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政界与哲学界曾用“一分为二”压制过“合二而一”,搞得哲学界马翻人仰。后来拨乱反正了,人们又不大讲“一分为二”了。其实,“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都是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中所常见的。把“一分为二”当成打人的棍子,不是“一分为二”自身的过错。早在没有用“一分为二”压制“合二而一”之前,《黄帝内经·太素》的撰写者就提出:“一分为二,谓天地也。”南宋的朱熹也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因此,大可不必矫枉过正,避讳“一分为二”。
　　就拿咱人来说吧!不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都会有正确和错误。各人正确和错误的比例自然有高低之分。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质变,这犹如水热到沸点会变成气体一样,错误多了、重了,会被人指为坏人;正确多了,大了,也会被人赞为巨人、高人。成了巨人之后也并不等于时时正确、处处正确。“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既然客观存在有“两点”,那么,我们在写人物、在反映这个客观存在时,就不应当只写“一点”,而应当坚持写“两点”。这是不是调和折衷呢?不是的。这样写才会更真实,更有说服力,更有教育意义。不然,坏人一直坏,那坏人就是先天的。我们先天不坏,还要警惕、还要学习、还要受纪律约束吗?好人什么都好,走出娘胎的动作都具有先进性,咱还能学得上吗?不坚持“一分为二”地写人物便失去了写作的目的。
　　近年在描写坏人做好事方面似乎放宽了尺度。坏人的照片可以见报、可以上银屏了,坏人在没有变坏前的功绩也可以渲染了。尽管尚不充分,仍有对党外的老坏人从宽,对党内的新坏人从严的现象,可是,进步还是很明显的。问题是对好人的缺点错误,尤其是对当代好人的缺点错误,包括对已故好人的缺点错误写起来仍有不小的顾虑。这不是对历史的郑重态度。
　　说实在的,在写人物时完全没有骇怕“一分为二”的必要。你以为今天不讲,明天也没人讲了。你以为此处不写,别处就没人写了。心理学上有一种缄默症,那就是在没有语言器官损伤和智力发展障碍的情况下,表现出沉默不语。患这种缄默症的往往同时患有“违拗症”,喜欢同人闹别扭。讲历史的事情也是这样,“大广播不发达,小广播一定发达”。
　　小广播会跟你过不去。而小广播一传十,十传百,必然产生放大效应。甲对乙说:张家的鸡生的蛋很大。乙听了以后对丙说:张家的鸡生的蛋像鸭蛋那样大。丙对丁说:张家的鸡生了个鸭子。于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就出来了。今天歪曲历史的现象很严重,无中生有的文章也出来了。这种“违拗”不能不认为同某些地方的“缄默”有关。歪曲历史与不按照“一分为二”写历史有关。与其事后让它走样不如事前把它讲清楚。
　　想想看,各人讲各人好的一面,自鸣得意。别忘了好与不好是相比较而言的。要讲自己、或自己的采访对象,或自己的传主如何如何好,就难免把别人的不好讲出来。而这“不好”又恰是有人最避讳的。因此,在读书人面前无机密,只要把各种书比较着看,就能把他们东躲西藏搞出的、片面的“一点论”变成活生生的、全面的“两点论”,就能把各种所谓的“机密”解出来。
　　不能“一分为二”地写人物,有时不完全是传主的本意,而是作者觉得不是“高大全”就很难写得好。殊不知,只有如实地、“一分为二”地写人物,文章才会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历史本身是“一分为二”的,人物自身也是风雨兼程走过来的,我们只有“一分为二”地如实写出来,才是好文风,好作品。
　　 (作者为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