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涌入,在华成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FDIEnterprises)已逐渐成为活跃于中国市场上的重要经济力量,与本土企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在华FDI企业通过与本土企业以资金、生产、贸易、人才等形式建立的互动合作,通过产业链联合逐步扩展双方的合作经营空间,可以有效配置资源,带动中国本土企业群的发展,又能促进FDI企业效益增长,加强在华FDI企业与本土企业的互动合作,促进当地区域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战略意图相符。在华FDI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本土企业提供的资源配备和配套服务,这有助于其获得在全球竞争中的区位优势,而同时在华FDI企业又为本土企业带来生产理念、营销方式、售后服务、管理规范、企业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传递。反过来,本土企业在学习及发展后,逐渐缩小与FDI企业竞争能力的差距甚至赶超其能力,并有部分本土企业或部分专业领域对FDI企业产生逆向的影响作用。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及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未来仍将有越来越多的FDI选择在华投资,投资形式和投资区域更加丰富和广泛,中国本土企业在享受了多年FDI溢出效应的红利之后,与在华FDI企业的互动关系进入新的阶段,本土企业对在华FDI企业产生的竞争及逆向影响将越来越多。在新阶段,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不断增强,正在缩小甚至跨越与FDI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两者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双向的、相互影响与制约的互动关系,双方的良性互动可以取得双赢效应。本文从信息传播与契约合作的维度上切入研究FDI企业与本土企业的互动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和检验FDI企业与本土企业的互动机制,并通过两个维度的划分分类,探讨各类互动关系的特点及对策。本文首先说明了选择信息传播和契约合作这两个维度切入研究的动因,概述了企业互动、信息传播和契约合作的相关理论。其次介绍和分析了在信息环境和契约制度环境下在华FDI与本土企业互动关系的发展及其新特点。紧接着本文重点对FDI企业与本土企业的互动机制进行分析,基于信息传播过程和契约合作过程的路线,阐述了互动机制发生作用的机理,分析了两者互动机制和互动作用的传导路线。基于信息传播和契约合作的两个维度,本文将FDI企业与本土企业的互动关系分类为四个象限,对每个分类象限的互动关系特点进行归纳。最后本文对FDI企业与本土企业互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从信息传播的视角,对数字鸿沟与外资变动的关系、数字鸿沟与内外资互动合作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从契约合作的视角,对企业合作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在华FDI企业与本土企业存在多个途径的互动关系。FDI企业与本土企业相互作用的途径分别为：基于信息维度的模仿学习、技术溢出、创新扩散、区位选择、产业集聚；基于契约合作维度的区位选择、合作网络、资本互补、竟合关系。本土企业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在华FDI企业的技术知识,提高竞争能力,缩短与FDI企业的竞争能力差距。而在互动后期,本土企业具备技术优势后可以结合本土市场经验,对在华FDI企业进行逆向的作用和影响。第二,基于信息传播与契约合作的维度进行分类,FDI企业与本土企业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四个象限模式,每个象限的互动模式都有各自的特点。第三,借助翔实的统计资料,以数据说明问题,详细分析了在华FDI企业与本土企业互动的表象和影响因素。检验结果显示,信息传播促进了数字鸿沟的弥合,可以缩小本土企业与在华FDI企业的技术差距,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但这种相关性随地区行业信息环境的差异表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信息环境与内外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数字鸿沟在不同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对内外资企业互动合作产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随着数字鸿沟的差异,存在不同的相关性；在华FDI与本土企业的合作程度会以示范效应和联结效应两大类影响因素作为考量,其中认知度和机会主义分别对合作程度产生正、负相关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高合作低信息关系--改善信息播环境,政府有必要为在华FDI企业和本土企业同时营造良好的数字信息化环境,促进本土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和引进外资；第二,高合作高信息关系--公共平台建设,首先,构建FDI企业与本土企业互动的“桥梁”；其次,政府要制定政策促进FDI企业与本土企业互动；第三,低合作高信息关系--完善制度环境,建立和完善相关契约法制环境,并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第四,低合作低信息关系—提升信息与合作的互动效率。注重合作前期的调研评估,完善契约监督机制,分散风险加强联结,加强以人才为载体的知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