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吃年饭的那天正好过小年，饭局本来定在中午，由于去取车票的李经理下午五点才回来，所以改在了晚上。拿了票的工友面对大鱼大肉，一点胃口也没有，纷纷给家里打电话报喜。我家里也装了电话，父亲却一直没打给我，因为三年前他在福建石场放炮时炸聋了双耳。自从去年妻子去浙江打工后，我也一直没给家里打过电话。前年女儿出生不久，我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电话更形同虚设，我手机里的亲情号浪费了……偏偏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看，还真是家里打来的。我想一定是在浙江打工的妻子到家了，给我报平安。接通一听，却是女儿呜呜的哭声：“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刚才妈妈在电话里说，她们那里下大雪，回不来了。”我说：“小雪别哭，爸爸拿到票了，家里也下雪了吧，爸爸帮你买红棉袄了。”父亲接过电话说：“一定赶回来过年啊！小雪会认数字了，电话都会拨了。”我连连说好。我想，耳聋的父亲早已感应到我回家的脚步了。
　　我挂了电话，跟大伙干了一杯，就急匆匆去市场为女儿挑棉袄。路过报刊亭，被王小兰拦住了。她说：“你来得正好，听家里电话的口气，我男人快不行了。”她男人跟我同村，在五金厂干了十多年，前年得了肺病，整天咳咳吐吐的，有时还有血块子，皮包骨头的，在家里拖着一对上学的儿女，没敢再出来。在电话里他断断续续地说：“作文，求你了，把票给小兰，让她见我一面吧！”
　　我无话可说。我只看见蒙蒙天际，沥沥不尽的雨，雨滴冰点子一样渗进我脖子，透心的凉。我把怀里暖暖的车票给王小兰时，又拨了家里的电话，是父亲接的。他在电话里不停地吼，我越发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我怎么解释他都听不明白。后来女儿接了电话，我说：“爸爸的车票被雨淋湿了，烂了，回不来了，王婶帮你带棉袄回来，好暖和的。”
　　女儿一声声地重复着：“爸爸，我要你回家……”
　　“狗日的！”电话里我听见父亲在一旁骂。啪的一声，电话就断了。我心头一酸。
　　我为女儿选了件碎花红棉袄，王小兰帮男人买了一些补身子的东西。整理行李时，只能塞进一样，王小兰选择了棉袄，我没有阻拦。我明白，拥挤的火车上，就算她心肝一样把那些东西完好地带回家，恐怕她男人也无福消受了。
　　意外的是，除夕夜，正当我巴望着女儿该穿上红棉袄时，王小兰却精疲力竭地回到了我的宿舍——消瘦而苍凉，两手空空，右脚的胶鞋不知去向……她没有告诉我，在广州火车站广场，那只鞋是怎样被挤掉的；那个装了红棉袄、火车票和268元钱的牛仔包是怎样被弄丢的；她是如何被冰雪挡在了归家的车门之外；又如何回到了深圳……她只一个劲地哭，边哭边扇自己的脸。
　　“别哭，省点劲，到了家，够你哭的。我们手头的钱，还能凑够到重庆的机票，马上去订。”我安慰说。订好票，剩下的钱仅够她从重庆回广安的车费。她一边吃着热腾腾的泡面一边叹息：“小雪的棉被呢？你这个年怎么过？”我说：“我这边还有很多朋友，我会想办法，小雪还小，明年补上嘛。”
　　她盯了我一会儿，去了自己的宿舍，拿来一顶深红色线帽，说：“这是我工余给我男人织的，怕是用不上了，拆了，帮小雪赶件背心。”
　　我没有阻拦，我又拨了家里的电话。
　　接电话的不是父亲，也不是女儿，是妻子。她告诉我是改乘飞机，下午才到的，父亲去王小兰家帮忙了，她男人前天就走了。而小雪也感冒了，打了一针，睡了。
　　王小兰止住了哭声。她说再哭眼就花了，就没法给小雪织背心了。
　　我来到阳台上，摸出白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路上行人稀少，我知道他们都在过年了。
　　王小兰坐在我下铺，横一针竖一针，手儿麻利。室内没了往日的嘈杂拥挤，日光灯呜呜地响，一闪一闪的，空气清冷。她高高的颧骨泛着红晕，深陷的双眼偶尔一闪。
　　等我抽完两包烟，王小兰的羊毛背心也织好了。
　　她用背心围住我脖子说：“进去吧，外面寒气重。”
　　我挪进屋里，她却站在阳台上，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
　　雨，不知何时停了。鞭炮声响彻耳际，远远近近的，烟花绚烂。
　　我知道在遥远的广安，在我老家，此时此刻，也热热闹闹，欢声一片。而山梁上，王小兰家的哀乐还断断续续地响着吗？
　　但那一切，却又如此遥不可及……我触手能及的，就是脖子上这件羊毛背心吧——它是这么暖和，女儿穿上，肯定也格外贴身吧！
　　责 编：宋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