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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1946年被秘密押解台湾到1956年，张学良在井上温泉被囚禁了整整10年，这期间，张学良除了记日记，或有个别朋友来访偶尔写些诗外，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对于往事、家事，只留在记忆中，他不愿去回忆……
1956年12月12日将是“西安事变”20周年，蒋介石似乎又想起张学良了，在台北接连召见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
11月15日，刘乙光从台北归来，专门到张学良屋内，表情冷漠；说：“蒋总统曾于13日单独召见我，面告二事：不准我收听中共的广播：不许我同警卫人员接近。”11月17日，刘乙光又连夜赶回台北，仍是蒋介石召见。刘乙光20日回到井上，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20年了，蒋介石仍没有忘掉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这天晚上，张学良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反覆追思”，“真不知由何下笔”，一夜未能睡好。
既然是奉命之作，张学良决定“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除了写家信，张学良很少写“大作”，为了完成此“重任”，整整埋头写了10天。初稿先给刘乙光看，刘乙光看后说，蒋先生要求“写至离陕时为止”，但他“认为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建议加上这一段。张学良回答“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
12月5日晚，张学良连夜改稿，12月6日“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连日夜缮就，今午交熊仲青给老刘送至台北……。”
这是一篇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尽管张学良曾“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笼之中，又不得不写。
刘乙光带着张学良的回忆书去了台北，没想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交代要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所以刘又将原件带回让张学良补充。“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再四思量，已得写法，真而可讳也。”这是当时张学良烦恼心情的真实写照!
12月17日刘乙光接到蒋经国通知，要他明天到台北，便催张学良赶快“将信件写好交他，他明早5点即去台北。”
(二)
12月2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说信件已呈“蒋总统”留阅。同时又带回另一篇蒋介石的“命题作文”，说今天早上“蒋总统”把他召去，“交他一件郭增恺所写的西安事变感言，嘱我(张学良)针对着他驳之，加入回忆文中。”刘乙光还转告了“总统”对张学良的“表扬”，说张学良：“对共产党已有进步，我(总统)甚安慰，他(张学良)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所辟明以示后人。”
“总统”的“表扬”，张学良却高兴不起来，一封信被一而再三地要求修改。“郭为何人，余已忘记，要把他插入，甚难写，弄得不三不四。”刘乙光坚持要张学良增改信件并坐等着，张学良只好“修改两小段，另写一张信和一驳文。”刘乙光第二天将信送去台北，24日回到井上温泉。晚饭后，刘乙光来到张学良屋里，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礼物”，一是《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二是民国四十六年日记本。刘乙光还传达了“总统”两句重要的话：“共产党必败”，“对反共抗俄余(张学良)有贡献处”。
这封上书蒋介石的信，按“上峰”意见几番修改，终于交至蒋介石手中。张学良借此机会，与刘乙光商量，希望他转告“总统”，给自己一个参加“国民党将官班培训”的机会。
(三)
刘乙光12月26日去台北，27日返回。到台北当天晚上9点“总统”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应允说好的，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乙光听了满心欢喜离去。计划27日早返回井上。
27日一早，尚未起床，却受到“总统”召见，10点半到蒋介石官邸，“总统言，受训事，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冒然从事，万一引起误会，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我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叫我先写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的观感，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张学良日记)
张学良听完刘乙光讲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领教过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原想借“受训”之机离开井上温泉，这一个月的“文字”之苦刚解脱，又“令我写书”。“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
写书对于军人出身的张学良来说，真是“赶鸭子上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烦躁、怨气，终于使张学良脾气爆发，28日一早“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见张学良情绪失控，赵四只能婉言相劝，刘乙光见状不好，也苦苦劝说。这才使张学良慢慢平静下来。
(四)
在张学良的桌上，摆放着一本深蓝色的日记本。这是去年刘乙光从台北带回的，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的。蒋先生如何知道自己有记日记的习惯?为何送日记本?是否将来日记也要送阅?总之，从1957年始，张学良的日记出现了两个版本。
张学良在蒋送来的日记本的首页上写道：“蒋总统亲手交与刘乙光转来者，毅庵谨志45年12月24日于清泉。奉命写一本《杂忆随感漫录》送呈阅。”按张学良以往的习惯，有事则记，无事就跳过去。而1957年的这本日记则每天皆录，“感言”甚多，有读报后的感想；有读王阳明书的体会；有些“感言”似乎是自勉，又似乎是准备给别人看的……
要完成蒋先生交代的“任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学良决定“专心写那一本小册子”。
往事不堪回首，“查阅一些零碎文字，以为我的写作参考，使我十分伤感，真是不愿想这些过去的事。”张学良以每天两三千字的速度写作，写着写着，有时就感慨万千，“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尤其是关于他老人家的死难经过，现在大仇已报，就是我孝道不全耳，心有愧焉!”1月9日将“《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一章初稿写完，约八千字。”1月19日“《少年时代》已经写完未缮。这个星期一定要把其次一章写完，如能写两章更妙。”为了加快进度，旧历新年都过不踏实，“这个月的预期工作，未能如意完成，又循过年，荒废时光，心中总觉不大自在……须竭力写述，期将早日完成为是。”有时写着写着，“写到我父子情深，以及张辅忱对我之提携，不觉泪下， 念当年年幼无知，今日报图无由矣!”想到自己到台湾都10年了，沉浸往事，故乡入梦……“客舍台湾已十霜，忧心日夜忆辽阳，何当共渡桑田水，痛饮黄龙践故乡。”豪情未减，英雄老去，春秋家国梦。
1957年4月12日，“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这份自述的“杂忆”，张学良写了整整4个月，期间，前列腺发炎、发烧……张学良都未停笔。“此乃我从来没写这么多字的东西，虽然不完美满意，但我竭尽心力矣。”
(五)
刘乙光将《杂忆随感漫录》及张学良的信，送台北交蒋经国。
5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带回“总统”的意见：一是要张学良将《杂忆随感漫录》重新抄一遍；二是要求张学良将“去年12月17日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复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嘱我亲笔抄写。”并言“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刘乙光再三交待：“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抄写这两份材料，张学良整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刘乙光将张学良缮写的“反省录”送至蒋介石，“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并交待说准备将张学良迁至“较近之处”“但未言明地点，何日期”。这份原本奉蒋介石之令，张学良撰写的西安事变经过，是作为私人信函交蒋介石的，现在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张学良亲手再抄写一遍。(这份材料后来流传外间，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
8月12日，蒋介石、蒋经国又给张学良“布置”任务，要求张学良写读《苏俄在中国》之读后感，并“把西安事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苏俄在中国》一书是蒋介石所著。
8月初，张学良发现自己咳嗽痰中有血。“照X光，看了内科和眼科大夫”幸无大碍。从8月14日至8月18日，张学良花了五天时间写完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
8月26日，刘乙光将该文送交蒋经国，得到的答复是先“放在那里吧!”
这一连串的“奉命之作”，总算都交卷了。张学良身心俱疲想好好休息一下。搬迁之命早已下达，只因高雄西子湾的住所正在修缮，先要将行李整理好，陆续运走。一想到将要告别井上温泉了，离开这里熟悉的一草一木，熟悉的山间小道、静静流淌的小溪……中秋之夜，张学良“在球场上赏月，唱留声机，过了中夜方入寝。”毕竟张学良、赵四在这里住了10年了!
(六)
1957年10月24日，张学良、赵四离开井上温泉，重迁到高雄(1949年底张学良曾秘密转移高雄)。“早4点起床，中午到嘉义，晚6点抵高雄，寓于西子湾的石为开的宅子”。相较前次迁高雄，居住条件好多了。“房屋宽阔，环境幽美，为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
“蒋夫人”派专人送来了家信及礼物，美国友人伊亚格送来的相机、电唱机、电熨斗、电被等，这些家用电器在井上温泉因没电，“几为废物”，而在高雄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终于可以让自己稍稍轻松，在西子湾散散步，或将礼品回赠友人，寄些照片给远在美国的子女，朋友的信亦可一一回复。
7月的高雄，正值盛夏，张学良写完那些“文章”，希望能见见蒋介石，同时也托“蒋夫人”转达“求见”蒋的口信，张学良是想为自己争取些“自由”，但这些努力如石沉大海。1958年8月2日，张学良在报上看见一篇周鲸文的谈话后，找刘乙光商量，想请刘乙光到蒋经国处探听一下“高峰”(指蒋)的意旨并“打算写一篇东西”。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主动”提出写迎合“高峰”的文章，“听说老先生要南来，想趁老先生在西子湾呈上去”。刘乙光听罢，自然很高兴，说：“如果能写的话，那早就是高峰的意愿，不必探询，一定赞许的，不过高峰不愿出诸命令而已。”
张学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老先生”看到他的思想已“有所改变”。这篇文章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交刘乙光28日送往台北，同时给台北包医生去信，讲述自己眼疾治疗的情况。
9月2日，刘乙光台北归来，告诉张学良他见了蒋经国，将信件送上。并向蒋经国汇报了张学良的“转变”。张学良认为自己过去写的东西不满意，最近又看到了周鲸文的谈话，自己决心写了这篇东西，“但在文词上仍不满意，如加以修正，是所希望。”并汇报了张学良的眼病“已在高雄医院医治了一个多月，未见进步”。
蒋经国看完这篇文章后，召见刘乙光说：“所写的东西，他已看过，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张学良从不愿意写回忆文章到“主动请战”，在蒋经国看来是“大有进步”。经上报“总统”同意，令张学良“移台北医治眼疾”。
也许是宋美龄、蒋经国均将张学良求见的“要求”转告了“总统”，但更重要的是，张学良送来的文章已表明张学良的思想“大有转变”。
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见张学良了。11月23日，刘乙光通知张学良，下午5点，“总统”在大溪召见。“3点一刻，蒋经国派其车来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一同进入小书斋。
“总统你老了!”“你头秃了。”两人“相对小为沉默”。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两人谈话仅半小时，大多是张学良陈述自己的想法，蒋介石仅简答之。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
张学良此时也明白，他恢复“自由”是遥遥无期!此后，他不再写回忆文章或“主动请战”了。1960年在宋美龄的帮助下，迁到台北定居。
[责任编辑]林京
从1946年被秘密押解台湾到1956年，张学良在井上温泉被囚禁了整整10年，这期间，张学良除了记日记，或有个别朋友来访偶尔写些诗外，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对于往事、家事，只留在记忆中，他不愿去回忆……
1956年12月12日将是“西安事变”20周年，蒋介石似乎又想起张学良了，在台北接连召见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
11月15日，刘乙光从台北归来，专门到张学良屋内，表情冷漠；说：“蒋总统曾于13日单独召见我，面告二事：不准我收听中共的广播：不许我同警卫人员接近。”11月17日，刘乙光又连夜赶回台北，仍是蒋介石召见。刘乙光20日回到井上，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20年了，蒋介石仍没有忘掉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这天晚上，张学良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反覆追思”，“真不知由何下笔”，一夜未能睡好。
既然是奉命之作，张学良决定“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除了写家信，张学良很少写“大作”，为了完成此“重任”，整整埋头写了10天。初稿先给刘乙光看，刘乙光看后说，蒋先生要求“写至离陕时为止”，但他“认为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建议加上这一段。张学良回答“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
12月5日晚，张学良连夜改稿，12月6日“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连日夜缮就，今午交熊仲青给老刘送至台北……。”
这是一篇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尽管张学良曾“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笼之中，又不得不写。
刘乙光带着张学良的回忆书去了台北，没想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交代要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所以刘又将原件带回让张学良补充。“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再四思量，已得写法，真而可讳也。”这是当时张学良烦恼心情的真实写照!
12月17日刘乙光接到蒋经国通知，要他明天到台北，便催张学良赶快“将信件写好交他，他明早5点即去台北。”
(二)
12月2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说信件已呈“蒋总统”留阅。同时又带回另一篇蒋介石的“命题作文”，说今天早上“蒋总统”把他召去，“交他一件郭增恺所写的西安事变感言，嘱我(张学良)针对着他驳之，加入回忆文中。”刘乙光还转告了“总统”对张学良的“表扬”，说张学良：“对共产党已有进步，我(总统)甚安慰，他(张学良)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所辟明以示后人。”
“总统”的“表扬”，张学良却高兴不起来，一封信被一而再三地要求修改。“郭为何人，余已忘记，要把他插入，甚难写，弄得不三不四。”刘乙光坚持要张学良增改信件并坐等着，张学良只好“修改两小段，另写一张信和一驳文。”刘乙光第二天将信送去台北，24日回到井上温泉。晚饭后，刘乙光来到张学良屋里，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礼物”，一是《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二是民国四十六年日记本。刘乙光还传达了“总统”两句重要的话：“共产党必败”，“对反共抗俄余(张学良)有贡献处”。
这封上书蒋介石的信，按“上峰”意见几番修改，终于交至蒋介石手中。张学良借此机会，与刘乙光商量，希望他转告“总统”，给自己一个参加“国民党将官班培训”的机会。
(三)
刘乙光12月26日去台北，27日返回。到台北当天晚上9点“总统”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应允说好的，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乙光听了满心欢喜离去。计划27日早返回井上。
27日一早，尚未起床，却受到“总统”召见，10点半到蒋介石官邸，“总统言，受训事，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冒然从事，万一引起误会，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我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叫我先写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的观感，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张学良日记)
张学良听完刘乙光讲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领教过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原想借“受训”之机离开井上温泉，这一个月的“文字”之苦刚解脱，又“令我写书”。“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
写书对于军人出身的张学良来说，真是“赶鸭子上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烦躁、怨气，终于使张学良脾气爆发，28日一早“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见张学良情绪失控，赵四只能婉言相劝，刘乙光见状不好，也苦苦劝说。这才使张学良慢慢平静下来。
(四)
在张学良的桌上，摆放着一本深蓝色的日记本。这是去年刘乙光从台北带回的，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的。蒋先生如何知道自己有记日记的习惯?为何送日记本?是否将来日记也要送阅?总之，从1957年始，张学良的日记出现了两个版本。
张学良在蒋送来的日记本的首页上写道：“蒋总统亲手交与刘乙光转来者，毅庵谨志45年12月24日于清泉。奉命写一本《杂忆随感漫录》送呈阅。”按张学良以往的习惯，有事则记，无事就跳过去。而1957年的这本日记则每天皆录，“感言”甚多，有读报后的感想；有读王阳明书的体会；有些“感言”似乎是自勉，又似乎是准备给别人看的……
要完成蒋先生交代的“任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学良决定“专心写那一本小册子”。
往事不堪回首，“查阅一些零碎文字，以为我的写作参考，使我十分伤感，真是不愿想这些过去的事。”张学良以每天两三千字的速度写作，写着写着，有时就感慨万千，“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尤其是关于他老人家的死难经过，现在大仇已报，就是我孝道不全耳，心有愧焉!”1月9日将“《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一章初稿写完，约八千字。”1月19日“《少年时代》已经写完未缮。这个星期一定要把其次一章写完，如能写两章更妙。”为了加快进度，旧历新年都过不踏实，“这个月的预期工作，未能如意完成，又循过年，荒废时光，心中总觉不大自在……须竭力写述，期将早日完成为是。”有时写着写着，“写到我父子情深，以及张辅忱对我之提携，不觉泪下， 念当年年幼无知，今日报图无由矣!”想到自己到台湾都10年了，沉浸往事，故乡入梦……“客舍台湾已十霜，忧心日夜忆辽阳，何当共渡桑田水，痛饮黄龙践故乡。”豪情未减，英雄老去，春秋家国梦。
1957年4月12日，“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这份自述的“杂忆”，张学良写了整整4个月，期间，前列腺发炎、发烧……张学良都未停笔。“此乃我从来没写这么多字的东西，虽然不完美满意，但我竭尽心力矣。”
(五)
刘乙光将《杂忆随感漫录》及张学良的信，送台北交蒋经国。
5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带回“总统”的意见：一是要张学良将《杂忆随感漫录》重新抄一遍；二是要求张学良将“去年12月17日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复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嘱我亲笔抄写。”并言“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刘乙光再三交待：“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抄写这两份材料，张学良整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刘乙光将张学良缮写的“反省录”送至蒋介石，“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并交待说准备将张学良迁至“较近之处”“但未言明地点，何日期”。这份原本奉蒋介石之令，张学良撰写的西安事变经过，是作为私人信函交蒋介石的，现在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张学良亲手再抄写一遍。(这份材料后来流传外间，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
8月12日，蒋介石、蒋经国又给张学良“布置”任务，要求张学良写读《苏俄在中国》之读后感，并“把西安事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苏俄在中国》一书是蒋介石所著。
8月初，张学良发现自己咳嗽痰中有血。“照X光，看了内科和眼科大夫”幸无大碍。从8月14日至8月18日，张学良花了五天时间写完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
8月26日，刘乙光将该文送交蒋经国，得到的答复是先“放在那里吧!”
这一连串的“奉命之作”，总算都交卷了。张学良身心俱疲想好好休息一下。搬迁之命早已下达，只因高雄西子湾的住所正在修缮，先要将行李整理好，陆续运走。一想到将要告别井上温泉了，离开这里熟悉的一草一木，熟悉的山间小道、静静流淌的小溪……中秋之夜，张学良“在球场上赏月，唱留声机，过了中夜方入寝。”毕竟张学良、赵四在这里住了10年了!
(六)
1957年10月24日，张学良、赵四离开井上温泉，重迁到高雄(1949年底张学良曾秘密转移高雄)。“早4点起床，中午到嘉义，晚6点抵高雄，寓于西子湾的石为开的宅子”。相较前次迁高雄，居住条件好多了。“房屋宽阔，环境幽美，为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
“蒋夫人”派专人送来了家信及礼物，美国友人伊亚格送来的相机、电唱机、电熨斗、电被等，这些家用电器在井上温泉因没电，“几为废物”，而在高雄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终于可以让自己稍稍轻松，在西子湾散散步，或将礼品回赠友人，寄些照片给远在美国的子女，朋友的信亦可一一回复。
7月的高雄，正值盛夏，张学良写完那些“文章”，希望能见见蒋介石，同时也托“蒋夫人”转达“求见”蒋的口信，张学良是想为自己争取些“自由”，但这些努力如石沉大海。1958年8月2日，张学良在报上看见一篇周鲸文的谈话后，找刘乙光商量，想请刘乙光到蒋经国处探听一下“高峰”(指蒋)的意旨并“打算写一篇东西”。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主动”提出写迎合“高峰”的文章，“听说老先生要南来，想趁老先生在西子湾呈上去”。刘乙光听罢，自然很高兴，说：“如果能写的话，那早就是高峰的意愿，不必探询，一定赞许的，不过高峰不愿出诸命令而已。”
张学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老先生”看到他的思想已“有所改变”。这篇文章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交刘乙光28日送往台北，同时给台北包医生去信，讲述自己眼疾治疗的情况。
9月2日，刘乙光台北归来，告诉张学良他见了蒋经国，将信件送上。并向蒋经国汇报了张学良的“转变”。张学良认为自己过去写的东西不满意，最近又看到了周鲸文的谈话，自己决心写了这篇东西，“但在文词上仍不满意，如加以修正，是所希望。”并汇报了张学良的眼病“已在高雄医院医治了一个多月，未见进步”。
蒋经国看完这篇文章后，召见刘乙光说：“所写的东西，他已看过，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张学良从不愿意写回忆文章到“主动请战”，在蒋经国看来是“大有进步”。经上报“总统”同意，令张学良“移台北医治眼疾”。
也许是宋美龄、蒋经国均将张学良求见的“要求”转告了“总统”，但更重要的是，张学良送来的文章已表明张学良的思想“大有转变”。
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见张学良了。11月23日，刘乙光通知张学良，下午5点，“总统”在大溪召见。“3点一刻，蒋经国派其车来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一同进入小书斋。
“总统你老了!”“你头秃了。”两人“相对小为沉默”。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两人谈话仅半小时，大多是张学良陈述自己的想法，蒋介石仅简答之。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
张学良此时也明白，他恢复“自由”是遥遥无期!此后，他不再写回忆文章或“主动请战”了。1960年在宋美龄的帮助下，迁到台北定居。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