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2月起，国民党政权各“中央”机构陆续南迁广州，至10月14日广州解放，8个月的偏安局面遂告结束。这次“迁都”广州过程，把国民党各派系互相拆台、互相掣肘的黑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加剧了人心涣散，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府院之争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随即带领少数亲信回到浙江。李宗仁以副总统身份代行总统职权，但却无法指挥蒋的嫡系部队，无权任免重要官员，也无法动用蒋所控制的经济资源。行前，蒋介石对广东人事作了布置，命亲信将领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让薛岳出任广东省主席。
　　总统府与行政院之间随即发生“府院之争”。行政院长孙科得蒋介石授意，于1月25日正式宣布将政府南迁广州。此舉明显是拆李宗仁的台。2月4日，行政院长孙科偕同副院长吴铁城、国民党秘书长郑彦棻，乘坐中航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余汉谋前来迎接。
　　孙科的“迁都”行动纯属突然袭击，“代总统”李宗仁意见很大，认为解放军尚未渡江，“中央”机关都跑了，剩下“总统府”孤零零留在南京，不仅工作无法开展，对和谈也极为不利。
　　2月20日，他追到广州跟孙科交涉，要求首脑人物仍回南京办公，未获满意答复。对不听话的孙科内阁，李宗仁甚为恼怒，遂发动倒孙运动。3月8日孙科提出辞职。然而，李宗仁想组织“听话内阁”的企图仍然失败，往复协商的结果，接替孙科的是蒋介石嫡系何应钦。
　　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李宗仁、何应钦召集行政、立法、监察三院正副院长及秘书长举行联席会议，“与会者咸以和谈破裂，首都将受炮火威胁，政府势须迁往广州，当决定即日起紧急疏散，行政院除国防部暂迁上海外，其余各部会均迁往广州，立法院亦决定迁穂。至总统府则准备先迁至上海，再向广州移动。”
　　4月24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南京。14个小时后，何应钦乘“中美001号”专机飞抵广州天河机场。两天后，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童冠贤、经济部长孙越崎等也相继抵穗。这个时候，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上海巡视防守、布置撤退台湾事宜，代总统李宗仁赌气飞到老家桂林去了，广州群龙无首。
　　随即，一批又一批的党政要人争相飞去桂林促驾。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看到李宗仁这样躲避不是办法，5月2日亲自去桂林劝驾。5月8日，李宗仁终于不情不愿，来到“行都”广州。李宗仁对何应钦内阁十分不满，不断煽动各方政要进行攻击。何应钦于5月30日宣布辞职。李宗仁的如意算盘，是让国民党元老居正出来组阁，蒋介石却从中作梗，结果在立法院被以一票之差否决。李宗仁被迫提名忠于老蒋的阎锡山组阁。手无一兵的阎锡山还兼任国防部长，目的只是阻止李宗仁、白崇禧掌握军事指挥权。
　　美苏对南迁的不同反应
　　 1949年1月19日，国民党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请准备赴广州驻节。此时担任外交部长的，是“政学系”的吴铁城。
　　出乎意料的是，苏联大使馆行动最为积极，大使罗申本人连同大批馆员迅速迁穗，把帝俄时代的驻广州领事馆启用为苏联驻华大使馆。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理会吴铁城的照会，继续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入城，派公使衔代办柯慎思（又译克拉克）常住广州应付国民党。司徒雷登考虑的是跟新政权直接接洽。
　　美、苏两国对“国府”迁穗的反应看起来万分奇怪。美国被认为支持国民党政权，却故意留在南京等待解放，苏联被认为支持中共，却积极主动配合国民党政权南迁。
　　8月18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社论《别了，司徒雷登》，意味着美国大使的如意算盘落空。他选择直接回国，中美外交问题交给柯慎思处理。
　　6月12日，行政院长阎锡山提名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经反复考虑，于21日复电拒绝上任，阎锡山只好用叶公超代理。叶公超代理外长时间很长，到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方才“扶正”。
　　各部迁址背后的玄机
　　中央机关南撤，实行的原则大体是：先找对口单位安置，若对口单位没有条件，再找外部资源。
　　财政部这方面不用愁，撤到广东财政厅就“搞掂”。内政部长李汉魂为粤系将领，把内政部设在文明路广东文献馆。工商部迁到广州万福路178号。3月12日，工商部、农林部、水利部合并为经济部，由孙越崎任部长，仍在万福路178号办公。交通部财大气粗，搬到租界沙面。卫生部一开始暂借惠福西路广州中央医院办公，不久迁到南石头海港检疫所。
　　定都南京后，国民党遵照孙中山学说实行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五院南迁的时间有先后，其中只有四院到广州，考试院不知何故，搬到广西梧州广西大学旧址。
　　中央气象局迁到广州，地址在南华东路蚤科直街2号，这里原是归国华侨创办的中国火柴厂。当时，京沪大批机构人员迁穗，广州办公楼供应极度紧张，有些机构被迫租用私人住宅，不过像中央气象局这样租用厂房的确实比较惨。比气象局更惨的是审计部，直接搬到乡下。
　　（据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