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一位移情别恋的男子终于为自己的变心付出了代价，哪怕他丢下王者的尊严仓皇出逃，也没能逃过索命的箭矢和兵刃。周幽王死在了骊山，他的岳父和外敌联手夺走了他的生命，一同夺取的还有一个王朝数百年的基业。
　　不管史学家争论的“烽火戏诸侯”是否发生过，周幽王被犬戎所困时，勤王军队确实寥寥，倒是一支来自西部边陲的小势力拼死作战，虽然无济于事，但他们的忠勇还是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幽王的儿子平王，对于父亲的死和镐京的衰都心有余悸，在宗周一片残破和动荡中掉头东去，要去成周的土地上安放王室的基业。
　　而那支小势力也主动出兵相送，给足了王室面子，平王被这样的忠诚打动，挥一挥手，让他们变成了诸侯，顺便把已落入蛮夷之手的“岐山以西的地区”赏给这位寒酸的新贵。秦国就这样诞生了，那位小领主也成为了秦的开国之君—秦襄公。

向东还是向西，命运的摆钟

　　在正式立国为诸侯所承认之前，秦人已经存续数百年，他们为诸侯所知时，已被视为文明世界的西方边缘，哪怕最初他们确实来自东方。“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秦人的先祖和殷人崇拜同样的图腾，作为殷人的盟友在东方从容度日，直到武王伐纣才吊民伐罪取代了殷商的统治。
　　殷周鼎革，秦人也卷入了反抗周人的战斗，遭到无情镇压后被集体迁往西方。在周人昂首向东、步步为营之时，秦人被放逐在黄土高原的西端，默默无闻地徘徊于周人的统治中心以外。
　　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秦人第一个活动地区叫“西垂”，泛指极西之地，这时秦部落的经济生活以牧畜和狩猎为主，在周人面前并没有独立地位，还常被周人役使为马夫之流，如周穆王西游，驾车的就是秦人造父。周孝王也曾召集秦人非子为其养马，给个小领主当。
　　在周人与西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中，秦人常为马前卒冲锋在前，戎人与秦人的争斗不断，多位秦人领袖死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中，战事也未必总是有利，以至于在秦国立国的前夕，秦襄公还把妹妹嫁给戎王，他的哥哥也曾在被俘后关押一年多才得以释放。
　　在此期间秦人的大本营位于陇东地带，关中是宗周的核心，虽然屡屡被征召前来作战，但一直没有染指的可能。

秦孝公让一个外来者步入秦国权力的核心，非常不寻常、也非常有悖于常理，但最终商鞅依然在君主强力支持下实现变法，可见秦国君主权力的强大在某种程度上是变法的前提而非结果。

　　直到平王东迁，大量强大的世家贵族也随之东去，整个关中地带陷入一种政治真空，秦人终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空间。不过，在建国之初，最直接的考验是生存，游牧民族已经遍布关中，秦人的大本营在西汉水流域的西垂，具有迫切的意愿东迁，但戎狄部落也十分强悍，连续多年的混战，襄公也在作战中殒命，秦人用了八年才到达到“汧渭之会”，这里就是周王的“应许之地”，秦人开始在丰岐之地立足。
　　当时，该领域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方，而且还有大量未东迁的“周余民”，秦人接受了这些人口，由此开始受到先进的周文化影响，农业生产方式也大为进步。
　　立国近百年后，秦国将都城迁往雍（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城南），标志着秦国历史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雍城建都共294年，历经诸位国君和举国上下苦心经营，筑起了规模巨大的城垣宫殿和陵园，使之成为各诸侯国中最发达的都城之一。
　　秦穆公向东扩张，与晋国摩擦不断，在韩原大战中俘虏了晋惠公并放回，并没有换来两国友好。后来，秦国扶植公子重耳上台为晋文公，奉行秦晋联盟的政策，疏远了楚国，然而跟着晋国频繁出兵进行“国际干预”，还是只为他人作嫁衣。于是秦晋再次破裂，彼此间爆发了殽之役、王官之战等战争。
　　秦穆公晚年，秦晋决裂，此后数十年战争频发，双方虽互有胜负， 秦国渐显颓势，且在战略上一直无法夺取主动权，因为向东发展的重要通道—“桃林之塞” （今华县至潼关的重要道路），始终控制在晋国手中。
　　向东的道路一直没有打开，更大的危机却从东方传来。

变法，也有后发优势

　　自春秋时期以来，秦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都比中原国家慢一拍，在井田制还是主流的春秋时期，秦国改革有限，但是当时各国还没拉开明显的差距。到了变法普遍推行的战国初期，秦国依然没有任何改革的举动，仿佛一块历史的活化石。
　　而东方的晋国已被韩、赵、魏三个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所代替，紧邻秦国的魏国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为战国时代较强大的封建政权，很快将扩张的矛头对准了秦国。而秦国正处于“四代乱政”时期，君主无能、国内混乱，缺乏有力抵抗。
　　在吴起的带领下，魏国武卒渡河而来，夺取了秦国临近黄河的大片土地，建西河郡，并修筑长城驻守，西河郡自此成为插入秦国领土内的一把尖刀，而秦国军队则只能采取守势。
　　到秦献公时期，为了对抗魏国，“复穆公之故地”，献公将国都从雍迁到靠近边境的栎阳。还在国内推行一系列改革，如 “初行为市”准许进行商业活动，“户籍相伍” 即取消等级差别，将全国人民按五家 一 “伍”的组织编制起来，并载入户籍册—平时相互监督，一家犯罪其他几家都要连坐；战时，“伍”又是军事单位，便于出兵作战。在地方行政上，献公也大力推行县制，地方权力脱离贵族直接归属于国君，起初仅用于军事前线，后也在后方推广。
　　整顿后的秦军在战场上取得多次胜利，重振了国际声望，但河西之地仍在魏国控制之下，秦国积弱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直到商鞅变法、秦国内部封建改革完成以后，秦國的军事实力才焕然一新。
　　关于商鞅变法的故事，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那句载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更成为秦国变法官方叙事的最好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商鞅初次面见秦孝公，并非正常渠道，而是找了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连续四次面见，最终打动了秦孝公，可以想象，秦孝公让一个外来者步入秦国权力的核心，非常不寻常、也非常有悖于常理，但最终商鞅依然在君主强力支持下实现变法，可见秦国君主权力的强大在某种程度上是变法的前提而非结果。
　　秦国也一直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和封建制，贵族势力并不强大，中央集权程度一直较深，事实上这也是秦国变法在各国中最晚、却最为彻底的重要原因，变法的后发优势，其实建立在秦国的特殊国情上。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军队迅速发展，车、骑、步兵各类兵种齐全，后又扩充了弩兵水军等部队。变法对军队战斗力提升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奖励耕战，让富贵与发展生产、提供武力牢牢绑定，调动了人们对战争的积极性，从而将秦国变成了一台强大的战争机器。
　　奖励耕战的政策充分调动了秦人的作战积极性，“山东之卒，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褐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秦国军队的强大战斗力建立在变法造就的特殊激励机制上，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战斗力，秦国的军队才能取得一系列胜利，使秦国的领地迅速扩大。

合纵还是连横，构成了战国中后期“国际政治”的最大议题。

　　耕战立国的秦制，为残忍的战国时代启动了加速键。此时的战争褪去了贵族竞技式的优雅和克制，变成了赤裸的平民战争，有时甚至是全民战争。战争逐渐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和夺取土地城池为主要目标，旷日持久的攻城战甚至灭国战不断增多。
　　当时城市在社会经济和地区防卫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大量人口与粮食也积聚在城市之中，人口规模10万以上的城市在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如秦武王为进入洛阳攻占的韩国宜阳城，史载“城方八里，材士十万”，城市总人口为25万左右。又如齐国的首都临淄城，苏秦游说齐宣王时说城中有7万户，35万人左右。吕不韦被秦任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邑洛阳十万户，表明此时期洛阳及附近约有人口50余万，城内居民数量也应当超过25万。
　　当时的城市也是统治中心，在后世也是郡县治所所在。有学者提出由秦汉县数目反推战国中后期秦的城市数量，与2000万左右的总人口相除，得到秦统一过程中城市化水平在15%～20%之间。
　　随着孝公去世，商鞅很快被杀害，但变法政策被全盘继承下来。秦惠文王即位以后，迅速开始彻底收复河西的计划，恰好魏国此时处于外交孤立、四面作战的窘境之中。惠文王乘机派来自魏国的“大良造”公孙衍率军向魏国进攻，在雕阴（今陕西省擲县北）大胜魏军，俘虏魏国大将龙贾，斩首4.5万人。魏国被迫将河西之地吐出，秦国几代国君宿愿，至此基本实现。
　　秦国取得河西之地后，处于极为有利的战略地位，获得了东面的黄河、函谷关天险，将各诸侯国拒之关外；加上关中四塞之地易守难攻，给秦国创造了一个稳定后方。相反，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失去西边关河之险后，完全暴露在秦国锋芒之下。
　　秦军趁魏国与出国作战之际，持续深入魏国境内，最后魏国不得不献出河西的少梁及上郡十五县。至此，秦国图谋山东诸国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合纵还是连横，构成了战国中后期“国际政治”的最大议题。

灭六国者，六国也

　　所谓合纵，是联合抗秦者发动六国结盟的抗秦运动；所谓连横，是与秦交好把矛盾转嫁于他国。面对秦的军事优势，各国除持坚决抵抗意见者外，也有不少动摇乃至于试图利用秦国打击对手，故两种主张在六国均不乏拥护者。

　　不过，协调多主体的行动的成本，天然高于单个主体自主行动，同时，六国之间也争斗不断，难以互信。最重要的是，秦军在军事上“单挑”一国的巨大优势，使得各国无法承受被合纵者背叛独自面对秦国的后果；相反，连横如果能得到秦国有效的保护，则无惧他国的威胁。这是连横易而合纵难的根本原因。
　　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游民知识分子，充满了纵横捭阖的政治抱负和渴求富贵的投机倾向，借助多国体系造成的自由流动和多元政治格局，在各国之间交通王侯，鼓动穿梭。战国时期是游士的黄金时代，合纵连横的大议题，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中心舞台。
　　张仪原是魏国人，游说诸国未得到重视，在秦受到秦惠文王的优待。在张仪怂恿下秦君也称王，魏国因为受打击最多，对秦的举动十分敏感，开始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共同称王。同是魏国人的公孙衍在被张仪排挤后离开秦国，积极从事合纵活动，组织了韩、赵、魏、燕、楚五国共同伐秦， 并推楚怀王为纵长，但被张仪各个击破。五国各怀异心，联军也被秦多次击败，联盟很快破裂，身为纵长的楚国在张仪的外交欺骗和秦军军事打击下损失惨重。

秦军在军事上“单挑”一国的巨大优势，使得各国无法承受被合纵者背叛独自面对秦国的后果；相反，连横如果能得到秦国有效的保护，则无惧他国的威胁。这是连横易而合纵难的根本原因。

　　秦惠文王时期还有一个意义重大但未在当时引起足够重视的胜利—进入四川盆地消灭了巴、蜀两国。秦国有计划地向当地移民充实人口，史载迁入巴蜀达1万户，近5万人。秦国据有关中的有利地形，而且又“擅巴蜀之饶”，为最后统一中国准备了物质条件。
　　秦惠文王死后，秦武王继位，张仪被抛弃，雄心勃勃的武王夙愿是“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由此把领土兼并目标主要放在韩国，以期打开进入洛阳的通道。如愿进入洛阳城内，秦武王与手下力士逞能，举鼎时折断胫骨而死。
　　其后昭襄王继位，共在位56年，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君，当政期间秦国经历了魏冉、芈太后、范雎等多位政治人物主导的阶段。昭襄王早期，秦楚交好，后秦楚交恶，楚国饱受各国打击，求和心切的楚怀王更被秦国扣留。自怀王开始，楚国不断遭受秦国军事打击，外交上也陷入孤立，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兵攻下楚的国都郢，迫使楚国迁都；多次围攻魏国首都，迫使其割地。
　　联手抗秦的运动也此起彼伏。
　　在苏秦的不懈努力下，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合纵，共推赵国的李兑为主帅，组成反秦联军，屯于荥阳、成皋间。但各国各怀鬼胎，反秦联军行动又是无果而终。多次声势浩大的合纵抗秦都因六国彼此不信任付诸东流，极大损害了联合抗秦的信心。
　　苏秦遇刺后，合纵运动更是后继乏人；秦国的相对优势越发明显，联合的意义已经不大，各国都陷入了“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的窘迫处境。
　　随着五国攻齐，齐国实力大减，长平之战又让最后有能力抵抗的赵国精锐丧尽。秦昭襄王任上，楚、齊、赵三个大国都遭受了致命打击，再无与秦一较高下的力量，统一的趋势已经隐隐显现。
　　自昭襄王死后，秦以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如秋风扫落叶般消灭了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