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雾
　　这个故事从雾里开始。
　　爸爸在秋天的大雾里做早操。他伸展着手臂，像鸟儿，矫健的兽类，做着雾里那一群人中最为标准的动作。我为爸爸的动作自豪，为爸爸自豪。我喜欢这样的爸爸。他是我的爸爸，而不是别人的。
　　我还没上学，没有什么更高级的认识。但知道爸爸是怎么一回事——是别人抢不走的，只属于妈妈、弟弟和我的人。
　　现在他站在白茫茫的雾里，在最前面，第一排，伸展着手臂，背对着白雾里若隐若现的一群学生。学生们睡眼惺忪，有气无力，像在白茫茫的梦境中神游一般地伸着胳膊，踢着似乎不是他们的此刻却莫名其妙连在身上的腿。所有人都站在草地上。草在深秋里慢慢地变黄。
　　有一点值得庆幸，我不用做早操。虽然我也起得早。我比他们都幸运，没人管我起来还是不起来，我还可以自得其乐地待在一旁看着他们。我听着早操的音乐起床，离开已经没有爸爸的房间，眼角还沾着眼屎。我去找爸爸。我知道他就在外面。秋天的早晨空气冷飕飕的，雾气畅通无阻地钻进我的鼻孔、袖口，被松垮的毛线衣包住的领口。我感到有点冷。然后我看到了爸爸，他穿着褪了色的藏青棉运动衣，站在那里做操。
　　我们待的这个地方是一座乡村中学。在一个最偏僻的镇子中最偏僻的角落，被一些不太高的山群包围着。我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我总期待着一天里能发生点有趣的事，很多时候，也只是做早操和看做早操这样简单的事。要是爸爸不在那里，那片涌动着白雾和人群的操场就变得无趣了。
　　那是一个巨大的操场。这个学校最宽广的领地就是这一片草地。到了秋天，它们不再那么绿了。这让我觉得它们好像不是因为秋天到来而变黄的，是每天做早操的一双双的脚踩黄的，几百双脚。
　　我知道他们都不爱做操。他们喜欢操场的另一头，喜欢躺在遥遥对着我们校舍的那一排学生宿舍中，躺在草席叠着草席的拥挤床铺里，用散发着霉味的被子蒙住头，一直睡一直睡。
　　2 树和瓜形灯
　　学生们希望在那上面一睡不起的床，我来形容一下它的长相。它们是用最为笨重的木头打造的。那时候那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木头。粗重的木头做成的双层上下大通铺，上面铺满了席子，每个学生只有一个身位，运气不好的人只有半个，另外半个会被霸道的邻居抢走。
　　我曾经用那個床证明了我的勇敢。作为一个敏捷的攀爬者，我爬到了二层的铺位，然后“咚”的一声，我从二层的床铺跳到宿舍的泥土地面上。
　　我觉得我是最勇敢的人。只不过，我不敢将我的勇敢告诉爸爸。
　　每一个孩子都喜欢攀爬，征服一棵树就像士兵征服一座城。把一些不是树的也当成树去征服，就是这样。
　　我们一家住在那排长长的砖瓦结构的平房中的一间。我们房间的隔壁就是教室。我们当成家的那一间屋子被隔成了里外两间。我比较喜欢外面那间，那是爸爸的办公室、书房、卧室，有床，有写字台，有椅子。从椅子上爬到写字台上，从写字台爬到床上，带给我爬树一样的快乐。它们本来就是木头做的。我从它们身上看到了树的影子。
　　我不能爬到挂在写字台上面的瓜形灯泡上去。它看起来像一个亮黄色的果子，尤其是在晚上。于是我盯着围绕着黄色果子的飞虫们，看着它们转啊转，不停地绕着它飞，不停地撞到它，在碰撞中晕眩，又积蓄着能量，不屈不挠地飞着。
　　它们从外面来，我们的门除了睡觉几乎从来不关。它们像进出丛林一样自由。它们白天飞在这一排教室外的山上，觅食、睡觉，晚上奔向瓜形灯。
　　我白天的攀爬和飞虫们晚上的绕圈，是同一种事。没有人来干涉，我们就觉得快乐。
　　我的手上，胳膊上，小腿上都是蚊虫叮咬的包，黑褐色的一个又一个。我们家有花露水，如果觉得痒，就涂一点。要是仅仅是喜欢闻那味道，也可以抹在身上。皮肤被挠破的地方会有点疼，但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满身黑褐色的蚊子包，那时我不觉得它丑。它们得秋天过去才会彻底消失。
　　3 骨 架
　　我看到它就会害怕。他把它放在房间里，对着门口，它每天用一双骨洞，看着门外来往的人。那是一副生物课的教具，一副骨架，和我一样高。在这一排长长教舍中，每天都有无数奔来奔去的学生。他们都比我高大。他们不像我那样留意那副骨架。生物课上看够了，可我不得不留意它。或者说，是它在留意我。它投在我身上的目光——无目之光，我接收到了它的讯号，才不得不去回应它。每次都十分害怕。
　　我从走廊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去某间宿舍，那里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我去找他时总要路过它，被它的目光审视。它似乎嫉妒我可以自由行走。它不会嫉妒我可以穿红毛衣墨绿灯芯绒裤子，也不会嫉妒我头上的红绸蝴蝶结，但它会嫉妒我的自由。我总是无拘无束地从它面前走过，所以它得做点什么。它令我的心狂跳不止。咚咚咚咚咚咚。我以前都没觉得心跳声可以那么响。我竟然可以听得见。像一面正在敲打的鼓，几乎不能停下来。
　　我跑到另一个男孩的家里。鼓还在敲。咚咚咚。但是他听不见。他甚至都没抬头看我一眼，他在摆弄一辆木头小汽车。直到我叫他。他也不知道我刚才经历的那一次历险，从一具怪物面前冲过。白骨是最恐怖的怪物。不是么？妖魔鬼怪。不过他不这么认为。小卫是男孩。我是女孩。我算是明白了这点。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打算和他说我的害怕。深呼吸，闭一小会儿眼睛，咚咚咚的鼓声很快就会停下来了。我和他一起玩小汽车，做游戏。我们很开心。有时候，我和他一起走过那间摆了骨架的房间，我并排走在他的另一侧，让他的身体挡住它，不去看它。
　　在房间里摆了骨架的男老师没有女朋友。他总是一个人，蓄着小胡子，有一副宽肩膀。门口挂着拉力器。骨架下摆着杠铃。他喜欢光着膀子从走廊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去上厕所或是干别的。在没有学生的时候，他总是这样。
　　他喜欢和我玩。但他从不知道我不愿意进他房间的原因。
　　他大概比我要孤独。我有父母，有一个哭闹不止暂时还不能把一句话说得像样的弟弟，有一个住在走廊尽头的伙伴。他只有他自己和他的骨架，还有一个塑料的人体器官剖面，那个更恐怖，不过放得靠里面点，不进房间就看不见。他不会像我和小卫那样，跑到教室后的山上找乐子，对往操场的坑洞里灌满水养一条小鱼也没兴趣。他只好玩他的拉力器和杠铃。他还喜欢唱歌，总是大声唱着歌从我家门前走过，沿着走廊走到尽头，好像无忧无虑的样子。他像是这个学校单身男教师中最无忧无虑的一个。 　　他有一副真诚得没心没肺的骨架陪伴，但他缺一个姑娘。我很久以后才知道。
　　4 Good morning
　　我和自己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人理我，父亲在上课，就在我家隔壁的那间教室。他的声音响亮，我听得很清楚。他在朗读英文句子，就像他唱歌那么好听。他读一句，学生也跟着读一句。
　　我从屋子里慢慢出来，我不能走得太快，不然一下子看到他，就不知道接下來该做什么。我走得像蜗牛一样慢，慢慢地从我的壳里出来，晃到教室后门，探头往里看。坐在后门那个位置的男生发现了我。我那时长了一头黄头发，头发又多又细又软，用没有缠毛线的橡皮筋在头顶绑了个辫子，还扎了一朵红绸结。
　　他朝我做了个鬼脸。他没有在听父亲讲课，我一出现他就看向我，朝我做鬼脸。他坐在最后排最靠门的角落，父亲看不到他，或许看到了也不会怎么样。父亲连我都没有留意到。我走到了前门。父亲看了我一眼，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捧着他的课本，又继续讲下去。好像他不是我的父亲，好像我只是从门口飞过的一只鸟，所以我只好又继续飞到了别处。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得和自己这么说，像在念一句咒语。它能让自己充满能量，在不饿不困但是有些不开心或觉得寂寞的时候。
　　Good morning。父亲抱着我跟我说，让我跟着他念。我就听话地跟着念，念得像模像样。我像鸟儿一样从走廊的一头飞到另一头时，想起我在父亲的怀抱里念的那些英文。一句都不记得。或许我在他怀里时，就是他的另一张嘴。那些话都不是我说的。我想到这个，觉得奇怪，摸了摸我的嘴唇。它依旧软软的，依旧长在我的身上。啦啦啦。我发了点声音，唱了一句没有词的歌。在我独自一人的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嘴和声音是一体的，我发出来的声音，我的嘴，都是我的。并因为这个莫名其妙地开心起来。
　　我用属于我的嘴唱着歌，沿着走廊尽头的一条小路，蜿蜒着走到后面的山坡上。听着鸟叫，啾啾啾啾。我试图学会它。试了一会，发现，我可以成为父亲的另一张嘴，但不能成为它们的。但这没关系，我可以唱我的歌，用我的声音，我的嘴。尽管谁也听不懂我在唱什么。这是个秘密。
　　5 多马林
　　多马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等我长到了20岁，要是有人问我，我或许可以好好地回答一下。那个时候，我一定已经去过了许多别的地方。
　　我生在多马林，长在多马林。十岁之前，除了多马林我哪也没去过。我有时候会想，多马林既没有马也没有特别茂密的林子——就像电视里看到的那种藏了奇珍异兽的森林，为什么要叫多马林。但它就是一个拥有着这名字的地方，一个南方小镇。镇上有一所初中，两所正规小学——你可以在那里学完小学的全部课程。还有不少只能学到三年级的村小学。那里不缺一座连着一座的小山丘，却没有令人仰止的高山。独自去砍柴的人要是摸进了不熟悉的山林，还是容易迷路的。要是天黑前未能赶回家，也会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我们小时候总是会听到一个又一个小孩子独自进山再也回不来的恐怖故事。
　　多马林是全部的世界，所以我对不是来自多马林的老师心生好奇。来自一个不叫多马林的地方的人，他和我们这些在多马林出生和长大的人有些什么不同？
　　比如那个将骨架摆在屋内最显眼位置的生物老师。因为他不是来自多马林才喜欢那样，每天和骨架、内脏塑料模型做伴，伴着它们入眠。连他挂在门后面的拉力器和放在骨架边上的杠铃，都因为他的身份而有了存在的理由。还有他下巴上的那一小撮小胡子。
　　多马林有最热闹的集市。每三天赶一次集，集市上有蔬菜瓜果、服装鞋帽、小白兔猫头鹰油饼馒头肉丸子、大碗馄饨。我跟着爸爸去赶集就是为了能在点心店的长条凳上端端正正地坐着，等着老板给我端来一碗飘着葱花和麻油星子的馄饨。晴天看阳光在白瓷碗上打转，雨天数着屋檐一角根本数不清的雨珠。守着那一碗属于我的馄饨看什么都是闪闪发亮的。晴天飘着灰尘的光柱和雨天叮叮当当的雨珠。我想我是真的有一个好爸爸。伟伟的爸爸不怎么带他去赶集，即使去了也不能坐在点心店吃馄饨。
　　多马林有温泉，在仙溪。那地方离我们学校很近。学校里有些老师爱去那里洗澡。他们说在温泉里洗澡很舒服。我没去过，也并不觉得有多遗憾。去仙溪卫生院打针时会路过那个搭在温泉之上的小棚子。男的一个女的一个。想想也不过如此，在那里面洗澡会比在流经我们家门口的那条溪流里洗澡更有趣么？至少摸不到大虾。大个头、通体青色或是黑色的虾。母亲在锅里一炸，虾就变成红色，变成我的点心。
　　多马林还有什么，要是再问下去，我再想一想，会想起山上的野果子。树莓、野栗子、茶树耳。所以多马林还是个不错的地方，每日游山玩水总能有所收获。
　　其实我也不属于多马林。我很早就知道了。我的父母来自另一个地方。许多年前，我还没出生，隔壁的隔壁那个每晚陪着骨架入睡的生物老师还也没出生，父母的家乡修建一个巨大的水库，他们和他们的乡邻就只能迁移到别处。有一部分来了多马林。还有一部分去了哪里父亲没说，因为说了我也不知道。那些陌生的地名，只能让我头疼。
　　我说着属于多马林的方言。爸爸妈妈每日在家里都用属于他们自己的方言交流。他们说遂安话，就是那个据说被淹到了水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的城市。妈妈有时候会和我说说她家的事。关于狮城：
　　遂安县狮城镇东大街47号门牌。
　　门边种了牡丹花、芙蓉花，红的白的，往里有两个圆门，进去有很多凤仙花，红的颜色，黄的颜色。还有一棵桂花树，树边有个鱼池。最里面还有个中心花园，有一株十二月开的蜡梅花。
　　梅花边有棵石榴树。石榴树边有棵柑子树和一棵香泡树。还有两块大石头，一块圆的一块长的。石头是从京城带过来的。
　　我把这个当成故事来听，就像妈妈给我讲的哪吒闹海、大闹天宫那样的故事。我问她，柑子树是什么，她说柑子就是和橘子差不多的水果。香泡又是什么？她说是大柚子，圆圆的像个球的那种。
　　可我只见过圆圆的小柚子，比如长在我们洗衣服的河边的那株。 　　哦，柚子还有别的形状。妈妈说。
　　我有些不甘心。我只见过圆圆的不是很大的柚子，牡丹、芙蓉、石榴我都没见过。多马林没有这些东西，但它依然是我的多马林。我说着多马林话。我父母的话我一直都没有学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6 孤独的事
　　周围有很多的鸟，时时刻刻都能听见它们的欢叫声。也不一定是欢叫，它们也会抱怨，会吵架、聊天，说些只有它们才能懂的事。
　　我不知道那些鸟的名字。它们在我眼里只有种类的差别：麻雀、喜鹊、黄鹂鸟、斑鸠。而每一种鸟里的每一只，都是差不多的。分辨它们是件困难的事。这一只麻雀和那一只麻雀，从我身边飞起的，和在我弟弟身后落下的，都长得一样。
　　我固执地认为，在它们眼里，我们每一个是不同的。我们有名字。尽管它们不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有名字是因为我们需要它。爸爸叫我的时候需要我的名字，这样跑过来的才不会是别人。这么说来，鸟儿们也许也一样，它们也有各自的名字，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我不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周围每一座山的名字，每一条河的名字，不知道这个学校所在的叫作李家的村子以及它的隔壁仙溪以外的任何村的名字，不知道离我们最近的镇子多马林之外的任何一个镇子的名字。不知道是因为无从得知还是因为不需要知道？
　　不知道它们的名字的我依然过得好好的。那些比我知道得更多的人，比如我的父亲、我父亲的同事，那位房间里摆了副塑料骨架的生物老师，他们会不会因为知道那些而更快乐呢？
　　我去找生物老师，避开他房间里的骨架，远远地朝他招招手。
　　他走了出来。对着我笑，双手插在一件灰色夹克的兜里。
　　他知道每一块骨头的名字。于是我问他：你开心么？
　　他抱起我，说，我开心啊，哈哈哈。
　　像是因为抱起了我而开心，而不是因为知道每一块骨头的名字。
　　在别的时候，在我没有问他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依然是一样笑呵呵的表情。他蓄着小胡子，下巴下黑黑的一缕。他的脸刮得很干净，白白的，比许多女老师还要白，却不肯刮去它们，让它们像草一样慢慢地长，长到一定程度就永远都是那么长，永远在他下巴那块领地上。
　　小胡子和骨架陪伴着他。他每天和我一样从走廊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却不会比我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知道那些无法去的地方的名字，是件多么孤独的事。
　　7 勇 敢
　　溪水从桥下潺潺流过，鹅卵石闪着光。
　　我从桥上走过。兴高采烈。屁股被扎针的地方疼着。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后续隐隐的疼痛好像不再是疼痛，而是胜利者战场上的遗留物、战利品，它让我更快乐。父亲夸我勇敢。
　　打针不哭，他就大大地夸赞我。他用他特有的幽默，把我的勇敢变成很风趣的事。我因此乐颠颠。屁股的疼痛成了辉煌的勋章。它一会就没了。我可能还会因此而惋惜。
　　父亲不愿意看到我的眼泪。小女孩的眼泪，成长后女人的眼泪，他都不愿意看到。你是个勇敢的孩子。他这样说。我不哭，不哭就不恐惧、不害怕。他希望以后我也不害怕，不害怕任何的事。他是不愿意看到我的害怕，而不是因为眼泪。我的害怕就是他的害怕。
　　我一蹦一跳。嘴里含着糖。这是对勇敢者的奖励。水果糖不一会就被我咬碎了。糖很快融化进我的肚子里。我没有烦恼。疼痛很快就过去。它成了勇敢者的印记，和那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针眼一起。母亲过后或许会查看它，但没有人再去在意它。
　　在我哭的时候——我没有小声地抽泣，只有哇哇地大哭——父亲也一直在说着勇敢这个词。我哭也勇敢，不哭也勇敢。面对针头，承认恐惧而哇哇大哭是勇敢。我没有逃离，而是接受了它，让那个戴口罩穿白衣服的护士阿姨在我的屁股上扎了一针。我一边哭一邊接受它。
　　你是个勇敢的姑娘。父亲说。
　　他试图在我恐惧的时候仍旧将这个词植入我的心，直到恐惧的次数一次次地减少。我哭的次数一次次减少。
　　“嗯，你长大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勇敢的姑娘。”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是么？
　　我知道，他的害怕并没有一次次地减少。
　　我会长大，会离开他，再也不会回到这座看得到闪光鹅卵石的石桥。
　　8 操场那一边的女孩
　　我连一个操场也越不过去。操场的对面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孩子都在和我玩捉迷藏。
　　真令人懊恼。
　　但我还是爱这个操场，就是爸爸每天都在那里做早操的操场。不管有没有学生，他每天都在那里做操。他因为每天做操而高高大大，比这个学校里所有人的爸爸都要高大。我的爸爸比他们的爸爸年纪大，胡子白了，头发也白了。他们说。可我的爸爸比你们的爸爸都高。他早操做得好。就凭这点，我就能得意。
　　可我没有朋友。当小卫跟着他的爸爸回老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弟弟还不是我的玩伴，至少那时候还不是。
　　我在大操场上跑来跑去，挖地耳，往泥坑里灌水，躺在变黄变干的草地上看天上游来荡去的云朵，和在云朵下方飞过的叫不出名字的鸟。
　　有时候我会去操场的另一头，那里有许多的房子，一排又一排。教室、学生宿舍和老师们的宿舍，房子之间还有许多泡桐树。还有我们每天蒸饭打开水的食堂，那是一片陌生的领地。听说那里有许多孩子。父亲也许会期待着我走入他们中间。可我总是遇不到他们。
　　所以我追逐着一只猫。黄色，身上有一道道的条纹。不知道性别。它肥肥大大，在食堂的附近转来转去。它有着所有猫的高傲——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以为只有它才那样。它总在我面前出现，却不让我靠近它。有时候，它乖乖地坐在主人的脚下——食堂蒸饭的阿婆。它光滑的毛蹭过她的旧蓝布裤子。
　　我接近不了它。可它却成功地挠抓了我，在我终于找准机会触碰到它并用力要抓住它的时候。它抓了我的手臂，尖叫地跳开，像一团黄色的怒火。怒火烧到了午后的煤堆处，它的根据地。它把粪便埋在煤堆边的沙堆里。 　　黑色小山上的一团黄色的火。我趴在窗口看着它，不敢再过去。只是这样远远地望着，四目相对。
　　它感觉不到我手臂的疼痛，就像它不知道我为何对它有兴趣。我理解不了它的逃跑，因它的反抗而伤心。
　　我听不懂它的话。
　　它不懂我的心思。
　　我们之间不止一个操场。我走向它，就像越过崇山峻岭或是一万只蝴蝶。
　　喵喵喵。它对谁都是这么说。
　　哎，那只猫。路过它的孩子会说。
　　哎，那个操场那一边的女孩。他们也是这么叫我的，在向别人说起我时。他们不是我的玩伴，谁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9 红头绳姑娘
　　天空飘起雪花的时候，学生们还没有放假。那个时候，他们的手冻得像个大萝卜。我本应该同情他们，比如，让他们分享一下爸爸生好的火盆。
　　早操之后，爸爸把夜里燃尽的火盆端到走廊上，倒去部分灰，支起几片干燥小木片，用点报纸点上火，架上木炭，一缕青烟伴着火苗缓缓升起。青烟散去后，火红的炭火边慢慢旺了起来。没等炭火烧旺，学生们边伸着双手围在了火盆边。里面一层外面一层。我总是气急败坏地跑出来把他们都赶走。他们把我家的火盆围得密不透风，连我都挤不进去。被我驱散的学生很快就聚拢。就像夏日围着瓜形灯泡打转的飞虫们。我朝母亲抱怨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天气这么冷，就让他们烤一会吧，很快就上课了。等你爸爸把火盆端到屋子里来，他们即使下了课也不敢进来啦。
　　其实，我倒不是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我的火盆。就像在夏天的夜里，如果只有一两只小蛾子围着我的灯泡打转，我不会去打搅它们，也可以把它们当成我的玩伴。要是哪一只不小心撞到玻璃壁晕倒而掉下来，我还会心痛。可是，当那些黑黑的小小的虫子云朵般一片又一片地挤到我的头顶，相互撞来撞去并不时掉落在我的身上时，我会感到厌烦。我愿意请我喜欢的女孩子来和我一起烤火。可是她们太害羞了，总是站在走廊的墙边，或是倚靠在没有粉刷的青砖柱子上，看着那些胆子更大的同学像向光的飞虫一样冲向仅有的一只火盆。她们搓着冻得通红的手，看到我在看她们，就朝我笑一笑，招一招手。我便走过去。她们喜欢和我聊天，我也愿意和她们说话。
　　“你们为什么不过去？”我冲着那两个女孩说。她们一个扎着马尾辫，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辫子从前面的衣襟上垂下。一个女孩的橡皮筋缠了墨绿色的毛线，一个缠了红色的。橡皮筋上缠了红色毛线的女孩更漂亮——我喜欢她更多一些。她每次见我都笑，从不会用那种大人式的玩笑来逗我。
　　“挤不进去啊！”橡皮筋缠了绿色毛线的姑娘说。她的马尾很长，一直垂到腰间。
　　“等会下了课，你们到我家里来。”
　　“好啊！”绿头绳姑娘说。
　　红头绳姑娘始终笑着。
　　“你来不来？”我问她。
　　“你爸爸在不在？不在的话我就去，在的话我就不去。”她说，伸出手来拉了拉我的手。我的手和她的一样冰凉。
　　“呀，这么凉。你才需要去烤一烤火啊，快去和你爸爸说说，让他把火盆端进去吧。”红头绳姑娘捏了捏我的脸。我的脸上刚涂过雪花膏，那香味会在她的指尖留上一阵子。
　　我转身回去，让爸爸把火盆端了进去。炭火已经烧旺，青烟完全消失了，只有一股暖烘烘的炭火味。
　　上课铃响了之后，走廊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一只麻雀也没有。有时候，它们会飞到我家门口寻觅它们的冬粮。爸爸很快夹着课本去了隔壁的教室。他每堂课用完两支粉笔，一支不多一支不少。他专心地念着他的英语课本，我一句也听不懂，越是听不懂越觉得好听。而学生们，觉得好听的正侧耳亲听，目不斜视，觉得冷的，就不停地搓手跺脚。雪开始变大，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我在走廊上看了一会，直到棉鞋里的脚趾头冻得像被老鼠咬掉，就回了房间。
　　我期待着那位红头绳姑娘可以来我家烤火。可是下课铃声响了之后，进来的总是绿头绳姑娘，即使我爸爸在，她也不畏惧。她会叫他一声，然后笑吟吟地挤到我的身边，身体紧紧地挨着我的小板凳。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冷气的味道。她一边和我妈妈说着话，一边逗着我的弟弟。上课铃声响起后，她才拉开门，跑进她的教室。
　　绿头绳姑娘根本就不用像那些黑黑的小虫子那样。她的同学挤向火盆的时候，她在墙根边陪着她的好朋友。妈妈说，她是一位很聪明的女孩。
　　即使如此，我还是更喜欢红头绳姑娘。只不过，我没有勇气离开我温暖的火盆，在“当当”的下课铃声响起之时，去她的教室请她过来。
　　她或许会拒绝我。她宁肯依着墙根跺脚，也不来我的身边。
　　10 去上学
　　外面没有水泥地。那个时候，外面只有草地、泥地、铺满碎石子的地。下雨的时候，看不见水泥地上那一片一片的小圈圈。
　　雨下在操场的草坪上，草坪像吸水纸，水一层一层地被吸走。下得足够多，小水洼便终于出现。那些可爱的小圈圈。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去上学。这个乡村中学附近有个小学，在仙溪。叫仙溪小学，就在我感冒发烧常去打针的那个卫生院的附近。操场另一边的那些孩子们都在那所学校上学。每天早晨，他们成群结队地跳过学校南边那条小溪上的石墩。这事好像和我不相干。我不知道他们谁是谁，全部都比我大。大孩子有時让人感到害怕，他们根本不理会你。我站在正洗着衣服的母亲后面，看着他们。
　　我没有成为那队伍中的一员，父亲不让。他替我选了另一所学校，一所更好的，更远的学校——镇上的中心小学。去上学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老师们的孩子，只有我没有成为那队伍中的一员。我仅有的一个玩伴，住在走廊另一头的小卫，他也跟着那群孩子一起去上学了。
　　变成一个人之后，我仍然很开心。我成了一个学生。离开家，穿过操场，路过洗衣服的小溪。别的孩子还没出门，他们或许还在睡觉。父亲领着我，我们走上了另一条更宽大的路。那条路通向镇子里。如果运气好，我们可以在那条路上看到一辆手扶拖拉机或者卡车。 　　父亲给我买了个大红的书包，每天早晨像个火红的小太阳，挂在我的背后。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它都跟着我。
　　镇上的学校有更庞大的队伍，孩子一群又一群，他们打量着背着红书包的那个孩子，相互之间咬着耳朵，不知道在说什么。声音好像就在耳边，嗡嗡嗡，只是我听不清。
　　那时我会想起小卫，他成了上学队伍里的一个。只要成为队伍中的一个，他们就很快把你当成伙伴。他们带着他们的新伙伴到学校。然后，学校里另外的人也渐渐地变成了他的伙伴。
　　小卫一定不知道，我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位置上，玩着头发、书包带，把书包盖子上的金属扣拧上又打开。我直到放学也没有去厕所。
　　父亲接我回家的路上，我在路边的草丛边小便。
　　11 饭 盒
　　我找不到我的饭盒了，那是一只小小的铝制的半成新的饭盒。爸爸用小刀在上面用漂亮的字体刻了我的姓。
　　食堂里蒸气腾腾，我找遍了它可能出现的地方，一无所获。它不在我早晨放它的那个位置找，也不在别的地方。食堂里两个大大的竹制蒸格，像块小水田。从东找到西，从西找到东，都没有它。所有人都离开了，连蒸气也无精打采地溜走了。食堂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一个不属于我的饭盒。我们一起慢慢变凉。
　　我没饭吃，只能饿肚子。
　　我想念我的饭盒。我把它带到学校来，却弄丢了。爸爸不会骂我，我肯定他不会，可我难过不是因为他要骂我也不是因为饿肚子，是我的饭盒没了。本来属于我的东西现在不见了。我没有心思想别的、做别的，只能想着它。没有人能帮我排解这一点的忧愁，他们都领走了属于自己的饭盒，用饭盒里的食物填饱了自己的肚子。然后，他们就有了力气玩乐。女孩子们跳绳、跳房子，男孩子们玩斗鸡，像每一个可以玩耍的中午那样兴高采烈。没有人再来羡慕我的饭盒里有肉块或是炒蛋，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如果我走出去，走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也许有人会安慰我。我没力气也没勇气。
　　没有了饭盒我就没有了朋友。似乎它才是我唯一的朋友，可我没两天就把它弄丢了。它被淹没在别的饭盒之中，在白色蒸气里迷了路。我和它一样，对这个环境感到陌生，在这陌生之中容易迷失。我们面对面的时候，相互都没有看到对方。
　　它应该就在某个地方，和我一样。
　　我羡慕别的孩子，那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饭盒。像个勇士穿越午间的人流，涌到最前方，在雾气腾腾的蒸格之中发现自己的那个，迅速地取回。多么地理所当然。
　　父亲没有骂我。第二天我带了另一个饭盒去。中午的时候，我发现了昨天丢失了的它。它没有被动过，里面装的是前一天的饭菜。
　　这是一个谜，像许许多多不那么重要的谜一样，不需要什么答案。
　　也像那许许多多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没有被忘记。
　　12 路
　　我走得太慢，路又太远。所以我几乎每天都迟到。
　　一开始我并不是太理解迟到。迟到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到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进到那间坐满了学生的教室，老师正站在讲台上。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我感觉到他们的目光，便满心羞愧。像是爸爸的学生给我取了个让我讨厌的绰号，又在背后阴阳怪气地叫我，就那样的感觉。我的脸开始变红。
　　在我没有上学之前，不止一次独自一人进到坐满了学生的教室。我旁若无人地走进去，调皮的学生朝我做鬼脸，女孩子捂着嘴偷偷地笑。我绕过他们走到爸爸身边，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有空陪我玩。我还会和他说点别的，比如，弟弟一直在哭，哭得让人头疼，或是：我可以去教室后面的山坡上玩么？
　　我的脸没有变红。如果红了，只是因为天气太冷，妈妈得再给我抹点润肤霜——抹点香香。
　　我的教室里没有做鬼脸的学生，也没有爸爸。我想，老师没让我罚站是因为爸爸的影子还留在我身上。不久后，我看到了那个比我来得还晚的孩子哭哭啼啼地站在了教室的后面。他站了一节课。
　　或许我可以早点起来。只是，自从我上了学，就再也起不了那么早了。我每天都错过爸爸的早操时间。看不到在雾里起起伏伏的学生的脑袋和手臂。我吃早饭的时候学生正在晨读。炒虾米配米饭，连续好多天都是这个。这样的早饭让我没胃口。我不太记得上学之前我的早饭是什么了，一定不是炒虾米配米饭。如果你对一样事情很讨厌，一定不会忘记。每一个迟到的日子就等于炒虾米配米饭。
　　父亲上午要是没课就会送我去上学。要是有课就我自己去。妈妈拖着弟弟，只能把我送到路口。那条路我自己能走。没有岔路，没有车——我多么希望看到一辆车，哪怕是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在那条泥土路上开着，比看到一只漂亮的鸟儿飞过要开心。
　　在那条路上，春夏秋冬每一天，只有我一个上学的学生往返来回。背着红书包，迈着小步。那条可以供车子行走的路算是交通要道。我在那条路上看到过卡车，手扶拖拉机，甚至是亮着警灯的警车。有时候会碰到认识我的人（其实是认识我的父亲），他们通常会叫我——上学去啊！那语气，好像我是个多乖的孩子——上学去就等于乖，上学去而不是在田野里玩，在山上跑，在河里抓虾。他的话里可透着赞赏呢！既然我爸爸是个有名的教师，是个值得他们尊敬的人，那么我就是那个走正路去上学的乖孩子。
　　即使我只能赶上半堂早读课，甚至缺了一整个早读直到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起才走进教室。除此之外我都很乖，乖乖地坐在教室里，不吵不鬧，完成一天的学业。
　　第一个学期，慢腾腾地过去。
　　我慢腾腾地走在那条没有岔路的大路上，路成了我的朋友。我和它慢慢地熟悉了起来，我知道它哪个拐角处长了什么植物开了什么花，知道哪个地方一下雨就会有水坑。它一定不希望我的鞋子被那些坑弄湿。我相信它是善良的，除了偶尔有两条四脚蛇从路边草丛里穿过，让我吓了一跳，并没有给我带来别的麻烦。
　　在相互的熟悉中我长大了点，走在它上面不再觉得它如此的漫长。我到学校的时间开始变得早了。不知道从哪天起就不迟到了，除非我睡过头。睡过头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小卫他们身上。他们挨个到家门口去叫对方，从不迟到。他们排着队踩着石块过河，队形整齐又漂亮。 　　很快我就不羡慕他们了，我和我的路成了一对欢欢喜喜的伙伴。在学校里，我也有了别的伙伴。
　　13 女朋友
　　在多马林中学，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它就在大操场后面的那排教室最西边的一间里。那里叠满了桌椅，还有一些用于拍毕业照和校长讲话的架子。每天晚饭后，爸爸就抱着我去看电视。那里白天荒废，一到晚上就挤满了人，还有邻村过来的，像赶集一样热闹。村里来的人都很自觉地站在门外和窗口，侧着身子，伸长脖子。他们长久地保持这样一个动作时，我总担心他们的脖子收不回来。通常都是年轻的男人和孩子，女人基本看不到。
　　我和爸爸在那里看动画片和新闻联播，还有天气预报。等到放电视剧了，爸爸就带着我回家睡觉了。偶尔我能听半首电视剧开头的歌曲。
　　所以，我第一次看见男女亲吻不是在电视剧里。如果是，我可不会那么惊讶。电视里出现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妈妈亲吻我，爸爸也会。尤其是寒冷的冬天，我刚刚涂好雪花膏，带着凉凉的脸颊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会在我凉凉的脸颊上亲上一口。
　　有一天，我从我们房子旁边那个小山包下来——那似乎总是发现秘密的地方。那时我走得很慢，脚步也很轻，因为我正在思考问题。我想着要不要接受一位女同学的示好，要不要和她重归于好。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讲话了，我都有点忘记是怎么和她闹矛盾的了，一定是件很小的事。我后来新交的朋友里有人不喜欢她。我和她不说话的这一个月，那个姑娘几乎每天都在說她的坏话。我对此有点苦恼，揪了一根叶子十分繁茂的树枝一片一片往下扯。叶子被我撒了一路。
　　那是一条十分适合思考的路，尤其是在周末的傍晚。小山的静谧安宁清新美好都体现在那上面了。偶尔有鸟雀飞过，即使不飞过，它们的鸣叫声也始终伴你左右。后来，我不思考了。我听见了说话声，还有笑声。这些声音都十分甜腻。原来人和人的话语也能像蜜糖一样，黏稠得很。我的脚都要被粘在偶有青草探头探脑的小土路上了。我站在那，观察了一下周围，想看看是否有合适的隐身之处。只有一片长了刺的灌木，它在秋天会贡献出一颗一颗深橙色的果实。可现在是春天，它贡献出了一些白花。我绕过它，又往里走了走，爬上了一棵茶子树岔开的枝丫。那些茶子树的花也是白色的，花蕊间缀满了浓厚的蜜汁。蜜汁有些滴到了我的毛衣上，花粉也洒下了不少。我能看到被一些芦苇和灌木遮挡的他们的身体。后来我调整了一下位置，便可以看到他们的脑袋。那时他们的脑袋碰在了一块。我从衣服可以判断出那是生物老师。他一年四季也就穿那么几身衣服，那天他穿了他最新最漂亮的一件。另外一个姑娘我不熟悉，但我知道她是谁，生物老师的女同学。那时他就是这么介绍的：“这是我的同学。师专时同班的，学习委员，她成绩好。”那时他和我妈妈这么说。后来我就跑开了。我想，我也是学习委员，对另一个学习委员的兴趣并没有那么大，还是去玩吧。那个女同学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一个月或是半个月，有时候更长一点。
　　生物老师捧起女同学的脸，在她的嘴唇上亲了一口。她头低了点下去，他就又亲了一口。
　　这一次，我把脑袋都伸疼了也看不见他们的头抬起来。我也和那些站在废弃礼堂外看电视剧的村民一样了。
　　他们亲了又亲，一直也没说什么话。后来不知怎么的女同学又生气了，大约是生物老师做了什么让她生气的事——因为他一句话没说，说了我也听不清。她挣脱了他，一会又被他抱了回来。后来他们说了什么，然后生物老师揽着她的腰下了山。我也从茶子树上下来了。
　　回到家后。我和妈妈说。我看见生物老师的女同学了。妈妈说，她今天中午到的呢。来一趟可不容易呢，好远啊。
　　“来看生物老师的？”我问。
　　“对啊，那是他女朋友嘛。”
　　“不是女同学吗？”
　　“先是女同学，后来是女朋友啊。”妈妈没有说下去。
　　我都不知道女同学和女朋友是怎么转变的，这事我还暂时没有精力去顾及。我还没想明白我今天看到的事情，还有明天是不是该接受我的女同学的交好。
　　其实，她倒是一位很适合分享这类秘密的女孩呢。要是我和她没有闹矛盾，第二天我就会告诉她。现在我只能把它装在自己的肚子里。
　　14 女朋友
　　生物老师的女朋友长得瘦瘦的。她有些羞怯，不太像别的女老师那样会过来找我聊天。所以我对她一点也不了解。她来我们这里，会待上一个周六下午、一个周日上午，再加一个晚上。
　　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女朋友晚上住在生物老师的女同事那里。生物老师得穿过那个大操场送她去睡觉。我从没在看电视的那间废弃礼堂里看见过她。女朋友来的周六晚上，生物老师就不看电视——从“女同学”来的晚上开始。
　　最初，礼堂里的老师会问起来，“唉，周老师怎么没来哦。”
　　“哎呀，女同学来啦。”然后，许多人一起笑起来。
　　那位留宿女同学的女老师就说，“哎呀，人家姑娘晚上住我这里，你们说话不要太难听噢。”
　　“李老师，等你有了男朋友就不用收留人家的女同学喽。”
　　他们吵吵闹闹的，弄得我连动画片的声音都听不见啦。这些老师不喜欢看动画片，却喜欢在放动画片时说闲话。可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学生在上他们的课时说闲话。他们的学生要说闲话那也是因为他们的课不好听——等我自己做了学生，可算是明白了这点。
　　所以，女同学来的晚上，我总要被他们弄得气鼓鼓的。他们就是明知故问地要上演一场“周老师哪里去了”的讨论。后来，收留女同学的李老师要么晚到，要么干脆也不来了。要是她晚到，别人会问她：“李老师，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啊，不会是去偷看他们约会去了吧！”要是不来，也有人会开玩笑，“哎呀，李老师又不来了，是不是周老师的女同学来了？”“李老师是不是跟着一起去约会了。”他们要说到动画片结束。说到底，还是不舍得用看连续剧的时间来掰扯这些，新闻联播的也不行——一些年长的老师要有意见，他们自己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不说八卦的时候他们也喜欢评论时事，总得找点话来说说。每当夜幕降临，炊烟散去，老师们吃饱喝足了踱步进入开着电视机的废弃礼堂，他们的话题就跟着进来了。那个时候，动画片刚刚开始。他们似乎也得酝酿一下情绪，进入属于他们的正片——新闻联播。 　　某些周六，生物老师不来，那位李老师也不来。有人说，生物老师的女朋友真奇怪，每次来都住在李老师家，早可以不住了嘛。妈妈就说，人家还没结婚呢，你们小伙子们玩笑不要开得太过分。年轻的男老师就说，师母别生气，我们要也有女同学来看我们就什么都不说啦。
　　把女同学送走之后的那个晚上，生物老师照例去废弃礼堂看电视，和其他男老师们打打闹闹。他们谈起他的“女同学”时他也不生气，就是笑嘻嘻，和男老师们你踢一脚，我掐一把地玩。有时他会说，放动画片了，不要吵，小朋友们要生气的。说这话时，他有时会看我一眼。因为这句话，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所以，我一直没把那天在茶子树上看到的事情说出来。即使说了，大人们也不觉得那是什么事情。可我即使要说，也不会和大人们说。他们有时候太无聊。
　　妈妈说“女同学”教书的学校很远，他们得早早地吃完午饭，生物老师借一辆自行车把她载去镇上。她在那里坐上一辆驶往县城的班车。到了县城之后，还得坐火车，下了火车还要坐汽车，到家天早就黑了。
　　有一天，我在井台边看见了生物老师的女同学。她在帮他刷一堆衣服。井台上就她一个人，她蹲在地上，用一把猪鬃刷子把一件中山装刷得泡沫飞溅。泡沫飞到了她瘦瘦的脸颊上，留海上也是。我在一旁看着她，并自认为她没有发现我。她一直低着头。后来生物老师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他那时叼着一根快吸完了的烟。原来他一直在我的后面，之前可能在一旁的泡桐树下抽烟。“女同学”大概和我一样讨厌香烟的味道。
　　“你怎么不自己洗？”我问他。
　　“那里面有不少是我洗过的，”生物老师笑了笑，“她觉得我洗得不干净，再来一遍。今天天气多好啊。”
　　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云朵，我也跟着看了看天上的云。棉絮一样的云朵，东一团西一团地高高挂在天上。
　　“今天适合洗衣服。”他的女同学说了一句。
　　“你不去玩么？洗衣服有什么好看的，你都看了半天了。”女同学说。
　　“我玩够了，现在歇一歇。”我说。
　　“你要不也歇一歇。”生物老师说。
　　“才开始呢，你再抽根烟。算啦，抽烟对身体不好。你没事就自己去逛逛吧。”女同学说完继续低着头。
　　生物老师没去逛，他和我聊了十几分钟。我原以为，应该是那位陌生的女同学和我聊天。看来，她对我没有一点好奇心。反倒是我，一边和生物老师聊天，一边不停地看她的动作，看她衬衫衣襟的后摆一会上一会下，一块白白的皮肤总是随着她的动作若隐若现。而她，总是用沾了肥皂的食指去推她时不时往下滑的眼镜。
　　我问生物老师，他房间里的骨架怎么包了块布。生物老师指了指在井台上撒泡沫的女同学，说是她带来的，一块旧床单。她说看着怪吓人的。
　　“她不学生物么？”
　　“不，她学历史的。”他说。
　　这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点点头，却没有再追问下去。井台那头吹来一阵肥皂味的风，伴着生物老师嘴里的香烟味，让我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那时，我开始觉得有点无聊。我想，我本来应该有很多想要做的事，而此刻，我却只能在这里看一个人陪着另一个人在井台洗衣服。他们其中的某个人也许和我一样觉得无聊。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想到这，我飞快地逃开了。
　　15 弟 弟
　　弟弟出生后，有一段时间我和爸爸睡，因为妈妈要带弟弟。
　　妈妈和弟弟睡里面那间，我和爸爸睡外面一间，那里有爸爸的写字台、瓜形电灯泡、一大摞的书，没有上漆的木头书架，一叠又一叠的学生作业本还有两把上了红漆的木头椅子。每晚，弟弟在里间哭，我在外面哭。爸爸说：別哭别哭，妈妈要带弟弟，你和爸爸睡。
　　那时我三岁，还不明白弟弟是什么。我知道妈妈肚子大起来又突然小下去了，知道了家里多了个小孩子。仅此而已。只是，恐怕再过许多年，比如说等我长到了二十岁，是根本想不起来三岁时妈妈那个大肚子的，好像她的肚子从来没大过。而弟弟，却是来了。
　　弟弟出生时的个头比我小很多。他会慢慢地长大，总有一天比我高大，在他面前，我会变成一个小个子。但我是他的姐姐。
　　你是姐姐，爸爸对我说。妈妈要带弟弟，你要乖，不哭不哭。“爸爸”每晚这么哄我。我弄得他睡不好觉。黑黑的夜里，那一整排的教室中，与夜一样深沉的静寂中，只有我和弟弟的哭声。未睡着的人，草丛里聚会觅食的虫子们，都在听着我们的哭声。
　　我不知道这持续了多久。
　　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总记得那一幕：
　　女孩站在走廊上，看着小男孩在草地上学步。阳光照射着一切。爸爸在后面用一根白布条扯着男孩的腰腹部，妈妈在前面拍着手，来来来，来来。那个像小鸭子一样走步的男孩，就是我的弟弟。
　　那是我的弟弟。弟弟这个词在那一刻，像一只鸟儿，一块糖果，驻进了我的心里。我突然明白了，那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此，我有了一个弟弟。
　　他不会再在我的心里消失。
　　后来，我开始领着他去玩。一起去房子后面的小山坡上，一起在下雨后在操场的水坑里掏泥巴，一起吃着爸爸从集市上买来的西瓜。西瓜每人分两块，有时候他的一块会大一点点。我会因此而生气。我拎着客人送来的一大包糖悄悄地跑开，飞快地穿过走廊，快得忘记和迎面而来的生物老师打招呼。我跑到柴房边的角落，吃一粒糖，再吃一粒糖，并想着怎么藏起来。他还太小，还没长好牙，不会吃。
　　糖儿们把我的牙齿蛀光光。
　　青的好吃，红的不好吃。我数着手掌心里刚刚摘下的刺莓，分给属于他的几颗，将红彤彤的刺莓塞进了他的嘴里。
　　姐姐，姐姐，他这么叫我。他学会了说话。我便在他的叫声中，学会当姐姐。我们两个，像植物一样日夜生长。
　　16 有西瓜和《大众电影》的夏天
　　Good morning ！
　　爸爸抱着我。我跟着他念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是早上好，爸爸说。我看着窗外的墨绿色的山、烟青色的山，杂草、树，乖乖地跟着他念Good morning。我觉得好玩。这是个怪模怪样的句子，比遂安话多马林话都有趣。 　　爸爸抱着我，在暑假变得空荡荡的教室里走来走去，教我念英语。Good morning，我只记得这一句。在那样的早晨，那间变成我们度假屋的教室散发着属于假期早晨的独特气息。我们在那里面用早饭，然后用午饭、晚饭，并且睡觉。
　　放了暑假，被课桌挤满的教室就空了。桌椅都被叠得高高的，堆在教室的后面。教室变成一间空房间。我们把床、饭桌、灶，连同我们的暑假生活都搬到了教室里。有着巨大窗户的教室，既宽敞又凉爽。晚上躺在白色棉纱蚊帐里睡觉，不再热得翻来覆去，像条可怜的烤鱼。
　　那间教室就在我们家的隔壁。教室隔壁的家，那两间直通的小房间，因为物什的搬出而空了许多。我们只进去取需要的东西，剩下的时间，在更大的空间里度过。即使没有玩伴也没关系——小卫回了老家，红头绳姑娘绿头绳姑娘也都回了家。我一个人在里面玩，安安静静地看儿童画报，还看一种叫《大众电影》的杂志——许多年以后我依旧记得的杂志。里面有许多漂亮的姑娘，她们穿着时髦的衣服。有的衣服让姑娘露出了半个胸部，有的露出了整个肩部，也有的露出了半个背部。看那样的照片会让人脸红，但毋庸置疑，她们的美丽无懈可击。
　　杂志是爸爸的学校订的，也就一两种。妈妈负责管那些杂志，因而杂志就总在我家出现。它们也是我的消遣，和爸爸给我订的娃娃画报一样好玩。好多的漂亮姑娘。我可以看到在电影里出现的人。电影不常放，每隔一段时间会在操场上挂起白幕，电影放映员支起他的放映机，操场挤满了人。老师、学生，附近村里的人，密密麻麻热热闹闹地一起在操场上过节。杂志真好，我可以看到过节时才可以看到的人。有时候，你在电影上看到某个姑娘，在杂志上又再次看到。电影上穿着花花的棉布衬衫，杂志上穿着露了一整个肩膀的裙子。眉毛更细，嘴唇更红，姑娘还是那个姑娘。这事足以令人惊奇。
　　爸爸从集市上买来的菜都堆在我们的“大房间”里。我每天心满意足地看着它们，一天一天里，它们慢慢地变成我碗里的食物，把我喂得快快乐乐。学生因为放暑假而开心，我也是。到了暑假，这所乡村中学变得沉寂起来，可我的好日子才开始。比如，《大众电影》都回来了，不会在到达的那一刻就被某位老师抢走。
　　西瓜们堆在另一边，每次是三四个。爸爸走很远的路，去镇上赶集——就是我后来上学的地方。那么远的路，他又要带许多的东西。肉、菜、必需品，以及只属于夏天的西瓜。这些东西装在麻袋里，他用一根黄黄的竹扁担挑回来。长长的墨绿色的像冬瓜那样的西瓜，或是浅一点的带着翠绿色花纹的圆圆的西瓜。它们躺在教室阴凉的水泥地面上。我看着它们，盼着每天吃西瓜的时刻。
　　小卫和他爸爸回了老家，生物老师也回了家。那一排长长的教室只住了我们一家。弟弟太小，还不能成为我的玩伴。他从出生开始就待在妈妈的怀里，我似乎没指望着他从那里蹦出来，变成和小卫或是别的什么人，去和我拔草抓虾。
　　知了每天无休止地叫着，在它们的陪伴下，我在炎热的阳光下跑来跑去，晒得和冬天的木炭一样黑，就这样度过了美好的夏天。
　　17 朋 友
　　我从衣兜里掏出一小把毛栗子给他。只是一小把，我还有点舍不得。还温热着的栗子是我和母亲从山上摘来的。那种矮矮的灌木，结着一个一个的小刺球，里面是带着褐色果壳甘甜的果实。
　　他叫小志，是我的朋友。我们极少在一起。他父亲住着单身宿舍，他一年或许会被他父亲带到这个学校来玩几天。而我则成为他唯一的玩伴。不知什么原因，或许只是住得近。
　　栗子真好吃。你真好。
　　他说得真好，是我有栗子吃這件事真好，是说我父母对我的宠爱好。我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我才要把栗子拿给他，让他与我一起分享。这不是炫耀。如果我有栗子而他没有，我会感到难过。
　　我们坐在走廊尽头的石阶上，后来又坐到荒草地上的废弃水泥大管子上。那里更高，我们的脚可以随意踢来踢去。那些长长的草挠着我们的鞋底和脚踝。
　　他没有零食可以拿来与我分享，有时候他会因为这个而不好意思。幸好他不那么在意，我也不那么在意。我们很快就忘记这事。我们在一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玩。他父亲那时不怎么管束他。我们在油菜田里捉迷藏，叫喊着跑来跑去，把花瓣弄得到到处都是，衣服上沾满了花粉。我们的脸颊也黄黄的。有时候又蹑手蹑脚，像在油菜田里缓慢出没的兔子。爸爸们在田边的土路上聊天。我们玩多久他们就可以聊多久。他们的话题是无穷尽的。
　　又仿佛，他们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不被我们打扰的聊天时间，才把我们放进油菜花田。
　　天黑了我们才回家。
　　我们离开后的田野迅速陷入沉寂。我们都有点恋恋不舍。爸爸们或许也一样。
　　这样的次数并不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小志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问题是，我一直不记得那个具体的时间。他是什么时候不见了的？
　　许多年后，小志和我成了初中同学。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甚至已经不认识了，见面都会各自低下头。
　　18 玻璃罐
　　在外面，我不说太多的话。我觉得说话是件别扭的事。
　　如果我和爸爸的学生（通常是女学生）熟了，我会多说一些，她们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回答。她们很喜欢问我问题。你今天吃什么了？这件衣服是不是你妈妈做给你的？你喜欢什么颜色？项链借给我戴好不好？
　　我用多马林话和她们交流。我们的口音是一样的，外人看不出什么区别。只是大一点的孩子和小一点的孩子在说话。有时候我脑子里也会响起的是另一种声音，但是我没法把它好好地说出来。因为不顺畅，所以选择不说。后来我想说，也说不出来了。
　　我的父母来到了这片土地，生下了我。我的话就像是这片土地教出来的。女孩子们会来引诱我，用一块糖，让我说一句家乡方言。包着蜡纸的糖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有时候我禁不住糖的诱惑说出一句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的话。她们听了就非常开心。糖塞进了我的嘴里，她们哈哈地笑，乐上一阵子，一边还学着我说话。我很快就从她们身边逃走。 　　每个孩子都爱糖。我抵挡不住糖的诱惑。因为它们我的牙都烂掉了。
　　可为了交换糖而说出的那些话让我难过。我不想再说它们了，太可笑了。
　　前一天引诱我的女孩子们在第二天一早上完早操就聚到我家门口。爸爸在走廊上升起了炉子做早饭。她们亲昵地叫着爸爸，把冻得像红包子一样的手伸到火焰的上方，让青烟愉快地从手指缝中穿过。我生气地把她们赶走。她们第二天还会来，就像我什么时候还是会吃她们的糖。
　　哈哈哈哈，她们总是笑。被我赶走的时候也是，也像是遇到一件开心的事。背后的辫子扭来扭去，我认得出，上面绑着的红绸带是我从妈妈那借去的。
　　她们嘴巴太甜，太会哄妈妈开心，好像她们才是她的女儿。我只能气鼓鼓地待在一边，听她们聊天。她们说的都是我不感兴趣的话。我因为生气而堵起耳朵，不想听她们问我的任何问题。可我又不能离开，那个原本属于我和弟弟的里间。她们总是会从妈妈那借走一两样东西，塑料珠子项链，烫着一只只金色小鸟的红绸带，刚刚缠好鲜艳新毛线的橡皮圈。我留在那里的目的只是为了监视。她们从来不偷我家的东西，用的都是正大光明的办法，堂而皇之地把原本属于我（妈妈的就是我的）的绸带或是项链戴在身上，喜滋滋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在温暖的季节，她们中的某一个又会来找母亲，抱着她们装咸菜的玻璃罐子。父亲点起炉子炒菜时，会将那一罐子的咸菜都倒进锅里。萝卜干发了霉，我从来都没看到那里面出现过哪怕一粒肉丁。要是有，也是父亲上一锅菜炒完留在锅底的。
　　女孩在炉子边等着，脸上浮上一片红晕。她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不停地拢她的头发，把那些已经齐顺的发丝不断地拢倒耳朵后面。菜盛起来，装进花布袋子，她谢过父亲，用布袋子包着烫手的罐子小跑着离开。
　　这样的次数并不多。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女孩会遭人嫉妒，因为她怀里抱着一罐遭人嫉妒的东西。她必须小心翼翼地把那罐子藏好，里面的东西仍旧发着霉。她要偷偷地把它吃完，过完这一周。
　　19    绿头绳姑娘
　　那几天，绿头绳姑娘来了我家好多次。天气已经不那么冷。她不是来烤火的。我们家也没有生火盆。她来找我的母亲，她总是清楚什么时候爸爸不在。因为每次来，爸爸都不在，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总是有女孩子来找我妈妈，我有时候会因此而嫉妒。因为妈妈不仅爱我，爱我弟弟，还爱许多的女孩子。她们围在妈妈的身边，师母师母地叫着，露出或深或浅的笑，拉着她的胳膊，做着亲昵的动作，好像她们也是妈妈的女儿。因此绿头绳姑娘来我家我也沒觉得有多高兴，她不是来找我的。
　　我也不去管她。我知道绿头绳姑娘不会像别的女孩那样喜欢问我妈妈讨东西，一块漂亮的花手绢，一条红绸带之类，所以她来了不多久我就走了。她一般是午饭后或是晚饭后来我家，多半是晚饭后。中午妈妈要带着弟弟睡午觉。弟弟每天吵个不停，只有睡觉的时候才安分。睡着的时候，他真是个香甜的婴儿，连我都忍不住趴在床边多看他一会。
　　晚饭后爸爸雷打不动地进行着他的散步事业，他会走到很远的地方，有时候是和某位男老师一起同行，要是半路遇上的话。有时候我跟在身边。大部分时候他都是独自一人。后来我想，爸爸饭后散步的习惯几乎他所有的学生都知道。只不过，可以精准地算好爸爸出门和回来时间的，也只有绿头绳姑娘一个了。爸爸出门后没几分钟，她就来了。爸爸回来前不久，她便离开。她也不会让爸爸远远地看见她的身影。
　　有一回，我想听听她和妈妈聊些什么。那天我刚好觉得无聊。伟伟被他爸爸关在房间里写字。我在他房门外等了一会，等到爸爸从我家出来，接着是绿头绳姑娘进去，然后又是生物老师从房里出来，伟伟还是没有被放出来的意思。我就一个人穿过一侧的草坪朝着大路走去了。天渐渐黑了，路边的植物被暮霭环绕，模模糊糊的，我拔了几根高高擎起的狗尾巴草，摘了几朵黄色的蒲公英花，便想不到做什么了。路上竟然没有一个人路过，连搭讪的机会都没有，不像平常，我要费些脑筋来对付偶遇的老师或是学生。尤其是老师，他们总是爱问我在学校的情况，好像他们自己呆的这个地方不是学校似的。他们对学校熟悉得不行，却还是要问我在学校里怎么样，老师怎么样，语文怎么样，数学怎么样，考试考多少分。没一个人问我手上的狗尾巴草怎么样，实际上它们又肥又嫩，蹭在脸上毛茸茸的。可他们总是这么无趣。
　　连一个无趣的老师都没遇上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了。想着万一绿头绳姑娘还在那里，我就听听她们在说些什么。已经有两天了，她每天都来找母亲聊天，又不要东西。这两天家里唯一少的是一条蓝底黄花的手绢，今天早晨我发现它出现在了一个高个子黑皮肤女孩的马尾辫上。我没等早操做完就跑到她身边去讨要回来了。妈妈说我这样不好，人家女孩子披头散发地上课多不好。我说她衣兜里有橡皮筋的，她还编了个麻花辫。
　　做操的时候她排在绿头绳姑娘的旁边，中间只隔了一排。我特意看了绿头绳姑娘一眼。她朝我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我以为她会说些什么，可她只是笑了笑。路上的时候，我想到，这有点反常。
　　我推开门的时候，绿头绳姑娘在里间抽泣。我站在门口发了一会呆。说实在的，我很少看见女孩子哭。尤其是在我家。在我家的女孩子总是笑个不停，开心得令人嫉妒。我是悄悄回来准备偷听说话的，推门也是悄悄地。实际上，门并没有关紧，虚掩着，留了一个可以塞一叠作业本的缝隙。那门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发出讨厌的吱呀声——那一刻我真感谢它，是扇好门，尽管看起来很破旧。我轻轻掩上门，轻轻地走到父亲的床边，坐在上面，静静地听着里面的声音。
　　绿头绳姑娘听起来很伤心。最初什么也没说，母亲倒说了些安慰的话。后来她说要不找下我父亲，让他再去和他们说说。绿头绳姑娘说算了，不要再去了。她说她什么都明白，就是没办法接受，只是觉得难过，说她这几天每天都在想这些事。很多姑娘都是这样，不止她一个。她也不是成绩最好的一个。那些离开的姑娘也没有过得特别的不好。我不能只羡慕别人，这样，只会更难过。 　　绿头绳姑娘还是在哭，我听得难过死了。虽然我不大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但绿头绳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情。她没有办法，也没有人能帮她。她又羞于让所有人都知道。尽管她是所有姑娘里看起来胆子最大的，会在寒冬腊月的时候推开我家的门进来烤火的姑娘只有她一个。
　　后来我悄悄地走了。我怕我也哭出来，这样她们就知道了。我去了伟伟家。他还是在写字，一边写一边抹眼泪。他爸爸一定骂了他。我退了出来，在他家旁边的走廊上踢石头玩。不一会，绿头绳姑娘就从我家出来了。她用手抹了抹眼角，然后从我家门前的走廊跳了下去，穿过操场朝着宿舍走过去了。她可能是去洗把脸。晚自修马上就要开始了。
　　20 绿头绳姑娘
　　我去问妈妈，绿头绳姑娘为什么哭？妈妈问我，为什么叫她绿头绳姑娘。她没有问我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些，或是我为什么偷听。妈妈是好妈妈，只是问了这么个简单的问题作为交换。所以我告诉她，因为她总是扎缠了绿色毛线的橡皮筋。妈妈笑了，说她倒是没太注意，现在一想，还真的是。
　　妈妈摸了摸我的头，摸了摸我扎着黄色橡皮筋的辫子，说，绿头绳姑娘的父母不想让她继续上学了。她很难过，又没有办法。我点了点头。明白了绿头绳姑娘也将成为那些在学校消失的姑娘中的一个。那些姑娘，你今天见到她，明天就不见了。这个学期她还在和你开玩笑，下一次开学就不见了踪影。她们的位置有时候空着，有时候会被别人填补。
　　我有点难过，问妈妈，没有办法了么？
　　妈妈说，去年夏天农忙之后就不想让她来了，她一个人走了十里路跑到这里，找了你爸爸。后来，你爸爸又去找了他爸爸，说是让再上一个学期。现在恐怕是不行了，等不到初中毕业了。
　　“可怜啊，这孩子还想考师范呢。可他父母觉得她的成绩也上不了师范。起码得班里数一数二才行。”母亲絮絮叨叨。
　　我不太明白考师范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会听到老师们说起这事。某某人考上了师范。某某人又考上了什么，说的时候，他们脸上露着笑，夸着那个孩子怎么怎么地好。我听着听着觉得没意思就跑开了，反正他们也不是和我讲这些。这是有人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和我讲了师范这个事，所以我也郑重其事地问母亲，师范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也是一个学校。初中上完就可以考过去，继续读书。但是你的成绩得非常好。我们学校一年也能考个两三个。”
　　“太少了。”我说。
　　“在乡村中学里算好的了。有的地方一个也没有。”
　　我心里有了那么一点点的高兴。但是还是没有冲淡绿头绳姑娘的事给我带来的忧伤。妈妈说她想当老师，读了师范可以做老师。我问，不读书她会去做什么。
　　“嫁人。”母親想了一想，说。
　　“所以她才哭得那么伤心。”母亲叹了叹气，“这是你爸爸也没办法解决的事。人家都已经找好了，对方不能再等了。”
　　我知道嫁人是怎么一回事。我去喝过好几次喜酒，看过姑娘全身穿着红衣服，披着红盖头被抬进一户人家时的样子。我爱酒桌上的那些甜甜的米酒，也爱分到我们每个人手里的水果糖。所有的男人都喝得满脸通红，女人怀里的小孩嘴里都塞满了东西。那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我想着绿头绳姑娘穿上那样一身红衣服，被人抬走。想着想着，我就觉得鼻子发酸，眼泪要掉下来。
　　我去找我的手绢，蓝底黄花的那块。母亲去女孩子那里要回来，洗干净，又还给了我。我用它擦了擦眼角。手绢散发着肥皂和阳光的香气，这味道让人更想哭。世上有这么多好东西，花手绢和太阳，也有那么多难过的事。比如，绿头绳姑娘的婚事。
　　“也许对方也是个好人家。我只能这么劝她。改变不了的事，没有办法。”母亲说。
　　“有些男孩子，你爸爸做好对方父母的工作。他再回来上学，成绩上去了，可能考上个学校的。他们也会继续供着。毕竟有先例，去读了中专后来分配到镇政府甚至县里工作，端了铁饭碗，成了村里的光荣，他们的爹妈也有了个依靠。还有考上大学的，后来全家一起来谢你爸爸。你爸爸可以把这样的例子说给他们听。要是他们附近村里出了这样的学生，多半会同意。又或者家里不是太穷，也多半也同意。可女孩子，就难了。”
　　后来妈妈不再和我说下去了，也许她觉得我知道得够多了。再多，我也不一定能够全部理解。想歪了可不好，让我难过她也不愿意。她已经很好了，没有像别的妈妈那样说：“大人的事不要多管。”我妈妈从来不和我说这样的话，爸爸也是。
　　要是她们不想说的，就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还能看到绿头绳姑娘几天。我想到，认识她这么久，都没有好好和她说过话，我一直更喜欢红头绳姑娘。其实现在也是。只是，对于绿头绳姑娘，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看到她会觉得难过，却又不敢上前和她说话。没看到她的时候，也总会想起她。我不知道，还能看见她多久。
　　太阳是越来越好了。女孩子们的花布衬衫在宿舍外的晾衣绳上翻来飞去，像蝴蝶那么美。
　　21 新 家
　　爸爸带我去看我们的新学校。那真好，爸爸的新学校，我们以后的新家。
　　那地方是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比我的小学还要远。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小学就是那个我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到的地方。可是我长大了，我们可以朝着更远的地方跋涉。
　　我和爸爸沿着我们上学的路走到我的小学门口，再穿过冷清的街市。有人坐在门槛上打瞌睡，被我们的脚步惊醒了。他问爸爸我们去哪里。爸爸说去新学校看看。啊，这么快就建完了啊，他说，过几天他也要去看看。那是个可以免费参观的地方。
　　他只是随便说说。这个把家门开在这个镇上最热闹的一条街上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总喜欢和别人搭话。我们走路应该像壁虎那样轻手轻脚。我去上学的那些早晨，要是没时间吃早饭拿着五毛钱去他家对面的包子铺买包子，他就看着我手上的钱说，你爸爸给你这么多钱啊。我拎着包子往学校走他又说，肉包子啊，和我换吧。他端着一只大青花瓷碗，里面盛满了看着脏兮兮的红薯粥。大块的红薯煮得黑乎乎的，还带着皮。我不想理他。不是因为他喝的红薯粥，不是因为他穿在身上的黄不拉几带着破洞的汗衫，也不是因为他带着黑点和黄斑的不整齐的牙齿。我不喜欢他的笑。他笑得一点不真心实意，更谈不上亲切。让我想起故事里爱和人搭讪不怀好意的坏人。 　　不多久，我就看到了那幢高高的楼，在山脚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被风刮得呼呼作响。窗户上还没装玻璃，风从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钻进去。我们沿着没有扶手的光秃秃的楼梯爬到二楼，然后是三楼。父亲走在没有扶手的走廊上，看着一间间的教室。风吹着他的衣服，吹着他的脸，吹进敞开的门窗呼呼地响。我躲在走廊尽头的角落，因为怕高而不肯迈步向前。
　　这是我爬得最高的地方。除了那些山。山和房子是不一样的。风不会把你从山上刮下来。
　　我老老实实待在那里。直到爸爸回来。然后我们爬到楼顶的平台，站在水泥方块砖上往外看。砖在我的脚步下微微颤动。那下面是空心的，有一块塌陷了下去。
　　我们在那上面站了好一会。那个平台四周被铁栏杆围了起来。风离开了洞开的窗户和无人的走廊而直接吹向了我的脸。似乎突然间温柔了许多，耳边那些呼呼呼的声音不见了。站在楼顶平台，爸爸似乎很高兴。他背着手在微微颤动的方砖上踱步，就像他假日时在空无一人的操场草地上散步。远处是一片又一片的山，山和山之间有一些村落。有的房子冒起了炊烟。
　　我想我也应该高兴，我们站在这么漂亮的楼房上。爸爸以后就在这里上课。在这里，可以看得见更远得风景。
　　后来，我牵着爸爸的手下了楼，高高兴兴地往家走。路过镇子的时候，我们在一家饭馆里吃了一盘肉丝炒粉。
　　22 绿头绳姑娘
　　那几个早晨，我总是早早地起来，用冷水洗脸。我和母亲说不要放热水。父亲去食堂打来的热水就放在脸盆边上。我想试一试，像那些女孩子一样用冷水洗脸。天气已经不那么冷了，我这样和母亲说。可水依然是凉的。我的脸和手都冷冰冰的。我带着被冷得红扑扑的脸走到外面，看着学生们上早操。每一天，我都看一下，绿头绳姑娘在不在。看到她在队列里做着早操，我就会觉得高兴。她是个勤快的姑娘，因为她的花衬衫比别人换得勤。
　　她不胖也不瘦，看起来健健康康的，皮肤不是很白，却也很光滑。那几天，她每天都很用力地在队列里伸着胳膊，踢着腿，她的马尾辫一甩一甩的。她还是不喜欢编辫子，也许她不是懒，而只是觉得马尾辫更好看。她的头发黑亮得像一条缎子。
　　那天她发现我一直在看她，就在队列里朝我招了招手。下了操，她穿过人群，小跑到我的身边，拉了拉我的手。
　　“手怎么这么凉啊！”她笑着问。
　　“我用凉水洗的脸。”
　　“你们不是有热水么？我看见你爸爸拎着水瓶进食堂啦。”
　　“哦，我想试一试凉水。”
　　“那凉不凉？”
　　我点点头，不好意思似朝她笑了一笑。以前，这时候我或许会跑开，又或者说，我要去吃饭了，我要去上学了。可那时，我静静地站着，等着她和我说些什么。
　　她脸上笑着，好像听了我的话突然觉得很高兴似的。可我也没说什么。
　　她摸了摸我的两个扎得高高的小辫子，说今天的头发很好看。我说我妈妈给我扎的。她说她知道，又说你什么时候学会自己扎头发呀。我又不说话了。
　　我一直在偷偷地练习自己绑头发。只是辫子太松散，扭得又太难看，总是有一缕又一缕的杂毛，没法带着它们出门，也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练习的成果。母亲带着弟弟出去的时候，我会在里屋的镜子前待上半天，偏着头，编我的辫子，一直到脖子酸得像灌了一壶米醋。
　　我说我在学，只是还不好看。
　　她哈哈地笑了，说小丫头很快就长大了。
　　她又像是以前的那个绿头绳姑娘了，似乎一点也没有为自己的事情难过。
　　预备铃声早就响了，她还没进教室。我看见他们的班主任，一位物理老师，夹着黄色的备课本远远地走过来。可我还站在走廊的台阶上，而她站在台阶下的草地上，这让我们看起来差不多高。
　　“怎么还不进教室。”老师朝她喊了一声。老师的声音总是很严厉。
　　“你不要喊，她会进去的。”我转过头朝着那个老师喊了一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比他的还大。可是他的严厉劲我学不会。
　　绿头绳姑娘摸了摸我的頭，就飞快地从后门跑进了教室。
　　物理老师走到我身边，将腋下夹着的课本和备课本拿到手上，拍了拍我的肩，说，“还不去上学？”
　　“早饭还没吃。”
　　我瞪了他一眼，就回家了。那天爸爸给我做了蛋炒饭，已经在餐桌上放好，上面盖了一个碗。爸爸却不知哪去了。我飞快地吃完，一粒米也没剩，端起茶缸子猛地灌了两口茶水，就上学去了。
　　路上小心啊。妈妈抱着弟弟出来朝我喊。
　　那是绿头绳姑娘待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晚上她来和母亲告别，又和我玩了一会儿，尽其所能地逗我笑。也许，她只是不想自己哭出来，尤其是当着我的面。
　　我送了她两样礼物，那条蓝底黄花的手绢，和一根水红色的绸带。她拿着礼物离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抹了眼泪。也许，她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23 红头绳姑娘
　　有一天，我听见了绿头绳姑娘和红头绳姑娘的悄悄话。那个时候绿头绳姑娘还在，我也才刚刚上学。绿头绳姑娘的个头比她离开的时候要矮一些，红头绳姑娘比她稍高一点。等到后来，她们两个就一般高了。这让我觉得，是友谊让绿头绳姑娘的身高迎头赶上。
　　她们站在一个小山坡下面，那里离厕所不远。站在她们那个位置要是有风，还能闻到厕所飘来的异味。不过，上厕所的人却听不见她们的话，也看不到她们。她们选择那个地方就是不想让别人听见，一丛疯长的旱芦苇遮住了她们的身影。我正从山坡上下来，还没过那个拐角就听见了她们的声音。我觉得我不应该去打扰她们，于是我就躲在了一丛没长刺的矮灌木旁边——长刺的我才不躲。我想我该顺便听听她们在说什么，反正什么也干不了，还不能下山。那是灌木还没到结果子的时候，我蹲在那里看从叶片底下往上爬的叫不出名字，身体几乎透明的蜘蛛，也实在是无聊。
　　她们在讨论对策。大意是，红头绳姑娘遇到麻烦的事，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复一封信，写信的人也不是那么讨厌。他平常还挺好的，红头绳姑娘这么说。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呢，绿头绳姑娘这么说。红头绳姑娘说什么都不做，不理不会的也不好。她说这话时我能想象她低头皱眉的样子，就像她坐在教室里解数学题时那样。我从前门路过教室，看到她那样就会从后门悄悄走进去，到她身后吓她一跳。她不会因此生气，也不会尖叫，只是肩膀抖了一抖。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她们讨论了半天也没有出现对策，只是不断在回忆那个写信的人的事。回忆他们之前说过几句话，回忆他和别人做了什么事，又说起了他是哪里人。绿头绳姑娘还复述了她的某位亲戚对他的评价。据说她的亲戚和那个人是同村人，碰到绿头绳姑娘时就自然而然地谈起了他。亲戚说他们村里的人都相信他能考上中专，说不定还能考上大学。
　　“他好像不那么用功，可成绩也没比我差呢！”红头绳姑娘说，“我还是有点羡慕脑子聪明的人。”
　　“男孩和女孩不能比，你在女孩子里已经很聪明了。”绿头绳姑娘又说。
　　我想听听她们决定怎么办。可是话题就像爬山一样，一会走这条道，一会又抄那条路，一会又钻进了灌木丛里，过一会又到了另一座山。我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决定走出来。
　　我从灌木丛里走出来。绿头绳姑娘和红头绳姑娘说：“要是不用读书，你倒可以考虑一下。”接着她哈哈大笑。然后我就唱起了一首学校里学来的儿歌，蹦蹦跳跳地从山上下来了。两个姑娘看着我。红头绳姑娘的脸有点红，绿头绳姑娘因为笑得太过火了，脸也更红润了。
　　我想，要是她问我有没有偷听她们说话我就勇敢承认，然后问她们打算怎么办。虽然我既不知道那封信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她们说的人是谁，不过凡事总得有个结果。
　　可她们什么也没问，只是说，我一个人这么跑上山可不安全。因为天看起来马上就要黑了，晚自习都快开始了。
　　我忘记我是怎么回答她们的了。反正，话说到一半，就有三个男生从厕所那边的那条路结伴而来。红头绳姑娘低下了头，绿头绳姑娘拉起了我，又拉起了她，什么也没说就快步朝相反的方向走回去了。
　　其中有个男生吹起了口哨，另一个说：“你妈刚给你弟吃糖，你没份儿。”
　　“要你管。你上山吃草吧！”我回头喊道。
　　要是我一个人，我一定只是气冲冲地跑下去。然后在某个没人的时候找到那个男孩的桌子，在他的文具盒里放一把沙子。要是他连文具盒也没有，就在他的抽屉里放一把芦花。
　　“别理他，那人脑子有病。”绿头绳姑娘说。
　　“唉，他怎么总喜欢和那个人在一起，交朋友的眼光真差。”绿头绳姑娘和红头绳姑娘说。
　　“那你们也别理他们算啦。”我说。
　　“好呀！”她们一块答道，然后我们手拉手走回了教室。
　　24 搬 家
　　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偏远的李家村。它是个学校，不是村子。李家，人们把学校叫做李家。以后就不再这么叫了。多马林中学，以后的人们就这么叫。
　　你以后不再是一个人去上学了，爸爸说。他很高兴，我不再孤单。他因为把我一个人送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三年里一个人独自走在那条长长的没什么人经过的路上觉得内疚。他内疚，又没办法。再重来十次他的决定也还是不会变。
　　不管怎样，有了伙伴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在李家最后的日子里，我和学校的老师们、学生们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过去。老师们开始想着什么东西要带过去，什么东西不带过去。最后，大部分都被带走了，剩下的东西很少。比如那一大堆学生用过的作业本和没什么用的旧报纸（有用的部分都贴在剪报本上了）。
　　没有人觉得惆怅，好像这里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因为去的是更好的地方。我们很少看见什么好东西，更很少得到。所以，好比什么都重要，好能让人忘记一切。
　　离开山村，去往镇子边上，一条大马路的旁边，一个可以听到火车轰隆隆的声响，看得见火车冒起的白烟的地方。一个可以站在三层的楼顶看云朵的地方，一个更大更好的地方。
　　我不像以前那么孤单了。所有的孩子将集中在一块地方，不再被巨大的操场割开。
　　我将成了上学队伍中的一个，而且是最小的一个。
　　他们不关心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他们关心这个队伍里最大的孩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很快就明白了，我会变成他们中的一个，不再是那个独自走在一条长长的路上的孤单的女孩。
　　25 女朋友
　　那几天我们每天都在整东西。学校要搬走了，搬到镇上去。其实也不算是镇上，就是在镇子旁边的一个小山包下开了一片荒地，学校盖在荒地上。他们说，学校盖好后，那里就不是荒地，也算是镇上了。
　　李老师过来帮生物老师收拾东西。李老师现在是生物老师的女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女同学就不再来了，生物老师在礼拜六晚上又去废弃礼堂看电视了。李老师也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手拉手一块去了。老师们开了他们俩一个月的玩笑后也就不开了。老师们又开起了别的玩笑，和生物老师一起。李老师有时也插几句嘴。
　　李老师不算活泼，但也没有生物老师的女同学那样不爱说话。也许，女同学可能比李老师还活泼，只是不爱在这个学校说话，在她自己的学校，话也许比李老师还多。就像我，最初上小学的那两年，也几乎不讲话。
　　我觉得生物老师真幸福。“女同学”来帮她洗衣服，李老师来帮他收拾東西。他照例每天吹着口哨，从走廊的东头走到西头，看见我就笑一笑，打招呼，问我，东西收拾好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东西太多了。他就说，要不要帮忙啊。我说，你自己的东西都是别人帮收拾的。他又说，我都收拾过了，她觉得不好，又来理一遍。我想了想，又问他，李老师是教什么的。他说，政治。
　　我依然不知道政治是什么。可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出无知，就抿了抿嘴，又撇了撇嘴，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奇怪的表情。他看着我，又笑。
　　“学生物厉害，还是学政治的厉害？”终于，我想到了个厉害的问题。
　　“当然是生物。”
　　“为什么？”
　　“生物研究这个，这个，”他在自己身上指来指去，“还有那个，那个，”他的手又指向附近的泡桐树，操场上的草，远处的山。
　　“而政治嘛，就研究我们为什么现在站在这里说话，说这话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
　　“那你得去问李老师。” 　　“她知道么？”
　　“她估计也不知道。所以，学了那么久，也不一定知道。怎么能说厉害！”
　　他那一小撮胡子随着他的话一抖一抖的，似乎挺得意的。妈妈说他快结婚了。我们搬到新学校去，很快就能吃到生物老师的喜糖了。有一天，我晚上和爸爸一起去看动画片的时候，他们在问校长，是不是要给他们分一套两间套的宿舍。分两个单间到时候又得换，多麻烦。
　　还有人问他们到时候打算摆几桌，有调皮的孩子去问李老师讨糖。李老师兜里是真的放了水果糖，红双喜纸头包着的那种。那不是喜糖，是镇子上唯一可以买到的一种水果糖。所以，胆小的孩子就总嫉妒胆大的孩子。
　　生物老师春风得意，走到哪唱到哪。他已经不满足于吹口哨了，李老师送了他一台可以放磁带听歌的小小的录音机。虽然是旧的，可也是足够得意的事。学校里的老师都没有。那是李老师的亲戚送给李老师的。说她一人待在小山村教书无聊，就把一个用过的给她寄了过来——里面还带着几盘磁带。生物老师带着李老师到镇上的邮局取了包裹。李老师就把录音机和磁带送给了生物老师。
　　也有人说，那个时候李老师还不是生物老师的女朋友。生物老师骑车带着她去取包裹，她出于感谢，就把收录机和磁带借给他一个礼拜。这中间，她也常常去他那里一块听歌，听完歌他又送她回去。后来，他把录音机还给了李老师，总是到李老师那里去听歌。就这样谈起了恋爱。
　　而生物老师的女朋友也是因为那台录音机才决定不再来的。她住在李老师家里的时候，和李老师一起听邓丽君的歌。也不知道李老师说了什么，或者生物老师自己说了什么，又或者在信里写了什么，但一定是提到了那台录音机。女朋友生气了，不想再做他的女朋友了。有人说看见她蹲在一棵泡桐树下大哭了一场，还披头散发的，扎头发的手绢也扯了下来，用来擦眼泪。那时候是傍晚，天快黑了，勉强可以看清楚那个人影，是生物老师的女朋友没错。不然，还以为遇到了鬼。
　　妈妈说，那位女同学挺可怜的。她和爸爸说的时候，摇了好几次头。
　　“路真的太远了。”我忘记这是哪个老师说的话了，好像是一位女老师。
　　搬家之后，我上学的路总算变近了。在老李家中学最后的那几天，我每天上学都要认认真真地看那条路。那么远，可又不是那么远。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记住它。就像我走在那上面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那上面的每一个沟壑，一个又一个的石子在脚下滚动。
　　26 花裙子里的鱼
　　你得到什么，就在失去着什么。尽管要在很久很久之后才明白。
　　我不再是我，我显得那么不重要。在玩四人游戏时某个孩子不在，他们才允许我的手指套上“东西南北”的纸套子。不然我就只能站在旁边看。随便我看多久，我要是离开了，也没有人会介意。可我不想离开，悄悄地离开比一个人时的那种孤单还要孤单的孤单。
　　我站在旁边等，等到有一个人被他的父母喊走，然后我再顶替他。可他们很快就玩腻了，又去玩新的游戏。我只好跟着，等待着新的机会。
　　在那群孩子中间我也会感到快乐。我需要伙伴。伙伴有时候会让你开心，尽管有时候，也会伤心。
　　那个独自走在长长的路上的孤单的女孩，整个世界都是她的。她可以随时停下来，停在一丛开着黄色小花的草边，揪一片像花瓣一样的叶子塞进嘴里，酸酸的，然后吐掉，下一回不再吃它。她可以在路边的农人和她打招呼时低下头，沉默地走过，也可以抬起头，朝他笑一笑。“他认识我的爸爸，怎么到处都有人认识我的爸爸。”她想，继续走。有时候，鞋子会被雨水弄湿，脚在冷而黏的鞋底上滑动。她打着伞，看着雨溪绕过路面的石头四处游荡。它们流到两边的沟渠，也流到她的鞋子里。
　　没有人管她。
　　或许会遇上仙女，或许会遇上童话里才有的事，或许会捡到一个百宝箱。即使路上什么也没有。
　　在放暑假前的某一天，我拿着成绩单独自走在那条长长的路上。天气很热，我穿了一条花裙子，成绩单上的数字和我的裙子一样漂亮。我路过一个水坑——路边水沟被人两头用泥土截住的部分，里面挤满了小鱼，是鲫鱼，只要伸手就可以抓住。我脱了凉鞋，跳进了水沟。我把鱼都扔在路边的草地上，它们在上面跳来跳去，白花花的一片。鱼没头没脑地，只会往我的手指缝里钻。我上衣口袋里还装着成绩单。鱼在草地上一跳一跳，这比成绩单更令人高兴。最后，我穿上了鞋子，脱下了花裙子，把鱼全都包在裙子里，走回了家。
　　它们竟然都活着，在一个大口的玻璃瓶里，嘴齐齐地朝着瓶口，一张一合。
　　有时候我会觉得，在伙伴中的我，不是真正的那个我。他们看到的我，也只是他们看到的样子。他们不觉得我是个多可爱的女孩。他们不明白那些他们没有看到的。他们不知道那条花裙子和那些鱼。
　　27 隊长的魔力
　　在孤独的时候被馈赠的礼物，是秘密。那些没有经历的人不明白。
　　我和小卫不再是彼此唯一的朋友。我们都成了大孩子们的跟班。那个读五年级的大孩子是我们的老大，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上学的时候，他让小卫排在我前面。当然，小卫一直都是排在那个位置。在我还没有进入这个队伍时，小卫已经跟着他们上了两年多的学了。如果小卫不小心惹他生了气，他会让小卫排在我的后面，作为惩罚。你看，你连她都不如。这大概是最令他伤心的评价了。在我们这个队伍里，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所有的人都对你爱不理不睬。没有人会用手去打另一个人，用棍子更不会，推都不会推一下。我们中间没有暴力——我们都是老师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不允许。其实，我们的队长也不允许，这是传统。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孩子和哪个孩子打起来。我们和村子里的孩子不一样。我的同学有好多村里的，也有镇上住的。他们总是会提起，谁和谁怎么样打了一架这样的传闻。我们这些孩子不打。也许他们到了学校会和别的孩子打，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会玩打架游戏，像电视里那样。我们的老大给我们分配好角色，有时候会需要一两样道具，一把木剑——上面会绑根红绸带，一根小棍子，一把简易的弓。小卫会做弓，也会做剑。他贡献出了弓和剑，就能得到一个英雄人物的角色。我有时候会扮演坏人，或者扮演人质。英雄人物，女侠这样的角色永远都轮不到我。总是一位四年级的姐姐扮演女侠，她拿着我的宝剑，那把绑了红绸带的，和坏人对打。对打时，刀剑有时候会滑到她的手上，手背红了一片。她疼得受不了也会哭。她倒不是个爱哭的女孩。其实她还挺不错的，在我差点被队长说得要掉眼泪时，会替我说好话。她哭了，游戏也不会因此而结束。队长觉得她太柔弱，这么一下就哭了。她只好站在一边哭。接着她的角色会被另一个人顶替。有时候剧本就得改，本来是一个女侠客，现在变成了一个男侠客。或者女侠客死掉了，另一个英雄人物又出现替女侠客报了仇。小卫有时候会演个坏人，把女侠客杀掉的坏人。不过，在原本的故事里，小卫这样的小角色是杀不死主角的。主角一般有两个，男英雄和女侠客。女侠客还站在墙根抹眼泪，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捂着那只受伤的手。她站在一边看着整个故事结束。她绝不会中途回家。中途退场是她的不对——她心里也这么认为。反正队长总会让她认识到她的错误。即使回到家，她也捂着手，不要被家人看到那一道红色的印记。它很快就会褪去。 　　怕疼又有什么错呢？她是女孩子。队长不这么想。他是队长。在他是我们队长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其实他也只是个普通的孩子。他的成绩远远不如女侠。他的家里也没有那么富有。可他就是队长，上五年级。我们都得听他的。
　　28 真正的花园
　　荒地变成了我们的家。柴草丛变成了花园。
　　一开始，母亲不知道自己是在造她的花园。她曾经有一个属于她的花园，在她很小的时候，在一个被水淹没的古老的小城，在大鱼们玩耍和睡觉的地方，有花园腐烂了的枝叶。尽管那个花园本来不是她一个人的。她只是在其中玩耍的一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把花瓣揪下来，抛在空中，让它们像雨一样落下。她从小睡莲池的一头跳到另一头时被苏醒的睡莲牵住了脚，掉进了水里，湿了鞋子和衣服。花园是真实存在的，至少曾经是。
　　很久以后，我们又有了另一座。
　　别人不知道她在干吗。有人会好奇地问她，有人只是看看，然后走过。我认为她只是在砍去那些乱糟糟的灌木。这里本来是个匍匐的山头，长了不高大不粗壮的植物，却有着发达的根系。起初，它们是这里的主人。到这儿的第一天，我和弟弟在里面捉迷藏。茅草高过了我的头，它们开始变黄。母亲过不了几天就开始与它们较上了劲，用一把直直的柴刀。她总得找点事情做，父亲这么说。爸爸真是可爱的爸爸。我一直这么觉得。他把母亲也当成了孩子。不问她一句，就像不问我，躲在草丛里干什么。我只是在捉迷藏。她只是想找点事情做。母亲不需要想她到底在干什么，她会弄出什么东西来，想干就干。某一个晚上，她想起那些乱糟糟的柴草，决定第二天拿把柴刀去对付它们，于是，她第二天就拿了父亲的柴刀，去对付它们。那些被砍下来的柴草，母亲也不管它们，让它们散落在那里。父亲把母亲砍下来的柴草分类整理，捆绑整齐，堆在厨房后面，等着秋天的太阳把它们晒干，成为我家灶膛里橙色的火苗。
　　母亲满头大汗，她一整天都在做这件事。她不需要理由。就像她有时候会把死去的老鼠用报纸包起来，在某个地方挖个坑埋下。你不能问她为什么。灌木丛、茅草堆不久就消失了，好像花开了就会结果，种子种下就会发芽，做了一件事就会去做另一件。她接下来又费了更多的力气去挖走那些植物的根部。她把整片地都刨了一遍，依然是用那把直直的柴刀。我想，柴刀比锄头更让人专注，因为离土更近，那些如雕塑一般的根系就在手掌之下。它們像出土文物一般保持完整。长着虬曲身体与长长胡须的它们依然被父亲堆在厨房的檐下。“一堵怪异的墙。”人们觉得她在做怪异的事。只要是他们无法理解，你又无法解释的事，都是怪异的。
　　他们没想到花园，也根本不可能想到。其实，连母亲自己也没想到。
　　而我，也并没有因为失去捉迷藏的柴草丛而有什么不高兴。
　　不久后。母亲在这片平整的土地上撒了夜来香的种子，又种下了果树苗。接下来的一年又一年，植物们日渐繁茂蓬勃。
　　多美的花园啊，我们周围的人都说。我们花园里的种子，被不同的人带到了这个学校的不同的角落。
　　他们只是觉得那些花好看。也只是好看，花只是花。母亲也只是母亲，他们永远不了解她。
　　很多很多年之后，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和我提起它。提起那个已经消失了的花园，说你妈妈真伟大，她建造了这个镇上唯一一个真正的花园。
　　29 午 饭
　　朋友之间就该相互帮忙的对不对？所以小飞帮我吃掉我的午饭。
　　银色的调羹开垦着银色铝饭盒里的土壤。小飞瘦而有力的手，那一刻却代表着她旺盛的食欲。我看着她的手，好像她的嘴巴不存在了，整个人都不存在了。饭盒里的半盒饭一点点消失了，另半盒的菜也一点点消失了。
　　我很高兴，比我自己吃掉一盒午餐还要高兴。带着空空的饭盒回家，我把饭盒塞给小飞就可以痛痛快快和阿梅玩了，在她家榨油厂门口的空地上聊天，做游戏，数云朵。
　　小飞蹲在草地上吃饭。她不抬头看我们任何一个，不抬头看天。不管天上的云朵正变幻着什么奇异的形状。
　　我喜欢看云朵。云朵是美丽的。她不看，她专心地吃饭。朋友之间就该相互帮忙的，我心里想着。
　　她呢？我不知道她心里想着什么，我从没想过她心里想着什么。那个时候，她用我的勺子对付着我的饭盒。她蹲在地上，草尖触碰着她解放鞋小破洞里露出的脚趾。蚂蚁爬过草尖，晃动着触角。
　　这就够了，我还期望着别的什么呢？
　　她夸过我的饭好吃。父亲为我烧的午饭，荤素搭配，青椒肉片、番茄鸡蛋、红烧肉、炒莲藕。搬到新学校之后，母亲每天中午将饭送到我手里。她迈着急急的步子，有时候还来不及吃午饭，她飞快地穿过中学的操场，翻过那个小山包，走一段马路，来到马路边的榨油厂。我会在那里等她。我和小飞，阿梅。
　　真好吃。小飞这么说。
　　我要是在家，不止吃这么一点点。虽然不多，但也不是这么一点点。可小飞吃起来——她用她有力的手开垦着饭盒，埋头什么也不理。我就只挖了几调羹，就把饭盒扔给她了。我的胃因为她在饭盒上游动的手而满足了起来，一个下午都不饿。
　　我帮你吃吧！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这么和我说的。在我不止一次剩了一半的饭之后，我说好，不好意思地把饭盒递给她。朋友之间就该相互帮忙的吧！
　　她的头发还是那么黄，人还是那么瘦。跑起来依旧飞快，像只鸟。她依旧对天空中的云朵毫无兴趣。云朵也依然从不顾及我们的喜欢与不喜欢，随心所欲地变换着形状。在阿梅告诉我的小秘密里，依然会有小飞的一部分。
　　她没有因为吃了我的饭而变得胖一点点，我因为吃得那么少而一如既往的瘦。我们仍然是两棵细瘦的树。
　　你不要再把饭剩给她了，她是故意的。你看，她现在都不从家带饭了。有一天，阿梅说。
　　阿梅知道的永远比我多。
　　我会难过吗？会的。不论是把饭吃完，还是剩下，我都会难过。
　　可一切不会因为难过而停下来。两棵细瘦的树，一棵稍微粗壮的树，顶着并不浓密与丰满的树冠。我们每天都在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云朵的注视下长大。 　　30 两种事物
　　我感觉不到自己长大。好像停在时间里，而周围的东西却不停变化着。春天来了，夏天来了，叶子黄了，掉光了，天空在某个时刻变得灰暗，雪花落了下来。
　　我的时间过得飞快。母亲种下的花突然间就长得茂盛，一朵朵地铺满了枝头。父亲种的黄瓜在某一天结了果，躺在了他去完菜地带回来的竹篮里。我从水缸里舀一勺水，洗一洗，咬去它顶端凋谢了的花，品尝夏天来到时的第一口清脆。
　　只是我一直是这么小。我好像还是我，只是周围的一切变了。我们换了一个地方住，换了一套房子，没了大操场，多了一个花园。
　　一片荒地变成了花园。除了种子和树苗，还有我们，别的都仍旧一样。滋养草和灌木的泥土滋养了种子和树苗，它们像茅草与灌木一样生长。雨水照常落下，太阳照常升起，我们的脚步踏出了花园里并不平直的小路。
　　我在夜来香与月季一年年的扩张中长大。却不知道，那些小了被换下的衣服堆在衣柜里，它们和我正在穿的衣服混在一起。母亲从不扔掉它们。它们在我找了一件想穿的衣服时被扯出来。我发现了小一号的我。去年的我，前年的我，走在另一条长长的马路上孤孤单单的我。
　　你太瘦了，这样长不大的。女老师们总是用她们纤细的手指圈住我更纤细的手腕，和我说这样的话。她们期待着我长大吗？像我們家门口的木芙蓉那样迅速，粗壮又茂密。还是她们只是随便说说，纯粹是为了我细杆子一样的手腕，就像是看见一件有趣的玩具，她们一把抓过来捏一把。我和她们因此斗几句嘴，她们就比没见到我之前更开心。
　　她们需要开心。她们在外地上了师专，被分配到这个乡下的中学，每天和一群粗野的孩子在一起，和这里并不美的山水在一块。她们买不到需要的东西，找不到理想的伙伴。她们相互读着远方异性朋友的来信取乐。她们和从外地带来时髦的衣服和皮鞋作伴。皮鞋的细跟在我家花园的小路上留下一排排指甲盖一样的印子。
　　她们已经长大了。
　　这个世界只分长大了和没长大的事物。
　　31 夜晚的生物
　　夜晚，我的床和我的世界陷入黑暗。我能仔细地倾听窗外鸣虫的叫声，也很清楚地听到了它们。它们在黑暗中四处走动，奔跑。这个世界彻底变成了它们的。我只能躲在被窝里，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咚咚，砰砰，咔咔，它们撞到什么东西，要么咬着一块木板，凳子腿，老鼠们。在那个时候，我对它们又讨厌又害怕。
　　夜晚让它们变得更强大。光线隐去之后，黑暗将一切与它们为敌的强大的事物遮蔽，它们不再那么小心翼翼。世界一半属于你们，一半属于我们。它们说。我躺在床上，我明白，我们仅仅只拥有那么一点，很快，我们就将进入睡梦。在睡梦里，我们什么也带不走。一动不动。它们看着我，看着我们，欢快地干着它们的事，在本来属于我们的地方。
　　我从来都不了解它们。它们偶尔因为跑得太狂妄而从楼板上的缝隙中掉到我的被子上，我也只能一动不动。好像我睡着了，等着它离开。它很迅速，很快就消失，同时又布满了我的四周——灰毛的，肮脏的，灵巧的。
　　我家从不放捕鼠器。它们随意地爬上我们的餐桌，在罩着食物的竹网罩外不停地嗅嗅嗅，咬着油光光的桌板。
　　可它们仍旧因为各种原因死掉。在我家起眼和不起眼的地方，能看到它们的尸体，母亲总是最先发现。它们被母亲用报纸包起，被母亲埋葬。有时候是手绢。母亲不吝啬她的手绢，它们很多还是崭新的。
　　母亲觉得外婆有时候会变成老鼠来到她的家，她不知道哪只是。也许每一只都是。今天是这一只，明天是另一只。它们吱吱叫，跑来跑去，不会说话。母亲其实什么都听不明白。老鼠变幻着身份，今天是外婆，明天又是别的什么人，那些早已离开母亲，不知道去到哪里，或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
　　它们在夜晚到来。在被利爪割开的缝隙中，在黑夜中，你要想看到什么，就都能看到。
　　
　　32 可以回来和即将丢失的
　　我说，它们要咬我的脚趾。在我还不够大的时候，它们不止一次在黑暗中将我的脚趾咬得鲜血淋淋。我被一个甜丝丝却疼痛的梦惊醒，然后看到瓜形灯泡的黄色亮光，还有母亲的手绢，不停地擦着我的脚趾。蘸着凉凉的水。我要哭上一阵子才能重新睡去。
　　母亲还是母亲。她在未熟睡时拎起衣服狠命地扫去爬上床来的老鼠。在它们靠近我脚趾的时候，她咒骂着它们。
　　但她能有什么办法。
　　很多事情都没什么办法。她没办法让外婆不离开她。外婆曾经像一个打不坏的金刚，帮母亲挡住了苦难，可金刚也会死去。母亲觉得她只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在她想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她不承认那些她爱的人死去了。在她的故事里，他们都活着。她讲给我听。我不认为他们已经死了。我能感觉到，他们离我非常的遥远。
　　在母亲曾经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他们是她的亲人，玩伴。每一天都像花园里的植物一样生机勃勃。她讨厌那些让她离开那个地方的人。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她也只能跟着走。我们家的红漆樟木大箱子上用黑色毛笔写下的“石移”。“石移”，一个叫石××的地方，母亲从那而来。
　　有时候你不得不离开一个地方，又不得不停留在另一个地方，因为一些解释不清楚的原因。母亲和我解释的原因，连她自己都怀疑，她也要问为什么。她没有问我，但我知道，她不管问谁都解答不了她的疑问。
　　或许，她以后还要因为一些原因再去往另一个地方。
　　而她的花园，她无法带走的这些，那些会变成老鼠来到她身边的人，又该怎样？
　　可以移动和不可以移动的，可以回来和即将丢失的，以及回来后你永远认不出的。我知道，它们会成为永远都迷惑我的事物。
　　第二天，在清晨的露珠覆盖住花园的时候，我摘下昨夜开放的几朵月季花。它们将在我家的玻璃罐头瓶里散发着芳香。
　　33 我的营养
　　爸爸是会做饭的爸爸，在这个学校只有他一个。粉笔灰是他上课后留下的记号，在衣袖上，在中山装的口袋沿上。他总是穿中山装。四个口袋，有的扣上，有的不扣上。下课后，他做饭给我们吃，因而又留下了油烟的味道，还有油渍。 　　他怎么样给学生上课就怎么样给我们做饭。他不带课本，一堂课用完两支粉笔，用食指叩不听讲的学生的头，就像叩我的头那样。他在课堂上哈哈大笑，所以学生也跟着哈哈大笑。有时候他严肃得让所有人都不敢说话，整个课堂像一片落入夜空的宁静树林。
　　爸爸做饭时我偷偷地看他，我看到一张严肃的脸。像是陷入某种深思，视线和手专注于他正在进行的事，食物，调料，锅。灶里正燃烧着的柴发出断断续续的“噼啪”声。
　　他是整个学校最擅长开玩笑的人。我认为那是真正的幽默。幽默，对，如果这个词我需要用，就用在他的身上。幽默和严肃是绑在一起的，就像有白天就有黑夜，有阳光就有影子。我好像有点明白，白天和黑夜交替存在。我看了《十万个为什么》，新的疑问代替旧的疑问。疑问像时间，将日子一天一天往外推，没有尽头。
　　可不管怎样，严肃的他和幽默的他都是同一个人。看到他严肃和看到他幽默都是同样的亲切。我不喜欢那些爱找爸爸聊天而总在爸爸做饭时跑到我们家厨房来的主妇们。我们叫她们师母。
　　师母们肥肥瘦瘦，站在我家厨房门口。那是我们搬来后爸爸找人在平房的一侧盖起的斜顶小瓦房，里面有我家的灶台和我家的餐桌，还有一个竹制的碗橱。竹篮被悬挂在头顶。师母站在厨房门口，说着话，有时走进来，看一看锅里的正在翻腾的食物，看一看被爸爸的菜刀正切着的菜，说着和吃饭相关的话。爸爸的“哈哈”笑声和油烟味一起从门口冒出来。
　　他们来看爸爸做了什么菜，好奇着我们家吃了什么。我们的食物即使和他们的是从同一片土地上长出来，吸收的是同一片阳光，淋了同一阵雨，也好像不一样。从同一条街上买来的，也有不一样。爸爸的烧法，足够她们去讨论。他们认为我们这样的异乡人的锅里总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即使我们烧的菜和他们一样，也是件奇怪的事。看，他们竟然也是这么吃的呀！
　　你爸眼睛不好，那天我看见你们家切菜板上有一团鸡粪，要是我不提醒他，就和青菜一起切下去了呀！某个经常站在我家厨房门口的师母和我说。她当然也和别人说。她只顾着自己得意，哈哈地笑。可我想立即从她身边离开。她的话和她身上的气味一样的难闻。
　　我不能挑剔什么。
　　爸爸的菜刀在如被晨雾缠绕的丛林里行进，为我们奉献出美味。他做饭，炒面条，煮水饺，做包子、馅饼。他怎么和学生上课就怎么给我们做饭。
　　我的胃和我的脑子一起吸收着营养。《十万个为什么》《一千零一夜》，丰富的、多姿的。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变成一个一顿没吃米饭就像是一天都没吃饭的人。每种食物都可以是主角。我从我家那间斜顶小瓦房里学会了。
　　我们家本来没有厨房。到了新校区后，爸爸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点个小煤炉在走廊里做饭了。于是，他在屋子的一侧找人盖了间斜顶小瓦房。
　　34 领 地
　　这里没有猫，一只都没有。这很奇怪。没有人养猫，也没有流浪猫。
　　这个地方被建起来的时候就没有猫。老师们从李家村迁来的时候没有带来一只猫。那只曾抓伤我手臂的猫也没来。
　　这里有狗。小卫养了一只狗，这个学校里唯一的一只狗。我不知道是公是母。好像都没想起来问他，直到那只狗死掉。小卫很爱他的狗。
　　有时候我觉得，他爱它胜过其他人——他的弟弟，他的父母。我从没问他，只是这么觉得。
　　搬到新学校之后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但我们还是朋友。比我们都大的大孩子只领导了我们不多的时间就升初中了。上学路上的队长也再也不是他或者是她。我们好像突然间就自由了。想一起上学就一起去，不想，就各自去。他和他的弟弟，我和我的弟弟。
　　我们放学从不一起走，尤其是从教室到校门口再到街口的那段。虽然我们同班，但竟然要装作不认识。可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们来自一个地方。多马林中学。
　　我们是各自的玩伴：在我们小学教室、小学校园以外的地方。有时候也形影不离，好像我们真的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玩伴。转学到我的小学后的某一天，他等在街口——他早早地出了教室，在街口石桥下，那个发臭的池塘边等我——我还挺高兴的。可后来他又不等了。
　　他的书包里装了一张试卷，上面用红笔打了一个他回家要挨骂的分数。他被老师批评了。而我被表扬。我们的座位离得不远。我看着他低下去的头。他没有流眼泪，只是红了脸，又好像无动于衷。他的眼里只有敞开盖子的铁皮铅笔盒，和里面两头都被削尖的铅笔。他不看我，直到我走到石桥前。
　　我目不斜视地走过了桥，看着他的后背。这样我可以不去看浮在池塘水面上，被浮萍拥簇的死老鼠或是死猫。
　　走吧！他说。看向我。
　　嗯。我说。
　　晚饭前的那条老街散发着一股陈旧的烟火味。辣椒和蒜的味道飘来飘去。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孩子正在街廊下打闹。
　　上山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跑起来，说话和笑。
　　35 宝 剑
　　下雨后的树林里会长出蘑菇。灰色或是白色的小伞拨开泥土或落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出来的，也从没看到过一朵蘑菇是怎样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颗看不见的小孢子变成一团和树林里其他东西并立的生命。
　　它们大多有毒。我们从不敢把它们采上我们的餐桌。我们只是摘下来玩。它们的样子不那么美。白色的背面大多灰扑扑的，少数呈肉色或是粉红色。我们经常用脚将它们踩碎。它们一碰到我们的鞋子就碎掉，脆弱得不像话。尽管在童话故事里它们总是成为小兔子的家。
　　童话书里的事情总是那么美好，连蘑菇都那么强大。
　　我和阿青都爱看书。我們的成绩都不错。在教师宿舍区的那些孩子中，我们算是最好的了。好像因为这样我们才成为朋友。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上学。她比我高好几年级，个子也比我高一头。小卫被他父母关在家里时，我常常去找她玩。
　　我们在树林里走动。踢着蘑菇脆弱的小伞，毫无同情心。它们很快又融进土里，在下一场雨水来临之前消失不见。 　　这些小山都是些小土坡。我们不敢走到高一点密一点的山林里去，也太远。关键是没有男孩子在，我们的胆子就只能走那么远。我用一根竹子做了一把宝剑，末端系了一条新手绢。母亲给我的，蓝底碎花。宝剑在阿青的手里一甩一甩，蓝色的尾巴在雨后潮湿的空气飞舞。她喜欢这把宝剑。我就一直让她拿着。有时候，我不自觉地要讨好她。她比我大。我需要她陪我玩。大孩子总是有更多的权利。
　　阿青喜欢扮女侠，就像我们看过的电影中的那样。有时候我会从家里带出红纱巾来，各自系在头上，这样更像。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扮侠客。那些大得不行了的孩子，已经不和我们混在一块了。他们有别的爱好。我们理解不了，也不稀罕。不过，大孩子从我们的队伍中分离之后，我们就很少一大群人一块玩打架游戏了。
　　寶剑击打着树林里的枝叶，发出清脆的啪啪声。那是茶子树的叶子，它的果实我们用来榨油。零落的叶子从已经结了小小果实的茶子树上落下来。这个时候我还没想到要去抢那把宝剑。它本来就是我的，我想玩多久就玩多久。还可以再做一把，只要问母亲再拿一条手绢就可以了。我挺高兴。有人陪着我在树林里走，而且，她看起来也很开心。开心会传染。在这片小林子里从一个人的身上飘到另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的衣服都沾上了水，可没人在乎。
　　树林是孤独的。我是，阿青也是。但现在，一些东西在我们之间飘来飘去，我们就都不孤独了。虽然我还是我，阿青还是阿青，树林还是树林。
　　后来，阿青蹲下来。她要解手。
　　宝剑的流苏，那条手绢成了个容器，完完整整接住了她的排泄物。她紧紧握着宝剑的一端。她还在和我说话。我忘记了我们说了些什么。我想着宝剑。她这么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么？好像一种仪式。因为她那么喜欢宝剑，就得用她来做点什么。我一句话都没说，关于那把宝剑。只是说着宝剑之外，她和我谈的那个话题。
　　那不是仪式，她发现了。她既紧张又生气。我一直盯着我的宝剑。她后来感觉到了这点。你怎么不提醒我啊！她埋怨我。我们在树林里好像都着了魔。
　　我们飞快地跑出来，在林子外一条涨满了水的小溪里漂洗着手绢。她握着宝剑，那杆竹子的另一端，使劲在水里划着。黄浊的水流很急。宝剑很快就成了一杆竹子。手绢被冲走了。
　　别告诉你妈妈。回家的路上阿青说。
　　我们都有点难过。好像不仅是因为那条手绢。我们的身上都沾了一股溪流里潮湿的泥土味，一直带到家里。
　　36 新 娘
　　厨房里正煮着东西，里里外外所有的器具都处于忙碌之中。一大块猪肉被炖熟，气味从高压锅的气孔里“嘶嘶嘶”地喷出来。校长家的厨房，器具们，像一群背负着沉重货物正在烈日下的沙漠中跋涉的骆驼。
　　这天是个阴天。我站在校长家的厨房里，想起不知哪看到的某个驼队的画面。
　　校长夫人正往油锅里倒生鸡块，然后拿着锅铲翻炒。她这时很严肃。我好像不存在，一点也不影响她，就像哪个暂时还没派上用场的厨具，安静地待在一个角落里。
　　加了黄酒后的鸡块冒出一股香味。在我们家，鸡肉是被炖熟的。从没这样生着下油锅翻炒，也没有葱姜蒜辣椒在油星飞溅的锅里跳来跳去打着滚的场面。我好奇，一直看着。
　　她的女儿在择菜，和母亲说着话。一开始，我是来找她的。可后来，我又像是谁也不找了。她干她的事，帮母亲的忙，我在她眼里成了和她母亲眼里一样的存在了。她不再和我说话，除非我挡住了她的路，她要从灶台的一侧绕出去，到门外拿回高压锅。而我倚靠在门口，又不动弹。
　　她们会觉得我是嘴馋，所以一直待在那里。那里尽是好吃的。我还没有大到可以控制这种欲望的时候。我是小孩子。小孩子就贪吃，哪怕只是闻着味也是好的。她们现在的这个厨房里里外外都是好吃的味儿。他们家在另一排房子里。在这个厨房的斜对面，中间隔了一条路。
　　今天她们要招待客人。校长夫人要招待校长的女儿，那对小夫妻从县里来探亲。他们的黑色小轿车正停在她家的门口。她自己的女儿在厨房，她丈夫的女儿在客厅的电视机前和她父亲聊着天。她和她的丈夫结婚的时候，各自都带了孩子来。
　　他们的孩子很容易分辨。不用问，就知道谁是谁生的。校长的一子一女和校长夫人的一子一女，一对兄妹比另一对兄妹看起来更有教养，彬彬有礼，连相貌也似乎好看了很多。对我们来说，穿得更好，说话更有礼貌的人，脸更白净的人就更漂亮。比如正坐在电视机前的那个女儿。她从小轿车上下来时，先迈出一只脚——穿了黑色高跟皮鞋脚踝被蓝色牛仔裤遮住的脚，然后是修长的腿，玫红色的毛衣，是戴了金项链的光洁的脖子，然后是她的头。她出了车门，站立着，抬起了头。她烫了一头漂亮的卷发，化了妆，涂了淡淡的口红，眉毛修成一道弯月亮。她的弟弟在门口等着她，给了她一个结实的拥抱。然后她叫了声爸爸。声音又甜又脆，被美好生活填补得饱满的声音。她爸爸乐呵呵地看着归来的女儿，和一同下车的女婿握了握手。
　　就是这样，然后他们进去了。然后他的妻子和继女就穿过那条小土路到他们的厨房里去忙活了。
　　绿珠，正在厨房里忙活的女儿，我的一位大伙伴。她觉得她的姐姐很美。她姐姐穿剩下送她的衣服，那些从县城偶尔被捎回来的衣服都是她在这个地方炫耀的资本。她羡慕姐姐，说她嫁得好。她为她的姐姐做饭好像也是心甘情愿的。姐姐回家探亲对谁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那辆轿车。我们整个学校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这样一辆车，似乎，连镇上都没有什么人有一辆属于他自己的轿车。他们有货车、面包车、拖拉机，但没有轿车。
　　她是嫁得真好呀。绿珠和阿青也这么说。她们经常在一起说话。她不像我，和阿青在一起总想找点什么小游戏玩，或是去个什么地方。她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床上说话，而我只能无聊地看着她们。
　　她姐姐出嫁那天他们刚搬来不久。穿了一身红衣的漂亮新娘被人抱上轿车，鞭炮噼里啪啦地响。我才第一次见她，绿珠的姐姐，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城里的新娘。我从没见过她出嫁之前的样子。而之后的每一次，她都像做新娘时那样美。 　　所以，我忍不住会幻想绿珠做新娘时的样子。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新娘。
　　37 裁 缝
　　
　　有件我不知从何说起的事，它发生在那条街上。
　　搬到新学校后，我每天上学就得穿过那条长长的街市。不赶集的日子里，它挺安静的。人们蹲在屋门口梳头、吃早饭。也有一些房门打开，里面黑乎乎的看不见一个人。街上的房子都很暗，除了太阳照进去的那几间。我通常是走北边走回廊，南边不常走。裁缝店的老板娘会和我打招呼，她那时候总是倚在门框上吃早饭。碗里盛着番薯粥或是煮米粉块。我就朝她笑一笑。那时，我对她的印象并不深刻，不会在脑子里把她和其他人清晰地区分开来。她就是这条街上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一个女人。三十岁出头，长得挺端正，不胖也不瘦，衣着比其他人讲究一些——因为丈夫是个裁缝。
　　要是她是个裁缝，我会更愿意去找她做衣服。我不太喜欢男裁缝拿着尺子在我身上比画来比画去的。不知道爸爸是不是这么想。这条街有两家裁缝店，另一家开在南边的回廊。每天上午，太阳都热热闹闹地照进店里，把西湖牌缝纫机和一排排的布料照得闪闪发亮。爸爸总是带我们去南边那家。在赶集的时候，他带着我和妈妈去那里，让我们挑喜欢的布料，然后让女裁缝给我们量尺寸。女裁缝爱和爸爸开玩笑，她是个热情做事又麻利的女人。且自认为自己的技艺比对街的那个裁缝更高。实际上，她做裁缝的时间比他要短很多。有人说，她曾经做过他的徒弟。不过她自己不承认。她的裁缝手艺是从别地学来的。她去县城呆了三年，在那边的裁缝店帮工，攒了些钱后来回多马林自己开了店。爱时髦的女人总会来找她做衣服，因为她曾经在城里待过。而且，她出活的确是快，比北街的裁缝要快个一两天。生意好的时候，听说她这点屋子整夜都亮着灯。
　　北街裁缝的生意就越来越差了。他的手艺其实是不差的。可衣服是要穿在身上的，人们更喜欢将一个整天爱笑的人的手做出来的衣服套在身上。他那间屋子太暗了，人们不愿意走进那间黑漆漆的裁缝店。他也不像南街的裁缝，一到赶集的时候，就把布料全往亮堂的地方搬。他的门口还摆着别的摊呢。我在南街做了衣服，再从他门口路过，他有时候会和我们打招呼，有时候不会。不管打不打招呼，我都不太敢去看他。我虽然怜悯他，却不会选择在他那里做生意。即便做不做生意不由我决定，是父亲挑的。
　　后来他就走了，据说是到外头开店做生意了。据说生意还不错，比这里的好。我想，他应该选了一家阳光灿烂的门店。他的脸也不总是那么阴沉沉的。阴沉沉大约是因为太阳总是照不到，连他妻子的笑脸也染上了灰色。她其实是个漂亮的女人。他走了后，我才留意到。那时，我已经不再内疚了。这条街，只有一家做衣服的地方。谁也没有别的选择，更不用犹豫。
　　北街裁缝有个儿子。在中心小学读书，比我小两届。街上的孩子总是一块玩的。我上学时，他们还在街口一块还没盖起房子看着像屋基地的平地上玩耍，玩占营游戏。那是我最爱的游戏。那块地和别的屋子的地基持平，地势高。我在下面的路上走，他们在上面玩耍。其中有我的同学，她是我学校里的玩伴，叫珍珍。四年级的时候她留了级，成了我的同学。每回考完试，语文老师，我们的新班主任，总是让我和她一块去帮她批卷子。
　　周日，珍珍有時候会在带着她的玩伴来找我玩。我们一大帮人一块玩占营游戏，声势浩荡。裁缝家的小男孩每次都在。自从他的爸爸去外地做生意后，他自由了不少。珍珍说他妈妈不太管他，他想出去就出去。有时候错过了饭点，也只是被唠叨几句。小男孩就撒了欢似的满街跑。只是在他爸爸回来的那几天，他才老老实实地在家待着，写他的作业。他的成绩不怎么样。裁缝爸爸去外地做生意后，就更不怎么样了。每回父亲回来他都得挨揍。一挨揍就又哭又嚎喊得满街都知道。
　　珍珍说，他爸爸其实是个挺和善的人，和谁也没红过脸。平常杀鸡都是他老婆放血的，打儿子是没办法的事。要是生的是个女儿，他肯定下不去手。他不爱说话，是因为他是个羞涩的人。可又做了裁缝这个行当，还得和别人打交道，女客人又不少。他为自己不能像别的热情裁缝那样招揽生意而苦恼。所以换了个地方，他的脸皮才厚点了。因为全是不认识的人，生意终于好了。
　　我有时候会问他儿子，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就说不知道，“回来我就没法出来啦”，然后嘻嘻笑着。
　　“不回来挺好的。”他这么说了句。
　　“不回来你哪有钱买果丹皮酸梅粉，还收集小勺子，傻蛋！”珍珍说着。
　　她说裁缝给儿子的零用钱是街上孩子里最多的。他手下不留情，但留钱。街上大部分孩子都没有零用钱。家长怕孩子乱花。那个时候街机还没有出现，买零食他们也觉得是浪费。珍珍说裁缝是不想让别人看不起他家儿子。成绩不优秀，爸爸又不在，可别抬不起头来。所以裁缝儿子后面也总跟着几个比他小不少的萝卜头。裁缝和珍珍爸爸关系一直不错，总是拜托珍珍多带着点他，怕他学坏。
　　那孩子没能学多坏。每次和我们玩占营游戏时也从没有玩什么滑头。碰到玩滑头的孩子，我就和珍珍说，下回别带来这里了，好像多马林中学是我的地盘似的。
　　可那孩子的爸爸，在去外地做了不到两年的生意就被关进监狱了。据说被判了死刑。因为他把别人给捅死了，用半把裁缝剪刀。
　　这就是那件我不知从何说起的事。
　　我的感觉是对的。裁缝的妻子是在丈夫去外地做生意后变得漂亮起来的。头发也烫了，脸色也更红润了。她有了个情人。在丈夫和儿子都不在的时候，情人到她家来和她约会。那也是裁缝的家。某天上午，裁缝谁也没告诉就回来了，看到了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到外面拆了那把裁缝剪刀，然后做了那件事。
　　别人说起的时候，总不忘加那句——他可是个连杀鸡都不敢的人啊。
　　38 笑 声
　　镇子上开了一家发廊，是发廊不是理发店。
　　镇上有一家理发店。爸爸会在赶集的日子里去那里理发，剃胡子。他靠在一把可以把脚架起的椅子上，身上围一块白布，闭着眼睛。理发师傅把他花白的发须弄下来。我在旁边等着。发廊开了后，爸爸还是去原来的理发店理发。只不过，学校里年轻的男老师们都去发廊了。 　　有时候他们也不是去理发，而只是去找开发廊的两位姑娘聊天。她们是亲姐妹。像《白蛇传》里的姐妹一样，一个叫小青一个叫小红。小红是老板，小青是帮忙的。小红躺着时髦的卷发，小青则是笔直的披肩发。小红每天穿得像海报贴画上的姑娘。她是南街裁缝店的常客，总是拿着时髦的衣服式样去那里做衣服。有一次，她穿着一身玫粉色的西式套装，倚靠着店门，双手抱肩，不知道在想着什么。有人经过她也毫不在意。小青不在，可能买早餐去了。我背着书包路过，那时，我觉得她是这条街上最漂亮的姑娘。
　　她们总是早早地开了门。也许她们习惯于早起。我上学的时候，可以看到她们在店里打扫，扫地，擦镜子。她们的店里总是干干净净，像女孩的闺房。我很少看到小红笑。她看着比她的妹妹大方，却不像小青总是笑嘻嘻的。小青的话少。别人说一句笑话她就捂起了嘴。小红的表情也许只有微微的变化，有时候甚至更严肃。即使笑，也是很浅的。可镇上年轻的男人们就喜欢去逗小红笑，总是到她店里找她聊天。
　　小红在外面学了手艺，回家开店，并带了小青这样一个徒弟。她会理一些新潮的发型，也会烫发。不过来找她烫发的女人不多。镇上时髦的女人本来就不多。来找她烫发的男人倒有。实际上，我们的学校盛产时髦的男青年。就有来找小红烫头发的。他顶着那一头时髦的卷发去给学生上课。那时候，赵老师还是个快乐的单身男青年。
　　赵老师夹着课本，拿着粉笔盒，穿着皮夹克吹着口哨走在暮色沉沉的水泥小道上，兩边的树篱挡住了他的头，挡住了他刚烫的头发，却挡不出他的歌声。他吹着吹着就会唱上几句。他心情不错，打算在晚自习给他的学生讲点什么。
　　镇上有很多人喜欢小青，也有很多人喜欢小红。她们两个长得不太像，仔细看看却又相像。两个姑娘都没有男朋友，所有人都好奇她们会嫁什么样的人。她们曾经也是多马林中学的学生。小红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外地，小青后来也跟着去了。小青是个好妹妹，她对什么人都和善，尤其是姐姐。因而平素不太对人展露笑容的小红，也只有在小青面前才总是笑着。尤其是发廊只有她们两个人的时候。我早晨上学去，她们有时候在打扫，或是吃早餐，两人小声地说话，说着说着小红的手会轻轻打一下小青，然后发廊就传来笑声。那声音不大，不是恰好路过店门口便听不到。小红看到我，也会和我打招呼，她的笑容依旧持续着。所以我也是为数不多总能看见她笑的人。这一点，也许赵老师都比不上我。他费尽心思逗她笑，可她或许总是很严肃。放学的时候，发廊总是坐满了人。我照例走过，照例往里看。有时候会看见赵老师。他没了课，就往发廊赶，坐在离小红很近的椅子上，和小红说话。有时候他会说一件趣事。我听着觉得也有意思。不过我尽量忍住不笑，我看了眼小红。她没什么反应，只是认真地拿着剪刀在一位客人的头发上工作。她的表情看着很严肃，眉头紧绷着。然后我不声不响地走过。接着我听见了小青的笑声。那声音很清脆，让我想起山间的泉水。那时候，我就想起这一个比喻。晚上写回家作业，我就造了这样一个比喻句：那个女孩的笑声，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清脆。
　　39 辣 椒
　　他们都喜欢吃辣椒，而我不喜欢。我的眼泪都要被辣出来了，嘴巴变成了别人的，舌头也变成了别人的。
　　他们离不开辣椒，每碗菜里都放很多很多。干辣椒或是新鲜的，红的、绿的。
　　爸爸妈妈的家乡也吃辣椒。可他们离开家乡后在一个更能吃辣椒的地方生了个不爱吃辣椒的孩子。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或许以后回到那里，我都会被辣椒拦住。除非我每天自己烧饭，而不吃别人的。
　　夏天的竹床上，摆了爸爸烧好的晚饭。我们在桃树下吃饭。他烧了一碗辣椒炒酱——他自己晒的黄豆酱，放了他自己种的青辣椒，散发着迷人的香味。我用筷子沾了一点，放进嘴里。“真好吃”，爸爸说。我笑，“对啊对啊”。可我只限于那一点。
　　我一点也不怕我以后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爱辣椒的地方。现在不就是么？我和他们不同。就算我吃辣椒，也是不同。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喝的粥都放碱，黄黄的，散发着一股怪味，像是在喝肥皂水。我只喝白粥，散发着纯正大米香味的粥。我的伙伴们每天吃的东西都和我有点不一样。所以他们长成了他们那样，而我长成了我这样。我想我会开开心心长大，直到离开这个地方。
　　我觉得，长大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同，并且不惧怕。
　　我还没能做到，但以后会。所以，我要将这个愿望在夏天的李子树前许下。阳光透过它细细密密的枝叶，乘风而来。我还说：但愿明年的果实不再被虫子掠夺。
　　那株李子树的每一个果实都有虫眼。被虫子钻过的果子甘甜如蜜。
　　40 出 色
　　我和弟弟在桃树下玩纸牌。我们家有两棵桃树，一棵果子在初夏成熟，一棵直到盛夏还只有一些比鸟蛋略大、长满了细毛的小桃子。
　　我们在那棵挂着小桃子的树下。它和对面的李子树一起给我带来甜蜜的树荫。
　　小卫从学校的围墙外进来。然后是他的爸爸，最后是他的弟弟。小卫拎着装满了甜瓜的篮子，他爸爸扛着锄头，戴着一顶破了口子的草帽，正用一条花毛巾擦汗。
　　他爸爸让我到他们家吃瓜。于是我们从竹床上下来，带上了我们的纸牌——小卫的爸爸看起来心情很好，他或许不会介意我们一起坐在他家的那张铺了凉席的大床上玩纸牌。
　　小卫家的甜瓜和我们的不一样，像菜瓜那样带着花斑纹，里面是甜甜的，红色的瓤和肉。当然还有白色的，以及金黄色的香瓜。他们今天没摘来，新的一批还没成熟。
　　他们家种的甜瓜、甘蔗、西瓜，是我们学校最好的。那片供学校老师种植的自留地上，他们家的东西长得最好。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种出来的。他对学生发火，对孩子发火，他的语文课教得并不怎么样。他下课后从不看书，尽管他是语文老师。但他能在菜地里种出美味的零食。我们这些孩子，在夏天就只爱这些。
　　他是个出色的种植者，像他的父母那样出色。即使来到这个学校教书，也是那样。他花在田地里的心血从没有白费。虽然他从来不这么想。种下，打理，然后收成。就像太阳和月亮交替出现，就像晴天和雨天交替出现一样正常。 　　为什么学生们不听话，为什么小卫该会的题目不会。他想的是这个。他不生气的时候是个和蔼的人，看见我总是笑着。他不太善谈，只会问一些别人常常问我的问题。我想我的回答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他不喜欢时髦的东西，和学校年轻的教师不在一块扎堆，只是偶尔和一些同龄的老师谈论一下国家大事以及学校的事。他不和他的孩子散步，也不和他的妻子散步。他从来不散步。那种漫无目的的散步，没有意义的散步。
　　他是个勤快的人。我们都这么认为。
　　他只是偶尔抽烟，蹲在家门口走廊的某根廊柱下，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没有烟瘾。
　　41 厨 师
　　
　　赵老师追求小红的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学校的老师们都在说这件事，说赵老师追小红追得很辛苦。我倒觉得还好，他每天只需翻过一个山头。那是个矮矮的小山包，他的路程比我上学还近。我刚上学的时候，走的路比他远得多。我年纪小，腿短，可他高高大大，腿很长。他走得比我快得多。后来，他买了辆新自行车。有了新自行车后，他总是骑着车子去镇上。有时候，他还会把我捎回来。不过这样的次数不多，除非他有什么事情要急着赶回来。他不像我，要急着赶回家吃晚饭。他有时候等放在食堂蒸格里的饭凉透了才去拿，然后在自家门口的煤油炉上用冷饭炒个蛋炒饭。蛋炒饭的味道弄得整个走廊都是。他有时候会去小卫家讨葱，蛋炒饭得放了葱才好吃。许多老师都有一小块自留地，赵老师没有。因为他还没结婚，而且他也没时间侍弄他的菜地。
　　有那么两次，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他在后座上弄了个垫子。老师们说这是皇后座。垫子还是花布做的，是南街的裁缝的手艺，压了花边的。他只有骑车去镇上找小红才会把那个垫子套在后座上。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漂亮柔软的带花边的垫子，让他觉得自己像个骑白马的王子。那时候我看了太多的《一千零一夜》。快要升初中时，语文老师不干别的，每天让我们抄课文和练习册。抄得头昏眼花。多亏了母亲从父亲那书柜里偷偷给我拿出来的那几册繁体字版的《一千零一夜》。王子和公主、公主和平民的爱情故事滋润了我的眼眶，扫去了我的烦闷。我不觉得赵老师像王子，他应该是那里面勇敢追求公主的平民。
　　我坐在自觉得像王子，一路上吹着流行歌曲的赵老师的后座上。风和马路上被卡车扬起的灰尘一起飘向我的脸庞。小雀在路边的树枝上跳跃。是一只又一只不起眼的叫不出名字的鸟，叽叽喳喳。夕阳染红了它们灰扑扑的羽毛。
　　我问他，你晚上还是要烧蛋炒饭吗？
　　他说蛋炒饭吃多了也会腻的。今天他要做红烧肉，所以要赶着回去。肉是和隔壁刘老师拼的。说他要是回去太晚，肉就被刘老师烧了。肉在他那放着呢。他的厨艺太差，到时候烧坏了肉就白瞎了。赵老师说刘老師有一次把红烧肉烧成了炭块。
　　这事我知道。当时那肉在锅里焖着，小卫的妈妈说肉要焖久点才好吃嘛。刘老师水放得不够，他等着无聊又去陈老师房里找陈老师聊天了。等陈老师要吃饭了他才想起了他的肉。小卫的妈妈总是提起这事。一看到李老师拿着锅铲从屋里出来，她就要提醒他看火。
　　我没吃过赵老师做的红烧肉，可我吃过他的啤酒鸭。啤酒鸭起锅的时候我刚好端着我的碗去找小卫。那天我有事找他，因而延长了吃饭的路程。我端着碗从赵老师身边走过时，赵老师就用锅铲在我的碗里放了两块鸭肉。
　　他没有用锅铲在小卫的碗里放过红烧肉或是鸭肉，尽管他总是问小卫的妈妈借葱。小卫说他有时会端小半碗蒜苗炒肉给他母亲以作答谢。小卫说他做的蒜苗炒肉味道还不错。我说他的啤酒鸭也还可以。
　　“你的红烧肉一定不错。你有好手艺。”我说。
　　嘿嘿，你这话说得对。他说。
　　“你以后可以开饭店。”我说。
　　多马林饭店开在马路口，途径多马林的班车上下车的地方。那里总是有外来的客人停车吃饭。放学经过时，总能闻到从里面飘出来的料酒味。
　　“开饭店我的书就白读了。做老师好。”赵老师说。
　　“开饭店做裁缝理头发都不如你做老师。”我这么说。这也不是我说的。在多马林任谁都是这么想的。
　　赵老师笑了。我的家也到了。我跳下他的车，回家吃饭。他呢，则又绕了一圈，吹着口哨去食堂取依旧热腾腾的饭盒。
　　42 婚 姻
　　生物老师结了婚没多久就调走了。但是李老师没走。她还是留在我们这所乡村中学。生物老师每个礼拜都回来，看他的老婆孩子。李老师给他生了个眼睛大大的女娃。生物老师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长。他们说孩子像父亲。说女孩像父亲比较好。要是她有个长得漂亮的父亲，就更好了。
　　每到周日，我都能看见生物老师抱着他的小女娃满校园转悠。最初的时候是抱在怀里，先是横着，后来是竖着。等女娃可以梳起朝天辫的时候，他就把她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朝天辫上总是绑着不同款式的蝴蝶结。我们总觉得，穿着花衣服的小女娃像生物老师的朝天辫。李老师不太喜欢朝天辫。她说那个发型挺土的，她喜欢给孩子绑两个小辫子。每个小辫子上扎一个小巧的头花，文文静静的。李老师本来也很文静。因而，一般情况下，周一到周五，小女娃就是扎两根辫子。到了周六周日，就换成了朝天辫。生物老师觉得那辫子很神气。
　　他还和我说：“你小时候就总是扎这样一根辫子。穿一身毛线衣毛线裤，坐在一把小椅子上。你还记不记得。”
　　我说，我不记得了。但我的的确确看到过一张这样的照片。扎着朝天辫，坐在小方凳上的黑白照片。背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年龄。我在爸爸放各种宝贝的一个铝饭盒里翻到的——我还是有翻他抽屉的习惯，不过，看过后会迅速将所有物件回归原位。
　　生物老师爱他的小女娃。李老师也是。尽管他们对辫子的偏好不一样。每天吃完晚饭，他们会一起带着孩子去散步。看起来甜蜜又温馨。老师们说，他们这是小别胜新婚。比那些天天待在一块的年轻男老师和女老师要恩爱得多。他们每天待在一起，久了，就会相互挑毛病，然后吵架，有时候还打架。
　　所以，同学们会说，英语老师和政治老师打架，你会帮谁？男同学说，当然帮英语老师啦，英语老师长得漂亮。长得漂亮的还要被打，简直没天理。在班上，长得漂亮的姑娘都是被男孩子们护着的。女同学说，还是把他们劝开吧，政治老师一定是在气头上。劝开了，过一会，他就会和英语老师道歉了。 　　这样的问题，男同学和女同学，成绩好的和成绩差的，通常都有不一样的答案。就像问一个老师好还是坏，每个人答得也不一样。
　　英语老师和政治老师说，我要和你离婚，我再也不要和你在一起了，你给我滚。她每回吵架都要把这样的话统统说一遍。然后和好，和好后又手拉手去散步。在别人说政治老师坏话时，她气得满脸通红。等到下一回争吵，她又把那些话再说一遍。很多时候，他们会为同一件事争吵。比如，英语老师想回家看母亲，政治老师不想陪她去。又或者，英语老师没经他同意就把他的运动服给洗了，而那天并没有出太阳。他第二天打算去跑步。他说我好不容易想去跑个步，你早不洗完不洗，偏偏等着我要去跑步了才洗，诸如此类。师母们的耳朵太灵光。或者说他们的房门木板太薄。说什么都能传到对面的窗户里。因而，每当有人问起“他们怎么又吵了”的时候，就有人把故事绘声绘色地重复一遍。
　　所以，生物老师每周六下午回来，只是抱着他的小女娃遛弯，帮李老师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去，或者去大门口的小卖部拎一瓶酱油回来，这实在是难得。看到他的男老师女老师都免不了要夸他一番。他很谦虚，拉着女儿的手，晃荡晃荡地走过，说，就这点，还远远达不到李老师的要求，还得继续努力。
　　这里年轻的男老师和女老师，但凡组成家庭的，几乎没有不吵架的。东仔阿青丽丽伟伟他们的父母不太争吵，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都不是老师。这是什么道理？我一直都不明白。
　　最后，唯一一对不争吵的，生物老师和李老师也终于吵架了。那场架吵得特别大。生物老师有两个礼拜没回来，后来实在是想他的小女娃了，就回来和单身男老师挤一张单人床。
　　李老师说，生物老师和他以前的女朋友约会。因为她也调到县里去了。她在一中，生物老师在二中。
　　师母们让李老师别多想。她又没见到，别瞎想。李老师说，没见到才会想。不然他回家为什么这么勤快，还每回都给她带礼物：一条丝巾，一块手帕。
　　生物老师说，女人是这世界上最无理取闹的动物。她们的结构复杂，无法理解。
　　他怀里的小女娃已经长大了，上幼儿园了。她有了自己的想法，比如她的头发，得由她自己决定。
　　43 居 士
　　胖蓉大妈是食堂的烧饭阿姨。搬去新学校时，原先那位烧饭阿姨没有跟着一起搬过来，她不舍得离开她的村子。女人通常都不爱离家太远，即使是年纪大的女人。搬到新学校后，烧饭阿姨由瘦瘦的阿婆变成了胖胖的阿婆。
　　老师们都叫她胖蓉大妈，大概是因为她有点胖。其实，阿青妈妈也胖，小丽妈妈也胖。但没人叫她们胖师母。胖蓉大妈却成了胖蓉大妈。她一定有个名字，可惜没人叫。大家只知道她叫胖蓉大妈就行了。她浑身上下都圆圆的，尤其是脸，圆得让人忘记了她的名字。
　　胖蓉大妈天还没亮就起了床，在食堂的一口大锅里放满水，然后把煤火烧旺。过不了多久，老师们就拎着热水瓶来打水。之后，胖蓉大妈把蒸笼抬上去，上面放满了饭盒。她看见谁就让谁帮忙，不管他是学生还是老师。只要是个男的，她就让他帮她把放满了饭盒的笼屉放在那口装满了水的铁锅上。上完早操，上完自习，再上完第一节课，那些烫手的饭盒就会被取走。这是我们的早餐。早餐之后还有午餐，然后是晚餐。
　　学生在，胖蓉大妈就在;学生放假了，胖蓉大妈也放假了。胖蓉大妈不在，我们就得自己生火做饭。我不爱吃铝饭盒里蒸熟的饭，所以我盼着放假。胖蓉大妈也是。
　　她在食堂有一间宿舍，我们总去那里玩。她宿舍对面有一间屋子是东仔爷爷住的。他爷爷有时候会帮忙烧一下锅炉。其他的时候，东仔的爷爷都在菜地里忙活。他不在的时候，东仔领着我们在他那里玩扑克，玩东西南北中。有一段时间，我只是沉默的观众，实在闷得不行，又没有被替补上的希望时我就去胖蓉大妈的房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她的经书，嘴里念念有词。她从不撵我走，看经书的间隙还和我说几句。她的房间里没有衣柜，身上穿的几件衣服就挂在墙上的钩子上。是那种斜襟布纽扣的衣服，白色、黑色、青色。学校里没人穿这种衣服，电视上倒有。但胖蓉大妈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不是么？她常年戴着一顶帽子。有一天我看见了她摘掉帽子时的样子，发现她的头发全没有了。这真令人惊讶。
　　“你为什么把头发剃了？”
　　“我是居士，阿弥陀佛，小姑娘。”她说。
　　她说话的语气让我想起庙里的尼姑，我只在电视里见过。
　　“尼姑么？”我问她。
　　她说不是，还不是，是居士。但是她把头发剃了。等她不在这里做了，她就去做尼姑，每天住在庙里。现在还不行，她还要工作。
　　所以她和我们一样盼着放假。她会和我一起算还有多少天放假，她说她要去干什么，去哪里哪里，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地名。她的家不在多马林，所以她说话的口音有些特别。她的话比我们这里人要软一些。有时候，一个短暂的假期结束时，我们站在食堂门口的煤堆上跳来跳去，会远远地看见她回来。她穿着和尚的衣服，戴着和尚的帽子，穿著和尚的鞋子。那衣服又长又大，遮住她胖胖的身体。她的步子不快也不慢。也不知道她走了多久，她走得气喘吁吁的。她背着的那个黄色的布袋子里装满了东西。
　　她说这几天她一直住在庙里。然后和我们说那里有多好多好。她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和她一样，每天读经文。不过，没有一个师母效仿。只有妈妈拿了她的一本经书回到家翻看。我随手翻了两页，发现看不明白。后来母亲把经书还给胖蓉大妈了。
　　那时候，我已经明白居士大概是什么身份，也明白了她为什么只吃素，不碰一点荤腥。她每天只吃青菜萝卜，却一直都白白胖胖的，一斤肉也瘦不下来。我们觉得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抵挡肉的诱惑。她也不浪费哪怕一丁点东西。比如，她会从男老师摘完菜留在井台上的那一堆菜叶子里挑出仍可以吃的一部分，和她自己的青菜炒在一块。
　　她也是个好厨师。逢年过节分菜时，她和来帮忙的东仔的母亲一起处理一大堆的猪肉和蒜苗，它们变成我们每户人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她自己一口也不碰，分给她的那份她送给别人。 　　阿弥陀佛，我不吃肉。她这样说。
　　胖蓉大妈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可惜。可她最终实现了她的愿望，住到庙里去了。她的女儿也大了，嫁了人，生了孩子。她不去庙里就回去看望她的女儿和小外孙。直到她觉得自己不用再干活了，便安安心心地去了她想去的地方。
　　44 围 墙
　　女教师们从教学楼里搬到了家属区，一个又一个。在她们没有变老之前都会从那间早晨灌满学生读书声的宿舍搬出来。她们穿着红色的套裙，欢欢喜喜地搬了家。然后，她们在门前或是屋后的竹竿上晾起了小小的婴儿衣服和她们丈夫宽大的衬衫。
　　每一个女教师都要嫁给一个男教师。每一个女教师都该嫁给一个男教师。每一个女教师都会嫁给一个男教师。
　　好像这个用灰色空心砖搭就的围墙围住了她们。我们每天看着他们从东南西北四个门随意走出去，到镇上买东西，到田埂边散步，到山上和女学生摘茶花。或者拎着包，回家看她们的爸爸妈妈。没有谁被拦住，可她们被永远留在那里。即使她们走出去，她们的一部分也留在了那里。
　　好像她们只能嫁给这个围墙里的人。整个镇子上都没有哪个男人拥有她们那样的学识。他们说话都很土，让她们心里想笑。镇干部、小商贩、农民、小学教师。她们总不能去嫁一个小学教师吧！嫁给镇上那些因为他们的父亲而得到那份工作的年轻干部？如果他读了足够多的书，就会进到这个灰色空心砖围墙里来。
　　她们的婚礼简单热闹。每一场都有许多人喝醉。女人和女人一桌，男人和男人一桌。鞭炮放了一串又一串。
　　她们不再是那个聚到母亲的花园里晒着太阳聊着天的天真女孩，一无所知，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也不再和女伴交换着追求者的情书。她们不再每天换着花样穿衣服，摇曳多姿地从母亲的花园里走过。那双镶着晃来晃去的串珠的鞋子还在，也偶尔在我们厨房边的那条小路上刻下一排深深浅浅的牙齿印。
　　她们成了这个学校的一部分。和那些灰色空心砖，和她们房间掉了漆的木门，和她们晾在竹竿上的衣服一样。坚固的一部分。
　　而那几个没有嫁人就离开了这个学校的女孩，就好像从来没来过。没人记得她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们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不见。
　　绿珠说，不管她们去了哪里，都要嫁人。不是在这里嫁，就是在那里嫁。或者在这里嫁了一个可以离开的，然后带着她一起离开。
　　她总是和我们谈嫁人这件事，各种的由头。谈她那個嫁得好的姐姐。她穿着姐姐穿下给她的漂亮衣服，和我们做游戏。大花格子蝙蝠衫，把腿变得更长的紧身牛仔裤。我们在晚饭后，在黄色的瓜形灯泡亮起的时候，在家属区的空地上跳皮筋。
　　一二三，一二三，头发飘呀飘。我们的时间过得飞快。
　　不管我们去了哪里，都要嫁人。她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她不介意她的成绩。她是校长的女儿，尽管不是他亲生的。她一点不因为她没有个好成绩而自卑。
　　我们都会离开这个地方。绿珠说。她去了远方的城市打工。那个靠海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买漂亮的衣服，可以遇上不同的男孩的城市。
　　有一天，她会带其中的一个回家。
　　45 婚 姻
　　有一天，我指着压在爸爸写字台玻璃板下的一张毕业照片问他，这个是谁？
　　他说是钱老师以前的老婆，蔡老师。我说我不知道了，我只认识钱老师现在的老婆——妻子，我更愿意用这个词。她是我的化学老师。
　　她还抱过你，你还去喝过他们的喜酒。爸爸说。
　　他说的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抱过我，这个词就足以说明年代久远。我想我的脑子肯定是容量不够了，所以，一些发生过的事被压缩甚至移除了。我完全不记得蔡老师。于是我想着，是不是要激活一下我的记忆，再问几个问题。
　　蔡老师长得很漂亮。照片上她穿着红色的长款针织外套，围了条白围巾，穿着一件合体的黑裤子，坐在第一排最右边的位置。她还烫了头发，微卷的波浪，用手绢扎着，从一侧的肩头垂下。她和我的化学老师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我问爸爸蔡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爸爸说蔡老师很好，人很和善，书也教得好，在学校里和所有人的关系都不错。后来和钱老师谈起了恋爱。她的家庭还是不错的。本来家里不太同意，不过后来还是同意了。后来她生了个女儿，但钱老师家里希望她生个儿子。因为这个事，钱老师家里一直不满意她。反正后来就是离婚了。蔡老师离开了多马林，回了老家教书，女儿也带走了。
　　这个故事和我脑子里的信息有些出入。钱老师从没说起过他有个女儿，我那些消息灵通的同学谁也没说起过。他的女儿也从没在多马林出现过。多马林是一个一旦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出现，就很容易被多马林方言不断复制的地方。爸爸也说，蔡老师走后，钱老师再也没管过他的那个女儿。
　　可是，钱老师现在也有个女儿。我的化学老师给他生了个女儿。他每天叫她公主。每天抱着她满校园里逛。他不像生物老师那样臭屁地把女儿架在肩头，他是放在一辆小推车里或是抱在手里。我们觉得他很爱他的女儿，也很爱我们的化学老师。虽然说一开始，我们都不太明白，他那么个时髦得不行又爱浪漫的男青年为什么会去追求总是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性格过于羞涩，衣着搭配总是怪怪的化学老师。化学老师刚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她也挺漂亮的，虽然没有我们的英语老师漂亮，也没有隔壁班的语文老师漂亮。但是她皮肤白。你看，我们对于所有新来的女老师都很仁慈。总是在她们身上找优点。即便，她第一堂课就被我们弄了个大红脸。男同学说她是个天真的姑娘。这么容易害羞的姑娘都是天真的姑娘，所以她那么容易就被钱老师骗到了手。男同学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
　　化学老师最初是住二楼教学楼转角处的那个房间。那里原来住的是我初一的班主任，她只教了我们一年就调回县里去做小学老师了。化学老师住那里的时候，男同学们总是会偷偷地张望，期待着能发现什么秘密。最开始，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物理老师的身影，他们总是坐在床沿聊天，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过不了多久，物理老师不来了，改成了钱老师。钱老师总是出现在房间不同的位置，有时候坐在床沿，有时候站在化学老师身后。再后来，化学老师房间的花布窗帘就时不时拉起来。那块花布窗帘还是我们初一班主任之前装的。我们初一班主任，除了睡觉换衣服很少拉上窗帘，她男朋友来看她的时候她也不拉。她身上总是有一股正气凛然的气质，靠着它，班里大多数男生都规规矩矩的。哦，她那个时候也刚毕业，和后来的化学老师一样大。 　　物理老师没去喝化学老师的喜酒，这个我们都知道原因。有的男同学说他看见物理老师哭。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见的，是去交作业时碰巧撞见还是趴在窗口或是门缝里偷看来的。在这里，即使你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也遮不住秘密。每个学生都是侦探。没过多久，物理老师也结婚了。他娶了一位在镇上工作的女孩子，是当地人。
　　钱老师夫妻一块去喝了他的喜酒。钱老师酒量太差，一杯就倒。物理老师喝了一斤谷烧，也醉了。物理老师的新婚妻子力气大，扶着物理老师稳稳当当地进了贴着大红喜字的房间。化学老师差点被踉踉跄跄的钱老师弄摔倒。她到底还是没倒，只是满脸通红地捡起掉在地上的眼镜，请一位男老师把钱老师扶回了房间。
　　我们没听过钱老师和化学老师吵架。但这是迟早的事，就像生物老师和李老师。唉，生物老师的女儿都快上小学了。李老师正在想尽办法，往县里调。可这个事，真是不容易。
　　爸爸说，钱老师现在不能不喜欢这个女儿。因为化学老师的父亲是镇长。你看他给女儿取的名字，茜茜。茜茜公主嘛，每天公主公主地叫着。
　　当初，镇长父亲知道女儿谈恋爱的事情后，找人把钱老师打了一顿。不过，钱老师仍旧没有退缩，继续勇敢地和化学老师在一起，最后喜结良缘。这是男同学说的。他们说，看不出啊，钱老师还挺勇敢的。
　　46 要荷叶边，要百褶裙
　　要荷叶边，要百褶裙。我希望那个永远笑眯眯的裁缝师傅能明白我的意思。她给全镇的人做衣服，领着几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整天踩着缝纫机。
　　她说我长大了，长大的女孩子会提要求了。我自己选的布料做自己想要的衣服，把图画在纸上，这样她可以更明白。她看着图呵呵地笑，说她明白她明白。
　　在很早以前，是她决定着我衣服的样式。她在一堆堆的布料中变老了，皱纹爬上了她的眼角。她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带出的徒弟一个一个离开了她，直到镇上有了别的裁缝店。
　　而比她更早的那一家，早已在这个镇上消失。
　　从她的店里可以看到他的家门，一个黑洞洞的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进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出来。那里已经没有的缝纫机，没有了剪刀。
　　我不记得是否在他那里做过衣服。这条街有时候太热闹，把一些记忆混杂在一起。像串了味的食物，香蕉有了橘子的香味。那个安静地踩着缝纫机的男人，我背着书包路过他的家门，看向他“哒哒”作响的缝纫机。他问我，上学去啊？他的店里永远没有那种叽叽喳喳的热闹，只有一个孩子爬上爬下。一个比我小很多的男孩。
　　或许他有些固执，有人称之为死板。
　　我开起这家店之后，他就离开了。他曾经的徒弟说。女人们需要时髦，需要变化。她说。那可不只是一件衣服。为什么布料上要有花，要有颜色，因为女人们喜欢。
　　他去了县城开店。他的缝纫机仍旧放在原来的位置，干净整洁。上面放了剪刀和尺子。我有时能看见他已经上了小学的儿子。那是个调皮的孩子。爸爸不在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尤其是在别人欺负他的时候。就是在这条街上和他一起长大的男孩。
　　我想我那个时候应该和他说说话。他走在我的前面，背着一个带子长长的，不停地敲打着他屁股的书包。文具盒里的铅笔敲打着文具盒，哗啦哗啦。我跟在后面。然后他转身，进到他家那个黑洞洞的门里。那些窗户都闭着，一些光从屋顶的明瓦射下来。
　　他不会想到后来的事。就像不会想到曾经有一天，他后面的那个女孩想和他说一句话。
　　他的父亲拆下了半把剪刀，刺向了那个和他的妻子睡觉的男人。镇上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在流传这个故事。血流得到处都是。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往里张望，看看地面上是否还残留着暗红的血渍。那些没浇水泥的硬邦邦的泥质地面上，你什么也看不清。所有窗户都闭着。
　　他不再上学了。他父亲杀了人。
　　要荷叶边，要百褶裙。我说这话时他已经在另一个地方生活，尽管我不知道是哪里。他母亲带走了他。
　　有些事情人们会慢慢忘记，但他不会。
　　47 莹 莹
　　她的皮肤有点黑，圆润的身体充满青春的弹性。让我想起，我和小伙伴很久前在一户农家的玉米地里偷偷掰下的那颗玉米。浅紫色饱满的珍珠粒在夏天的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不许看啊，色！她朝着她母亲的丈夫嗔骂一句。然后背对着他，换起了衣服。他坐在窗口，她坐在靠门的床边，她母亲在他们的中间。我在她的对面，她朝着我笑了一笑。
　　我正对着她。她一点不害羞，虽然我瞧见了她的白色文胸，以及文胸网住的让我一阵紧张的身體。我看了看窗口，他也依旧看着她。
　　她的母亲呵呵地笑。
　　小姑娘！她母亲说。
　　她突然露出得意的神情，好像是应对她母亲的。尽管她那时正看着我，笑一笑，又笑了一笑。我正以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表情在看她换上新衣服的身体。
　　好了，很漂亮。她没有大镜子，看不到全身。但她很满意。
　　一件粉红色的套头衫。她母亲的丈夫买给她的。
　　她从不叫他父亲。他和她的母亲一样叫着她的小名：莹莹、莹莹。
　　莹莹十七岁，已经不读书了。她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来她母亲这里住。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莹莹老家到底住在哪里，她有没有父亲。我没有问过她。这对我来说并不是非知道不可的，又不知从何问起，所以就不问了。她在老家一定是有一个家的，不然住哪里呢？
　　莹莹的母亲现在是黄光头的老婆。黄光头快50岁了，头上只能长出几根稀疏的孱弱的灰蒙蒙的细毛。他从不剃头。尽管如此，头顶的园地也始终维持着荒凉的状态。
　　他是学校唯一的电工。整个镇子称得上是电工的只有两个人，而捣鼓起学校那个又老又旧脾气又坏的发电机的就只有他。他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婆也不是。他们在这里生活。黄光头拿着学校正式员工的一份薪水，养活他自己和老婆，绰绰有余，还能给莹莹买衣服。
　　莹莹跑到这里来有吃有喝。她挤在他们夫妻住的一间小宿舍里，就这样挤上一个月。晚上她要忍受屋子里的拥挤和异味，以及黄光头的呼噜声。白天则活蹦乱跳地在学校里晃悠，像随便哪一个教师的孩子那样。黄师母的女儿。别人这么说。 　　如果她长得更漂亮一点，说不定哪个和她年龄相仿的老师的儿子会追求她。在这个镇子上，早早地就不读书的女孩在18岁就可以去嫁人了。她一定已经在想着这件事了。所以她总是穿着她觉得最好的衣服，到哪里都展露着美人蕉一般的笑脸。她跑到别人家去聊天，找师母们，找男孩子们，一点都不害羞。人们在茶余饭后这样聊起她：一个热情而又丰满，正当龄的姑娘。
　　她和我聊些什么呢？她来找我，和我一起坐在我家门口的一棵树下，桃子树、李子树。我如果坐在那里看书，她就从厨房门口端把竹椅来，和我聊天。她不关心我在看什么书，对我的书她没有兴趣。她会说，这花真好看。她喜欢我母亲种的花——那些美人蕉、月季。越是大朵的越喜欢。她伸手摸一摸那些花，碰一碰月季花枝上的刺。她会问我有没有看过昨天的那集电视剧，和我聊剧中的男女主角。我说我没看，而且今天停电了，我没办法看上午的重播。晚上不知道会不会来电。她说会发电的嘛。
　　我们都想起了黄光头，会发电的嘛。
　　她像是随意这么一说，并非刻意要提及他。可他就在那里，她每天住在他那里，每天烧饭给他吃。她来了就她负责烧饭。总得做点什么。况且她烧的菜比她母亲的好吃，也更精细。她不喜欢他，这是很明显的。就像我不喜欢他。我也能猜出大部分女孩子都不喜欢他。
　　可他喜欢每一个女孩，那些年轻的女孩，女学生。这恐怕就是他选择住在女生宿舍附近的原因，而不是这样离发电站更近。尽管要和教导主任一家做邻居。夜里他屏住呼吸，躺在自己的床上，就能听见女孩们的窃窃私语。他总是在半夜起来，踩着沙沙沙的步子，从女生宿舍门口经过，去上厕所，或是去女生宿舍旁边的电站看看那台轰隆隆作响的机器。
　　那些关于他半夜溜进女生宿舍的传闻。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人人都这么说。
　　莹莹从不说这件事。她说了黄光头的不少坏话。她说他真是个色鬼，好像她知道所有的事。又像只是调侃，因为不喜欢他，总得说个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调侃。“懒人、色鬼、老头子。”然后和交谈的对象相互心知肚明地笑上几声。
　　她总得离开这个地方，说不定就是明天。她有时会说家里有事等着她。“有空再来吧。有空再来看你啊！”她和某个聊天对象说，某个男孩，某某师母。
　　她不会和我说这样的话。她知道我既不会想念她，也不会挽留她。其实别人也一样。但她更愿意听师母们嘴里讲出的话：有空多来来啊！好像她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她伸手抚摸着花瓣和叶片，用食指弹去花叶上的一只瓢虫。她和我聊电视剧，有时候和我玩纸牌。她将布鞋换成了皮鞋。
　　“花开了总是要谢掉。”莹莹对着我说。这是她唯一展露出的有别于美人蕉般笑脸的静穆的、陷入思索的神情。
　　“幸好新的花第二天又开了。”我说。她就又笑了。
　　“没错，是这么回事。”她说。
　　48 陀 螺
　　弟弟的心思都在那截木头上。从一捆柴里找出来的，还没完全晒干的不知道是什么木头的木头。
　　他在做一个陀螺。最近，这是他倾心的事业。
　　我上了初中之后，开始明白事业是怎么一回事。比如我的父亲，我的老师，他们所从事的。比如弟弟现在正在做的。那截带着青灰色薄皮的木头，即将成为一个完美的陀螺的木头。
　　要让它变得完美，他花了他所能花的所有心思，他的聪明才智，他前额滚下的汗滴。李子树下被扬起的不起眼的灰尘。
　　他说他的陀螺可以卖钱。他的同学会买，而且很乐意。需要订购才行。等等，他已经有好几个订单了。“订单”是我想出来的詞，他还没意识到。就像他也没认为他的陀螺也是什么事业。
　　他用小刀一刀一刀地削着白花花的木头，一股植物的甜香从他的汗水味中飘出来。木头逐渐变得圆润。最后他为它装上它的心：一粒钢珠。让他的木头在鞭子的抽动下屹立不倒。匀速转动，像是永远都不停下来。
　　我不知道他以后会做什么。反正现在，他能做出漂亮结实的陀螺。没人干涉他做的事，即使他的手被刀划出了血。可是木头活了。本来已经死去的，不再是一棵小树的木头，又活了。它在旋转，在孩子的叫声中旋转。为他们赢得了光彩，打败了对手。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从花园外面路过的人，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手里的木头，他低下的头。他在使用一把刀子。他在玩着什么东西。路过的人知道他在玩，就像他看到我坐在另一边的椅子上看书。哦，她在看书。这和他们没什么关系。有人在那里他们就转头去看，看到了就再转回去。如果愿意，就说上一两句话。
　　每个人正在做着每个人的事，和别人不相干。
　　可我觉得弟弟长大了。不仅是因为陀螺，不仅是因为事业。我也长大了，我们不知不觉长成了如今的样子。而过去的岁月，像陀螺飞速旋转中消逝的梦。
　　49 幸 福
　　阿青那几天一直躲在房间里画画，有时候也在一楼的阳台上画。我就趴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她。她在画她的寒假作业，一幅水粉画，在一张4K的纸上涂了又涂。每当我觉得她已经画完了的时候，她又在上面涂了厚厚的一层。后来，画终于被她用夹子夹在一根晾衣绳上。她说好了。
　　不画画的时候，她就练琴。她借了学校的风琴，一整个寒假都在弹一首我觉得耳熟却叫不出名字的曲子。她初中毕业读了师范，每天就是琴棋书画。学好这些，就可以去教小孩子。以前她从来不画画，也不弹琴。我原先觉得她不喜欢这些。我喜欢画画，也有一架电子琴。四岁时就把李家中学那排教室的正面墙壁给涂花了，水泥地面也是。我连简谱都看得不是太明白，但我喜欢在琴键上乱敲。不过，我觉得她的画比我的更像模像样。她练曲子也比我认真得多。
　　她还是没时间和我玩，任由我在她家里窜进窜出。她的家现在在一幢二层小楼里。那是学校新盖的家属楼。她姐姐、姐夫出了钱，买了其中的一套。她在里面有个房间，我就在那里看她画画弹琴。她在画画弹琴的时候和我聊天，说她在学校每天都上些什么课。我对她充满羡慕。那些剪纸手工课可真比我的数理化历史地理要有趣得多。况且，每天看着我长大的人突然间变成了我的老师，这种感觉，其实一点也不好。我路上都得躲着他们走。我宁愿和那些新来的老师说话。他们来多马林中学的第一天就成了我的老师，我们在彼此眼里都是唯一。 　　赵老师教了我一年的语文，那个时候他刚刚结婚。他的妻子刚刚大学毕业，在另一个镇的中学教书，每逢周末都会来看他。那是个可爱的姑娘，脸圆圆的，戴着一副银框眼睛，总是笑眯了眼。她在大学最后的那一年，在我们学校实习，给我们上过几堂语文课，温柔得很，比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温柔。我们说她本来就温柔，因为赵老师，变得更温柔了。每天晚自习她都替我们的赵老师坐班。赵老师那时当班主任，晚自习得坐班。他不是每天都来，有时就来瞅一眼。但圆脸姑娘每天都坐在我们的讲台前，捧着一本书看呀看，不看书就绕着教室走。然后我们就问她作业，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她为我们一一解答。
　　有时候我们是真的在问问题，有时候，我们是故意拿一些看起来很难的题目来问她。那些题目，谁也没要求我们做，我们是从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不过，她很少被难倒。有时候，站在我们的位置边演算不出来，她就会把题目拿到讲台上去坐着算，再算不出来，她就回家算。第二天她一定会找个课间来找我们，将题目解答给我们看。
　　她一定是个优等生。我们想。赵老师在，我们只能问他语文。但语文有什么好问的呢，所以几乎没人问他问题。
　　我们叫她燕子老师。赵老师让我们叫她杨老师，燕子是他叫她的。我们把他对她的称呼偷来了，见了她就大声地喊她。
　　燕子老师是赵老师最早的学生。那时候她家里很穷。某一天，像绿头绳姑娘一样，家里人不打算让她上学了。她成绩很好，不读书太可惜，于是赵老师就去了她家里。燕子的父母说，不是不让读，是真的没钱。于是赵老师就自己掏钱让她读书。后来燕子考上了重点高中，赵老师继续资助她读完了高中，直到她考上了大学。她的村子离赵老师的村子很近，她每个假期都去看望赵老师。等她来学校找趙老师的时候，我们就说她是赵老师的女朋友。最开始赵老师不承认。但不管怎样，最后她嫁给了他。
　　赵老师没追上他的公主。他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也旧了。那个花布垫子还在，后来赵老师用它载燕子老师上街。
　　他偶尔还是会去发廊理发，直到那家发廊关门。发廊在我离开多马林之前就关门了。小红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反正她是离开多马林了。却不是因为嫁人才离开的。小青倒是嫁了人，去了县城。她嫁了个做生意的，街上的人都说她嫁得不错。发廊关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们姐妹。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在我把多马林的很多事都忘了之后，我偶然听到别人提起小红。说她嫁去了美国。那时候，一并被提及的还有另一位嫁到美国的女生。我的同班同学。
　　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初中同学在列举班里混得好的成功人士时，男生说的是当老板的，而女生，说的是嫁到美国去的。我希望她们都幸福。
　　50 伙 伴
　　他走在那条通往火车站的小路上。火车站建在一个叫律良的村子里。他朝着村子里的那些高低错落的房子走去。站台埋在房子的群落里，根本看不见。可以看见的是火车开过时长龙一般的身体以及长龙一般的白烟。
　　太阳照在他黝黑的脸上。他的脸一直是这么黑。一点也不像一个从小在中学校园长大的被学生们的喧闹浸染的孩子，倒是像被稻田浸染的孩子。他的胳膊，他的腿，他的整个骨架，也像是始终被稻田浸染那般的粗壮与结实。这和他的弟弟刚好相反。而他才是自小就跟在当老师的父亲身边的那一个。他陪伴着父亲，在一排孤零零地立在山和大操场之间的教舍中度过无数个夜晚。
　　现在他走在另一条路上。我的伙伴，小卫。
　　狗跟在他的后面，有时候在他的前面。它总是扑向路两旁的灌木，将叶子弄得窸窸窣窣地响。这是条灰色的狗，在他的眼里比任何一只宠物都漂亮。这条路上只有他们俩。它从灌木丛里窜出来，围着他移动的双腿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灰色的毛粘在他的运动裤上。那些既粗糙又纤细的毛会被带到他的新学校，爬上他的新床铺，留在上周报到时他父亲为他买的新被套上。他得过很久才发现。
　　男生不会那么在意被套上的不起眼的那几缕狗毛。
　　在那所技工学校，他学汽车修理。他父亲为他选的。
　　他父亲不能以他光荣，但得为他的一生负责。父亲责骂他，为他功课做辅导。小卫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他又帮去选了一所技校。父亲带他去县城的商场为他买被套。一切重新开始。
　　我也一样。和他在同一个县城的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学校。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在这个县城，在那几条古旧的并不繁华的街道上并没有什么偶遇的机会。也不会特意去看对方，好像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我们会变得没有任何的话可说。
　　我不知道他怎样。我只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不能保证永远。
　　我可以想象。想象着他走在那条通往火车站的小路上，和他的狗。
　　这是一幅温情的画面：一幅油彩绘的儿童画。
　　它的狗还在，陪着他。作为唯一的伙伴，而不是死了。
　　我记得他的狗死去的时候他流眼泪的样子。他哭了很久，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把它养大了，可还未真正成为一只健壮的大狗，还未开始体验它属于狗的一生，就死了。被吊死在教导主任家门口的一棵紫花泡桐树下——旁边那株是白色的。因为它咬了主任家的小女儿。
　　他想把他的狗藏起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可还是被要去了。他的父母将狗给了发怒的主任。
　　第二天，满学校的白墙壁上都写满了字。×××是坏蛋。×××是小偷。×××是那个被狗咬伤的女孩。她后来也像他那样伤心地哭泣。
　　她的父亲到我们几个小孩的家里轮流告状。她女儿的名誉，可是比什么都重要。他因为发怒而变红的眼白，激动的语言，脏话，让我想起小卫死去的狗，我的心里不再只是可惜与同情。但我不能做什么。弟弟在一旁哭。墙上的字他也有份。我决定不再和主任的女儿做朋友。我只能做这件事。
　　这是很久之前的事。学校边山坡上狗打滚玩耍被压倒的茅草早已经悄悄升起，然后枯黄、败落。新的草长了一茬又一茬。可记忆又是另一回事，它压在茅草上的印记会永远存在。 　　他的被罩上不会再有狗毛。我知道。
　　51 石子从高空抛落
　　很多很多年前，那时候我可能还是一粒灰尘，或是一片树叶，也可能是另一个人。我的父母和他们的亲人像一把小石子散落在异乡的土地上。他们拉帮结伙地过来，离得并不算太远。石子是从一个固定的地方抛落，不能太高。矮一点，不超过半棵树的高度。
　　那些在另一个地方抛落的，或是留在家乡的，都没有了音信。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找到彼此。我出生后——至少是有记忆时，某一天我的舅舅来到了我家。据说我的母亲抱着他痛哭了一场。不久后，另一个舅舅也来了，我的母亲又痛哭了一场。后来，父亲执笔，和他们开始了漫长的通信。我的期末考试成绩，也成了信的内容之一。幸好，我没有做得很差。爸爸在信上给我贴了一朵又一朵的小红花。
　　他把回信读给我听。在我可以完整地看一封信之后，他就给我看。他认为，我应该知道家里的这些事情。我知道他也是有取舍的。比如说，他自己的故事，我知道的部分，就像他留在头上的那不多的头发。或许比头发更少。我的亲戚，从不和我说父亲的事，连母亲的也不说。关于他们的部分，我的来源就是各种道听途说。不过我也不在意这些。他们都好好地待在我的身边，从我出生起，我就看见了他们的样子，感受到了他们的品格，吃到了他们做的饭菜。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好奇。引发我好奇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那些我完全不了解的秘密。比如，稻田里一个手指粗的洞里是否有泥鳅。我会伸出我的食指去探寻，或者将我的手指伸进小溪的石缝里。那是河虾的藏身之所，它们很快就会用它们自以为强壮的钳子夹住我的手指，直到我把手指拖出来它们也不松手。于是，它们就到了我家的脸盆里，和水草、破铅笔盒、鹅卵石为伍。
　　搬到新校区之后，每年春节，我和爸爸都会沿着隔壁村那条长长的铁轨走到亲戚家拜年。那些都是爸爸的亲戚。他们分散在几个不同的村落，大约都在一个方向。我们在一个叫领下的村子里住一晚，第二天再去另一家。领下还住着我的大伯母。她已经很老了，老得我几乎听不懂从她嘴里说出的话。那些话过于浑浊，把我的脑子弄得像一团糨糊。我只能点头，再点头。嗯嗯嗯，哦哦哦。亲戚们只是笑，谁也不给我翻译。有时候他们会替我作答一两句。比如，她今天中午到的，或者，她明天早上就走了，或者，她晚上不住这里。他们都不是耐心的翻译。只有我的爸爸，每次都会到大伯母的房里，和她说上一阵子的话。大伯母一年和人聊一次天——说话超过五分钟才叫聊天——就是这一回。我的爷爷奶奶早就不在了，爸爸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大伯母将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大，供他读书。他一直读到高中。20世纪40年代末，爸爸在杭州的一所高中读书。他说他每天早晨都晨跑，从学校跑到林隐寺，再跑回来。说那时候，谁都重视身体，不肯当病秧子，体育竞赛中落后的学校没人去。后来，大伯家的土地没了，没钱，爸爸的书自然也读不成了。大伯母遗憾，没能让爸爸读进大学。爸爸遺不遗憾我不知道，爸爸那些读进了大学的同学，也有许多没能活到现在。他不太提他们。应该说，几乎不提。
　　我所有在多马林的亲戚，都没读过什么书。他们孩子的成绩也不怎么样。这是让爸爸十分遗憾的事。只是，除了摇头，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亲戚和亲戚的孩子都是干农活的好手。他们都是勤快的人。不勤快就没饭吃。我的堂哥说。我们靠双手吃饭。你以后要靠脑子。他每回来都要和我讲大道理。只是，讲了半天，我仍旧不肯叫他一声哥哥。
　　后来，我们陆续离开了多马林。先是我们，后来是他们。我们回了老家，他们去了珠广深种菜，后来又去了别的地方。我们又像一把从高空抛落的石子，最终谁也找不到谁。
　　52 Yesterday once more
　　在一个梦里，所有的花都开放了。你所能想象得到的花和想象不到的花，一片又一片。花蜜香甜的气味填满了梦的缝隙。
　　花蜜，像一滴一滴的露珠。在梦里，我没有把它们当成食物，就像以前那样。像一只蜜蜂，或者是故事里的盯着蜂巢的馋嘴的熊。我看到的是花，而不是蜜。不是山坡上那种单瓣的山茶花，它们即将开败的时候琥珀色的蜜汁总会落到绿色的草丛里。花儿们全都盛开着，没有一朵有败落的迹象，兴高采烈又安安静静地开着。
　　我很高兴可以有这样一个梦，即使梦是假的。醒来时觉得遗憾。在长大后，我不会有翻个身重新睡去让梦得以继续的企图。我看到了它们，就像真的一样。
　　“那不是真的，那只是梦而已。小孩子的梦。你长大后就不会再做这样的梦了。”不再做这样的梦的人和我说。
　　想象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想象一个长大了的女孩站在一间陌生的办公室的窗口，看着从灰沉沉的天空缓慢飘落的雪花，一个抱着宝宝急匆匆地上楼的年轻女人。宝宝穿着毛茸茸的婴儿服，转动着脑袋，帽子上的小绒球左右晃动。
　　一个男人。
　　一辆正行驶在铁轨上的火车。
　　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以及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灯光和女孩的倒影。两个不断前行相互对称的平行空间——同一个声音。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一封来自小学时代的情书这么说。这辈子、女人。我把情书扔进了垃圾桶。
　　“你是我心底最美妙的沉淀。”来自中学时代的情书。它留在我的抽屉最底层。
　　以后我都不会再想起它们。情书、或是小孩子的梦。我会做许多其他的梦，不那么好的、紧张的、痛苦的，醒了后就迅速遗忘的。我和我的同学一起上课、下课。我们考试，担心分数。我高一的同桌仍旧固执地留着及腰的长发，而最漂亮的女同学在高三时头发突然短得像个男生。我们上高一时因为失恋而把通红的眼睛藏在不知从哪找来的眼镜之下的班主任老师在我们上高三时有了自己的宝宝。宿舍开始传出婴儿卖力的啼哭声。
　　他曾经在英语课上教我们唱那首他当时最喜欢的歌——Yesterday once more——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听磁带。歌词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他的板书像他本人一样严肃工整，瘦瘦高高。 　　在另一个夏天来临的时候，他在他的宿舍默默地收着我们的高考志愿表，回答着我们的问题。虽然有些他也答不上来。他和我们一样翻着那本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宝宝一哭他便走到那花门帘的后面，又很快出来。门外是一条被几株巨大的樟树遮住的长走廊，长走廊外是一片树荫。光斑在泥土地上闪烁，知了在叫。
　　我要搬家了。我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地方。我和他说。我把新家的电话给了他。
　　暂时不要告诉其他同学吧！我又说。
　　哦，好吧。
　　他不明白，但没有拒绝。
　　他说他希望我以后过得快乐。那是告别语。
　　他还有很多的话没说出来，我也是。
　　53 带走的和留下的
　　有时候，离开就像是逃跑，蓄谋已久的。一个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只属于自己的秘密，就在那里面。秘密的一半被带走，另一半留了下来。
　　我在心里埋着这个秘密继续接受着每一天的阳光，看着它投射在我行走的步伐上。还有它的影子。我想我的未来不会在这里。那些我无比熟悉的人和事，我的朋友，我跑过的山，走过的田埂，县城的破破旧旧的街道，摇摇晃晃的中巴车，我的老师们，都留在了这里，在我的秘密之外。还有我家的那些植物。
　　我和我的同桌结伴去上厕所。走出教室，穿过一群男生相互交叉的腿，那些横七竖八各种颜色的鞋子。像跳过雨天的水洼，水洼发出令人蹙眉的声音。再下了楼，穿过一条大道，绕过一幢我们刚来这个高中时曾经待过的教学楼——我们的历史老师和生物老师曾经一同趴在栏杆上看风景。我们去了臭烘烘的厕所，出来后再闻一闻我衣袖上的味道，它不那么容易散去。我们轻声说着话，关于这个关于那个。我心里想着，我要去到另一个地方。
　　他们也要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们之后考上的大学。离开家，去学校，然后再回家，再回来。而我不是。
　　我再见不到他们。这有点伤感，伤感中带着悲壮。一种膨胀了的兴奋。
　　我指了指她衣襟上的菜渍。她闻了闻，说她中午吃了带鱼。她最喜欢吃带鱼了，但是家里很少买，挺贵的。她说。
　　或许她应该去一个靠海的城市，我想。深蓝的海水，温柔的海浪，与海默默连接着的沙滩上的所有一切，安安静静的一切，带着海水的腥味。她的鼻子离开了她那浅紫色衣襟。抬头的时候，她笑了起来，嘴角有一个很明显的小酒窝。
　　我会去到一个四周都是水的城市。一个巨大的湖，就像海那样，只是没有带鱼。
　　她不知道那个地方。
　　考试是件令人难受的事。在我离开的时候，这一切都结束了。该死的考试。男孩子可以尽情地玩，女孩子可以尽情地睡着懒觉，阳光、空气、植物和水，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和颜悦色温柔无比。
　　我不知道母亲会怎么想。我们只能带走那些衣服和贵重物品。
　　几个大大的包裹，通过邮局邮寄出去。用黑色记号笔在浅色旧布缝的包裹上写上地址和姓名。所有的东西都排着队在一台磅秤上称重。
　　我们没有交流这些，剩下的日子都在整理物件中度过。母亲整理母亲的，父亲整理父亲的，我和弟弟整理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对话只和什么东西要什么東西不要，什么带走什么留下来有关。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而且不再去整理。
　　家具们全都留下了。亲戚们在挑拣我们挑拣剩下的衣服，好像在菜场挑拣蔬菜，翻来翻去。
　　植物们也全都留下了，没有任何情绪。树们在太阳下不时变幻着影子的长度。还有光斑，一闪一闪。夏天越来越热了。美人蕉和夜来香依旧开得热闹。月季丛一片又一片地待在原地。母亲带不走它们。我想植物不那么怕孤独。可也说不定。
　　那许多的事情，谁又知道呢？
　　责任编辑：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