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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若论艺术人生的丰富多彩及传奇经历，我看非张大干莫属。有人说，写张大干，写野史容易，写正史难；搞传奇演义容易，搞学术研究难。有关张大千拜师及留学，也是众说纷纭。
张氏拜师，究竟先拜何师，是李瑞清(清道人、梅庵1867－1920)，还是曾熙(农髯1861－1930)?究竟拜于何年?是学书，还是兼学画?留学日本又在何时?
台北时报记者谢家孝著《张大干的世界》(时报出版公司)，是一部张大干60年代后期的口述回忆录(张氏不同意用传记之类的书名)，应是研究张氏生平艺术的第一手资料。关于大干投师学艺，谢家孝专辟《曾李二师》一章。谈及拜师先后，他是“先拜入曾熙门下学字”，后“被曾老师介绍拜在李老师门下”。这就厘清了“先曾后李”的顺序。至于学的是书艺还是画艺，张氏也简略地告知谢氏：“我拜在两位老师门下，学书法；外间传说我学画，这是不确的。”但在拜师年份上，谢氏没有问，张氏没有说，有关方面的史料又奇缺，由此引出诸多研究者的推断和臆测。
傅申之说
在曾熙、李瑞清逝世八十、九十周年，海峡两岸首次举办了《张大干的老师——曾熙、李瑞清书画特展》。在“特展图录”中，有台北著名书画鉴定家、张大千研究专家傅申的《曾熙、李瑞清与门生张大干》长篇专文。这是一篇漂亮出色又有一定深度的考据文章，也解决了长期以来有关大干拜师学艺的不少疑点。美中不足的是，在“大干拜曾李二师的时间”这一章节(他认为是全文的重点，也是用功最力、考证最详的章节)中，由于缺乏最有力的佐证，造成了判断失误。
傅申判断大干拜师时间的主要资料，来自李永翘的《张大千年谱》、曾熙曾孙曾迎三的《曾熙年谱》(以下简称“张谱”、“曾谱”)。“张谱”、“曾谱”都将张大千拜师的年代落在1919年。不同的是，“曾谱”在1919年条下有：“春，张大干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河南路景兴里拜先生为师，学习书画及诗文。…‘张谱”在1919年条下记道：“约秋，先生又偕弟君绶赴上海，经人推荐，拜衡阳名士著名书家曾熙为师，学习书法。”据此，傅申肯定张大千拜师是1919年，然后在“春季说”和“秋季说”中当上了“裁判”。
傅先生认为，“张谱”在排列“先曾后李”的时间表上有疑点。疑点出在拜李师是庚申1920年约五月，而李师逝世是同年阳历10月20日，学书不足半年，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少年，何以学得乱真，真到可以代笔鬻书，似乎说不通。针对这个疑点，傅先生查阅《曾谱》对曾氏老友卒年的记载，在庚申1920年阴历七月条中，时间、地点、死因写得清清楚楚。傅申在“特展”中，也发现了一件可证清道人死期的对联。此联是当年大千有意珍藏的李师遗作，虽无纪年落款，但有大师兄胡光炜(名小石)题字说明：“此联李侍郎(按：侍郎为李瑞清官称)所书，成未题款。今年八月侍郎竟以中风死矣。对此令人腹痛。庚申八月九日胡光炜记。”(见图一)
“张谱”将李瑞清的卒日推迟了一个多月，那么，大干拜师之期是否有误?果然，傅申又在“特展”中发现了三件己未1919夏秋两季曾李两师题赠大干的作品：李瑞清为张蝯临《宗妇壶》(见图二)足以证明大干拜李师之期决非庚申(1920)约五月，拜曾师也不是己未秋季。因为李瑞清在《达摩岩穴面壁图》上题跋：“季嫒酷嗜余画，每敝篦稿纸，搜之即付装池，此画祝张子武不如意者，亦堂堂成幅，可想其好画之痴癖。以无款识，为临造像一通，并记之。己未六月清道人。”据此可推断己未六月，大干已拜李师，否则怎能登堂入室，搜其纸篦?按照先曾后李的次序，此时也必拜了曾师。傅申推翻了李永翘的“秋季说”，肯定了曾迎三的“春季说”。
“春季说”可否铁口断言呢?未必!傅申仍有疑点。疑点来自“特展”中的另一件展品，来自这件展品的上下联款书。上联题“季媛仁弟索集鹤寿字本字”，下联的年款题“丁巳四月清道人”。(见图三)这件李瑞清《集瘗鹤铭五言联》经傅申鉴定必真无疑。既然必真无疑，又发现了什么疑点呢?从清道人称呼“季媛仁弟”来看，这已是老师对门人的亲切称谓，而“丁巳四月”，大干似乎尚在日本留学，扦格由此产生。为了破解这个扦格，傅申假设了三种可能：一是大干拜师的年代要提前到“丁已四月”前；二是此联是赝作；三是上款是后补的。他排除了前两种可能，那么，只留第三种可能了。经鉴定，上下款的笔法、墨色确有不同，有后补可能。故大干拜师之年不一定非提前到丁巳四月之前不可。傅申费了很多周折，破解了称谓与年款的扦格，自认为是最合理的解释。但“丁已四月”留下的阴影并未从心中消除。
重读曾熙两篇书画例言
治学严谨、考证严密的傅先生最大的疏漏是轻信了“张谱”，实际上也是轻信了张大千在《曾李二师》龙门阵式的回忆口述；却忘了细读“曾谱”。须知，曾熙不仅是大干的老师，更是大干拜师的见证当事人!
“曾谱”中有没有大干拜师的记载呢?有!先后记载在曾熙甲子1924年间为张善子、张大干昆仲写的两篇书画例言。先看《季媛书画例言》：
张猨，字季猨，内江人，生之夕，其母梦黑猿坐膝下，觉而生季，因名猨，字季狻(狻是爰的古体字，后改用爰字)。季性喜佛，故日大千居士。季之仲兄日善子，画人物山水，尤好画虎。蜀中与京师多争取之。然与季少时皆受笔于母，季昆季十二人，每岁学金皆出自母氏笔墨。季入学校数岁，谓科学少人生之趣，不足学。遂东渡，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归游名山，且与僧人言禅学。一日执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日：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家法，髯好下己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按：余疑许之误)，其髯且过髯(翁)，与语更异之。由此，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人论多不能辨……
这篇例言写于1924年，距大干拜师的年代较近，谅必无讹。它提供了大干早年学艺拜师的不少信息：一、大干和其兄的学画启蒙老师都是其母曾友贞；二、大干东渡留学是因为“入学校数岁，谓科学少人生之趣，不足学”。东渡学什么?他对曾师说是“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这个说法似乎尚无人提及，待考。三、大干拜曾熙为师，无人引荐。既无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中所写傅增湘引荐，也无(陆)谷苇在《张大干拜师》一文中所说朱复戡引荐，而是毛遂自荐；四、大干拜李师，确由曾熙转荐，从转荐口气判断，时间相隔很短，不可能长到“张谱”所写的半年以后。
这篇例言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烂漫社20年代末出版的《大风堂藏画大涤子山水册页之一》的封三上读过。这次重读，有了新的看法。曾熙并没写出拜师的年份，只用古文常用的“一日”带过。究竟是何 年何月之“一日”呢?他在另一篇《张善子画例》中有交待：“张泽，字善孖，一字善籽(行、籽是子的异体字，后改子字)。蜀之内江人。好画虎，髯因称之日虎痴(请注意，虎痴之号也是曾熙取的)。门人季爰之兄也。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值得注意的是“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这句。髯，曾熙自称；“居上海之三岁”，可以理解为居上海的第三年，也可理解为居上海三年后。是第三年，还是三年后，暂且搁下，先弄清曾熙何年自衡阳迁居上海?“曾谱”乙卯(1915)年条：“八月，出游西湖，到上海为在沪鬻书为生的清道人所挽留，乃卜居沪渎操笔墨生涯。……”由此可知曾熙居上海的时间是1915年下半年。居上海之三岁，可理解为1917年，也可说是1918年。但都突破了李永翘和曾迎三的1919年的说法。
曾熙题诗解疑惑
在“曾谱”中，还有一条意外发现，即在己巳(1929)年条下有“二月，曾熙为大干的‘己巳三十自写小像’的题诗”。诗日：
老髯之髯白于雪，喜子髯虬翠如墨。一十二年几席亲，每出一幅人叹绝。米书当作内史观，不画应为好古得。未必古人胜今人，此诂难为世解说。不贵人相贵我相，自写面目留本色。松下暧暧云气深，忧若置身天都侧。蜀中兄弟称坡髯，书画到今名不灭。愿子策力抗前哲，再见岷峨生光泽。己巳二月，农髯，熙题于戏海楼。
曾熙题诗时间是己巳二月(阳历3月)，是众多名家题咏中的首位，所以在诗塘中居中偏右，位置显要。可以断定大干己巳年未署月份的自写小像当作于二月以前。但李永翘的“张谱”却列入1929年五月的条下：“五月十日，先生作《三十自画像》，并遍征名家题咏。”
5月10日是什么日子，令永翘如此言之凿凿?原来当日是张大干的生日。故他在注中写道：“该图俗称之张大干三十自画像，因此年先生刚是三十足岁。”也许他以为，足岁三十，当从三十足岁生日算起。殊不知，曾熙在诗塘上题下了己巳二月的诗跋。可见是永翘兄粗心了，没有细看曾熙的题跋年款。其实，我看凡是见过“己巳大干自写小像”的人，包括我在内，又有谁细读过曾熙的这首题咏?更为粗心的是将题咏抄入“曾谱”的编者曾迎三也未细读。正因为大家都没有细读，眼皮底下漏掉了一条大干何年拜师的重要线索。线索就在题诗的前四句之中。
开头两句“老髯之髯白于雪，喜子髯虬翠如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写曾老夫子与大干的亲密情谊。意为老夫今年69岁，自然须发苍苍白如雪了，而你青春年少，早在拜门之年就留起了长须，且长须超过了老夫，而今更是“髯虬翠如墨”，怎不令人高兴呢?后两句写大干何时拜门及其成就：“一十二年几席亲，每出一幅人叹绝。”诗中清清楚楚地写出了大干拜门，追随身旁(几席亲)已有一十二年。1929年上推12年正是1917年。暗合《张善子画例》中的“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由此推断，“髯居上海之三岁”，当是1917年，亦可排除1918年的疑问。
留学日本藏玄机
倘若大干拜师落在丁巳1917年，那么，傅申先生在文中留下的两个疑问(一是丁巳四月清道人书赠“季瑷仁弟”五言联，究竟何时书赠?二是大千拜李师时间很短，按“张谱”说只有半年，按“曾谱”计算只有一年多，为什么学李书的水平如此之高，能代笔鬻书?)能否解怀释疑?也许傅申先生还要提问：若大干拜师落在1917年，如何解释此年他正在日本留学之扦格?
关于留学日本之事，张大干出国前在亲友面前未见提起，我在早年拜门的大风堂门人中也没有听说，更未见报刊上有此类事的报道。据现有资料记载，他最早提起此事，是与台北时报记者谢家孝的访谈(见《张大千的世界》)，谢氏记入了《曾李二师》一章。张大干的口述如下：
我十七岁即离开四川老家赴上海，当时我二家兄在上海，我去上海见见世面，私心也就想留在上海学书画，可是家里不同意，第二年就遵从父兄的意思，到日本京都去学染织。……在日本四年，我确确实实只有一次说过日本话。
一位留学生，因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拒学日语，而雇佣翻译留学，留学四年，只说了一次日本话，这确是天下奇闻，这段奇闻就来自他龙门式的口述回忆中。1972年，他在美国旧金山帝扬美术馆举办《四十年回顾展》。“回顾展”自序中，他又重提到：“年十七，出峡渡海，学染织于日本西京，绘事遂缀。二十岁归国，居上海。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
一段“口述”，一段“自序”，都出自他的口、他的手，应该说言之凿凿，铁证无疑。由此所有张大千赴日留学的文字出版物，无不源于此，无不由此衍生演变。
但是，在“口述”、“自序”中，没有说明他在京都哪所学校学染织。这所学校的学制是几年制?他的学业如何?是肄业，还是毕业?凡此等等均无提及。以上一连串问题的核心，是他在京都何校学染织?他自己没有说，但四川两位为张大干“立传…‘编年谱”的作者却有两种版本。1985年出版的《张大干传》(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作者杨继仁说是“京都艺专”；1987年出版《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编著者李永翘说是“京都公平学校”。前书是“传记”，允许虚构；后书是“年谱”，不可虚构。
那么，这所学校现今安在否?如果尚在，可否去该校查阅一下当年张大千的学业档案?我正当要呼吁同道作解密张氏留日档案之求时，成都友人刘正宇在电话中告诉我，已有人作过调查。此人是日本学人，名叫鹤田武良。1988年他曾发表过一篇《张大干京都留学生涯》的调查报告，发表在台北举办的《张大干学术论文集·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一书中(见台北历史博物馆1988年9月版)。我赶忙请他将此文复印寄我一阅。
读完鹤田武良先生的《张大干的京都留学生涯》，我心中的疑团顿消。据鹤田先生调查：“大干留日期间(1917－1919)京都市设立染织课程的学校，只有京都高等工艺学校(现名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工艺学部)。该校是在1902年十月开校，设置了色染科、机械科、图案科等三科，修业年限是三年。1928年所发行的‘京都高等工艺学校一览’中，记载着该校开校以来的毕业生名册，名册中并无张泽(张善子学名)，张权(大千留日学名)之名。”鹤田还“麻烦继承了该校学籍资料的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工艺学部教务课代为调查学籍资料，结果在1916年至1919年四年之内的入学名簿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姓张的入学生”。至于杨继仁所说的“京都艺专”，更是子虚乌有。鹤田遍查了京都市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和市立铜驼工艺高校所移管有关市立美术工艺学校的相关入学和毕业文件记录，都查不到1916至1919年间张泽、张大干在京都留学记录，连姓张的资料都没有发现。
再看张大干传说留学京都的1917年，查遍当时在京都市设有染织课程或绘画课程的与美术有关的学校，所有的学籍簿的姓名，仍然没有任何发现。(见《张大千的京都留学生涯》)
鹤田先生猜测，“张大干当年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入校学习的”。由此，他推断“张大干青年时期的留学日本，可能比传闻中的三年要短得多，只是短期的生活而已”。
倘若鹤田先生的调查推断成立的话，那末张大干留日的时段伸缩性就很大了，他不必在丁巳(1917)年初赴日，也可能在“丁巳四月”(即取到李瑞清《集瘗鹤铭五言联》之后)赴日。而他拜师的时段，也不必等留日回国以后，也可能在赴日前，在他“私心想留在上海学书画”之时，就已拜师了。由此与曾熙所记的“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及他所题的“己巳大干自写小像”诗中“一十二年几席亲”，所可推算的丁巳年拜师，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是我依据鹤田武良的调查推断所作的大胆假设，尽管这个假设与大干先生的口述笔记大相径庭，但作为一大疑点，我要秉笔直录，录以备考。最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大干先生直到古稀之年，要向世人披露这一段并不光彩夺目、却又在何校就读上姑隐其词的留学生涯呢?
张氏拜师，究竟先拜何师，是李瑞清(清道人、梅庵1867－1920)，还是曾熙(农髯1861－1930)?究竟拜于何年?是学书，还是兼学画?留学日本又在何时?
台北时报记者谢家孝著《张大干的世界》(时报出版公司)，是一部张大干60年代后期的口述回忆录(张氏不同意用传记之类的书名)，应是研究张氏生平艺术的第一手资料。关于大干投师学艺，谢家孝专辟《曾李二师》一章。谈及拜师先后，他是“先拜入曾熙门下学字”，后“被曾老师介绍拜在李老师门下”。这就厘清了“先曾后李”的顺序。至于学的是书艺还是画艺，张氏也简略地告知谢氏：“我拜在两位老师门下，学书法；外间传说我学画，这是不确的。”但在拜师年份上，谢氏没有问，张氏没有说，有关方面的史料又奇缺，由此引出诸多研究者的推断和臆测。
傅申之说
在曾熙、李瑞清逝世八十、九十周年，海峡两岸首次举办了《张大干的老师——曾熙、李瑞清书画特展》。在“特展图录”中，有台北著名书画鉴定家、张大千研究专家傅申的《曾熙、李瑞清与门生张大干》长篇专文。这是一篇漂亮出色又有一定深度的考据文章，也解决了长期以来有关大干拜师学艺的不少疑点。美中不足的是，在“大干拜曾李二师的时间”这一章节(他认为是全文的重点，也是用功最力、考证最详的章节)中，由于缺乏最有力的佐证，造成了判断失误。
傅申判断大干拜师时间的主要资料，来自李永翘的《张大千年谱》、曾熙曾孙曾迎三的《曾熙年谱》(以下简称“张谱”、“曾谱”)。“张谱”、“曾谱”都将张大千拜师的年代落在1919年。不同的是，“曾谱”在1919年条下有：“春，张大干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河南路景兴里拜先生为师，学习书画及诗文。…‘张谱”在1919年条下记道：“约秋，先生又偕弟君绶赴上海，经人推荐，拜衡阳名士著名书家曾熙为师，学习书法。”据此，傅申肯定张大千拜师是1919年，然后在“春季说”和“秋季说”中当上了“裁判”。
傅先生认为，“张谱”在排列“先曾后李”的时间表上有疑点。疑点出在拜李师是庚申1920年约五月，而李师逝世是同年阳历10月20日，学书不足半年，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少年，何以学得乱真，真到可以代笔鬻书，似乎说不通。针对这个疑点，傅先生查阅《曾谱》对曾氏老友卒年的记载，在庚申1920年阴历七月条中，时间、地点、死因写得清清楚楚。傅申在“特展”中，也发现了一件可证清道人死期的对联。此联是当年大千有意珍藏的李师遗作，虽无纪年落款，但有大师兄胡光炜(名小石)题字说明：“此联李侍郎(按：侍郎为李瑞清官称)所书，成未题款。今年八月侍郎竟以中风死矣。对此令人腹痛。庚申八月九日胡光炜记。”(见图一)
“张谱”将李瑞清的卒日推迟了一个多月，那么，大干拜师之期是否有误?果然，傅申又在“特展”中发现了三件己未1919夏秋两季曾李两师题赠大干的作品：李瑞清为张蝯临《宗妇壶》(见图二)足以证明大干拜李师之期决非庚申(1920)约五月，拜曾师也不是己未秋季。因为李瑞清在《达摩岩穴面壁图》上题跋：“季嫒酷嗜余画，每敝篦稿纸，搜之即付装池，此画祝张子武不如意者，亦堂堂成幅，可想其好画之痴癖。以无款识，为临造像一通，并记之。己未六月清道人。”据此可推断己未六月，大干已拜李师，否则怎能登堂入室，搜其纸篦?按照先曾后李的次序，此时也必拜了曾师。傅申推翻了李永翘的“秋季说”，肯定了曾迎三的“春季说”。
“春季说”可否铁口断言呢?未必!傅申仍有疑点。疑点来自“特展”中的另一件展品，来自这件展品的上下联款书。上联题“季媛仁弟索集鹤寿字本字”，下联的年款题“丁巳四月清道人”。(见图三)这件李瑞清《集瘗鹤铭五言联》经傅申鉴定必真无疑。既然必真无疑，又发现了什么疑点呢?从清道人称呼“季媛仁弟”来看，这已是老师对门人的亲切称谓，而“丁巳四月”，大干似乎尚在日本留学，扦格由此产生。为了破解这个扦格，傅申假设了三种可能：一是大干拜师的年代要提前到“丁已四月”前；二是此联是赝作；三是上款是后补的。他排除了前两种可能，那么，只留第三种可能了。经鉴定，上下款的笔法、墨色确有不同，有后补可能。故大干拜师之年不一定非提前到丁巳四月之前不可。傅申费了很多周折，破解了称谓与年款的扦格，自认为是最合理的解释。但“丁已四月”留下的阴影并未从心中消除。
重读曾熙两篇书画例言
治学严谨、考证严密的傅先生最大的疏漏是轻信了“张谱”，实际上也是轻信了张大千在《曾李二师》龙门阵式的回忆口述；却忘了细读“曾谱”。须知，曾熙不仅是大干的老师，更是大干拜师的见证当事人!
“曾谱”中有没有大干拜师的记载呢?有!先后记载在曾熙甲子1924年间为张善子、张大干昆仲写的两篇书画例言。先看《季媛书画例言》：
张猨，字季猨，内江人，生之夕，其母梦黑猿坐膝下，觉而生季，因名猨，字季狻(狻是爰的古体字，后改用爰字)。季性喜佛，故日大千居士。季之仲兄日善子，画人物山水，尤好画虎。蜀中与京师多争取之。然与季少时皆受笔于母，季昆季十二人，每岁学金皆出自母氏笔墨。季入学校数岁，谓科学少人生之趣，不足学。遂东渡，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归游名山，且与僧人言禅学。一日执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日：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家法，髯好下己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按：余疑许之误)，其髯且过髯(翁)，与语更异之。由此，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人论多不能辨……
这篇例言写于1924年，距大干拜师的年代较近，谅必无讹。它提供了大干早年学艺拜师的不少信息：一、大干和其兄的学画启蒙老师都是其母曾友贞；二、大干东渡留学是因为“入学校数岁，谓科学少人生之趣，不足学”。东渡学什么?他对曾师说是“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这个说法似乎尚无人提及，待考。三、大干拜曾熙为师，无人引荐。既无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中所写傅增湘引荐，也无(陆)谷苇在《张大干拜师》一文中所说朱复戡引荐，而是毛遂自荐；四、大干拜李师，确由曾熙转荐，从转荐口气判断，时间相隔很短，不可能长到“张谱”所写的半年以后。
这篇例言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烂漫社20年代末出版的《大风堂藏画大涤子山水册页之一》的封三上读过。这次重读，有了新的看法。曾熙并没写出拜师的年份，只用古文常用的“一日”带过。究竟是何 年何月之“一日”呢?他在另一篇《张善子画例》中有交待：“张泽，字善孖，一字善籽(行、籽是子的异体字，后改子字)。蜀之内江人。好画虎，髯因称之日虎痴(请注意，虎痴之号也是曾熙取的)。门人季爰之兄也。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值得注意的是“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这句。髯，曾熙自称；“居上海之三岁”，可以理解为居上海的第三年，也可理解为居上海三年后。是第三年，还是三年后，暂且搁下，先弄清曾熙何年自衡阳迁居上海?“曾谱”乙卯(1915)年条：“八月，出游西湖，到上海为在沪鬻书为生的清道人所挽留，乃卜居沪渎操笔墨生涯。……”由此可知曾熙居上海的时间是1915年下半年。居上海之三岁，可理解为1917年，也可说是1918年。但都突破了李永翘和曾迎三的1919年的说法。
曾熙题诗解疑惑
在“曾谱”中，还有一条意外发现，即在己巳(1929)年条下有“二月，曾熙为大干的‘己巳三十自写小像’的题诗”。诗日：
老髯之髯白于雪，喜子髯虬翠如墨。一十二年几席亲，每出一幅人叹绝。米书当作内史观，不画应为好古得。未必古人胜今人，此诂难为世解说。不贵人相贵我相，自写面目留本色。松下暧暧云气深，忧若置身天都侧。蜀中兄弟称坡髯，书画到今名不灭。愿子策力抗前哲，再见岷峨生光泽。己巳二月，农髯，熙题于戏海楼。
曾熙题诗时间是己巳二月(阳历3月)，是众多名家题咏中的首位，所以在诗塘中居中偏右，位置显要。可以断定大干己巳年未署月份的自写小像当作于二月以前。但李永翘的“张谱”却列入1929年五月的条下：“五月十日，先生作《三十自画像》，并遍征名家题咏。”
5月10日是什么日子，令永翘如此言之凿凿?原来当日是张大干的生日。故他在注中写道：“该图俗称之张大干三十自画像，因此年先生刚是三十足岁。”也许他以为，足岁三十，当从三十足岁生日算起。殊不知，曾熙在诗塘上题下了己巳二月的诗跋。可见是永翘兄粗心了，没有细看曾熙的题跋年款。其实，我看凡是见过“己巳大干自写小像”的人，包括我在内，又有谁细读过曾熙的这首题咏?更为粗心的是将题咏抄入“曾谱”的编者曾迎三也未细读。正因为大家都没有细读，眼皮底下漏掉了一条大干何年拜师的重要线索。线索就在题诗的前四句之中。
开头两句“老髯之髯白于雪，喜子髯虬翠如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写曾老夫子与大干的亲密情谊。意为老夫今年69岁，自然须发苍苍白如雪了，而你青春年少，早在拜门之年就留起了长须，且长须超过了老夫，而今更是“髯虬翠如墨”，怎不令人高兴呢?后两句写大干何时拜门及其成就：“一十二年几席亲，每出一幅人叹绝。”诗中清清楚楚地写出了大干拜门，追随身旁(几席亲)已有一十二年。1929年上推12年正是1917年。暗合《张善子画例》中的“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由此推断，“髯居上海之三岁”，当是1917年，亦可排除1918年的疑问。
留学日本藏玄机
倘若大干拜师落在丁巳1917年，那么，傅申先生在文中留下的两个疑问(一是丁巳四月清道人书赠“季瑷仁弟”五言联，究竟何时书赠?二是大千拜李师时间很短，按“张谱”说只有半年，按“曾谱”计算只有一年多，为什么学李书的水平如此之高，能代笔鬻书?)能否解怀释疑?也许傅申先生还要提问：若大干拜师落在1917年，如何解释此年他正在日本留学之扦格?
关于留学日本之事，张大干出国前在亲友面前未见提起，我在早年拜门的大风堂门人中也没有听说，更未见报刊上有此类事的报道。据现有资料记载，他最早提起此事，是与台北时报记者谢家孝的访谈(见《张大千的世界》)，谢氏记入了《曾李二师》一章。张大干的口述如下：
我十七岁即离开四川老家赴上海，当时我二家兄在上海，我去上海见见世面，私心也就想留在上海学书画，可是家里不同意，第二年就遵从父兄的意思，到日本京都去学染织。……在日本四年，我确确实实只有一次说过日本话。
一位留学生，因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拒学日语，而雇佣翻译留学，留学四年，只说了一次日本话，这确是天下奇闻，这段奇闻就来自他龙门式的口述回忆中。1972年，他在美国旧金山帝扬美术馆举办《四十年回顾展》。“回顾展”自序中，他又重提到：“年十七，出峡渡海，学染织于日本西京，绘事遂缀。二十岁归国，居上海。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
一段“口述”，一段“自序”，都出自他的口、他的手，应该说言之凿凿，铁证无疑。由此所有张大千赴日留学的文字出版物，无不源于此，无不由此衍生演变。
但是，在“口述”、“自序”中，没有说明他在京都哪所学校学染织。这所学校的学制是几年制?他的学业如何?是肄业，还是毕业?凡此等等均无提及。以上一连串问题的核心，是他在京都何校学染织?他自己没有说，但四川两位为张大干“立传…‘编年谱”的作者却有两种版本。1985年出版的《张大干传》(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作者杨继仁说是“京都艺专”；1987年出版《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编著者李永翘说是“京都公平学校”。前书是“传记”，允许虚构；后书是“年谱”，不可虚构。
那么，这所学校现今安在否?如果尚在，可否去该校查阅一下当年张大千的学业档案?我正当要呼吁同道作解密张氏留日档案之求时，成都友人刘正宇在电话中告诉我，已有人作过调查。此人是日本学人，名叫鹤田武良。1988年他曾发表过一篇《张大干京都留学生涯》的调查报告，发表在台北举办的《张大干学术论文集·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一书中(见台北历史博物馆1988年9月版)。我赶忙请他将此文复印寄我一阅。
读完鹤田武良先生的《张大干的京都留学生涯》，我心中的疑团顿消。据鹤田先生调查：“大干留日期间(1917－1919)京都市设立染织课程的学校，只有京都高等工艺学校(现名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工艺学部)。该校是在1902年十月开校，设置了色染科、机械科、图案科等三科，修业年限是三年。1928年所发行的‘京都高等工艺学校一览’中，记载着该校开校以来的毕业生名册，名册中并无张泽(张善子学名)，张权(大千留日学名)之名。”鹤田还“麻烦继承了该校学籍资料的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工艺学部教务课代为调查学籍资料，结果在1916年至1919年四年之内的入学名簿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姓张的入学生”。至于杨继仁所说的“京都艺专”，更是子虚乌有。鹤田遍查了京都市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和市立铜驼工艺高校所移管有关市立美术工艺学校的相关入学和毕业文件记录，都查不到1916至1919年间张泽、张大干在京都留学记录，连姓张的资料都没有发现。
再看张大干传说留学京都的1917年，查遍当时在京都市设有染织课程或绘画课程的与美术有关的学校，所有的学籍簿的姓名，仍然没有任何发现。(见《张大千的京都留学生涯》)
鹤田先生猜测，“张大干当年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入校学习的”。由此，他推断“张大干青年时期的留学日本，可能比传闻中的三年要短得多，只是短期的生活而已”。
倘若鹤田先生的调查推断成立的话，那末张大干留日的时段伸缩性就很大了，他不必在丁巳(1917)年初赴日，也可能在“丁巳四月”(即取到李瑞清《集瘗鹤铭五言联》之后)赴日。而他拜师的时段，也不必等留日回国以后，也可能在赴日前，在他“私心想留在上海学书画”之时，就已拜师了。由此与曾熙所记的“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及他所题的“己巳大干自写小像”诗中“一十二年几席亲”，所可推算的丁巳年拜师，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是我依据鹤田武良的调查推断所作的大胆假设，尽管这个假设与大干先生的口述笔记大相径庭，但作为一大疑点，我要秉笔直录，录以备考。最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大干先生直到古稀之年，要向世人披露这一段并不光彩夺目、却又在何校就读上姑隐其词的留学生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