰的顺利是少数。
作为校长，他能够近距离地了解到生育问题对一个家庭的影响，计生罚款滋生的腐败，以及失独家庭的悲剧。
2010年，他提出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二胎的建议。他本以为这样的建议跟老百姓关系十分密切，会得到呼应。没想到，在会上提出时，全场默不作声。
第二年开始，他把口头建议变成了书面建议。国家计生委的回复常令他不满意，甚至有一年没有回复。贺优琳直接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计生委道歉说，“没回应是没了解地址。”贺优琳毫不客气，直接写明对答复“不满意”。
如果代表表示“不满意”，按规定，相关部门要与代表谈话。那一年，计生委的几个司长都来找贺优琳了解情况，并告诉贺优琳，“放心，三中全会之后会有新动作的。”
果然，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贺优琳收到了不少感谢信。其中一封来自一位北京教授，“贺代表，虽然国家的政策进步了，允许‘单独’了，但目前看应该再进步，全面放开。我们很担心你不会再提出来，希望你再提。”这封信还附上一些统计数据供贺优琳分析。
从2010年开始，贺优琳年年提出“还利于地方，增加地方财政支配权”的建议，他觉得现在的财税分成极不合理，地方政府承担主要民生责任，理应拿到更多的财政资金，不能“大头交到中央去，自己只留一点点”。
于是，他希望能够联合粤北、粤东、粤西等欠发达地区的代表联名呼吁，“签个字，形成合力，向中央提议”。可贺优琳吃了闭门羹，他因此有点委屈，“他们可能是觉得这样像是在跟中央叫板，可我也是在为他们牟利啊！”
但贺优琳不放弃，二胎问题、增加地方财政支配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只要没落实，他就连年提；如果有关部门的答复让他不满意，他就穷追不舍。
“如果政策能改变，就快一点，再快一点”
除了这些提议时遇到的不满，贺优琳在参加两会时，也看到过很多“极不舒服”的现象，因为性子直，看不惯就说，他成了代表中的少数派。
比如，他发现有的代表临近两会，才开始看报纸，“抄几个问题，问一问”，“他们难道事先不做调研吗？”贺优琳有些生气。
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来自某企业的代表，一开会就抢着发言，全是介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会议结束，贺优琳直接对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是人大代表啊，不是企业代言人！”对方被突如其来的指责吓愣了神，一时语塞，默默离开。后来两年，贺优琳还刻意观察这个代表，“表现好点了”。
还有一次，他发现有个代表上会从来不发表意见，下会后，他跑过去说，“几年了啊，我真的还没有看到你说一句话，说吧！说吧！”
面对媒体，贺优琳也直言不讳。人大代表可以凭《代表证》上飞机走贵宾通道，不用排队。“我不喜欢，代表是履行责任的，怎么成了享受特权的？”
2010年，贺优琳第三次参加全国两会，公开表达这些不满，“现在大多数代表都十分敬业，但有个别代表却忙着走访领导，忙着拜会亲友，忙着逛街购物，忙着给自己的企业产品做宣传，令人痛心！我们如果不好好学习，不去认真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怎么可能交出好的建议？怎么对得起纳税人、老百姓？”
有老代表偷偷问他，“贺代表，你不想连任了？”
贺优琳不明白，“什么意思？”
“你当代表没多久就这么敢说话啊？！”“前辈”试着指点贺优琳，“我教你两招，如果你想连任，第一任期就多写少说，交上去了，采不采纳无所谓嘛。到了第二任、第三任你要想说倒是可以多说，反正想连任也难了。”
贺优琳被这样的“好心”气得火冒三丈，“国家每年那么多人力财力开两会，光人大就2800多人参加，开个会容易吗！要你干吗来了！”他既然如此不买账，也就再没人向他支招了。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2013年，贺优琳连任全国人大代表。他因此也很兴奋。“两会也在发生变化”他说，比如鼓励反对声音、基层代表人数增加。他也因此更乐观，只是“希望改变，快一点，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