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田中正俊（一九二二——二○○二）一九四三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是年，他作为“学徒出阵”（学生兵）应征编入福井县敦贺步兵连队，后转入航空兵地勤服役，曾前往菲律宾、台北等地值勤。一九四六年退伍，次年复学，并于一九五○年毕业。自一九五四年始，先后在横滨市立大学、东京大学、信州大学、神田外国语大学任教，并长期兼任东洋文库研究员。他既是亲历“二战”的老兵，又是颇具良知的学者，他一生著述颇多，尤以《战中战后（增订版）》和《东亚近代史的（研究）方法》最具影响。中译本《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以下简称《战中战后》），正是精选翻译此二书中之若干经典篇章而成。
　　“战争体验”是《战中战后》的理论主体与作者表达的思想主旨。首先，在究竟怎样的“战争体验”才是实质性的、具典型意义的问题上，田中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立场与对自己的“体验”所做的反省作为媒介，谦虚地向更多的、广义上的“战争体验”学习。其次，在如何辨别何者为实质性的、典型意义的“战争体验”命题上，田中又指出，不能仅限于表面的实际感受与“感动”，而应该从中获得并提高对“战争与和平”本质的、普遍性的理性认识。否则，就只能停滞在感性认识阶段，不仅不能获得正确公允的认知，而且有可能连悲惨的“战争体验”，或由此而得到的感性认识，也会与好战的、反动的“悲壮感”混为一谈。日本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经历与教训。而且，决定这种理性认识及理论实质的，就是“战争体验”之后直至战后的今天，与我们“争取和平实践”中各个方面紧密相关的东西。最后，田中还强调，作为上述普遍性的、理性认识上的“战争与和平”理论，绝不应该是简单的、抽象的甚至空洞的“理论”，而应是由各自的、不同人的体验和广泛的史实作为具体内容构成的理论，必须是作为“历史认识”的理论。只有以这种“历史认识”为媒介，反思者才有可能把“战争体验”作为真正的近代日本的“历史的经验”。基于以上透彻认识，田中将“战争体验”分为四个方面予以考察：一是后方军人在战争中的情状；二是前线军人特别是牺牲者在战争中的处境；三是未参战一般平民在战争中的境遇；四是被侵略国家人民在战争中的遭遇。
　　田中的“战争体验”理论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亦关涉到诸多的文本阐释，本文仅就一个简单的事实，也可能是一个被大多数日本国民都忽略了的问题——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究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典型意义的”“战争体验”——予以讨论。
　　毋庸置疑，任何战争都是非常惨烈的，这一点只有置身于战场前线者最刻骨铭心。田中本人“具有四年的战争经历”，亲历过许多的悲恸场面。他说，“这中间，我自身目睹的惨状，饱尝的痛苦和侮辱，至今连我的家属都不知晓”。入伍之初，田中在参加发放军装和举行出征仪式时，突然痛切地想起一首曾偶然接触到的无名氏创作的歌：“军装还散发着新的气味，这就出发了。可怜的生命啊，尚能有几时？”军官对新兵们训示道：“你们中间将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沉没，你们要做好这样的精神准备。”这句话可以说是当时新入伍者对战争未来及自己命运的唯一确切的判断，而且完全被后来残酷的现实证明了。据田中回忆，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亚洲太平洋战争失败止，仅与他同班的二百五十名“学徒出阵”者，就有将近三成战死。
　　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装载着包括田中在内数万名士兵的由十七艘运输船只组成的队伍，自大阪出航开赴战场。在运输船上，田中就开始感觉到死神随时都可能降临。他们被置于渗水的像蚕室一样的船舱底部，几乎每天都见到用白布裹着的尸体从船尾被抛入海中。田中目睹身边的一个中年补充兵，只能靠从战友口中喷出的水雾维持着生命——那已经看不清任何东西的痴滞的眼神，一辈子都深印于田中的脑海之中。恶劣的自然气候，污浊的生活环境，简陋的食物补给，军官的殴打奴役，都有可能导致死亡。更为可怕的是，他们随时可能受到美军的鱼雷、炮舰和飞机的袭击。田中他们这支十七艘船只的队伍，在美军鱼雷的攻击下，最后只有三艘到达了目的地马尼拉。十二月二十二日，田中又乘坐由十二艘运输船只组成的队伍离开被他们视若“已化为人间地狱”的马尼拉，可他们于一九四四年底最后一天的黎明时分逃进台湾高雄港时，又仅存三艘了。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国家征用而沉没的商船，共有两千五百艘，总吨位八百万吨。牺牲的船员共六万余人，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三。而且这些死者及其死亡时的详细情况至今仍是个模糊概念。曾亲面战争死神、被美军俘获、战后成为著名文学家的大冈升平在《礼智战记》中，对日本士兵临死前的绝望心情有如下描述：“哪里都找不到活路。也许可以活到七十岁或者更长的生命，却只有二十五岁就完结了，一种痛彻肺腑的必死的预感，压倒了年轻的士兵。在雨和火的后面，美国兵走过来并从身旁经过。但是由于日本士兵已没有了去路，只好成为狙击兵蜷缩在蛸壶之中，结果全都成了美国兵挥动着的火焰喷射器的牺牲品。”
　　田中还记得，当他们这些带着疲劳与困惫的士兵们侥幸爬上吕宋岛时，却又被立即抛向缺乏武器和粮食补给的第一线——日本军队的基本战争方针向来是“粮食来自敌方”。所以，当战斗出现僵持时，士兵首先面临的就是饥饿，随之而至的则是疾病之苦和精神错乱。一九四四年秋，田中因冲心性脚气病、重伤寒和赤痢等疾病住进了位于马尼拉郊外奎松（Quozon）的第十二陆军医院。该医院最盛时拥有两千多名工作人员，上万名伤员，每个房间要住一百多病号。只有一块白薯的菜粥和飘着野草叶的盐汤，就是伤员的“营养”餐。田中刚入院时，左邻的床上，躺着一个不知病因、皮肤与肌肉都僵硬了的人。此人与许多伤者一样，由于营养失调，很快便倒下去了。田中右邻床上躺着一个从礼智（Leyte）岛运来的士兵，来时已经昏迷不醒，连姓名还没弄清楚就死了。这个士兵整整经过一天一夜剧烈的喘息才断气。军医说，直到死时他都像是在继续跑着马拉松。另有一个伤兵，他死时好像是在战场上用肩托着炮身一样，不停地喊着“嗨哟、嗨哟”而气绝。还有个伤员拒绝进食医院的任何饮食，终日凝然地伫立在窗前，一发现院子里有蜥蜴，就突然跑去捉来吃。这显然是由于过分痛苦而招致精神错乱的结果。逐渐地，医院伤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摆放在走廊上的担架，也就成了他们临终的地方。只有从病房运走的死者，却没有康复出院的人。田中每天晚上都听到那些被送进医院伤者的凄惨叫喊，一种绝望的气氛包围着那些迎接死亡的人们，他们最后的话大多是“我有孩子，我不能死啊……”之类牵挂家属的话语。
　　曾经驻守于马尼拉近郊克拉克空军基地的西原敬氏，在描述日本军队惨败的凄情痛状时写道：美军在吕宋岛登陆。日军守备的克拉克基地和马尼拉陷落了。……在热带丛林中辗转了三个月，人人干瘦得不像样子，身体衰弱到拿不动一点重的东西。铁帽子扔了，手枪扔了，军刀扔了，最后连手提饭盒也扔了，只把铁水壶、布袋、罐头盒和准备自决用的手榴弹系在腰间。军靴的底子掉了，只有脱下死去战友脚上的靴子替代；食品没有了，只有从死去战友的布袋中寻找。丛林的低洼处、水边零乱堆放着尸体，散发着腥臭味。穿过密林到了丘陵地带，肮脏得皱皱巴巴的只遮着兜裆布的尸体，一望无边地堆放着。……人在临死时，先从内脏开始腐烂，随着呼吸吐出腐臭。苍蝇聚集着，动弹不得的伤员们的鼻子和嘴角都生了蛆。当蛆爬上眼睛时，他们的呼吸便停止了。
　　与田中同年出生的学生兵、战后曾任日本法政大学校长的阿利莫二氏，在其《吕宋之战——死亡谷》中的描述则更为凄惨：前线官兵吃野鼠、小鸟、蝌蚪、地虫、百足虫，甚至同胞的尸肉；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予以就地“处置”（“处置”是当时日本军队中的特定用语，指“杀死患者”）；强迫随军妇女“自决”（即“集体自杀”）；因被仇恨而背后遭遇同胞的“黑枪”等等。阿利莫二氏感叹道：“有这样的战争吗？在吕宋岛的战场上，有多少人都嘟囔着这句话啊！大家对国家领导人是多么憎恨啊！我没有勇气说同胞是在白白送死，但我不能不告诉大家，多数人根本不是喊着什么‘万岁’而牺牲的，他们是含恨而死的。这里所说的‘万岁’，自然是说‘天皇陛下万岁’，可我在战场上，也亲眼送别过许多死者，却从未见到有哪一个人是喊着‘天皇陛下万岁’死去的。”据统计，自一九三一年九月“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爆发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太平洋战争失败，日本军死亡人数达二百三十多万。而且，这些死者还牵涉到妻子、父母、兄弟、姊妹等许许多多的人。全国各地无法忘却这种悲痛的遗属的总数，远远多于战死者。面对这种无奈的结局，田中指出，战争要求牺牲，然而即便是把战争作为前提，那么牺牲也只能是作为其结果而带来的战争的必然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