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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她是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女性，也是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她才华横溢，胆略过人，却命运多舛，悲壮一生……
少年壮志 时代精英
张若名，字砚庄，1902年2月23日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她自幼聪明活泼，性格倔强。1910年，望女成凤的父母，送她到天津上小学。小学毕业后，张若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名闻遐迩的“重点学校”——“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成为同窗好友。在校期间，张若名出类拔萃，德才俱佳，各方面都表现十分积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若名被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会主席，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部部长。1919年6月27日上午，“天津各界联合会”派张若名、刘清扬和另外8名男代表火速进京，直奔新华门，签署请愿书，抗议中国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众怒难犯，民心难违。在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志士誓死不渝的坚决斗争下，总统徐世昌退却了，人民胜利了。张若名与刘清扬等女中豪杰，也在这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新女性在爱国运动中的伟大力量。张若名，这位胆略过人，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时间成为名噪津门的巾帼英豪。
1919年8月27日晚，张若名又与周恩来、郭隆真等革命青年赴北平参加近代史上有名的“八月反马良运动”，不幸于28日一起被捕。慑于民怨声威，30日，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了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全部被捕代表。
1919年9月16日，为了更好地领导天津学界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周恩来、张若名的提议和倡导下， “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20名青年进步学生，联合成立了天津“觉悟社”，同时出版《觉悟》社刊。觉悟社成员都抱定“独身主义”信念，本着“革新、革心”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理论。李大钊还在1919年9月21日来津并发表演说，给社员以鼓励和支持。为躲避反动政府和刽子手的逮捕与暗杀，每位社员都通过抓阄确定了自己的代号。周恩来的代号为“5号”，化名“伍豪”，张若名的代号为“36”，化名“衫陆”。在《觉悟》1920年1月20日第一期上，张若名署名“36”，发表了近7000字的论述妇女解放事业的长篇讲话《“急先锋”的女子》，这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1919年12月28日，为抗议日本人枪杀我爱国学生暴行的“福州惨案”，在南开学校前广场，数万人集会声讨日本法西斯暴行，爱国学生遭到反动政府的毒打和逮捕。1920年1月29日下午3时，数千名学生怒不可遏，游行至省公署门前。张若名、周恩来、郭隆真和于方舟当场被推选为请愿代表，与反动当局据理力争，当即被捕。人们义愤填膺，省公署前遂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九”惨案。5时，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和于方舟被保安警察押至警务处关押。一路上他们高呼：“学生万岁！同胞万岁！打倒卖国贼！誓死不屈！”并签署声明：“本次请愿活动，由我们四人完全负责。”在狱中，他们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张若名在狱中第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精神是很快乐的。”
弃政从文 以文救国
鉴于张若名在学校和社会上的种种表现，作为封建家长的父亲极为恼火。张父和其他家族成员软硬兼施，曾多次以断绝父女关系和切断经济供给相要挟。但她始终心如磐石，意志坚定。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出狱后，觉悟社考虑到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留学。
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终于逃脱了封建家庭的禁锢。在北京爱国律师刘崇佑等进步人士的资助下，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同乘“波尔多斯”号法国邮轮，由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此，张若名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1920年12月18日，张若名和周恩来、郭隆真等革命青年踏上了巴黎公社的故乡。先到马赛，夜赴里昂，辗转蒙彼利埃，最后移居巴黎。
1922年上半年，张若名和郭隆真一起加入了以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为首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任支部书记，张若名任执行委员。为了完成学业，刚到法国时，张若名和郭隆真都在巴黎的云母片厂做工，半工半读。郭隆真比张若名大8岁，总像大姐姐一样照顾张若名的学习和生活。一段时间后，张若名已能顺畅的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主讲。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文章，以化名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妇女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浅说》等文章。同时，她还经常为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讯。1924年，周恩来回国，把文稿带回国内印刷出版。当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收录了李达、萧楚女、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24篇文章，《帝国主义浅说》就排在该书的第一篇。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的卡片柜中，也发现了1925年3月出版的张若名与任弼时合编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第一篇也是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共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此时，周恩来已不再担任“少共”书记。激进盲动、专横跋扈的“少共”新书记任卓宣不顾张若名的劝阻，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发言。张若名因而暴露了身份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并一直被警方盘查跟踪。张若名因此与任卓宣发生了严重分歧，加之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这两件事使她感到委屈和愤懑。经过痛苦激烈的思想斗争，张若名决定退出“少共”，留在法国专心读书，但表示誓死保守党的机密。
192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里昂，在郊外的一个小咖啡馆与张若名秘密会面。交谈中，周恩来告诉张若名，他已和邓颖超于1925年结婚，并转达了邓颖超的问候。张若名向周恩来汇报了这几年攻读硕士学位的艰苦经历，周恩来向张若名讲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周恩来坚定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也许我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望着这位昔日朝夕相处，生死与共，最后成为共和国总理的革命战友，张若名心潮澎湃，热泪盈盈……她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早日成功，并向周恩来再次保证：“自己虽离开了党的组织，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永不泄露党的机密！” 1924年10月，张若名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在法国期间，张若名经郭隆真介绍与其同乡、河北大名的旅法学生杨堃相识。1930年5月31日，张杨二人在里昂中法大学礼堂内，在导师和众多同学们的祝福声中，举行了简朴而浪漫的结婚典礼。
张若名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成绩是中国女子的骄傲。在校期间，她的导师赛贡教授对张若名的聪明才智和优雅的文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最优异的成绩荣获里昂中法大学年奖，并获得奖学金500法郎。当年，张若名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中法大学的文科博士学位。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有40余人，而能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她一位。她是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更是中华女性的骄傲和自豪。
1931年1月4日，张若名和杨堃这对博士夫妇，怀着一颗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带着丰硕的学术成果，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伟大祖国，在古都北平，张若名被聘为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七七事变后，日寇攻陷北平，中法大学被迫停办。性情刚烈的张若名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誓死不在日伪统治下任教。宁愿整天闷在家中埋头读书写作，以此来排遣心中的苦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蒋介石在故宫太和殿前接见北平师生，又在中南海举行茶会，慰问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张若名作为爱国专家，也在被邀之列。谁能料到，这竟成了张若名后来的又一大“罪证”。
1948年初，张若名与杨堃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1953年，张若名又创办了“文艺批评教研室”，在该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是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授。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欲赴印尼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周总理取道昆明，在省委招待所召见了久别的张若名和杨堃教授。周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当谈到张若名1922年在法国入党问题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张若名说：“你当时参加的是‘少年共产党’。是团的组织，不是党的组织。”周总理这样说也许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退团比退党的政治分量就轻得多了。
冤案昭雪 悲壮一生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张若名始终是积极的。1950年云南解放，她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她始终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多次申请加入党组织。她还要做“急先锋的女子”决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腔热血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1957年，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政治风暴来临了，张若名因早年“退党”问题遭到迫害。1958年，反右后的“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张若名又因“弃政从文”和“总统接见”等罪名继续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五四”时期，张若名面对屠刀两次坐牢都没屈服，但这次她却受不了了，整天茶饭不思，彻夜难眠。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召开批判会，逼张若名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耻辱，绝望中走向了云南大学旁的一条平静的小河，结束了她悲壮传奇的一生，时年56岁。
时隔数年，当周总理和邓颖超得知张若名被迫害致死的噩耗后，异常愤怒。在周总理、邓颖超的过问下，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才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并向家属赔礼道歉。1980年11月27日，拨乱反正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云南大学党委终于为她的冤案平反昭雪。
少年壮志 时代精英
张若名，字砚庄，1902年2月23日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她自幼聪明活泼，性格倔强。1910年，望女成凤的父母，送她到天津上小学。小学毕业后，张若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名闻遐迩的“重点学校”——“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成为同窗好友。在校期间，张若名出类拔萃，德才俱佳，各方面都表现十分积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若名被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会主席，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部部长。1919年6月27日上午，“天津各界联合会”派张若名、刘清扬和另外8名男代表火速进京，直奔新华门，签署请愿书，抗议中国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众怒难犯，民心难违。在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志士誓死不渝的坚决斗争下，总统徐世昌退却了，人民胜利了。张若名与刘清扬等女中豪杰，也在这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新女性在爱国运动中的伟大力量。张若名，这位胆略过人，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时间成为名噪津门的巾帼英豪。
1919年8月27日晚，张若名又与周恩来、郭隆真等革命青年赴北平参加近代史上有名的“八月反马良运动”，不幸于28日一起被捕。慑于民怨声威，30日，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了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全部被捕代表。
1919年9月16日，为了更好地领导天津学界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周恩来、张若名的提议和倡导下， “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20名青年进步学生，联合成立了天津“觉悟社”，同时出版《觉悟》社刊。觉悟社成员都抱定“独身主义”信念，本着“革新、革心”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理论。李大钊还在1919年9月21日来津并发表演说，给社员以鼓励和支持。为躲避反动政府和刽子手的逮捕与暗杀，每位社员都通过抓阄确定了自己的代号。周恩来的代号为“5号”，化名“伍豪”，张若名的代号为“36”，化名“衫陆”。在《觉悟》1920年1月20日第一期上，张若名署名“36”，发表了近7000字的论述妇女解放事业的长篇讲话《“急先锋”的女子》，这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1919年12月28日，为抗议日本人枪杀我爱国学生暴行的“福州惨案”，在南开学校前广场，数万人集会声讨日本法西斯暴行，爱国学生遭到反动政府的毒打和逮捕。1920年1月29日下午3时，数千名学生怒不可遏，游行至省公署门前。张若名、周恩来、郭隆真和于方舟当场被推选为请愿代表，与反动当局据理力争，当即被捕。人们义愤填膺，省公署前遂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九”惨案。5时，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和于方舟被保安警察押至警务处关押。一路上他们高呼：“学生万岁！同胞万岁！打倒卖国贼！誓死不屈！”并签署声明：“本次请愿活动，由我们四人完全负责。”在狱中，他们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张若名在狱中第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精神是很快乐的。”
弃政从文 以文救国
鉴于张若名在学校和社会上的种种表现，作为封建家长的父亲极为恼火。张父和其他家族成员软硬兼施，曾多次以断绝父女关系和切断经济供给相要挟。但她始终心如磐石，意志坚定。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出狱后，觉悟社考虑到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留学。
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终于逃脱了封建家庭的禁锢。在北京爱国律师刘崇佑等进步人士的资助下，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同乘“波尔多斯”号法国邮轮，由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此，张若名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1920年12月18日，张若名和周恩来、郭隆真等革命青年踏上了巴黎公社的故乡。先到马赛，夜赴里昂，辗转蒙彼利埃，最后移居巴黎。
1922年上半年，张若名和郭隆真一起加入了以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为首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任支部书记，张若名任执行委员。为了完成学业，刚到法国时，张若名和郭隆真都在巴黎的云母片厂做工，半工半读。郭隆真比张若名大8岁，总像大姐姐一样照顾张若名的学习和生活。一段时间后，张若名已能顺畅的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主讲。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文章，以化名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妇女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浅说》等文章。同时，她还经常为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讯。1924年，周恩来回国，把文稿带回国内印刷出版。当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收录了李达、萧楚女、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24篇文章，《帝国主义浅说》就排在该书的第一篇。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的卡片柜中，也发现了1925年3月出版的张若名与任弼时合编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第一篇也是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共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此时，周恩来已不再担任“少共”书记。激进盲动、专横跋扈的“少共”新书记任卓宣不顾张若名的劝阻，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发言。张若名因而暴露了身份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并一直被警方盘查跟踪。张若名因此与任卓宣发生了严重分歧，加之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这两件事使她感到委屈和愤懑。经过痛苦激烈的思想斗争，张若名决定退出“少共”，留在法国专心读书，但表示誓死保守党的机密。
192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里昂，在郊外的一个小咖啡馆与张若名秘密会面。交谈中，周恩来告诉张若名，他已和邓颖超于1925年结婚，并转达了邓颖超的问候。张若名向周恩来汇报了这几年攻读硕士学位的艰苦经历，周恩来向张若名讲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周恩来坚定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也许我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望着这位昔日朝夕相处，生死与共，最后成为共和国总理的革命战友，张若名心潮澎湃，热泪盈盈……她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早日成功，并向周恩来再次保证：“自己虽离开了党的组织，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永不泄露党的机密！” 1924年10月，张若名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在法国期间，张若名经郭隆真介绍与其同乡、河北大名的旅法学生杨堃相识。1930年5月31日，张杨二人在里昂中法大学礼堂内，在导师和众多同学们的祝福声中，举行了简朴而浪漫的结婚典礼。
张若名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成绩是中国女子的骄傲。在校期间，她的导师赛贡教授对张若名的聪明才智和优雅的文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最优异的成绩荣获里昂中法大学年奖，并获得奖学金500法郎。当年，张若名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中法大学的文科博士学位。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有40余人，而能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她一位。她是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更是中华女性的骄傲和自豪。
1931年1月4日，张若名和杨堃这对博士夫妇，怀着一颗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带着丰硕的学术成果，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伟大祖国，在古都北平，张若名被聘为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七七事变后，日寇攻陷北平，中法大学被迫停办。性情刚烈的张若名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誓死不在日伪统治下任教。宁愿整天闷在家中埋头读书写作，以此来排遣心中的苦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蒋介石在故宫太和殿前接见北平师生，又在中南海举行茶会，慰问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张若名作为爱国专家，也在被邀之列。谁能料到，这竟成了张若名后来的又一大“罪证”。
1948年初，张若名与杨堃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1953年，张若名又创办了“文艺批评教研室”，在该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是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授。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欲赴印尼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周总理取道昆明，在省委招待所召见了久别的张若名和杨堃教授。周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当谈到张若名1922年在法国入党问题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张若名说：“你当时参加的是‘少年共产党’。是团的组织，不是党的组织。”周总理这样说也许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退团比退党的政治分量就轻得多了。
冤案昭雪 悲壮一生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张若名始终是积极的。1950年云南解放，她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她始终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多次申请加入党组织。她还要做“急先锋的女子”决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腔热血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1957年，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政治风暴来临了，张若名因早年“退党”问题遭到迫害。1958年，反右后的“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张若名又因“弃政从文”和“总统接见”等罪名继续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五四”时期，张若名面对屠刀两次坐牢都没屈服，但这次她却受不了了，整天茶饭不思，彻夜难眠。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召开批判会，逼张若名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耻辱，绝望中走向了云南大学旁的一条平静的小河，结束了她悲壮传奇的一生，时年56岁。
时隔数年，当周总理和邓颖超得知张若名被迫害致死的噩耗后，异常愤怒。在周总理、邓颖超的过问下，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才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并向家属赔礼道歉。1980年11月27日，拨乱反正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云南大学党委终于为她的冤案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