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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青海古代民歌是在先民们的原始涉猎、祭祀、婚恋、放牧等日常生活、劳动中萌生并逐步流传起来的。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流传、积累、变迁之后,一方面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民俗场合,形成了题材范围和体裁类别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特定环境下所蕴积起来的民族风格不同。
一、青海古代民歌的内容与形式
相传在西周时期(公元前989年),周穆王西行与西王母(西王母为青海羌人氏族部落酋长的代表,周穆王是西周第六国王)在昆仑山瑶池相会对歌,动人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几千年。周穆王西巡时,带领宫廷专业演奏的乐队,到达巍峨的昆仑山时,举行了祭祀皇帝的盛大典礼活动,并“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献锦织百缕,金玉百斤,王母再拜受之”。临别时,西王母“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回赠周穆王瑰宝奇珍,并设宴款待。鼓乐齐鸣,举杯畅饮,作歌吟诗。在周穆王的邀请下,西王母兴致勃勃地唱道:“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意思是:白云飘在天上,山峰显出高端,遥望道路又长又远,穿行在山川之间;祝君福寿长在,哪时侯我俩才能相会?周穆王听罢也即兴对歌:“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歌词大意是:我返回东部,以和平治理中原;大约再过三年,等理顺了国家的大事,我与你再相会到瑶池前。二人以对唱的方式,很抒情地表达了相互美好的友谊和祝愿。次日分别时,西王母内心忧伤地唱了一首《送别》歌,表达了她对周穆王的惜别之情。歌中唱到:“祖彼西土,爱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翱;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大意是:自从我来到西域,身居在空旷的原野;常遇虎豹狼群的围困,但我喜欢与喜鹊相处。这块土地上我不能离开,因为我是天帝的女儿;真可惜我及臣民们将和君就要分别。乐师们演奏得非常好,我的心在思绪中飞扬;万民的君王啊,天地之希望!西王母与周穆王在瑶池饮酒对歌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神话色彩。
西汉民歌:《匈奴歌》中唱道:“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在战国时期,一部分北匈奴迁徙到青海等地区,以游牧为生。这首青海古代民歌的意思是只要守住焉支山(今甘肃省永昌县西,亦名胭脂山,其发音及含义与妇女化妆用的胭脂相同),才会有当时妇女化妆用的红色颜料草;只要守住祁连山才会使牲畜繁衍生息。这首反映当时人民大众生活的民歌,有力地激发出匈奴族人民保卫家乡的决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西海郡谣》中唱道:“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西汉末年,安汉公王莽执政,力谋开拓疆域,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派中郎将军平宪率12000多人到西海驻扎。这首青海古代民歌的歌词内容比喻人们远离家乡,内心忧伤、思念亲人,盼归故土的心情。《紫骝马歌》(乐府横吹曲辞)中唱道:“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春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这首民歌叙述了一位在西北参战、经历了悲惨遭遇的老兵,他十五岁从军,八十岁才返回家乡,在离开家乡的大半辈人生中,十分想念家乡的亲人,时刻期盼与亲人团聚。他最怕回到家中后看见亲人一个个都已去逝的悲惨情景,也怕家中的田园因无人耕种,一片荒芜的凄凉景象。因此,他的内心十分痛苦和愤恨,经常内心悲伤、老泪纵横。这首歌深刻地揭露了汉朝连年不断的战争及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
西晋民歌:《阿干之歌》(穆容魔)中唱道:“阿干西,我心悲,阿干欲归我不归。为我谓马何太苦!我阿干为阿干西。阿干身苦寒,辞我土棘往白兰(指当今巴颜喀拉山以北的柴达木地区)。我见落日不见阿干!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这首歌唱的是在西晋时,辽河一带鲜卑族的慕氏兄弟在草场问题上发生争议,哥哥吐谷浑带领700多户人马执意向西北行走。时隔不久,弟弟穆容魔难以割舍兄弟之情,立即带人追赶哥哥,奉劝他返回家乡,而此时,吐谷浑的马群奔驰西行、绝不回头。这首歌因此逐步流传开来。
唐朝民歌:《哥舒歌》(全唐诗)中唱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哥舒翰是唐朝大将,突厥族哥舒部人。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次年于青海击败吐蕃,后兼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不久因病在长安家中休养。安禄山叛乱时,任兵马副元帅,率军二十万坚守陕西潼关。因杨国忠猜忌,逼迫出战,大败被俘,囚于河南洛阳,后被杀害。哥舒翰率军在洮河北,常在秋收季节时,窥探吐谷浑南下牧马骚扰内地的虚实。因临洮(今甘肃岷县)有当时成立的洮阳郡中派兵坚守,所以说吐蕃“不敢过临洮”。公元4世纪,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至青海、甘肃等地,在青海湖地区建国。这是一首颂扬西平郡王哥舒翰率军英勇善战、击败吐蕃的民歌。《凉州曲》(柳中庸)中唱道:“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襟;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凉州曲”是唐代乐府曲名之一。这首歌以凉州(古代称青海乐都县为南凉,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称凉州)的自然现象为抒怀,深切地表达了应征的士兵远行在长长的关山路上,带着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内心凄楚,在青海湖附近的草原上建立了吐谷浑国都。《凉州词》(王之焕)中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唐代乐府民歌,主要反映凉州一带边塞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在世代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千古绝唱。《卒妻怨》中唱道:“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家有半菽食,身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伍中斥起妻。”这首歌表达了受官吏逼迫来河湟入伍的士兵,家中留下妻儿老小,粮食收入减半,自己也身无分文,难以与亲人相见,生活无着落的内心痛苦。《望江南(1)》(敦煌曲子词)中唱道:“曹公德,为国托关西。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雄狮远近闻。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作人君。”这首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厌恶战争、渴望和平,期盼国家统一的美好愿望。
松赞干布与噶尔东赞域松的对歌在当时藏区广泛流传。松赞干布唱道:“啊,要问赞普的姓名,是我墀松赞呀,这位大臣是何名?是东赞域松呀!”噶尔东赞对唱道:“大王上面颁发诏令,大臣下面洗耳恭听;大王啊,切莫离弃臣下。大王若是离弃臣下,就像鸟类落在坝杆上。”这是古代藏王与大臣们商议吐蕃国大事时流传下来的歌。
明朝民歌:《老天爷》中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睛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这首歌以借口责骂老天爷,诠叙心中的疾 苦和不平,埋怨和责骂当时昏庸强霸的统治者,诅咒他们尽快下台。音乐旋律质朴、豪放,节奏明快、铿锵有力。《郎有心、姐有心》中唱道:“郎有心、姐有心,罗怕人多屋又深;人多那有千只眼,屋深那有万重门。”这首山歌借用“人多、屋深”,反映出深恋的一对年轻人,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不敢大大方方的谈恋爱。但只要心心相印、真诚相爱,哪怕有“千只眼、万重门”总也阻挡不了爱情的力量。
明朝“花儿”《睡着了半夜里想平话》中唱道:“生了个相公饮官马,/饮(照)回来槽桩上吊下;/睡着了半夜里想平话,/清眼泪枕头上泡下。”大意是:天生了我的男人好像命中注定去当兵,常年为军官喂战马,到了晚上睡着时,经常半夜里想起他平时说过的温馨、甜蜜的话。思念之情抑制不住伤心的眼泪,连枕头都湿透了。《老爷的衙门朝南开》中唱道:“老爷的衙门朝南开,/没银子就不要进来;/面子没有了就走开,/打官司凭的是银财。”这首“花儿”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王朝不合理的法律制度。
古代凉州一带的民歌在全国流传甚广,《容斋随笔》第十四卷记载:“胡部笙歌西部头,梨园子弟和凉州;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空数米嘉容。霓裳奏罢唱凉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只愁拍尽凉州仗,画出风雷是拨声。一曲凉州今不清,边风萧飒动江城;满恨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唱得凉州曲。”从此内容来看,那时的凉州民歌已经显现出多样化的演唱形式和丰富的歌词内容。现在的青海文化也带有明显的羌文化特色。西汉时期,受赵充国屯田的影响,匈奴、小月氏、吐谷浑、鲜卑等各民族文化在青海融合,至今仍影响着青海文化的发展。
二、青海古代民歌的类别与渊源
青海古代民歌从体裁上可分为:劳动歌曲、民间小调、叙事长歌、高原“花儿”等四大类。
青海民歌中劳动歌曲起源的时间较早。就青海劳动歌曲的原型来看,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原始人在劳动时,抬起巨大而又沉重的木头,“前呼‘邪许’,后亦应之”,发出了有规律有节奏的吆喝声。《淮南子·道应训》篇里说:“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最古老的劳动歌曲《弹歌》(黄帝时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中可以看出,远古时期,传授了祖先制作弹弓的过程以及用弹弓涉猎的激动场面。如大通上孙家寨和同德宗日发现的舞蹈盆,也显示了这样一种欢庆的场面。后来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劳动歌曲。
青海民间小调大约起源于西周(据西王母与秦穆王对歌推断),成熟于明代,兴盛于现代。其发展渊源有:一是来自于江南的文人及受他们影响的青海各族人民群众,故此,青海民间小调就有了江南民歌细腻、典雅、委婉、流畅的一面。如青海民间小调《送情郎》的音乐旋律与江苏小调《孟姜女》的音乐旋律大致相同;青海民间小调《茉莉花》的音乐旋律是江苏小调《茉莉花》音乐旋律的变体;再如《绣荷包》、《放风筝》、《尕老汉》、《搬船调》、《五更调》、《对花》、《十二月调》等等,都与江南民歌有不解之渊源。二是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多民族的文化必然会交汇相映、融合发展。如青海民间小调也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直朴、豪放、嘹亮、悠扬的个性,成为文化交融的音乐奇葩,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叙事长歌。
叙事长歌大约起源于汉代(据汉代叙事民歌《陌上桑》而推断),成熟于清代,兴盛于现代。叙事长歌以复杂、多变的情节见长,具有叙事性、抒情性、多变性的特点。其音乐形象集中,风格统一,词意所涉及的内容、生活场景广泛。如《织手巾》、《绣荷包》、《蓝玉莲》、《十二古人》等。青海原生态民歌中叙事长歌的内容大同小异,词曲也出现不同的变体,仅《织手巾》的传唱就有5种之多。《织手巾》叙述了姐妹三人上香拜神的宗教习俗,求得匠人织出漂亮的手巾,匠人看中了三姐而免了工钱的故事。它以宗教、金钱、爱情为题材,形象地描写了信奉道教的三姐爱上异地织手巾工匠的经过。再如《蓝玉莲》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集中叙述了封建社会童养媳受苦受累的悲惨命运,也体现出小脚女人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带来的压抑、痛苦、忧郁和希望。青海叙事长歌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运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段,全面深刻地认识生活、反映生活。
高原“花儿”大约起源于明代,成熟于清代,发展繁荣于现代。它是青海原生态民歌中成熟较迟的一种民歌形式。据笔者考证,青海原生态“花儿”的特征音“56 i 2”是从苏北旧黄河口《出海号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特征音普遍运用于“花儿”的“直令”、“马营令”、“川令口”、“河洲令”、“沙燕儿绕令”、“白牡丹令”、“喜鹊儿令”、“下四川令”等许多令中。明朝江浙一带的汉族大量西迁带来了“花儿”的基音。因此,青海“花儿”自然成了各民族文化共同交融的突出代表,在青海高原的各民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整合。
青海自元代以来就有汉、藏、回、蒙古、撒拉、土族等民族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现象相当普遍,因而使青海民歌具有了交叉融合性的特征。“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河州令)已成为青海高原最流行的民歌;《雪白的鸽子》(呛啷啷令)则是从甘肃传入的小调《推炒面》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至今也成为青海地区流行很广的民歌;小调《孟姜女》在汉、回、撒拉、东乡族中都有不同的音乐变体,但在词意上都比较相似。撒拉族宴席曲《我是循化的尕撒拉》;土族花儿《红花姐令》;藏族拉伊《祝愿》、勒《马牛羊赞歌》;回族宴席曲《一山的松柏》;“花儿”《三啦啦令》以及藏族、蒙古族“花儿”等民族民间歌曲现在也成为青海农牧业区较为流行的民歌。而通过民歌反映的不同民族文化所赋予的独特思想、感情及行为方式也影响着青海各民族的心理和精神气质。各民族民间歌曲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民歌。
因此,就青海古代民歌的渊源和变迁来看,青海民歌具有羌人文化影响的痕迹和特色。青海各民族自西汉开始随着中原王朝开拓西部疆域、实行屯田就一直繁衍生息在高原地区。明朝江浙一带的汉族大量西迁,形成延续至今世居高原的各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以江河源为标志的三江源文化体系。由于青海各世居民族在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与繁荣,每个民族都以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与认同,故而青海民歌又显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呈现出渗透性与包容性特征。明代周僧人的《河湟漫兴》“雪峰西面是羌浑,天设奇关限土门;出塞已闻收部落,乘槎亦欲问河源”;清代乾隆年间诗人吴镇的《我忆临洮好》“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赞誉,体现了青海各民族民歌流传广泛、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特色和鲜明的性格特征。
一、青海古代民歌的内容与形式
相传在西周时期(公元前989年),周穆王西行与西王母(西王母为青海羌人氏族部落酋长的代表,周穆王是西周第六国王)在昆仑山瑶池相会对歌,动人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几千年。周穆王西巡时,带领宫廷专业演奏的乐队,到达巍峨的昆仑山时,举行了祭祀皇帝的盛大典礼活动,并“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献锦织百缕,金玉百斤,王母再拜受之”。临别时,西王母“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回赠周穆王瑰宝奇珍,并设宴款待。鼓乐齐鸣,举杯畅饮,作歌吟诗。在周穆王的邀请下,西王母兴致勃勃地唱道:“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意思是:白云飘在天上,山峰显出高端,遥望道路又长又远,穿行在山川之间;祝君福寿长在,哪时侯我俩才能相会?周穆王听罢也即兴对歌:“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歌词大意是:我返回东部,以和平治理中原;大约再过三年,等理顺了国家的大事,我与你再相会到瑶池前。二人以对唱的方式,很抒情地表达了相互美好的友谊和祝愿。次日分别时,西王母内心忧伤地唱了一首《送别》歌,表达了她对周穆王的惜别之情。歌中唱到:“祖彼西土,爱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翱;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大意是:自从我来到西域,身居在空旷的原野;常遇虎豹狼群的围困,但我喜欢与喜鹊相处。这块土地上我不能离开,因为我是天帝的女儿;真可惜我及臣民们将和君就要分别。乐师们演奏得非常好,我的心在思绪中飞扬;万民的君王啊,天地之希望!西王母与周穆王在瑶池饮酒对歌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神话色彩。
西汉民歌:《匈奴歌》中唱道:“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在战国时期,一部分北匈奴迁徙到青海等地区,以游牧为生。这首青海古代民歌的意思是只要守住焉支山(今甘肃省永昌县西,亦名胭脂山,其发音及含义与妇女化妆用的胭脂相同),才会有当时妇女化妆用的红色颜料草;只要守住祁连山才会使牲畜繁衍生息。这首反映当时人民大众生活的民歌,有力地激发出匈奴族人民保卫家乡的决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西海郡谣》中唱道:“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西汉末年,安汉公王莽执政,力谋开拓疆域,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派中郎将军平宪率12000多人到西海驻扎。这首青海古代民歌的歌词内容比喻人们远离家乡,内心忧伤、思念亲人,盼归故土的心情。《紫骝马歌》(乐府横吹曲辞)中唱道:“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春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这首民歌叙述了一位在西北参战、经历了悲惨遭遇的老兵,他十五岁从军,八十岁才返回家乡,在离开家乡的大半辈人生中,十分想念家乡的亲人,时刻期盼与亲人团聚。他最怕回到家中后看见亲人一个个都已去逝的悲惨情景,也怕家中的田园因无人耕种,一片荒芜的凄凉景象。因此,他的内心十分痛苦和愤恨,经常内心悲伤、老泪纵横。这首歌深刻地揭露了汉朝连年不断的战争及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
西晋民歌:《阿干之歌》(穆容魔)中唱道:“阿干西,我心悲,阿干欲归我不归。为我谓马何太苦!我阿干为阿干西。阿干身苦寒,辞我土棘往白兰(指当今巴颜喀拉山以北的柴达木地区)。我见落日不见阿干!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这首歌唱的是在西晋时,辽河一带鲜卑族的慕氏兄弟在草场问题上发生争议,哥哥吐谷浑带领700多户人马执意向西北行走。时隔不久,弟弟穆容魔难以割舍兄弟之情,立即带人追赶哥哥,奉劝他返回家乡,而此时,吐谷浑的马群奔驰西行、绝不回头。这首歌因此逐步流传开来。
唐朝民歌:《哥舒歌》(全唐诗)中唱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哥舒翰是唐朝大将,突厥族哥舒部人。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次年于青海击败吐蕃,后兼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不久因病在长安家中休养。安禄山叛乱时,任兵马副元帅,率军二十万坚守陕西潼关。因杨国忠猜忌,逼迫出战,大败被俘,囚于河南洛阳,后被杀害。哥舒翰率军在洮河北,常在秋收季节时,窥探吐谷浑南下牧马骚扰内地的虚实。因临洮(今甘肃岷县)有当时成立的洮阳郡中派兵坚守,所以说吐蕃“不敢过临洮”。公元4世纪,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至青海、甘肃等地,在青海湖地区建国。这是一首颂扬西平郡王哥舒翰率军英勇善战、击败吐蕃的民歌。《凉州曲》(柳中庸)中唱道:“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襟;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凉州曲”是唐代乐府曲名之一。这首歌以凉州(古代称青海乐都县为南凉,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称凉州)的自然现象为抒怀,深切地表达了应征的士兵远行在长长的关山路上,带着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内心凄楚,在青海湖附近的草原上建立了吐谷浑国都。《凉州词》(王之焕)中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唐代乐府民歌,主要反映凉州一带边塞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在世代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千古绝唱。《卒妻怨》中唱道:“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家有半菽食,身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伍中斥起妻。”这首歌表达了受官吏逼迫来河湟入伍的士兵,家中留下妻儿老小,粮食收入减半,自己也身无分文,难以与亲人相见,生活无着落的内心痛苦。《望江南(1)》(敦煌曲子词)中唱道:“曹公德,为国托关西。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雄狮远近闻。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作人君。”这首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厌恶战争、渴望和平,期盼国家统一的美好愿望。
松赞干布与噶尔东赞域松的对歌在当时藏区广泛流传。松赞干布唱道:“啊,要问赞普的姓名,是我墀松赞呀,这位大臣是何名?是东赞域松呀!”噶尔东赞对唱道:“大王上面颁发诏令,大臣下面洗耳恭听;大王啊,切莫离弃臣下。大王若是离弃臣下,就像鸟类落在坝杆上。”这是古代藏王与大臣们商议吐蕃国大事时流传下来的歌。
明朝民歌:《老天爷》中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睛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这首歌以借口责骂老天爷,诠叙心中的疾 苦和不平,埋怨和责骂当时昏庸强霸的统治者,诅咒他们尽快下台。音乐旋律质朴、豪放,节奏明快、铿锵有力。《郎有心、姐有心》中唱道:“郎有心、姐有心,罗怕人多屋又深;人多那有千只眼,屋深那有万重门。”这首山歌借用“人多、屋深”,反映出深恋的一对年轻人,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不敢大大方方的谈恋爱。但只要心心相印、真诚相爱,哪怕有“千只眼、万重门”总也阻挡不了爱情的力量。
明朝“花儿”《睡着了半夜里想平话》中唱道:“生了个相公饮官马,/饮(照)回来槽桩上吊下;/睡着了半夜里想平话,/清眼泪枕头上泡下。”大意是:天生了我的男人好像命中注定去当兵,常年为军官喂战马,到了晚上睡着时,经常半夜里想起他平时说过的温馨、甜蜜的话。思念之情抑制不住伤心的眼泪,连枕头都湿透了。《老爷的衙门朝南开》中唱道:“老爷的衙门朝南开,/没银子就不要进来;/面子没有了就走开,/打官司凭的是银财。”这首“花儿”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王朝不合理的法律制度。
古代凉州一带的民歌在全国流传甚广,《容斋随笔》第十四卷记载:“胡部笙歌西部头,梨园子弟和凉州;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空数米嘉容。霓裳奏罢唱凉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只愁拍尽凉州仗,画出风雷是拨声。一曲凉州今不清,边风萧飒动江城;满恨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唱得凉州曲。”从此内容来看,那时的凉州民歌已经显现出多样化的演唱形式和丰富的歌词内容。现在的青海文化也带有明显的羌文化特色。西汉时期,受赵充国屯田的影响,匈奴、小月氏、吐谷浑、鲜卑等各民族文化在青海融合,至今仍影响着青海文化的发展。
二、青海古代民歌的类别与渊源
青海古代民歌从体裁上可分为:劳动歌曲、民间小调、叙事长歌、高原“花儿”等四大类。
青海民歌中劳动歌曲起源的时间较早。就青海劳动歌曲的原型来看,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原始人在劳动时,抬起巨大而又沉重的木头,“前呼‘邪许’,后亦应之”,发出了有规律有节奏的吆喝声。《淮南子·道应训》篇里说:“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最古老的劳动歌曲《弹歌》(黄帝时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中可以看出,远古时期,传授了祖先制作弹弓的过程以及用弹弓涉猎的激动场面。如大通上孙家寨和同德宗日发现的舞蹈盆,也显示了这样一种欢庆的场面。后来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劳动歌曲。
青海民间小调大约起源于西周(据西王母与秦穆王对歌推断),成熟于明代,兴盛于现代。其发展渊源有:一是来自于江南的文人及受他们影响的青海各族人民群众,故此,青海民间小调就有了江南民歌细腻、典雅、委婉、流畅的一面。如青海民间小调《送情郎》的音乐旋律与江苏小调《孟姜女》的音乐旋律大致相同;青海民间小调《茉莉花》的音乐旋律是江苏小调《茉莉花》音乐旋律的变体;再如《绣荷包》、《放风筝》、《尕老汉》、《搬船调》、《五更调》、《对花》、《十二月调》等等,都与江南民歌有不解之渊源。二是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多民族的文化必然会交汇相映、融合发展。如青海民间小调也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直朴、豪放、嘹亮、悠扬的个性,成为文化交融的音乐奇葩,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叙事长歌。
叙事长歌大约起源于汉代(据汉代叙事民歌《陌上桑》而推断),成熟于清代,兴盛于现代。叙事长歌以复杂、多变的情节见长,具有叙事性、抒情性、多变性的特点。其音乐形象集中,风格统一,词意所涉及的内容、生活场景广泛。如《织手巾》、《绣荷包》、《蓝玉莲》、《十二古人》等。青海原生态民歌中叙事长歌的内容大同小异,词曲也出现不同的变体,仅《织手巾》的传唱就有5种之多。《织手巾》叙述了姐妹三人上香拜神的宗教习俗,求得匠人织出漂亮的手巾,匠人看中了三姐而免了工钱的故事。它以宗教、金钱、爱情为题材,形象地描写了信奉道教的三姐爱上异地织手巾工匠的经过。再如《蓝玉莲》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集中叙述了封建社会童养媳受苦受累的悲惨命运,也体现出小脚女人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带来的压抑、痛苦、忧郁和希望。青海叙事长歌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运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段,全面深刻地认识生活、反映生活。
高原“花儿”大约起源于明代,成熟于清代,发展繁荣于现代。它是青海原生态民歌中成熟较迟的一种民歌形式。据笔者考证,青海原生态“花儿”的特征音“56 i 2”是从苏北旧黄河口《出海号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特征音普遍运用于“花儿”的“直令”、“马营令”、“川令口”、“河洲令”、“沙燕儿绕令”、“白牡丹令”、“喜鹊儿令”、“下四川令”等许多令中。明朝江浙一带的汉族大量西迁带来了“花儿”的基音。因此,青海“花儿”自然成了各民族文化共同交融的突出代表,在青海高原的各民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整合。
青海自元代以来就有汉、藏、回、蒙古、撒拉、土族等民族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现象相当普遍,因而使青海民歌具有了交叉融合性的特征。“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河州令)已成为青海高原最流行的民歌;《雪白的鸽子》(呛啷啷令)则是从甘肃传入的小调《推炒面》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至今也成为青海地区流行很广的民歌;小调《孟姜女》在汉、回、撒拉、东乡族中都有不同的音乐变体,但在词意上都比较相似。撒拉族宴席曲《我是循化的尕撒拉》;土族花儿《红花姐令》;藏族拉伊《祝愿》、勒《马牛羊赞歌》;回族宴席曲《一山的松柏》;“花儿”《三啦啦令》以及藏族、蒙古族“花儿”等民族民间歌曲现在也成为青海农牧业区较为流行的民歌。而通过民歌反映的不同民族文化所赋予的独特思想、感情及行为方式也影响着青海各民族的心理和精神气质。各民族民间歌曲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民歌。
因此,就青海古代民歌的渊源和变迁来看,青海民歌具有羌人文化影响的痕迹和特色。青海各民族自西汉开始随着中原王朝开拓西部疆域、实行屯田就一直繁衍生息在高原地区。明朝江浙一带的汉族大量西迁,形成延续至今世居高原的各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以江河源为标志的三江源文化体系。由于青海各世居民族在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与繁荣,每个民族都以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与认同,故而青海民歌又显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呈现出渗透性与包容性特征。明代周僧人的《河湟漫兴》“雪峰西面是羌浑,天设奇关限土门;出塞已闻收部落,乘槎亦欲问河源”;清代乾隆年间诗人吴镇的《我忆临洮好》“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赞誉,体现了青海各民族民歌流传广泛、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特色和鲜明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