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大的惊吓都是好的，只要命在，像什么蹦极跳、过山车，玩过之后都有类似恐怖片带给人的满足感。直立行走的死尸，躲在墙缝里的异形生物，住在一墙之隔的吸血鬼……动物伪装出可怕的模样是为了恫吓敌人，而更高等的人类，却善于虚构出可怕的东西来取悦自己。
　　现实中，至少理論上，谁都有这方面的需要。但也有例外：加沙人不需要，他们每天都过着恐怖片里的日子;一线警察、士兵什么的不需要，他们想来一发极限体验不难;法医和部分医生不需要;柬埔寨有个靠拆地雷谋生的老汉也不需要—还有，我能想到的，社会新闻条线的记者大概也不需要。
　　袁凌的新书书名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意思可以有两种：第一，他出于某些原因频繁地出生入死;第二，他见识了太多人的死。在序言中，袁凌是这样阐释的，这几句话在我看来既诚又真：
　　“我们这代也终有一死，我不可能永远做一个幸存者，死亡的筛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比童年时就掉队的伙伴们走得更远几步……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
　　他真的见识了太多人的死，少数时候，比如《溺》一篇中写到的溺水的经历，则是自己九死一生：“我的世界漂浮起来了……我马上沉落，到了水下。我包在模糊的水体力，就像一些水珠和气泡从我这里升上去，一些隐约的光线在头顶闪烁，似乎非常遥远，而幽暗的沉落的深处离我非常近。”这少数支起了多数，让我感到，他的平静语调不是因见惯了死人、听惯了死讯而神经麻木的结果，相反，他是在表达敬畏。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里说到，渔家把逝者放在大木筏上，沿河顺流推下，每到一处，岸上人便肃立注目—此即惯看滔滔川流之人平和而庄重的生死观。
　　但我也知道，这是理想状态，多数情况下，自然资源既不充足，又非唾手可得，人必须饲养、采集、加工、分配，为此而结成组织，建立社会，进而又有了更多的需要：居住、教育、交通、娱乐，等等。我们的餐饮、起居、生存方式都变得复杂起来，死法也跟着多样化，以至于“来自尘土、归于尘土”这一庄肃的死的本质，被死法本身抢去了风头：病死、溺死、饿死、冻死、吃毒物而死、开石板被砸死、被炸药炸死、火灾烧死、气噎塞胸死、无人能说明白的死……围绕它们传出的信息，又源源不绝地被口耳相传，版本不一，让人觉得奇趣盎然，世界精彩。
　　袁凌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他的书可能会吸引来大量“围观性读者”。他们会把它看作一种类似法医报告或刑侦手记之类的东西，如同平时在新闻报道里看悲剧，仅仅是出于猎奇和凑趣。涉世太深的新闻记者，几乎是写不来喜剧结尾的，他们大多愤世嫉俗，因报道受害者经历太多而感同身受，宁愿在人们眼前堆增悲伤的故事。而很多人爱看这些，并非为了在怜悯和恐惧中排斥残忍，相反，他们还会感到喜悦：那人死了，我还活着！—几近看恐怖片的心理。
　　我只能确信袁凌绝不取悦任何人。他这样的记者有个共同的理念，就是相信“见证”，相信“写下就是永恒”。人死一去何须归？留下遗言的记录遗言，没有留下遗言的记录沉默，可也。“记录”是他唯一的诉求和情怀所系，一册书或几册书，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平凡的世界》影响他至深，田晓霞之死则是至深之深。在《路遥》一篇里，他写路遥到他的大学来做报告，其时健康情况已很差，“路遥写到田晓霞死讯传来，孙少平从矿洞里出来，走上小山顶，拿着晓霞的遗物哭了、虚脱了，他自己也扔下笔，走到院子里，靠住一棵松树大哭，他感到自己心的一部分被埋葬了，感到用尽力气的虚脱。”
　　这必定也是袁凌在读时的反应。路遥演讲完后，学生不断提问，而他则既紧张，又抱着一种心理：“在这里，只有我和他是心灵相通的，虽然他不知道我，他在台上而我在听众中，我是唯一的真实的听众，因此我没必要像别人一样提出问题……”尽管时空倒错，彼时的袁凌尚不是后来的袁凌，但我在这句话里还是看到了一个阅尽死亡的人的真实想法：我活着，我能认知到死的分量，由此我染上了一点点清高，一点点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