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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的大幅下滑，既是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因素（如融资难、行业准入限制等）作用的结果，更是特定的周期性或政策性因素（体现为民间资本“脱实向虚”、财政发力“挤出效应”）作用的结果。对各级政府而言，应当从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这两大方面同时入手。
【关键词】 民间投资 准入 减税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民营经济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并提供了超过一半的税收，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自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呈现超预期下滑的态势。由于民间投资在中国是投资增长的核心载体，因此，民间投资的滑坡已经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民间投资告急的原因和影响
自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呈现超预期下滑的态势。事实上，自2011年2月“四万亿”高点后，民间投资就开始持续下行，迄今已是5年有余。这也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相符合。然而，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而非民间投资的增速却大幅提高，二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分地区考察民间投资的变化，东部增长相对平稳，而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尤其是东北部的下滑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时点上看，东北三省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无疑受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重大冲击。分行业看，2015年，民间投资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分别为88%和85%，而在建筑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中的占比较低，分别为46%、30%和28%。2015年下半年以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先后回升。但是，就前者而言，民间投资因其参与度低而受益不大；从后者来看，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远快于民间投资。
另外，民间投资占比最高的制造业投资则呈现持续放缓的态势。“四万亿”高点以来，受外需持续低迷、房地产步入下行周期的困擾，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出口和投资同步放缓。在此背景下，制造业投资的回报率逐年下降，平均投资收益甚至尚不足以覆盖融资成本。而在民间融资既难且贵的背景下，2016年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楼市上扬、股市反弹和期货火爆等情形轮番出现，进一步对民间资本产生了明显的分流作用。民间资本的“脱实向虚”取向，导致民间投资加速放缓。另外，2016年以来财政政策的不断发力，也对民间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民间投资具有高度的逐利性，目前多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投资少、见效快、技术性较低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而像卫生医疗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具有较大需求和較强盈利前景的公共服务行业，民间投资却面临着巨大的行业准入堡垒。
不仅如此，即便是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竞争性的非公共服务行业，如文化体育和娱乐、建筑业等，因其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曾经一度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大量参与。但自2016年以来，在政府资本进入后，民间资本在融资成本和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退出。
民间投资失速的影响主要有：首先，民间投资的下跌，意味着大量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回撤，并涌入股票、期货、黄金、房地产等市场。民间资本的“脱实向虚”，不仅会抬升业已高企的社会杠杆率，而且导致经济进一步泡沫化。其次，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相对高回报行业投资无门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一些民间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渠道转移资产，导致资本外流，给人民币带来一定的贬值压力。第三，在民间投资减速或淡出的竞争性行业和公共服务行业，财政投资的大举进军，导致这些行业的集中度提高、国有经济成分变浓，这些行业或因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而渐失效率和活力。第四，在人口红利、房地产红利、出口红利等传统动能渐去渐远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亟需完成从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到以生产率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的转型。与国有资本相比，民间资本一向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假如民间投资失速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的遏制，那么，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前景将会是暗淡的。
激活民间投资的对策
一是放宽行业准入限制，稳定民间投资预期。在传统制造行业萎缩、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不少民间资本试图进入一些盈利前景看好的公共服务领域，如卫生医疗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但却常常被拒之门外。这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对国务院已经颁布的放开市场准入政策落实不力外，还与地方政府在具体推行政府与社会合作（PPP）模式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有关。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只是将PPP作为化解当地存量债务问题的渠道，不愿拿出现金流有保证的优质项目，同时对获得融资后如何运营、维护和管理等问题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长期存在的换人换届的变数、政出多门等问题，常让民营资本对政府履约信心不足。为此，应从加强和改善政府服务、加强服务规范管理、加强制度法规创新供给、加快特许经营法立法进程等多方面入手。
二是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最近几年，国家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但这一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应积极做好相关项目的引介和牵线搭桥工作，加大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着力强化民营企业的征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等。
三是进一步减免税费，降低企业成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势头难以逆转的情况下，降低企业成本的任务不仅要由企业自己来完成，而且也需要政府从减税降费方面多做文章。大量税费的存在，和高企的劳动力成本、偏高的融资成本一道，给民营资本的运作带来了沉重的成本压力。为此，在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过程中，不仅应当继续减少一些不合规的政府基金和收费，而且还应在税收改革中着力减少间接税的占比，以减税降费的方式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项目编号：14JZD011）的研究成果】
责编/张寒 美编/王梦雅（见习）
【关键词】 民间投资 准入 减税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民营经济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并提供了超过一半的税收，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自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呈现超预期下滑的态势。由于民间投资在中国是投资增长的核心载体，因此，民间投资的滑坡已经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民间投资告急的原因和影响
自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呈现超预期下滑的态势。事实上，自2011年2月“四万亿”高点后，民间投资就开始持续下行，迄今已是5年有余。这也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相符合。然而，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而非民间投资的增速却大幅提高，二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分地区考察民间投资的变化，东部增长相对平稳，而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尤其是东北部的下滑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时点上看，东北三省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无疑受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重大冲击。分行业看，2015年，民间投资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分别为88%和85%，而在建筑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中的占比较低，分别为46%、30%和28%。2015年下半年以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先后回升。但是，就前者而言，民间投资因其参与度低而受益不大；从后者来看，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远快于民间投资。
另外，民间投资占比最高的制造业投资则呈现持续放缓的态势。“四万亿”高点以来，受外需持续低迷、房地产步入下行周期的困擾，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出口和投资同步放缓。在此背景下，制造业投资的回报率逐年下降，平均投资收益甚至尚不足以覆盖融资成本。而在民间融资既难且贵的背景下，2016年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楼市上扬、股市反弹和期货火爆等情形轮番出现，进一步对民间资本产生了明显的分流作用。民间资本的“脱实向虚”取向，导致民间投资加速放缓。另外，2016年以来财政政策的不断发力，也对民间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民间投资具有高度的逐利性，目前多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投资少、见效快、技术性较低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而像卫生医疗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具有较大需求和較强盈利前景的公共服务行业，民间投资却面临着巨大的行业准入堡垒。
不仅如此，即便是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竞争性的非公共服务行业，如文化体育和娱乐、建筑业等，因其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曾经一度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大量参与。但自2016年以来，在政府资本进入后，民间资本在融资成本和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退出。
民间投资失速的影响主要有：首先，民间投资的下跌，意味着大量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回撤，并涌入股票、期货、黄金、房地产等市场。民间资本的“脱实向虚”，不仅会抬升业已高企的社会杠杆率，而且导致经济进一步泡沫化。其次，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相对高回报行业投资无门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一些民间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渠道转移资产，导致资本外流，给人民币带来一定的贬值压力。第三，在民间投资减速或淡出的竞争性行业和公共服务行业，财政投资的大举进军，导致这些行业的集中度提高、国有经济成分变浓，这些行业或因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而渐失效率和活力。第四，在人口红利、房地产红利、出口红利等传统动能渐去渐远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亟需完成从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到以生产率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的转型。与国有资本相比，民间资本一向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假如民间投资失速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的遏制，那么，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前景将会是暗淡的。
激活民间投资的对策
一是放宽行业准入限制，稳定民间投资预期。在传统制造行业萎缩、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不少民间资本试图进入一些盈利前景看好的公共服务领域，如卫生医疗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但却常常被拒之门外。这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对国务院已经颁布的放开市场准入政策落实不力外，还与地方政府在具体推行政府与社会合作（PPP）模式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有关。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只是将PPP作为化解当地存量债务问题的渠道，不愿拿出现金流有保证的优质项目，同时对获得融资后如何运营、维护和管理等问题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长期存在的换人换届的变数、政出多门等问题，常让民营资本对政府履约信心不足。为此，应从加强和改善政府服务、加强服务规范管理、加强制度法规创新供给、加快特许经营法立法进程等多方面入手。
二是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最近几年，国家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但这一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应积极做好相关项目的引介和牵线搭桥工作，加大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着力强化民营企业的征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等。
三是进一步减免税费，降低企业成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势头难以逆转的情况下，降低企业成本的任务不仅要由企业自己来完成，而且也需要政府从减税降费方面多做文章。大量税费的存在，和高企的劳动力成本、偏高的融资成本一道，给民营资本的运作带来了沉重的成本压力。为此，在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过程中，不仅应当继续减少一些不合规的政府基金和收费，而且还应在税收改革中着力减少间接税的占比，以减税降费的方式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项目编号：14JZD011）的研究成果】
责编/张寒 美编/王梦雅（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