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是一个复辟和反动的时期。它介于一七九二年的第一共和国和一八四八年的第二共和国之间。在拿破仑帝国和两个君主立宪制王朝时期，新旧社会力量不断相互拉锯。这种印象容易使人忽视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独特价值。如果把十九世纪上半叶放置于漫长的法国大革命中加以审视，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历史学家孚雷把大革命视为一场漫长的革命。与将大革命的终结定于一七九九年雾月政变的勒费弗尔不同，孚雷将大革命的起止时间定于一七七0至一八八0年。由此看来，大革命并非在第一共和国确立后就完成了——之后共和国遭到旧势力破坏发生了倒退——而是迟至一八八0年才基本完成。法国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因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反动的时期。更恰切地说，这是一个在反思和顿挫中艰难前行的时期。它充分呈现了法国人推翻旧秩序后试图确立新秩序时遭遇的巨大困难。正是这种困境激发了人们对启蒙和革命的深刻反思。思想家们提出各种重建方案，这一时期的法国因而成为政治思想的实验室。
　　阿伦特在比较美国与法国革命时曾感叹：美国革命如此成功，却始终只是一个地方性的重大事件;法国革命“以灾难告终，却成就了世界历史”。阿伦特揭示的这个看似悖谬的事实其实不难理解。美国的独特起源使美国革命的成功难以被简单模仿，而法国在革命爆发时所背负的沉重历史遗产，却是世界上许多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却又渴望变革的国家所必须面对的。大革命及其遭遇的挫折因而具备某种更加普遍的特性。法国大革命虽然远不如美国成功，却始终受到全世界瞩目，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
　　自大革命爆发至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政制如走马灯般频繁更迭。法国人破坏了旧秩序，却未能顺利确立新秩序。政制的动荡，基督教信仰的式微，加上工业化造成的新型贫困，共同促成了政治、道德、社会经济领域的总体性危机。危机促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思想异乎寻常的繁兴。启蒙的乐观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鸿沟，促使人们对启蒙和革命做出反思。与十八世纪受启蒙学说影响的革命话语相比，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政治话语发生重要转变。总体性危机促使这一时期关于政治的思考突破传统的视野，关于民主、宗教、社会问题的思考和争论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思想具有独特的丰富性和深刻的内涵。
　　大革命时期的民主共和派信奉启蒙时期盛行的自然权利学说，尤其是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四年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的雅各宾恐怖政治给法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失控的街头民主和民众涌入议会向议员施压的情形也使人担忧民主会反噬自由。拿破仑借公民投票合法化其军事政变，则令人担心人民会成为野心家的傀儡。民主因而成为后革命时代思想家热烈争论的问题。大革命给法国人提出了两个难题：首先，民主意味着人民或多数的统治。然而如何保证多数的意志能够做出合理的决定，如何弥合平等的政治权利与现实中多数人贫困与无知的鸿沟？其次，人民主权学说对个体自治的承认，赋予了个体摆脱传统的家庭、法律、宗教、習俗等权威的正当性。然而宣扬个体意志的自我统治是否会瓦解维持社会存续所必不可少的权威，或者使个体难以服从合法的权威，滑向任性与自我封闭，从而使社会陷入无序和混乱？
　　十九世纪上半叶，基佐和孔德都反对实行民主政治，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和政界占据主流。他们都提出了重建精英政治的方案。在他们看来，应当认可天然的才能差异并使有才能的人掌握权力，自由不意味着个体意志可以任意行动，应当引导它服从合法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不过基佐和孔德对才能的理解大不相同。基佐把才能等同于理性，在政治实践中，他赞成用纳税额的多寡来衡量才能。他主张将民主限制在民事领域，在政治领域，则让纳税最多的选民定期选举出真正的、开放的贵族，并由他们掌握权力。他还致力于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复兴基督教，促成传统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和解。基佐寄希望于有才德的少数精英和复兴的基督教信仰共同约束和引导个体的意志，终结并完成革命，达成秩序与自由。
　　在孔德看来，拥有财富不能等同于具备才能。对欧洲社会史的研究，使孔德看到当时的欧洲正经历从封建—神学社会体系向实业—科学社会体系的过渡。旧社会体系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社会的力量——军事贵族和天主教士自中世纪盛期开始走向衰落。与他们的衰落相伴随的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实业家和科学家的崛起。在实业—科学社会中，真正的才能是从事实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能力，即通过劳动生产财富和知识的能力。他因而认为在未来的社会，应当由有才能的实业家掌握生产领域的权力，由有才能的科学家主管精神领域的权力。
　　与基佐和孔德这两位出身平民的思想家不同，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反对重建贵族制。他以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敏锐，对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做了一番对比分析。他得出结论说，旧式的有才德的贵族已经消逝，民主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它很难产生真正的新的贵族。对欧洲历史的考察使他意识到基督教世界的平等革命是一场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漫长革命，平等的激情无法阻挡，民主迟早要进入政治领域。在前往英国和美国考察之后，他指出代表欧洲未来的是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美国，而非由开明贵族统治的英国。托克维尔摆脱了同时代法国自由派普遍具有的崇英情结，呼吁七月王朝的统治阶层及早为接纳民主政治做准备，同时加紧教育和引导民主。他强调要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并引导人们正确地运用权利。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与十八世纪的自然权利学说存在关联，不过他小心翼翼地与这个他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抽象文人政治学说保持距离。托克维尔之所以为平等的政治权利辩护，主要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普遍的人权，而是因为对美国社会的亲身观察使他发现：人人普遍行使权利有助于公民养成协作精神和公民美德，并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关联。
　　表面看来，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判断与基佐和孔德很不相同。但仔细分析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法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景并不乐观。托克维尔强调美国在起源上的特殊性：人们在财富和知识方面比较平等，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前乡镇自治已经实践多年并成为民情的一部分，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相互融合。托克维尔分析了有助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运行良好的原因，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民情，其次是法制和地理。既发挥政治功用又与政治分离的宗教是使美国民情纯化的重要因素。托克维尔认为制度有赖于民情的支持，这意味着民主不只是写在法律上的条文，而是无数有美德的公民的日常实践，民情的败坏将使制度的运转出现问题。反观贫富分化严重、有中央集权传统、反教权运动兴盛的法国，托克维尔显然不会对法国民主的前景感到乐观。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法国再度发生从共和转向帝制的悲剧，这加重了托克维尔对法国民主的悲观。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试图探求法国民主的悲剧性命运的根源。他在旧制度的中央行政集权中找到了理解法国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屡次陷入奴役的原因：中央行政集权塑造的社会结构和民情阻碍了法国自由的重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确立，使美国民主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成功典范。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一八四八年遭遇的悲剧性失败，使人们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给民主带来的新挑战。共和国确立了成年男子普选制，然而政治权利的平等使一部分人在社会经济上受奴役的状态更加醒目。对生计无着的人们而言，平等的政治权利只是一句空话。一八四八年六月，工人用起义表达了对共和政府的不满。绝对的财产权的捍卫者与吁求劳动权的工人在这场起义中对决，共和国则在这场对决后不久灰飞烟灭。一八四八年的悲剧事件表明：以个体为本位、把个体置于比社会优先的地位的自然权利学说，难以消弭捍卫绝对的财产权的有产者与吁求劳动权的无产者的对抗。作为一位赞同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面对这场危机时似乎失去了他对未来的预见力。出于对自由的酷爱和对国家成为全能的监管者的担忧，在这场撕裂法国社会的六月起义中，托克维尔成为一个坚决的秩序党人，站在了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对立面。尽管他并没有漠视工人的苦难，甚至提出了一些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但《托克维尔全集》的编者梅洛尼奥认为托克维尔只是“最低限度地”回应了工业化带来的贫困问题。在她看来，对社会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是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追求“社会平等”的潮流兴起后被法国人遗忘的原因。甚至十分赞赏托克维尔的雷蒙·阿隆也对托克维尔对待社会问题的保守态度感到遗憾。
　　一八四八年的事件表明，共和国能否稳固地确立，取决于是否能够解决平等的政治权利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尽管孔德反对民主政治，但他完全有理由被归为那个时代的进步派。事实上，“秩序和进步”正是他的实证主义学说的著名口号。早在一八四八年之前，孔德就揭示了人民主权学说的理论困境：它宣称政治领域的平等权利，却对社会不平等保持沉默。这个以批判旧秩序为使命的学说，有意忽视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差别，以便宣称人人享有普遍的平等权利，然而它抽象地看待人与社会，这使它难以回应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孔德致力于创立一门研究人和社会的实证科学，以弥补人民主权学说的盲点。
　　社会科学首先要打破的是人们关于自然权利的执念。孔德关于社会的实证研究表明，并不存在一个先于社会的自然状态，以及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享有自然权利的自足个体，这些只是致力于批判旧秩序的启蒙哲人想象出來的抽象物。人从来就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社会状态才是人的自然状态。那些表面看起来是纯粹个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哪样不是社会成员之间分工协作的产物。每个人都得益于与同时代人和此前的无数代人的劳动分工，因而每个人都负有扶助其他社会成员的义务。
　　以社会科学的名义，孔德批评了那些捍卫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个人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荒谬。与此同时，他也反对那些主张均贫富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在孔德看来，他们不了解社会运行的科学规律，他们对个人自发性的完全否定和对绝以社会科学的名义，孔德批评了那些捍卫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个人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荒谬。与此同时，他也反对那些主张均贫富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在孔德看来，他们不了解社会运行的科学规律，他们对个人自发性的完全否定和对绝对平等的追求，会阻碍实业和科学的发展。孔德认为在实业科学社会中，当没有外力强行干预社会进程时，有才能的实业家自然地会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并掌握统治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须干预实业生产领域的竞争。对这种竞争的放任自流将会导致社会陷入弱肉强食和财富寡头的专制，从而使共和国徒具形式。
　　那么应当如何干预？孔德反对同时代那些试图通过暴力行动重组社会的革命派。他认为这些人是不了解社会科学的乌托邦主义者。在他看来，仅仅抱持某种良善意愿就投身变革社会的政治行动是危险的和意志主义的。社会变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认识并尊重社会事实以及事实中隐藏的规律。只有以社会科学为指导的政治行动才是和平有序且富有成效的。孔德设想确立一个独立的精神权力来节制和约束实业领袖的世俗权力，正如中世纪盛期的教会节制和约束王权一样。掌握精神权力的应当是同时独立于世俗权力和公共舆论的、熟谙各门类科学知识的实证哲学家。在他的晚年，孔德呼吁富有同情心的妇女和富有行动力的无产者加盟精神权力，与富有理性的哲学家形成新的三位一体。
　　孔德期待通过广泛传播社会科学和实证哲学，教育和引导公共舆论并得到它的支持。当精神权力由此获得足够的权威，它就可以独立于世俗权力掌管国民教育。对无论性别和贫富的公民的普遍教育，将培育人们的社会情感，使其更恰当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更合理的财产权观念，并认识到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孔德在晚年甚至赋予了他的学说以宗教的形式。他期待借助他创立的实证宗教—人道教的实践，更好地完成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
　　由上述不难理解为何孔德的学说在第三共和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一八四八年的第二共和国一样，第三共和国也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挑战：一边是强调个人的自发性和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另一边是对社会不平等感到不满并试图用暴力夺权重组社会的革命派。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在这两者之间努力探索一条和平改革的中间道路：他们在承认“私有财产”的同时引入了“社会财产”的概念。通过向私人财产征税得到的“社会财产”，将用来补偿那些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受到损害的人们，得到这种补偿的权利被称为“社会权利”。共和派为社会权利辩护所依托的理论，如第三共和国的著名政治家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的团结主义（solidarisme） 强调了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以及个体欠社会的“债”。从这个理论中，不难看出孔德开创的社会学为共和国解决社会问题带来的困境做出的理论贡献。如果说，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使他成为民主的“先知”，孔德的社会科学则预告了赋予人们社会权利并设立相应的社会机制保障这一权利的“社会共和国”的确立。
　　尽管本文论及的三位思想家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重要共识：对培育民情的重视。大革命时期政制的频繁更迭，使许多思想家认识到制度需要得到民情的支持方能稳固存在。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具有明显的道德色彩，他关注公民美德的培育，尤其重视宗教在缓解物欲、滋养仁爱和淳化民风方面的功用。基佐认为自由的制度本身并不自足，它要求人民付出很大的一部分行动和责任。因而培育公众的道德和维护宗教生活至关重要。孔德以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强调了民情的重要性。他声称只有当实证道德教育培育出了良好的民情，共和国的政治重组才可能最终获得成功。对民情的重视使三位思想家对政治的思考突破了传统的偏重关注政制的视角。他们将社会状况、财产问题、家庭关系、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情感心态等都纳入了政治思考的范围。
　　此外，上述三位思想家都摒弃了激进革命派与传统决裂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们也与极端保守派“激进”地捍卫传统的态度保持距离。例如基佐和孔德虽然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但都注重对欧洲文明演进的历史研究。通过揭示历史的延续性，他们试图使同时代人感受到自身与传统的关联。他们不是要完全丢弃传统，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此他们努力使传统的原则与新时代的知识、利益和需求相调和。
　　大革命后政治话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转变，当属实证和科学的方法被用于研究政治与社会。在十八世纪，实证和科学的方法已经深入人心，但基本上只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大革命后，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思想家纷纷批评启蒙政治学说的“抽象性”。启蒙哲人思考政治的出发点是他们想象中的“自然状态”，以及“自然状态”中拥有理性和权利的个体。十九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家大多认为，这样的个体不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中的，而是“抽象”的，因而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出的政治蓝图必定也是一种“抽象物”。由于这种政治蓝图与具体的特定的社会条件不相符，因而必定难以持存。当某个党派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强制推行这种政治蓝图时，它必定会遭到来自社会的抵抗。这样就会使社会走向混乱与对抗，而不是自由与和平。
　　孔德倡导用科学和实证的方法替代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摒弃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回归到社会事实本身来思考政治。十九世纪上半叶之后，实证和科学的精神逐渐渗透到各种思潮当中，促成了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经验的互动，这有助于法国社会形成稳健务实的“中派”。正是在本文所论及的三位思想家及其同时代人的持续努力下，法国才得以逐渐摆脱极左与极右二元对抗的政治斗争模式，告别长期的政治动荡，最终确立了较为稳固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