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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民生和发展问题。其决策过程并非是由政府单方面促成，
而大多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公益倡导等方式来影响相关法规和社会政策的创新，
促进受助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
“现代慈善的意义就是公民公益。无法否认，有什么样的公民，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中国的转型正蕴藏于每个参与公益的普通人的转变之中。”
“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殊。但邓飞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做到，让各种各样、更多更大的政策，在普通人的引领下进行改变，进行提升。”
5月29日，在无锡举行的第七次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用一个“公民公益”的典型案例开场，并指出“慈善正在影响社会体制改革，它会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百人论坛”，是一个徐永光、王振耀、杨团、陈健民、冯燕等数十位公益“大佬”齐聚的盛会。回顾往届，议题从“富人慈善之道”到“透明度与公信力”等，每次都针对慈善领域发生的时弊。
而本次论坛将貌似空大的“现代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定为主题，在现场引起了一阵唏嘘。
面对《民生周刊》记者的提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秘书长杨团的回答是，“狭义来说，影响社会体制的改革，即是对公共政策的触动。慈善，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一种柔软的力量
“两年前，他做免费午餐6个月，国务院确立了新的政策；去年，他做儿童大病医保，今年很有可能激发国务院去推动全民的大病医保；现在，他又开始做中国水危机。”说到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公益公民”邓飞，王振耀总是充满赞许。
对于了解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儿童大病医保的社会公众来说，“邓飞”不是一个陌生词汇。从揭黑的调查记者到公益志愿者，在两个身份的切换间，他利用微博与微信煽动了民意的翅膀。
提起免费午餐设立的缘由，邓飞回忆起2011年2月，在一个颁奖晚会上，邻座的支教女教师聊到，她所在的学校没有午餐，每到吃午饭时，因为无法面对学生们渴望的眼神，不得不跑去教师宿舍吃饭。
“她受不了孩子们的眼神，我受不了这个故事。山区的孩子不能在下午上体育课，因为他们会晕倒。”他讲述到，“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我没有能力改变，一个孩子一年吃饭需要800到1000元，这么多孩子，连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
半个月后，邓飞带着深圳一位企业家资助的2万元进入贵州山区；当年4月2日，贵州省黔西县沙坝小学启动免费午餐，成为全国第一所享受免费午餐的学校。
设立之初，赞许与质疑同存，转折发生在6个月后。就在众人围绕免费午餐筹款是否合法、如何长效发展等疑虑展开讨论时，高层的声音悄然而至。
2011年10月26日， 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680个县（市）开始试点，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对特困地区学生每日餐补3元。
至今，在500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的支持下，该项目在全国200多所农村学校扎根。
“这是最典型的案例，民间公益逆袭了社会体制，推动了中央政策的颁布。”王振耀认为，“免费午餐”是“营养补助”的重要推力，更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成功范例。
今年3月底，当《民生周刊》记者再次见到邓飞时，他提到今年的计划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开设免费午餐，“截至目前，通过各种形式，免费午餐已经筹款5700万元，今年还有两三千万元的目标，看看能不能突破一亿元。”
公民公益时代的到来
2012年7月，邓飞联合众多公益人士再次发力，儿童大病医保项目在北京启动。仅一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落实后，参保的大病患者在通过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的报销金额可达50%以上。
一次次逆袭公共政策成功后，邓飞把自己比作一尾搅局的鲇鱼。“我们就是一尾鲇鱼，把这个水给搅浑了，把这个局给搅活了，把规则给改了，把气氛给带动起来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会影响公共政策，民间公益与政府互动的“切合”仍然屈指可数。对此，王振耀持乐观态度，“不要怕小，不要怕困难，每个公民只要去做，就会越来越好。”
源于实践，邓飞也认同王振耀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去服务公众，只要有一个好的创意，就可以变成一个发起人，一个慈善家。“比起愤怒的力量，还有一种柔软的力量、联合的力量，像小溪般，汇聚起来就能迫使改变发生。”
据了解，两年来，免费午餐通过互联网团结了无数的年轻人和妈妈群体，通过在天猫上出售虚拟产品，一年帮助该项目筹款1000万元。即集合每个普通人一块钱的力量，像雪球一样滚大，把公民的公益变成一个现实。
“一个公民公益的时代正在到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朱健刚判断说。他举例道，如果说汶川地震救灾使得志愿者被社会主流所认可，那么芦山地震救灾让公众看到了组织化的民间公益力量的兴起。
在朱健刚看来，市场经济推动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这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而且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公益，实质就是公民公益，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
“现代慈善的意义就是公民公益。无法否认，有什么样的公民，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中国的转型正蕴藏于每个参与公益的普通人的转变之中。”
撬动社会体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公益“逆袭”社会体制的同时，国家政策层面对于现代慈善这一舶来品的认知与接受也在逐渐改变。
“中央财政连续两年预算2亿元专项资金采购社会组织的服务项目；2012年2月，中央发文支持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2013年3月，国务院决定取消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今年，慈善事业写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王振耀说起了公益组织成长环境的变化。在他的设想中，有了政策“正名”的慈善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类型，会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承载体，无疑也是社会管理体制的参与者。
此外，各位公益“大佬”在“百人论坛”中，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中国已进入到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
这一认定的数字依据是，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并朝着人均GDP 1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水平迈进。“它意味着我国社会整体格局将迎来重新调整，在国家战略、政府职能与社会理念方面都面临着全面转型。”
他们介绍到，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结构急需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亟需官民之间能够良性互动，防止解决矛盾的暴力化倾向，形成理性的公民秩序。
“比如，整个社会面临着老龄化与儿童、残疾人照料等诸多问题，社会体制中缺乏基本的载体来容纳各类社会建设要素。谁来解决？”王振耀说道。
针对这一问题，朱健刚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公民公益才可以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它培育慈善组织，培育积极公民。“因为它可以给普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一条柔性、理性的管道。”
他进一步解释道，社会政策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民生和发展问题。其决策过程并非是由政府单方面促成，而大多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公益倡导等方式来影响相关法规和社会政策的创新，促进受助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
“像邓飞那样，作为公益人，带领公益组织，对政府表达、要求、沟通，使得政府能够调整政策，改变制度。”
而大多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公益倡导等方式来影响相关法规和社会政策的创新，
促进受助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
“现代慈善的意义就是公民公益。无法否认，有什么样的公民，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中国的转型正蕴藏于每个参与公益的普通人的转变之中。”
“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殊。但邓飞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做到，让各种各样、更多更大的政策，在普通人的引领下进行改变，进行提升。”
5月29日，在无锡举行的第七次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用一个“公民公益”的典型案例开场，并指出“慈善正在影响社会体制改革，它会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百人论坛”，是一个徐永光、王振耀、杨团、陈健民、冯燕等数十位公益“大佬”齐聚的盛会。回顾往届，议题从“富人慈善之道”到“透明度与公信力”等，每次都针对慈善领域发生的时弊。
而本次论坛将貌似空大的“现代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定为主题，在现场引起了一阵唏嘘。
面对《民生周刊》记者的提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秘书长杨团的回答是，“狭义来说，影响社会体制的改革，即是对公共政策的触动。慈善，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一种柔软的力量
“两年前，他做免费午餐6个月，国务院确立了新的政策；去年，他做儿童大病医保，今年很有可能激发国务院去推动全民的大病医保；现在，他又开始做中国水危机。”说到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公益公民”邓飞，王振耀总是充满赞许。
对于了解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儿童大病医保的社会公众来说，“邓飞”不是一个陌生词汇。从揭黑的调查记者到公益志愿者，在两个身份的切换间，他利用微博与微信煽动了民意的翅膀。
提起免费午餐设立的缘由，邓飞回忆起2011年2月，在一个颁奖晚会上，邻座的支教女教师聊到，她所在的学校没有午餐，每到吃午饭时，因为无法面对学生们渴望的眼神，不得不跑去教师宿舍吃饭。
“她受不了孩子们的眼神，我受不了这个故事。山区的孩子不能在下午上体育课，因为他们会晕倒。”他讲述到，“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我没有能力改变，一个孩子一年吃饭需要800到1000元，这么多孩子，连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
半个月后，邓飞带着深圳一位企业家资助的2万元进入贵州山区；当年4月2日，贵州省黔西县沙坝小学启动免费午餐，成为全国第一所享受免费午餐的学校。
设立之初，赞许与质疑同存，转折发生在6个月后。就在众人围绕免费午餐筹款是否合法、如何长效发展等疑虑展开讨论时，高层的声音悄然而至。
2011年10月26日， 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680个县（市）开始试点，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对特困地区学生每日餐补3元。
至今，在500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的支持下，该项目在全国200多所农村学校扎根。
“这是最典型的案例，民间公益逆袭了社会体制，推动了中央政策的颁布。”王振耀认为，“免费午餐”是“营养补助”的重要推力，更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成功范例。
今年3月底，当《民生周刊》记者再次见到邓飞时，他提到今年的计划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开设免费午餐，“截至目前，通过各种形式，免费午餐已经筹款5700万元，今年还有两三千万元的目标，看看能不能突破一亿元。”
公民公益时代的到来
2012年7月，邓飞联合众多公益人士再次发力，儿童大病医保项目在北京启动。仅一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落实后，参保的大病患者在通过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的报销金额可达50%以上。
一次次逆袭公共政策成功后，邓飞把自己比作一尾搅局的鲇鱼。“我们就是一尾鲇鱼，把这个水给搅浑了，把这个局给搅活了，把规则给改了，把气氛给带动起来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会影响公共政策，民间公益与政府互动的“切合”仍然屈指可数。对此，王振耀持乐观态度，“不要怕小，不要怕困难，每个公民只要去做，就会越来越好。”
源于实践，邓飞也认同王振耀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去服务公众，只要有一个好的创意，就可以变成一个发起人，一个慈善家。“比起愤怒的力量，还有一种柔软的力量、联合的力量，像小溪般，汇聚起来就能迫使改变发生。”
据了解，两年来，免费午餐通过互联网团结了无数的年轻人和妈妈群体，通过在天猫上出售虚拟产品，一年帮助该项目筹款1000万元。即集合每个普通人一块钱的力量，像雪球一样滚大，把公民的公益变成一个现实。
“一个公民公益的时代正在到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朱健刚判断说。他举例道，如果说汶川地震救灾使得志愿者被社会主流所认可，那么芦山地震救灾让公众看到了组织化的民间公益力量的兴起。
在朱健刚看来，市场经济推动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这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而且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公益，实质就是公民公益，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
“现代慈善的意义就是公民公益。无法否认，有什么样的公民，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中国的转型正蕴藏于每个参与公益的普通人的转变之中。”
撬动社会体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公益“逆袭”社会体制的同时，国家政策层面对于现代慈善这一舶来品的认知与接受也在逐渐改变。
“中央财政连续两年预算2亿元专项资金采购社会组织的服务项目；2012年2月，中央发文支持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2013年3月，国务院决定取消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今年，慈善事业写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王振耀说起了公益组织成长环境的变化。在他的设想中，有了政策“正名”的慈善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类型，会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承载体，无疑也是社会管理体制的参与者。
此外，各位公益“大佬”在“百人论坛”中，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中国已进入到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
这一认定的数字依据是，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并朝着人均GDP 1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水平迈进。“它意味着我国社会整体格局将迎来重新调整，在国家战略、政府职能与社会理念方面都面临着全面转型。”
他们介绍到，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结构急需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亟需官民之间能够良性互动，防止解决矛盾的暴力化倾向，形成理性的公民秩序。
“比如，整个社会面临着老龄化与儿童、残疾人照料等诸多问题，社会体制中缺乏基本的载体来容纳各类社会建设要素。谁来解决？”王振耀说道。
针对这一问题，朱健刚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公民公益才可以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它培育慈善组织，培育积极公民。“因为它可以给普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一条柔性、理性的管道。”
他进一步解释道，社会政策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民生和发展问题。其决策过程并非是由政府单方面促成，而大多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公益倡导等方式来影响相关法规和社会政策的创新，促进受助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
“像邓飞那样，作为公益人，带领公益组织，对政府表达、要求、沟通，使得政府能够调整政策，改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