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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八大处附近的两会代表驻地，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的全国政协委员林毅夫面容略显疲惫。年过六旬的他除了上会，还在北大讲授公开课。他的课在北大是有名的拥挤，即使是能容纳400人的大教室，也往往被各个专业的学生挤满，来得晚的靠墙站，或者在讲台前席地而坐，外人猛一进去，找不到林毅夫在哪儿。这也就不难理解，林毅夫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的时间为何一再被压缩，他的秘书也不停地提醒记者：“林教授晚上7点还要赶回北大。”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带着三重身份，林毅夫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两会关注点——民生。
迂回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在今年的两会上，林毅夫有两个提案与民生息息相关。第一个是让中国的劳动生产力“走向非洲”，鼓励国内企业把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向非洲转移，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这个提案来自于我在世行期间的所见所闻。”林毅夫对记者说。2008年到2012年，林毅夫曾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履新伊始，他就格外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任后的第七天，他去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后来，他的足迹遍布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加纳等国。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生产制造业的水平令他感到震惊。
“1979年，我刚到大陆的时候，这里的人均收入连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1/3都不到，但在之后的33年里，中国保持了平均9.9%的经济增长率，非洲国家却始终裹足不前。”林毅夫认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过度模仿西方：“自二战后，它们一直沿着西方的主流经济发展模式走，经过了整整两代人，还是没能摆脱贫困。”
在林毅夫看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经济现状，与内地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非常接近：社会相对稳定，劳动力丰富、成本低，政府也相对有效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这些国家要摆脱贫困，可以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制造业走到了一个瓶颈：工人工资水平在过去几年内迅速提高，但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都在闹“用工荒”；通货膨胀等因素更是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让很多企业难以承受。过去以廉价劳动力称霸世界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到了必须升级的时刻。
“内地的状况，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身上都发生过，从他们的经验看，生产环节向外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林毅夫说。在他看来，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工资相对低的地方，有利于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和升级，同时，这也有利于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去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拥有10亿人口的非洲国家工资水平非常低，劳动力却极其丰富，非常适合发展各种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
过去几年中，林毅夫对这个想法进行了反复论证。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多美元，几乎所有产品都从中国进口。林毅夫发现，埃塞俄比亚拥有丰富的皮革资源，也有充分的劳动力，但全国从事制鞋出口的工人只有8000 多人。2011 年 3 月，林毅夫向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提议，到中国招募制鞋企业来当地投资。梅莱斯听取了林毅夫的建议，那年8月亲自来华举办行业定向招商活动。两个月后，广东10家企业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其中一家当年10月就在当地设立代表处，并招收了86名当地员工到东莞接受培训。
3个月后，接受培训的员工回国，这家中资企业也很快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两条生产线，机器、设备、主要原材料从中国进口，雇佣了当地的600名工人，正式投产。2012 年 10 月，这家工厂开始赢利，到年底，成了埃塞俄比亚最大出口企业。现在，这家工厂雇佣了1600 名工人，每天为 GUESS、COACH等国际品牌贴牌生产几千双鞋。尝到甜头后，这家企业打算开办一个10万名工人规模的鞋业工业园。
“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做法，把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转移到非洲去，所取得的效益既可以打破我们国内的‘中等收入陷阱’，还可以争取到非洲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在林毅夫看来，这也是中非互利共赢的长久之策。
用法律保障租房人的利益
林毅夫的第二个提案是与其他人联合提出的，涉及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最头疼的问题——租房。林毅夫在全国各地出差时，接触到大量年轻人。他们当中，毕业几年内就能买房子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租房。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蜗居”的比例更高。
北京大学所在地中关村，让林毅夫深有感触。这里聚集了好几类人：外地来京打工者、留京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京准备考研的外地学生，等等。他们都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然而，在租房过程中，很多求租者处于弱势地位，利益不断受到侵害。比如在中关村，由于“刚性需求”长期存在，租房价格居高不下，滋养了一批靠转手出租房子发财的“二房东”。他们多年前就联手垄断了这一带的房源，导致租房价格只升不降。而且，在租住的过程中，很多房东考虑到价格因素，根本不签长期合同，说涨价就涨价。即便通过中介公司，很多租房者权益也不过是写在纸上，在操作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些问题，让在城市“漂无定所”的年轻人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随时都在做着搬家的准备。更有甚者，带来大大小小的经济纠纷，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稳定。
林毅夫的提案，是要保护租房过程中弱势者的利益。他注意到，虽然租房群体和人数扩大，我国城市住宅租赁立法却仍然滞后，许多房屋租赁合同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租房者权益保护缺失。“房屋租赁合同的稳定性得不到保障，租房群体必然普遍缺乏安全感。”
其实，乱象不是没有整治之道。国外的普遍做法，是对出租人和承租人采取不对称管制，重点抑制出租者违约的行为，特别是对解约权和租金加以严格限制。德国有法律明确规定，租房者享有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合法解约权，而出租人的权限则受到严厉限制。 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林毅夫主张修订相关法律条文，建议在现有《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增加更多有利于保障房屋租赁合同稳定性的条款，并尽快将其升级为法律。同时，严格限制出租方的解约权，并对租金进行不同程度的管制。“只有在合同上重点体现对出租方权利的限制和对承租方权利的保护，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安心租房，这也有利于稳定整个房屋市场的价格。”
横渡海峡来到大陆
在两会上，林毅夫一直是备受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济学界的名望和地位，还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从被蒋经国接见的台军未来之星，到大陆的“官方智囊”，他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足以拍一部传记电影。对于自己曾经的“敏感身份”，林毅夫处之泰然：“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外人，别人就不会把我当外人。”
1952年10月15日，家住台湾宜兰的农民林火树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林正义，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他就是后来的林毅夫。林家并不富裕，林正义从小就要帮家里干活，同时刻苦完成学业。1971年，林正义考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工程系水利专业，这似乎是这位寒门子弟的最好出路。
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渐渐疏远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社会控制随形势而趋严，台湾民间因此陷入迷茫和不安。当时的大学生“经济上没有前途，政治上没有出路，思想上没有方向”。林正义考上台大的1971年，台湾岛内外风波不断。当年7月，尼克松宣布访华。年底，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一时间，岛内民众信心受挫，年轻人在种种刺激下，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命运。刚入学时，林正义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曾为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而怒不可遏，热衷于学生运动。大一时，他在参加军训期间，决定放弃在台大读书的机会，投笔从戎，转到陆军军官学校。在台大，学生弃学投军这种事是几十年来的头一遭。林正义的决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惊动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获得了他的当面表扬。
从军后，林正义改名林正谊，成为军中重点培养对象。197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以军职身份进入政治大学企管研究所深造。1978年，拿到硕士学位的林正谊重返部队，被派到两岸对峙的最前线金门马山连担任连长，那里是离大陆最近的据点，据说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
也是在那一年，大陆开始发生接二连三的变化：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元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任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对金门的炮击。时局的变化，让林正谊的想法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一个惊人的计划也开始在他心中酝酿。1980年，林毅夫曾给表兄李建兴写过一封长信，或许可以解释他当年冒险来大陆的原因。信中说：
“台湾的未来，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长期维持那种妾身未明的身份，对台湾一千七百万同胞来说，并非终久之计。因此何去何从，我辈应当发挥应尽的影响力。正如你来信所说，台湾不该独立，更不应该再次沦为次殖民地。那么台湾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题。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
1979年5月16日深夜，林正谊在金门海边下了水，游了3个小时渡过海峡，投奔大陆。曾有说法称，他是抱着两个篮球游过海峡，林毅夫夫妇在2008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此予以否认，夫人陈云英说，丈夫是个游泳健将，但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这时插进来说：“尤其是两个篮球。”
林正谊离台时，夫人陈云英、孩子和父母都留在了台湾。此后，他没有再踏上台湾的土地。几经辗转，林正谊来到北京，成为北大经济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并改名林毅夫。1980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访问北大。林毅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英语流利的学生，因此被派去做翻译。舒尔茨对他十分赏识，1982年，在舒尔茨的力荐下，从北大硕士毕业的林毅夫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舒尔茨的嫡传弟子。1983年，留在台湾的陈云英带着孩子辗转前往美国，一家人终于团聚。
林毅夫一直对中国农村经济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他的博士论文也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为题，被导师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完成博士论文后，舒尔茨挽留林毅夫留在美国，他婉言谢绝。在他看来，1987 年的美国社会高度发达，几乎没有新的空间。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大有可为。于是，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取得外国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社会科学家。
1995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专业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机构。在之后的10余年中，这里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不仅为海内外培养了大量的经济学人才，也成为了中国政府决策部门重要的智库之一，林毅夫本人也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不是命运”
在很多人看来，林毅夫是中国学者中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距离最近的人。他最广为人知的经济理论是“比较优势”，即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以此带来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有业内人士认为，林毅夫的理论是对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代表的赶超战略的转型，也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主要贡献。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方面，林毅夫一直致力于走渐进式的道路，认为这样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总结了东欧等国的经验之后，他反对“休克疗法”。他虽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却没有选择该学派的“自由市场”理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国企的改革上。按西方的理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度，因此，一些国内经济学者推崇私有化改革方案。林毅夫认为，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生能力并无必然关系，私有化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是否透明有效。正因如此，林毅夫一直强调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在他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尽管林毅夫的理论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受到过广泛争议，但他依然创下了中国经济学家的很多个“第一”。2007年，他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马歇尔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林毅夫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在演讲的结尾，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成为来自发展中国家任此职务的第一人。
离开北京前往华盛顿时，林毅夫对居住地提出了3个要求：15分钟就能到达办公室；环境幽静，能享受自然；最后是“住得起”。不过，履职后他很快发现，自己留在家中的时间少之又少，经常马不停蹄地从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在奔忙中，林毅夫看到，世界上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还有超过1/6的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因此，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成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作为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他，因为对于很多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人而言，林毅夫的主张听上去像来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然而，林毅夫有着自己的坚持。“我从中国的经验中寻找答案。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我是一位世界公民。我对所有国家都负有责任。”林毅夫跟踪研究了中国从农业经济体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超高速转变过程，呼吁各国政府对自己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进行更深层审视。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但经济发展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的想法、做法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2012年从世行卸任后，林毅夫回到了熟悉的北大校园。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他始终抱有极大期望。在今年的两会上，他再次表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然有潜力维持8%的增长。当外界质疑他是否过于乐观时，林毅夫表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乐观派，我是客观派。但是大家都悲观，客观就变成乐观了。”在金融危机阴霾未散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经济面临种种严峻考验的重要关口，林毅夫的坚持或许是给中国经济的一颗定心丸，毕竟，以他个人经历而言，人生每一次重要的时刻，他的选择都被时间证明是明智而有远见的。
迂回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在今年的两会上，林毅夫有两个提案与民生息息相关。第一个是让中国的劳动生产力“走向非洲”，鼓励国内企业把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向非洲转移，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这个提案来自于我在世行期间的所见所闻。”林毅夫对记者说。2008年到2012年，林毅夫曾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履新伊始，他就格外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任后的第七天，他去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后来，他的足迹遍布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加纳等国。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生产制造业的水平令他感到震惊。
“1979年，我刚到大陆的时候，这里的人均收入连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1/3都不到，但在之后的33年里，中国保持了平均9.9%的经济增长率，非洲国家却始终裹足不前。”林毅夫认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过度模仿西方：“自二战后，它们一直沿着西方的主流经济发展模式走，经过了整整两代人，还是没能摆脱贫困。”
在林毅夫看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经济现状，与内地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非常接近：社会相对稳定，劳动力丰富、成本低，政府也相对有效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这些国家要摆脱贫困，可以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制造业走到了一个瓶颈：工人工资水平在过去几年内迅速提高，但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都在闹“用工荒”；通货膨胀等因素更是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让很多企业难以承受。过去以廉价劳动力称霸世界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到了必须升级的时刻。
“内地的状况，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身上都发生过，从他们的经验看，生产环节向外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林毅夫说。在他看来，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工资相对低的地方，有利于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和升级，同时，这也有利于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去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拥有10亿人口的非洲国家工资水平非常低，劳动力却极其丰富，非常适合发展各种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
过去几年中，林毅夫对这个想法进行了反复论证。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多美元，几乎所有产品都从中国进口。林毅夫发现，埃塞俄比亚拥有丰富的皮革资源，也有充分的劳动力，但全国从事制鞋出口的工人只有8000 多人。2011 年 3 月，林毅夫向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提议，到中国招募制鞋企业来当地投资。梅莱斯听取了林毅夫的建议，那年8月亲自来华举办行业定向招商活动。两个月后，广东10家企业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其中一家当年10月就在当地设立代表处，并招收了86名当地员工到东莞接受培训。
3个月后，接受培训的员工回国，这家中资企业也很快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两条生产线，机器、设备、主要原材料从中国进口，雇佣了当地的600名工人，正式投产。2012 年 10 月，这家工厂开始赢利，到年底，成了埃塞俄比亚最大出口企业。现在，这家工厂雇佣了1600 名工人，每天为 GUESS、COACH等国际品牌贴牌生产几千双鞋。尝到甜头后，这家企业打算开办一个10万名工人规模的鞋业工业园。
“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做法，把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转移到非洲去，所取得的效益既可以打破我们国内的‘中等收入陷阱’，还可以争取到非洲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在林毅夫看来，这也是中非互利共赢的长久之策。
用法律保障租房人的利益
林毅夫的第二个提案是与其他人联合提出的，涉及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最头疼的问题——租房。林毅夫在全国各地出差时，接触到大量年轻人。他们当中，毕业几年内就能买房子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租房。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蜗居”的比例更高。
北京大学所在地中关村，让林毅夫深有感触。这里聚集了好几类人：外地来京打工者、留京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京准备考研的外地学生，等等。他们都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然而，在租房过程中，很多求租者处于弱势地位，利益不断受到侵害。比如在中关村，由于“刚性需求”长期存在，租房价格居高不下，滋养了一批靠转手出租房子发财的“二房东”。他们多年前就联手垄断了这一带的房源，导致租房价格只升不降。而且，在租住的过程中，很多房东考虑到价格因素，根本不签长期合同，说涨价就涨价。即便通过中介公司，很多租房者权益也不过是写在纸上，在操作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些问题，让在城市“漂无定所”的年轻人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随时都在做着搬家的准备。更有甚者，带来大大小小的经济纠纷，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稳定。
林毅夫的提案，是要保护租房过程中弱势者的利益。他注意到，虽然租房群体和人数扩大，我国城市住宅租赁立法却仍然滞后，许多房屋租赁合同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租房者权益保护缺失。“房屋租赁合同的稳定性得不到保障，租房群体必然普遍缺乏安全感。”
其实，乱象不是没有整治之道。国外的普遍做法，是对出租人和承租人采取不对称管制，重点抑制出租者违约的行为，特别是对解约权和租金加以严格限制。德国有法律明确规定，租房者享有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合法解约权，而出租人的权限则受到严厉限制。 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林毅夫主张修订相关法律条文，建议在现有《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增加更多有利于保障房屋租赁合同稳定性的条款，并尽快将其升级为法律。同时，严格限制出租方的解约权，并对租金进行不同程度的管制。“只有在合同上重点体现对出租方权利的限制和对承租方权利的保护，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安心租房，这也有利于稳定整个房屋市场的价格。”
横渡海峡来到大陆
在两会上，林毅夫一直是备受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济学界的名望和地位，还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从被蒋经国接见的台军未来之星，到大陆的“官方智囊”，他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足以拍一部传记电影。对于自己曾经的“敏感身份”，林毅夫处之泰然：“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外人，别人就不会把我当外人。”
1952年10月15日，家住台湾宜兰的农民林火树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林正义，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他就是后来的林毅夫。林家并不富裕，林正义从小就要帮家里干活，同时刻苦完成学业。1971年，林正义考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工程系水利专业，这似乎是这位寒门子弟的最好出路。
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渐渐疏远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社会控制随形势而趋严，台湾民间因此陷入迷茫和不安。当时的大学生“经济上没有前途，政治上没有出路，思想上没有方向”。林正义考上台大的1971年，台湾岛内外风波不断。当年7月，尼克松宣布访华。年底，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一时间，岛内民众信心受挫，年轻人在种种刺激下，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命运。刚入学时，林正义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曾为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而怒不可遏，热衷于学生运动。大一时，他在参加军训期间，决定放弃在台大读书的机会，投笔从戎，转到陆军军官学校。在台大，学生弃学投军这种事是几十年来的头一遭。林正义的决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惊动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获得了他的当面表扬。
从军后，林正义改名林正谊，成为军中重点培养对象。197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以军职身份进入政治大学企管研究所深造。1978年，拿到硕士学位的林正谊重返部队，被派到两岸对峙的最前线金门马山连担任连长，那里是离大陆最近的据点，据说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
也是在那一年，大陆开始发生接二连三的变化：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元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任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对金门的炮击。时局的变化，让林正谊的想法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一个惊人的计划也开始在他心中酝酿。1980年，林毅夫曾给表兄李建兴写过一封长信，或许可以解释他当年冒险来大陆的原因。信中说：
“台湾的未来，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长期维持那种妾身未明的身份，对台湾一千七百万同胞来说，并非终久之计。因此何去何从，我辈应当发挥应尽的影响力。正如你来信所说，台湾不该独立，更不应该再次沦为次殖民地。那么台湾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题。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
1979年5月16日深夜，林正谊在金门海边下了水，游了3个小时渡过海峡，投奔大陆。曾有说法称，他是抱着两个篮球游过海峡，林毅夫夫妇在2008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此予以否认，夫人陈云英说，丈夫是个游泳健将，但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这时插进来说：“尤其是两个篮球。”
林正谊离台时，夫人陈云英、孩子和父母都留在了台湾。此后，他没有再踏上台湾的土地。几经辗转，林正谊来到北京，成为北大经济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并改名林毅夫。1980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访问北大。林毅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英语流利的学生，因此被派去做翻译。舒尔茨对他十分赏识，1982年，在舒尔茨的力荐下，从北大硕士毕业的林毅夫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舒尔茨的嫡传弟子。1983年，留在台湾的陈云英带着孩子辗转前往美国，一家人终于团聚。
林毅夫一直对中国农村经济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他的博士论文也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为题，被导师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完成博士论文后，舒尔茨挽留林毅夫留在美国，他婉言谢绝。在他看来，1987 年的美国社会高度发达，几乎没有新的空间。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大有可为。于是，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取得外国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社会科学家。
1995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专业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机构。在之后的10余年中，这里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不仅为海内外培养了大量的经济学人才，也成为了中国政府决策部门重要的智库之一，林毅夫本人也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不是命运”
在很多人看来，林毅夫是中国学者中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距离最近的人。他最广为人知的经济理论是“比较优势”，即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以此带来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有业内人士认为，林毅夫的理论是对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代表的赶超战略的转型，也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主要贡献。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方面，林毅夫一直致力于走渐进式的道路，认为这样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总结了东欧等国的经验之后，他反对“休克疗法”。他虽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却没有选择该学派的“自由市场”理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国企的改革上。按西方的理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度，因此，一些国内经济学者推崇私有化改革方案。林毅夫认为，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生能力并无必然关系，私有化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是否透明有效。正因如此，林毅夫一直强调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在他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尽管林毅夫的理论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受到过广泛争议，但他依然创下了中国经济学家的很多个“第一”。2007年，他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马歇尔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林毅夫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在演讲的结尾，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成为来自发展中国家任此职务的第一人。
离开北京前往华盛顿时，林毅夫对居住地提出了3个要求：15分钟就能到达办公室；环境幽静，能享受自然；最后是“住得起”。不过，履职后他很快发现，自己留在家中的时间少之又少，经常马不停蹄地从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在奔忙中，林毅夫看到，世界上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还有超过1/6的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因此，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成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作为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他，因为对于很多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人而言，林毅夫的主张听上去像来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然而，林毅夫有着自己的坚持。“我从中国的经验中寻找答案。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我是一位世界公民。我对所有国家都负有责任。”林毅夫跟踪研究了中国从农业经济体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超高速转变过程，呼吁各国政府对自己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进行更深层审视。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但经济发展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的想法、做法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2012年从世行卸任后，林毅夫回到了熟悉的北大校园。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他始终抱有极大期望。在今年的两会上，他再次表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然有潜力维持8%的增长。当外界质疑他是否过于乐观时，林毅夫表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乐观派，我是客观派。但是大家都悲观，客观就变成乐观了。”在金融危机阴霾未散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经济面临种种严峻考验的重要关口，林毅夫的坚持或许是给中国经济的一颗定心丸，毕竟，以他个人经历而言，人生每一次重要的时刻，他的选择都被时间证明是明智而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