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包括人在内，躯体是其生命的载体，是无比宝贵的;而人体中最宝贵的，常常都被认为是人的心脏。心脏常被称为“神圣的器官”，是有充分理由的。只要想一想人的那些最深切的感情：心痛（heartache）、心碎（heartbroken）、衷心（heartfelt）、黑心（heartless）、伤心（heartrending）、痛心（heartsick）、暖人心（heartwarming）等等，中文和外文都是如此一致地跟“心”相连，就不难想象，心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了。
　　心脏的禁忌
　　古人出于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或者基于迷信观念，对某些认为神圣的，或者不洁的、危险的事物，持有一种消极防止或回避禁止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禁忌”。随着文明的进展，许多禁忌已被破除，但是有一些，仍被滞留了下来。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和毗邻苏丹部分地区的提格雷人有很多禁忌，其中之一是他们认为，别说是人的，就连动物的心脏也不能看，更不能吃，否则人会生疣子，或者牙齿脱落，或者盲目，或者跛足。
　　近现代的人虽然不至于认为看或吃了动物的心脏，就会造成肢体损伤，但是禁忌的产生，最初总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往往是起于某种教训，甚至可能是惨痛的教训。生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有什么异物碰到心脏，即使是最微小的一点儿，比如医生触诊时碰到心脏的内壁，都可能使人出现休克反应，造成心脏停止跳动，最终致人死亡。因而，多少年来，心脏一直都是医学家的一大禁忌，医学拉丁文noli tangere（不可碰触），指的即是“不可碰触心脏”。这曾经是每个在校学习的医科大学生都被教导的基本知识。于是，连一些最有名望的外科医生都回避这个问题。维也纳的比尔罗特（1829年-1894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外科医生之一，曾任苏黎世大学教授和苏黎世外科医院主任，编写过被看做经典的教材《普外科病理学和治疗学》。在临床实践上，比尔罗特直接负责过一些里程碑式的手术，包括第一例食管切除术、第一例咽喉切除术，在1881年他还对一名胃癌病人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获得成功。但是这位权威却如此声言：“一个外科医生，如要试着给心脏缝合伤口，他定会失却他同仁们的尊重。”
　　比尔罗特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当时这种缝合手术几乎绝对不可能成功，除了放弃，没有其他选择。
　　著名的英国内科医生斯蒂芬·佩吉特（1855年-1926年）这样写道：“心外科或许是大自然为一切外科设置的极限，不会有新的方法和新的发明可以克服关注心脏创伤这个天生的难度。”
　　勇敢者的探索与尝试
　　到了20世纪，外科的水平已经提高到能够打开胸腔，但是还不能到达心脏。1903年，德国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费尔南德·绍尔布鲁赫（1875年-1951年）无意间做了一次可以写入历史的手术。有一个心肌衰弱的女病人，绍尔布鲁赫认为她的病因是由于她的心包（包在心脏外面的那层薄膜）包得过紧造成的。于是他决定要设法松弛这薄膜。绍尔布鲁赫在一座阶梯式示教室当着很多观察医生的面做了这样一个手术。当绍尔布鲁赫打开这位病人的胸腔时，他看到她心脏的薄膜上有一个他认为是囊肿的病变。可是他一刀下去切割它时，突然，血液喷涌而出。绍尔布鲁赫立刻意识到，这实际上并不是囊肿，而是一个动脉瘤。绍尔布鲁赫果断地做了切除手术，并小心谨慎地迅速修补和缝合好心脏，使病人最后获得康复。
　　医学史家相信，在绍尔布鲁赫之后，一定还有一些医生做过类似的手术，但是大概全都失败了。此类失败可能只是在同行中传闻，而没有在正规的医学刊物上报道。于是，比尔罗特和佩吉特的警告仍然是外科医生所坚守的准则，直到20多年之后，由一位25岁的福尔斯曼医生打破这个外科禁区。
　　维尔纳·福尔斯曼（1904年-1979年）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福尔斯曼最初就学于当地的一所高级文科中学。1922年，他进入柏林大学学医。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福尔斯曼进入柏林大学的诊所，跟随内科学专家格奥尔格·克莱姆珀雷教授接受临床训练，同时又在鲁道夫·菲克教授门下从事解剖学研究。1929年，福尔斯曼来到位于柏林东北约60千米埃伯斯瓦尔德的一个叫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医院的小型“红十字医院”当一名实习医生。
　　在维多利亚医院实习期间，一本生理学教科书上的一幅雕版印刷图给福尔斯曼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图描绘两位研究者站在一匹马身边，手上的一根细导管插入马的颈静脉，并深入到它的心脏。
　　图中所绘的是1861年的事，图中所指的这两位医生是法国里昂的兽医学教授奥古斯特·肖弗和巴黎的埃蒂内·马勒。他们将一根细导管插入一匹意识清醒、站立着的马的颈动脉，并由此导入马的心脏。一个连接的气球显示出马的一个心室的压力变化，从而记录下了马的心室压力数据。在此过程中，马的心脏没有受到损伤。马勒据此有把握地写道：“用这个方法可以保证无害地对马进行检测，它像平时一样行走、进食，几乎不受干扰。”
　　这让福尔斯曼感到十分着迷，觉得此事具有很大的潜在价值——或许可以将导管插入到人的心脏。如果做到这样，这种手术就可以作为一项紧急措施，在抢救垂死的病人时，可以直接向他的心脏注射药物，并进一步查明其心脏和循环系统的病状。而在一般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透视心脏和测量血压。只是他不明白，这样一个可以避免开胸引发风险的简单的方法，怎么竟一直就没有人去尝试呢。福尔斯曼相信，在马身上做过的这一方法同样可以在人身上做。只不过，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病人可能会不同意，因为在颈项切开一个创口，会影响人体的美观。福尔斯曼进一步思考到，如果不在颈项，而在上臂和前臂的相接处，就是在胳膊肘，也可以开这样一个创口，同样也可以将导管通向心脏。 　　由此，福尔斯曼下定决心。在几个星期之后，他去找了他父母的朋友、医院的主管医师里夏尔·施奈德，请施奈德允许他在自己身上做一次实验，将一根导管，通过臂膊，伸至他的心脏。他向施奈德展示了生理学教科书上的那幅图，并详细解释了这一实验的可行性，特别强调说，这实验危险性很小。
　　施奈德赞同福尔斯曼的设想，但是建议他先在动物身上做。福尔斯曼说，动物身上的实验，已经有法国的生理学家做过了，而且证明技术上是安全的。未知的是，当导管伸入到人的心脏敏感部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他认为必须要进行人体实验。他说：“我坚信（法国人的）那次实验，许多问题都还不清楚，因此这实验必须在我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别人身上做。”
　　施奈德最后还是断然拒绝了福尔斯曼的请求。福尔斯曼后来退一步，建议在一个垂死的病人身上做这个实验。施奈德仍然拒绝。他禁止福尔斯曼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做这实验，包括他自己。作为福尔斯曼父母的朋友，施奈德是担心，福尔斯曼的寡居的母亲会接受不了她唯一的儿子在实验中出现意外，同时施奈德也担心这个实验涉及到自己的声誉，任何的意外都会造成丑闻。
　　尽管如此，福尔斯曼还是坚定地要做这个实验，毫不动摇。当然，他只能背着别人暗暗地去做。
　　一次破除禁忌的伟大实验
　　在做好一切技术准备后的一天，福尔斯曼同一位40几岁、热切关心医学事业的护士盖尔达·迪特岑在手术室里进行了一番对话。“我开始像一只爱吃甜食的猫徘徊在奶酪罐周围那样，围着盖尔达转”，福尔斯曼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给她医学书看，对她讲述有关的记述，又向她展示那幅将导管插进马的心脏的图，并详细解释这技术如何在人体进行等等。当他告诉盖尔达说这样的实验是被禁止的时，使福尔斯曼感到意外惊喜的是，盖尔达竟然没有退缩，而是声称：她信服他的设想，认为他们可以一起做这人体实验，她甚至表示说她本人就愿意做这一实验的“豚鼠”，也就是说她愿意接受在她身上做这项实验。
　　几天后，当别的同事们都在午睡时，福尔斯曼把盖尔达带进手术室，请她打开柜子，取出一件件无菌手术器械。盖尔达觉得自己将成为被导管插入心脏进行手术的第一个人，很可能会被记入医学历史中。她非常激动，心中做好准备为福尔斯曼做任何事，并乐意听从他的指令爬上手术台。
　　福尔斯曼把盖尔达的手脚都绑到手术台上，然后离开她的视线，去检查手术盘上她已经消毒好的手术刀、那根细细的橡胶导尿管以及缝合线。
　　盖尔达安静地躺在那里，等着福尔斯曼过来进行手术。但是福尔斯曼没有过去，他在察看那根泌尿科医生用的肾脏导管：“唔，65厘米，插入心脏，够长了。”随后，他满怀自信地往他自己的，而不是盖尔达的左肘褶皱处喷了一点儿碘，往臂上注射可让皮肤失去知觉的奴佛卡因，然后回到手术台前等待。等到局部麻醉生效后，福尔斯曼迅速在自己的臂上做了一个切口，让静脉露出来，随后大胆地将这根橡胶导尿管插入进去。当导管到达肩部的时候，他一度停了下来，因为需要X光机作他手术导管所到达心脏准确位置的胸片荧光透视记录，而X光机则在医院的地下室，他需要盖尔达的帮助。
　　听到福尔斯曼呼唤，盖尔达以为就要为她做实验了，便问：什么时候开始？福尔斯曼过来为她解开绑带，一边回答说：“已经做过了。”这时，盖尔达才明白，她是被骗了。
　　“她十分气愤”，福尔斯曼后来回忆说，“我让她去休息，请她拿一块手帕包扎我的手臂，并把X光技师叫来。后来我们一起步下楼梯去地下室的X光科。”在那里，借助于盖尔达手持的一面镜子，两人一言不发、全神贯注地实时观察X荧光屏上导管的动向和身体器官的运动。福尔斯曼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没有注意到值班的X光技师已经溜走了。

　　起初，福尔斯曼切开皮肤时，只觉得有些暖意，而并不感到疼痛。此刻，他将导尿管小心翼翼地向心脏移动时，也只是觉得一点暖意，而不感到痛。
　　突然，X光技师彼得·罗梅茨博士的到来打破了室内的寂静。罗梅茨是福尔斯曼的朋友和同事，他刚从小睡中醒来。此前，在福尔斯曼第一次向他吐露想做这一实验的时候，他曾表示支持。但当他真的看到福尔斯曼在做这实验时，他大声吼叫起来：“你真是疯了！”罗梅茨极力劝告福尔斯曼把导尿管从胳膊里拔出来。福尔斯曼回忆说：“我奋力抵制，大声说：‘不，不。我一定要做下去！’我朝他的小腿踢了几下，将导尿管伸到镜子反映出的心脏上端。‘拍张片子’，我要求说。我知道，必须有一张X光摄影记录，证明导尿管确实到达心脏，而不是静脉。”
　　医者的坚持和最后的奖赏
　　福尔斯曼的决心和努力最初没有被人理解，不但罗梅茨说他是“疯了”，还有人以为他是在寻求自杀，别人议论他说：“永远不知道他是在思考还是脑子有毛病。”
　　几年之后，福尔斯曼写道：“施奈德看到这张X光片后，才同意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并决定要庆祝一番。”
　　施奈德鼓励他写一篇学术论文来记述他这次实验。1929年，福尔斯曼将他的论文寄给德国著名的医学杂志《德国临床周刊》，论文在同年11月的一期杂志上发表。由于当时德国的医学界为教条主义和权威所控制，他的这项工作不但没有获得赞扬，反而遭到同行的批评和嘲笑。1931年4月，他又将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慕尼黑召开的“德国外科协会”的年会上宣布。但却仍然没有反应：既没有掌声，也没有引起什么讨论。据说福尔斯曼在自己身上共做了17次“脉管造口术”，用完所有的脉管之后，才停止了自体实验。
　　几年后，美国的两位生理学家迪金森·理查兹和安德烈·库尔南改进和使用了福尔斯曼创制的心导管技术。195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把当年的医学奖授予福尔斯曼和理查兹、库尔南，以表彰他们在“心脏导管术及其在循环系统的病理变化方面的发现”。当福尔斯曼得知这个消息时感慨地说：“我像是一名乡村牧师被任命为主教。”
　　库尔南感激福尔斯曼的研究对他的帮助。他谈到福尔斯曼的实验时颇有感触：“由于那些没有根据的对于心脏的危险性的信念，福尔斯曼受到那种被夸大了的严重性所带来的批评。这提供了一个证据，即使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一项有价值的建议也会由于先前的旧观念而不被人接受和探索。”的确，此类事件，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