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收稿日期] 2017-03-01
[作者简介] 薛丹（1983-），女，宁夏银川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二战以降至冷战前期，美国从防止共产主义扩散出发，长期支持奉行亲美反共政策的尼加拉瓜索摩查独裁政权。当索摩查政权出现统治危机时，卡特政府出于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苏联、对政治动荡与输出革命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以及对索摩查政权的高度信心，试图在尼加拉瓜推行“人权外交”，结果导致危机升级。从“幕后调解”到“国际斡旋”，卡特政府曾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模式分阶段“调解”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由于卡特政府过高估计了美国对索摩查政权的影响力，并过低估计了桑解阵的实力，使尼加拉瓜政策最终失败。该事件表明，“人权外交”只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虚弱标签。
[关键词] 卡特政府；人权政策；尼加拉瓜；索摩查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2-0093-06
冷战期间，美国拉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抵御共产主义的影响，防止出现第二个“古巴”。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水平的提升，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了与苏联的竞争，“人权”在卡特政府时期正式进入美国外交政策之中，随之带来美国对外干涉手段的变化。同一时期，尼加拉瓜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亲美反共的索摩查独裁政权①危机四伏，与古巴关系密切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The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以下简称桑解阵）②在多地展开武装袭击。卡特政府为恢复“后院”的稳定，决定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模板，以“人权”为外交政策理念，利用“调解”的手段干涉尼加拉瓜的政治危机。
国内学界主要从“人权外交”的实践方面探讨卡特政府的尼加拉瓜政策，认为“卡特政府盡管对索摩查施加了压力，但并没有执行促使这个独裁政权倒台的政策”，③同时也认为卡特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人权的承诺”。④美国学界则是批评卡特政府的尼加拉瓜政策缺乏连续性，充满矛盾之处，“在谴责索摩查政权违反人权、要求他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却不愿意推翻索摩查的统治”。⑤然而，从美国政府最近的解密档案来看，卡特政府自上台伊始就从“人权”出发，试图迫使索摩查总统启动尼加拉瓜的民主改革进程，甚至建议索摩查尽早举行公平透明的选举，结束其家族对尼加拉瓜长达40余年的统治。⑥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政府的解密档案和公开文献，辅之以解密的苏联档案，重新探讨卡特政府在尼加拉瓜危机处理中的政策思维与外交行动，并分析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成因与效果。
一、冷战时期美国对尼加拉瓜政策的外交考量
二战以前，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主要源自地区战略考虑。长期以来，尼加拉瓜都被认为是在中美地峡开凿运河的合适地点，同时具有拱卫巴拿马运河安全的战略地位。为了获得开凿运河的独占权，从1850年4月美英两国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瓜分在尼加拉瓜的利益，到1914年8月的《布赖恩—查莫罗条约》（BryanChamorro Treaty）结束了美国同英国在尼加拉瓜利益均沾的局面，美国与英国进行了逾半个世纪的争夺。在此期间，尼加拉瓜在塞拉亚总统（Jose Santos Zelaya）执政期间（1893—1909年）采取限制美国资本的政策，且主动邀请“日本、英国和德国参加帮助开凿横通尼加拉瓜的大运河”，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3页。因而激怒了美国。1909年，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武装推翻塞拉亚政权，并于1912年起对尼加拉瓜实施军事占领。
在推翻塞拉亚政权后，美国开始在尼加拉瓜扶植“仆从政权”。1927年，美国在尼加拉瓜组建其国内唯一的正规武装力量——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1933年，美国在结束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占领时，将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安内斯塔斯奥·索摩查·加西亚。索摩查在1936年建立了以自由党和国民警卫队为支柱的家族独裁政权，奉行亲美政策，他曾公开表示：“美国可以放心地相信尼加拉瓜的忠心耿耿的友谊，我无论作为一个官员还是作为一个无官职的公民，都一直促进这一友谊。在危急时刻，美国将发现我们是站在星条旗的一边”。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7页。
冷战爆发后，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基本政策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
一是防止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扩散，“确保尼加拉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发展和保护美国在尼加拉瓜的合法利益”。“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7， 195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1，Volume II，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ashington： USGPO， 1979， p.1514.20世纪50年代初，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奉行民族主义政策，触动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并被美国政府认为是苏联向西半球渗透的一个桥头堡，惨遭美国武装颠覆。作为危地马拉的邻国，尼加拉瓜为美国的颠覆活动提供基地，使它在反共方面的地位被凸显出来：“尼加拉瓜的战略重要性不仅事关西半球防御，而且事关共产主义扩散问题”。“The Ambassador in Nicaragua （Whel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ume IV， the American Republics Washington： USGPO， 1983， p.1375.事实上，索摩查政权无条件追随美国的拉美政策和全球冷战政策。杜鲁门政府认为“尼加拉瓜政府在西半球防御问题，以及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合作时，总是始终如一地倾向于我们的立场，特别是在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尼加拉瓜有效地支持自由世界抵抗朝鲜的侵略；在证明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以及在国内和国际上抵制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方面，坚定地同美国站在一起”，“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7， 1951，” FRUS， 1951，Volume II，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1519.因此加强了对索摩查政权的支持。 二是向尼加拉瓜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帮助索摩查政权克服国内问题，巩固其统治。肯尼迪政府认为拉丁美洲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是必然会发生的，美国应该引导转型的方向，“使转型能够令美国接受”。Document 2， “Report from the Task Force on Immediate Latin American Problems to Presidentelect Kennedy，”January 4， 1961， FRUS， 1961—1963， Volume XII， American Republics， Washington： USGPO， 1996.出于上述考虑，美国政府面向拉丁美洲推出“争取进步联盟”计划（Alliance for Progress），为拉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促进拉美国家的社会发展。但是事与愿违，美国的计划在尼加拉瓜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家族统治体制“使索摩查家族及其支持者攫取了经济发展的利益，普通民众反而日益贫困”。Stephen G.Rabe，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8， No.3 （Jun. 2003）， pp.882883.索摩查利用美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断巩固其家族独裁统治，索摩查对政治的肆意操控和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反而强化了尼加拉瓜国内反美反独裁的情绪。
尼克松政府时期，尼加拉瓜的经济出现显著下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开始考虑抛弃索摩查政权：“在同索摩查政府合作的同时，为同尼加拉瓜其他领导人合作留下选择的余地”，并且计划“推动这个国家朝着更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发展”，Document 488， “Airgram A5 From the Embassy in Nicaragua to the Dep art ment of State，” January 18， 1970， FRUS， 1969—1976， Volume E10， Document on American Republics， 1969—1972， Washington： USGPO， 2009.从而避免尼加拉瓜的局势陷入动荡，不为苏联的渗透提供机会。卡特就任总统之后，正式对尼加拉瓜推行“人权外交”，两国关系随之出现重大转变。
二、卡特政府在尼加拉瓜推行“人权外交”的原因
卡特政府之所以在尼加拉瓜推行“人权外交”政策，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即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苏联、对政治动荡与共产主义扩散之间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对尼加拉瓜国内政治局势的分析。
首先，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付出了惨痛代价，这促使美国思考在军事手段之外寻找代价较小的对抗模式，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了与苏联的对抗。“人权”既符合美国传统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又能够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在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的同時，还能给苏联带去巨大的政治压力，有可能成为有效遏制苏联的新手段。1977年8月24日，卡特总统签署NSC18号总统指令，认为尽管苏联拥有同美国匹敌的军事力量，但是依然需要面对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上，苏联拥有的盟国屈指可数，最近同中国、非洲部分国家和印度的关系也出现倒退”，Presidential Directive/NSC1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ug.24， 1977. 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gov.而美国则获得盟国和友邦真诚地支持，国际环境有利于美国。因此，卡特政府将“人权”作为遏制苏联的新手段，目标是“促进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的体系能够反映个人自由和尊严，拒绝极权主义；特别是要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力量的增长，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时候为形成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做出贡献”，Presidential Review Memoranda （PRM） 28， Human Rights， 20 May 77. 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gov/documents/prmemorandums/prm28.pdf.从而最终赢得同苏联的竞争。
其次，卡特政府改变了对政治动荡与共产主义扩散之间因果关系的看法。自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国政府就倾向于将世界各地出现的政治动荡归结为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其全球政策围绕“反共”展开，而一个国家是否违反“人权”并非衡量该国与美国关系的标准。索摩查政权紧随美国的冷战政策，为美国干涉拉美国家提供帮助，“尼加拉瓜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的投票记录证实尼加拉瓜百分之百地投在美国一边”，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第348页。尼加拉瓜也因此赢得了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大量经济、军事援助。吊诡的是，“美国对尼加拉瓜长期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独裁政权得以延续的原因，使得该政权拒绝认真处理这个国家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Morris H.Morley， Washington， Somoza， and the Sandinistas： State and Regime in U.S. Policy toward Nicaragua， 1969—19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738.作为对越战反思的一部分，卡特政府认为第三世界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阴谋，而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当地的经济、社会、种族和政治问题形成的”。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李庆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39页。而中美洲出现的反独裁和游击活动，正是政治腐败和高压统治造成的。为了消除爆发革命的原因，卡特政府决心在这些国家推行“人权”，引导独裁政府改变镇压政策，“因为革命常常是从那些受迫害的人们中爆发出来的”。吉米·卡特：《保持信心：吉米·卡特总统回忆录》，裘克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正是基于对社会动荡与革命活动之间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卡特政府改变了美国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扶植政策。卡特政府认为：“多年来游击活动在尼加拉瓜的存在，以及近来学生和其他社会团体对游击活动的持续支持，是因为（尼加拉瓜）和平民主进程受挫所致，而不是桑解阵活动的结果”。NI00026， Your Meeting with Somoza. Cable， 00080， January 10， 1978， DNSA.因此，希望索摩查政权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实现社会的民主转型。 最后，对尼加拉瓜国内政局的分析，使卡特政府确信亲美的索摩查政权有能力主导和实施“人权”政策。第一，卡特政府认为索摩查政权依然稳固。在经济上，索摩查家族控制着尼加拉瓜经济的三分之一强，并利用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对政坛施加影响；在军事上，索摩查拥有国民警卫队对他的忠诚，作为尼加拉瓜唯一的军事警察力量，国民警卫队是控制国家政权的关键。NI00018， “Latin America： Region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Nicaragua： Political Effects of Somozas Illness”， August 4， 1977， DNSA； NI00024， “Nicaragua： Challenge to Regime”， December 1， 1977， DNSA.第二，卡特政府認为尼加拉瓜的非暴力反对派（Moderate Opposition）力量涣散，不足以挑战索摩查政权，他们的主要政治诉求是通过与政府“对话”解决国家问题，并且希望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NI00023， “Latin America Weekly Review： Nicaragua”， November 25， 1977， DNSA.第三，卡特政府认为桑解阵虽然陆续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国民警卫队的小规模袭击，但无力持续对抗经过良好训练的国民警卫队，武装反对索摩查的激进立场也受到国内非暴力反对派的批评，其实力与影响力都尚不足以撼动索摩查的统治。同时，战略分歧和权力争夺也削弱了桑解阵的实力。NI00020， “Latin America Weekly Review； Renewed Guerrilla Activity in Nicaragua”， October 20， 1977， DNSA； NI00023， “Latin America Weekly Review： Nicaragua”， November 25， 1977， DNSA.
基于上述考虑，卡特政府就职不久便发布《国家关于人权实践的报告》，建议索摩查政权改善人权状况，否则美国将中止对它的安全援助和经济援助。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第312—313页。卡特政府试图以中止援助为筹码，迫使索摩查政权在国内促进“人权”。起初，正如美国所料，受困于国内政治危机的索摩查不希望失去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被迫取消戒严令，恢复新闻自由。但随后的形势发展却超出美国意料之外，尼加拉瓜国内对索摩查政权的抨击言论井喷而出，沉寂多年的桑解阵游击活动也再次复苏。可以说，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实施的“人权外交”，正是引发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外部要因。
三、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调解”进程与结果
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调解”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幕后调解”转向公开的“国际斡旋”，其首要目标是以“人权”为示范，按照美国的民主制度改造尼加拉瓜的政治生态，但结果却与美国的预期背道而驰。
“调解”（mediation）是美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或处理国际冲突的常规外交手段之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曾积极介入中国内政，调解国共矛盾。相关研究参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姚昱：《从美国档案看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内战调停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等。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爆发后，为了避免干涉他国内政之嫌，卡特政府首先考虑采取“幕后调解”的方式，在美国的掌控下促使索摩查与非暴力反对派达成和解方案。
卡特总统本人在就职后不久便公开接见了索摩查的政治宿敌华金·查莫罗（Joaquín Chamorro），这使索摩查总统担心美国政府有意“换马”，因此在1978年1月10日刺杀了华金·查莫罗。此举引发全国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尼加拉瓜局势骤然紧张。对此，卡特政府表示：“尼加拉瓜是对我们拉美政策的一次严峻考验，会对我们推广人权、促进政治独立、避免中美洲地区动荡的利益造成影响。当前局势的发展将会助长暴力，且有导致内战的可能。那将导致社会退步或右翼独裁政权采取镇压手段，或重演古巴旧事。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将是我们在西半球主要政策的巨大挫折。”NI00075， “U.S. Posture in Nicaragua Crisis，”March 7， 1978， DNSA.显然，卡特政府决心以调解方式介入尼加拉瓜的政治漩涡。
虽然索摩查在内外压力之下对民主和社会进步进行改革做出保证，然而口头的表态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查莫罗遇刺之后，反对派也不再谋求同政府对话，转而要求索摩查尽快辞职。索摩查与非暴力反对派之间围绕实质性的改革内容——将国民警卫队国家化、实现党政分离以及使自由党脱离与总统的特殊关系产生严重分歧。NI00166， “American Embassy Managua， ‘GON—Opposition Dialogue’，” August 23， 1978， DNSA.8月份，非暴力反对派放弃对话，联合起来成立了反对派广泛阵线（the Broad Opposition Front），并组织策划了更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尤其使卡特政府措手不及的是，索摩查下令逮捕了若干非暴力反对派的领导人。这意味着卡特政府的“幕后调解”方案宣告失败。
1977年8月22日，桑解阵的一支游击队突袭了马那瓜的国家议会大厦，此后，罢工游行发展为武装冲突，并扩展到首都以外的地区，尼加拉瓜滑向内战的边缘。针对危机的暴力升级，苏联声称在美洲国家组织行动无果的情况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会介入，这无疑会为苏联插手尼加拉瓜事务打开方便之门。CK310012915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t a Meeting Held on 9/4/78 to Discuss U.S. Policy on Nicaragua，” Sep 4， 1978， 数据库：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 Gale Group， Inc..事实上，查莫罗遇刺事件发生不久，尼加拉瓜的社会主义党和桑解阵就先后同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接触，强调“（索摩查）政府已失去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控制”，而“尼加拉瓜人民要推翻独裁专制的愿望在日益高涨”，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0—301页。谋求获得苏联的支持。苏联为此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的国际会议，寻求扩大自身在拉美的影响。 对桑解阵夺取政权以及对苏联介入危机的双重担心，迫使卡特政府公开组织“国际斡旋”，加大对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干涉力度，试图力挽狂澜。为了使“调解”具有合法性，卡特政府成功说服美洲国家组织成立了由美国、多米尼加和危地马拉组成的国际友好合作和解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and Conciliation，以下简称调解小组），进行危机斡旋，“以安排后索摩查时代的政权，并最终促使民主政府的形成”，CK3100521357， “Nicaraguan Political Situation，” Oct 17， 1978， DDRS.而调解的关键是索摩查的离职问题。10月25日，调解小组提出建立“民族和解临时政府”的详尽计划，由于有国民警队和自由党的大力支持，索摩查拒绝了调解小组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并提出国民投票方案，试图将非暴力反对派纳入现有政治体制中，但遭到了反对派广泛阵线的强烈反对。卡特政府认识到调解的成败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迫使索摩查交出权力：“假设美国能成功说服索摩查提前离职，美国能保证的让步越接近非暴力反对派的期望，那么非暴力反对派就越可能获得足够的时间和条件稳定根基，成为接替索摩查政权、防止马克思主义者侵蚀的可靠的民主力量。”NI00471， “Nicaraguan Mediation： Talking Points，” November 8， 1978， DNSA.为此，将索摩查提出的国民投票方案修改为以投票方式决定索摩查的去留问题，而非以投票结果判断党派力量的大小。
不难想像，索摩查与反对派广泛阵线在国民投票后的政府安排以及索摩查的个人前途等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最后，索摩查对卡特政府表示“主权问题使他不可能接受调解小组的建议”，并以进行司法改革、选举改革、改组国民警卫队为条件，希望换取美国的支持。NI00624， “GON ‘Feeler’ on a Deal，” January 16， 1979， DNSA.1979年1月19日，反对派广泛阵线愤而宣布退出“调解”，卡特政府主导的“国际斡旋”以失败告终。
此后，反对派广泛阵线陷入分裂，许多派别转而支持桑解阵，并加入了桑解阵组织成立的爱国阵线。5月份，桑解阵发动了对索摩查政权的军事总攻；6月份，桑解阵宣布成立民族复兴临时政府，成立五人执政委员会。卡特政府完全失去了对尼加拉瓜局势的控制。7月中旬，尼加拉瓜迅速进入后索摩查时代。至此，卡特政府以“人权外交”方式对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干涉彻底宣告失败。
结 语
从已经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来看，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以“人权外交”为手段，防止尼加拉瓜的动荡局势发展为暴力革命，并导致一个类似古巴的左翼政权上台。为此，卡特政府积极“调解”索摩查政权与非暴力反对派的关系，希望通过内部协商方式让尼加拉瓜按照美国设计的民主道路发展，然而惨遭失败。综而论之，原因有三：
首先，卡特政府过高估计了美国对索摩查个人的影响力。卡特政府在尼加拉瓜兜售其“民主解决方案”，撮合索摩查与非暴力反对派达成和解，并自信能够说服索摩查辞去总统职务，顺利推进尼加拉瓜的权力交接。然而却遭到索摩查的百般抵制，卡特政府对美国影响尼加拉瓜政局的能力过于自信。
其次，卡特政府错误判断了尼加拉瓜的国内形势，怀有偏见地低估了桑解阵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卡特政府上台之初，对索摩查稳定掌控尼加拉瓜政局的能力相当有信心，因而大胆推行“人权”政策，但此举不但没有缓和尼加拉瓜国内的对峙情绪，反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政治矛盾，加速了索摩查政权的崩溃。卡特政府对国民警卫队的军事实力同样自信，在索摩查政权大厦将倾之际，甚至寄希望于过渡政府在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获得与桑解阵谈判国家未来的主动地位。然而桑解阵的军事进攻彻底摧毁了国民警卫队，也使卡特政府失去了可以影响尼加拉瓜未来政局的重要筹码。
最后，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的局势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认为伊朗在防止第三世界轉向共产主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297页。是美国重要的地区盟国。尼加拉瓜局势动荡之时，伊朗革命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并占据了白宫议事日程的主要位置。同时，巴拿马运河条约的谈判也在紧张进行中，是卡特政府拉美政策的首要考虑问题。因此，在美国权势掌控之下的尼加拉瓜在白宫的议事日程中仅处于次要地位，以至于美国最终失去了尼加拉瓜。
① 1936年安内斯塔斯奥·索摩查·加西亚（Anastasio Somoza García）攫取尼加拉瓜的总统职位，其长子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依莱（Luis Somoza Debayle）和次子安内斯塔斯奥·索摩查·德瓦依莱（Anastasio Somoza Debayle）先后继任尼加拉瓜总统。
② 桑解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试图通过古巴式的游击战争，武力推翻索摩查政权。
③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第314页。
④ 马晓云：《浅析卡特人权外交在尼加拉瓜的运用》，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V》，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
⑤ Martha L.Cottam，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Nicaragua： Imagesz， Goals， and Tac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7， No.1 （Spring 1992）， pp.123124.其他代表作还有：Shirley Christian， Nicaragua： Revolution in the Fami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Morris H.Morley， Washington， Somosa， and the Sandinistas： State and Regime in U.S. Policy toward Nicaragua，1969—19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⑥ NI00026， Your Meeting with Somoza. Cable， 00080， January 10， 1978， 数据库：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 ProQuest LLC.
（责任编辑：冯 雅）
[作者简介] 薛丹（1983-），女，宁夏银川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二战以降至冷战前期，美国从防止共产主义扩散出发，长期支持奉行亲美反共政策的尼加拉瓜索摩查独裁政权。当索摩查政权出现统治危机时，卡特政府出于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苏联、对政治动荡与输出革命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以及对索摩查政权的高度信心，试图在尼加拉瓜推行“人权外交”，结果导致危机升级。从“幕后调解”到“国际斡旋”，卡特政府曾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模式分阶段“调解”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由于卡特政府过高估计了美国对索摩查政权的影响力，并过低估计了桑解阵的实力，使尼加拉瓜政策最终失败。该事件表明，“人权外交”只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虚弱标签。
[关键词] 卡特政府；人权政策；尼加拉瓜；索摩查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2-0093-06
冷战期间，美国拉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抵御共产主义的影响，防止出现第二个“古巴”。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水平的提升，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了与苏联的竞争，“人权”在卡特政府时期正式进入美国外交政策之中，随之带来美国对外干涉手段的变化。同一时期，尼加拉瓜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亲美反共的索摩查独裁政权①危机四伏，与古巴关系密切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The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以下简称桑解阵）②在多地展开武装袭击。卡特政府为恢复“后院”的稳定，决定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模板，以“人权”为外交政策理念，利用“调解”的手段干涉尼加拉瓜的政治危机。
国内学界主要从“人权外交”的实践方面探讨卡特政府的尼加拉瓜政策，认为“卡特政府盡管对索摩查施加了压力，但并没有执行促使这个独裁政权倒台的政策”，③同时也认为卡特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人权的承诺”。④美国学界则是批评卡特政府的尼加拉瓜政策缺乏连续性，充满矛盾之处，“在谴责索摩查政权违反人权、要求他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却不愿意推翻索摩查的统治”。⑤然而，从美国政府最近的解密档案来看，卡特政府自上台伊始就从“人权”出发，试图迫使索摩查总统启动尼加拉瓜的民主改革进程，甚至建议索摩查尽早举行公平透明的选举，结束其家族对尼加拉瓜长达40余年的统治。⑥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政府的解密档案和公开文献，辅之以解密的苏联档案，重新探讨卡特政府在尼加拉瓜危机处理中的政策思维与外交行动，并分析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成因与效果。
一、冷战时期美国对尼加拉瓜政策的外交考量
二战以前，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主要源自地区战略考虑。长期以来，尼加拉瓜都被认为是在中美地峡开凿运河的合适地点，同时具有拱卫巴拿马运河安全的战略地位。为了获得开凿运河的独占权，从1850年4月美英两国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瓜分在尼加拉瓜的利益，到1914年8月的《布赖恩—查莫罗条约》（BryanChamorro Treaty）结束了美国同英国在尼加拉瓜利益均沾的局面，美国与英国进行了逾半个世纪的争夺。在此期间，尼加拉瓜在塞拉亚总统（Jose Santos Zelaya）执政期间（1893—1909年）采取限制美国资本的政策，且主动邀请“日本、英国和德国参加帮助开凿横通尼加拉瓜的大运河”，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3页。因而激怒了美国。1909年，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武装推翻塞拉亚政权，并于1912年起对尼加拉瓜实施军事占领。
在推翻塞拉亚政权后，美国开始在尼加拉瓜扶植“仆从政权”。1927年，美国在尼加拉瓜组建其国内唯一的正规武装力量——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1933年，美国在结束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占领时，将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安内斯塔斯奥·索摩查·加西亚。索摩查在1936年建立了以自由党和国民警卫队为支柱的家族独裁政权，奉行亲美政策，他曾公开表示：“美国可以放心地相信尼加拉瓜的忠心耿耿的友谊，我无论作为一个官员还是作为一个无官职的公民，都一直促进这一友谊。在危急时刻，美国将发现我们是站在星条旗的一边”。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7页。
冷战爆发后，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基本政策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
一是防止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扩散，“确保尼加拉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发展和保护美国在尼加拉瓜的合法利益”。“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7， 195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1，Volume II，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ashington： USGPO， 1979， p.1514.20世纪50年代初，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奉行民族主义政策，触动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并被美国政府认为是苏联向西半球渗透的一个桥头堡，惨遭美国武装颠覆。作为危地马拉的邻国，尼加拉瓜为美国的颠覆活动提供基地，使它在反共方面的地位被凸显出来：“尼加拉瓜的战略重要性不仅事关西半球防御，而且事关共产主义扩散问题”。“The Ambassador in Nicaragua （Whel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ume IV， the American Republics Washington： USGPO， 1983， p.1375.事实上，索摩查政权无条件追随美国的拉美政策和全球冷战政策。杜鲁门政府认为“尼加拉瓜政府在西半球防御问题，以及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合作时，总是始终如一地倾向于我们的立场，特别是在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尼加拉瓜有效地支持自由世界抵抗朝鲜的侵略；在证明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以及在国内和国际上抵制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方面，坚定地同美国站在一起”，“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7， 1951，” FRUS， 1951，Volume II，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estern Hemisphere， p.1519.因此加强了对索摩查政权的支持。 二是向尼加拉瓜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帮助索摩查政权克服国内问题，巩固其统治。肯尼迪政府认为拉丁美洲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是必然会发生的，美国应该引导转型的方向，“使转型能够令美国接受”。Document 2， “Report from the Task Force on Immediate Latin American Problems to Presidentelect Kennedy，”January 4， 1961， FRUS， 1961—1963， Volume XII， American Republics， Washington： USGPO， 1996.出于上述考虑，美国政府面向拉丁美洲推出“争取进步联盟”计划（Alliance for Progress），为拉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促进拉美国家的社会发展。但是事与愿违，美国的计划在尼加拉瓜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家族统治体制“使索摩查家族及其支持者攫取了经济发展的利益，普通民众反而日益贫困”。Stephen G.Rabe，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8， No.3 （Jun. 2003）， pp.882883.索摩查利用美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断巩固其家族独裁统治，索摩查对政治的肆意操控和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反而强化了尼加拉瓜国内反美反独裁的情绪。
尼克松政府时期，尼加拉瓜的经济出现显著下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开始考虑抛弃索摩查政权：“在同索摩查政府合作的同时，为同尼加拉瓜其他领导人合作留下选择的余地”，并且计划“推动这个国家朝着更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发展”，Document 488， “Airgram A5 From the Embassy in Nicaragua to the Dep art ment of State，” January 18， 1970， FRUS， 1969—1976， Volume E10， Document on American Republics， 1969—1972， Washington： USGPO， 2009.从而避免尼加拉瓜的局势陷入动荡，不为苏联的渗透提供机会。卡特就任总统之后，正式对尼加拉瓜推行“人权外交”，两国关系随之出现重大转变。
二、卡特政府在尼加拉瓜推行“人权外交”的原因
卡特政府之所以在尼加拉瓜推行“人权外交”政策，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即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苏联、对政治动荡与共产主义扩散之间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对尼加拉瓜国内政治局势的分析。
首先，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付出了惨痛代价，这促使美国思考在军事手段之外寻找代价较小的对抗模式，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了与苏联的对抗。“人权”既符合美国传统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又能够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在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的同時，还能给苏联带去巨大的政治压力，有可能成为有效遏制苏联的新手段。1977年8月24日，卡特总统签署NSC18号总统指令，认为尽管苏联拥有同美国匹敌的军事力量，但是依然需要面对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上，苏联拥有的盟国屈指可数，最近同中国、非洲部分国家和印度的关系也出现倒退”，Presidential Directive/NSC1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ug.24， 1977. 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gov.而美国则获得盟国和友邦真诚地支持，国际环境有利于美国。因此，卡特政府将“人权”作为遏制苏联的新手段，目标是“促进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的体系能够反映个人自由和尊严，拒绝极权主义；特别是要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力量的增长，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时候为形成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做出贡献”，Presidential Review Memoranda （PRM） 28， Human Rights， 20 May 77. 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gov/documents/prmemorandums/prm28.pdf.从而最终赢得同苏联的竞争。
其次，卡特政府改变了对政治动荡与共产主义扩散之间因果关系的看法。自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国政府就倾向于将世界各地出现的政治动荡归结为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其全球政策围绕“反共”展开，而一个国家是否违反“人权”并非衡量该国与美国关系的标准。索摩查政权紧随美国的冷战政策，为美国干涉拉美国家提供帮助，“尼加拉瓜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的投票记录证实尼加拉瓜百分之百地投在美国一边”，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第348页。尼加拉瓜也因此赢得了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大量经济、军事援助。吊诡的是，“美国对尼加拉瓜长期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独裁政权得以延续的原因，使得该政权拒绝认真处理这个国家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Morris H.Morley， Washington， Somoza， and the Sandinistas： State and Regime in U.S. Policy toward Nicaragua， 1969—19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738.作为对越战反思的一部分，卡特政府认为第三世界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阴谋，而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当地的经济、社会、种族和政治问题形成的”。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李庆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39页。而中美洲出现的反独裁和游击活动，正是政治腐败和高压统治造成的。为了消除爆发革命的原因，卡特政府决心在这些国家推行“人权”，引导独裁政府改变镇压政策，“因为革命常常是从那些受迫害的人们中爆发出来的”。吉米·卡特：《保持信心：吉米·卡特总统回忆录》，裘克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正是基于对社会动荡与革命活动之间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卡特政府改变了美国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扶植政策。卡特政府认为：“多年来游击活动在尼加拉瓜的存在，以及近来学生和其他社会团体对游击活动的持续支持，是因为（尼加拉瓜）和平民主进程受挫所致，而不是桑解阵活动的结果”。NI00026， Your Meeting with Somoza. Cable， 00080， January 10， 1978， DNSA.因此，希望索摩查政权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实现社会的民主转型。 最后，对尼加拉瓜国内政局的分析，使卡特政府确信亲美的索摩查政权有能力主导和实施“人权”政策。第一，卡特政府认为索摩查政权依然稳固。在经济上，索摩查家族控制着尼加拉瓜经济的三分之一强，并利用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对政坛施加影响；在军事上，索摩查拥有国民警卫队对他的忠诚，作为尼加拉瓜唯一的军事警察力量，国民警卫队是控制国家政权的关键。NI00018， “Latin America： Region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Nicaragua： Political Effects of Somozas Illness”， August 4， 1977， DNSA； NI00024， “Nicaragua： Challenge to Regime”， December 1， 1977， DNSA.第二，卡特政府認为尼加拉瓜的非暴力反对派（Moderate Opposition）力量涣散，不足以挑战索摩查政权，他们的主要政治诉求是通过与政府“对话”解决国家问题，并且希望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NI00023， “Latin America Weekly Review： Nicaragua”， November 25， 1977， DNSA.第三，卡特政府认为桑解阵虽然陆续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国民警卫队的小规模袭击，但无力持续对抗经过良好训练的国民警卫队，武装反对索摩查的激进立场也受到国内非暴力反对派的批评，其实力与影响力都尚不足以撼动索摩查的统治。同时，战略分歧和权力争夺也削弱了桑解阵的实力。NI00020， “Latin America Weekly Review； Renewed Guerrilla Activity in Nicaragua”， October 20， 1977， DNSA； NI00023， “Latin America Weekly Review： Nicaragua”， November 25， 1977， DNSA.
基于上述考虑，卡特政府就职不久便发布《国家关于人权实践的报告》，建议索摩查政权改善人权状况，否则美国将中止对它的安全援助和经济援助。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第312—313页。卡特政府试图以中止援助为筹码，迫使索摩查政权在国内促进“人权”。起初，正如美国所料，受困于国内政治危机的索摩查不希望失去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被迫取消戒严令，恢复新闻自由。但随后的形势发展却超出美国意料之外，尼加拉瓜国内对索摩查政权的抨击言论井喷而出，沉寂多年的桑解阵游击活动也再次复苏。可以说，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实施的“人权外交”，正是引发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外部要因。
三、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调解”进程与结果
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调解”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幕后调解”转向公开的“国际斡旋”，其首要目标是以“人权”为示范，按照美国的民主制度改造尼加拉瓜的政治生态，但结果却与美国的预期背道而驰。
“调解”（mediation）是美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或处理国际冲突的常规外交手段之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曾积极介入中国内政，调解国共矛盾。相关研究参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姚昱：《从美国档案看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内战调停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等。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爆发后，为了避免干涉他国内政之嫌，卡特政府首先考虑采取“幕后调解”的方式，在美国的掌控下促使索摩查与非暴力反对派达成和解方案。
卡特总统本人在就职后不久便公开接见了索摩查的政治宿敌华金·查莫罗（Joaquín Chamorro），这使索摩查总统担心美国政府有意“换马”，因此在1978年1月10日刺杀了华金·查莫罗。此举引发全国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尼加拉瓜局势骤然紧张。对此，卡特政府表示：“尼加拉瓜是对我们拉美政策的一次严峻考验，会对我们推广人权、促进政治独立、避免中美洲地区动荡的利益造成影响。当前局势的发展将会助长暴力，且有导致内战的可能。那将导致社会退步或右翼独裁政权采取镇压手段，或重演古巴旧事。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将是我们在西半球主要政策的巨大挫折。”NI00075， “U.S. Posture in Nicaragua Crisis，”March 7， 1978， DNSA.显然，卡特政府决心以调解方式介入尼加拉瓜的政治漩涡。
虽然索摩查在内外压力之下对民主和社会进步进行改革做出保证，然而口头的表态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查莫罗遇刺之后，反对派也不再谋求同政府对话，转而要求索摩查尽快辞职。索摩查与非暴力反对派之间围绕实质性的改革内容——将国民警卫队国家化、实现党政分离以及使自由党脱离与总统的特殊关系产生严重分歧。NI00166， “American Embassy Managua， ‘GON—Opposition Dialogue’，” August 23， 1978， DNSA.8月份，非暴力反对派放弃对话，联合起来成立了反对派广泛阵线（the Broad Opposition Front），并组织策划了更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尤其使卡特政府措手不及的是，索摩查下令逮捕了若干非暴力反对派的领导人。这意味着卡特政府的“幕后调解”方案宣告失败。
1977年8月22日，桑解阵的一支游击队突袭了马那瓜的国家议会大厦，此后，罢工游行发展为武装冲突，并扩展到首都以外的地区，尼加拉瓜滑向内战的边缘。针对危机的暴力升级，苏联声称在美洲国家组织行动无果的情况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会介入，这无疑会为苏联插手尼加拉瓜事务打开方便之门。CK310012915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t a Meeting Held on 9/4/78 to Discuss U.S. Policy on Nicaragua，” Sep 4， 1978， 数据库：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 Gale Group， Inc..事实上，查莫罗遇刺事件发生不久，尼加拉瓜的社会主义党和桑解阵就先后同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接触，强调“（索摩查）政府已失去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控制”，而“尼加拉瓜人民要推翻独裁专制的愿望在日益高涨”，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0—301页。谋求获得苏联的支持。苏联为此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的国际会议，寻求扩大自身在拉美的影响。 对桑解阵夺取政权以及对苏联介入危机的双重担心，迫使卡特政府公开组织“国际斡旋”，加大对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干涉力度，试图力挽狂澜。为了使“调解”具有合法性，卡特政府成功说服美洲国家组织成立了由美国、多米尼加和危地马拉组成的国际友好合作和解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and Conciliation，以下简称调解小组），进行危机斡旋，“以安排后索摩查时代的政权，并最终促使民主政府的形成”，CK3100521357， “Nicaraguan Political Situation，” Oct 17， 1978， DDRS.而调解的关键是索摩查的离职问题。10月25日，调解小组提出建立“民族和解临时政府”的详尽计划，由于有国民警队和自由党的大力支持，索摩查拒绝了调解小组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并提出国民投票方案，试图将非暴力反对派纳入现有政治体制中，但遭到了反对派广泛阵线的强烈反对。卡特政府认识到调解的成败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迫使索摩查交出权力：“假设美国能成功说服索摩查提前离职，美国能保证的让步越接近非暴力反对派的期望，那么非暴力反对派就越可能获得足够的时间和条件稳定根基，成为接替索摩查政权、防止马克思主义者侵蚀的可靠的民主力量。”NI00471， “Nicaraguan Mediation： Talking Points，” November 8， 1978， DNSA.为此，将索摩查提出的国民投票方案修改为以投票方式决定索摩查的去留问题，而非以投票结果判断党派力量的大小。
不难想像，索摩查与反对派广泛阵线在国民投票后的政府安排以及索摩查的个人前途等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最后，索摩查对卡特政府表示“主权问题使他不可能接受调解小组的建议”，并以进行司法改革、选举改革、改组国民警卫队为条件，希望换取美国的支持。NI00624， “GON ‘Feeler’ on a Deal，” January 16， 1979， DNSA.1979年1月19日，反对派广泛阵线愤而宣布退出“调解”，卡特政府主导的“国际斡旋”以失败告终。
此后，反对派广泛阵线陷入分裂，许多派别转而支持桑解阵，并加入了桑解阵组织成立的爱国阵线。5月份，桑解阵发动了对索摩查政权的军事总攻；6月份，桑解阵宣布成立民族复兴临时政府，成立五人执政委员会。卡特政府完全失去了对尼加拉瓜局势的控制。7月中旬，尼加拉瓜迅速进入后索摩查时代。至此，卡特政府以“人权外交”方式对尼加拉瓜政治危机的干涉彻底宣告失败。
结 语
从已经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来看，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以“人权外交”为手段，防止尼加拉瓜的动荡局势发展为暴力革命，并导致一个类似古巴的左翼政权上台。为此，卡特政府积极“调解”索摩查政权与非暴力反对派的关系，希望通过内部协商方式让尼加拉瓜按照美国设计的民主道路发展，然而惨遭失败。综而论之，原因有三：
首先，卡特政府过高估计了美国对索摩查个人的影响力。卡特政府在尼加拉瓜兜售其“民主解决方案”，撮合索摩查与非暴力反对派达成和解，并自信能够说服索摩查辞去总统职务，顺利推进尼加拉瓜的权力交接。然而却遭到索摩查的百般抵制，卡特政府对美国影响尼加拉瓜政局的能力过于自信。
其次，卡特政府错误判断了尼加拉瓜的国内形势，怀有偏见地低估了桑解阵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卡特政府上台之初，对索摩查稳定掌控尼加拉瓜政局的能力相当有信心，因而大胆推行“人权”政策，但此举不但没有缓和尼加拉瓜国内的对峙情绪，反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政治矛盾，加速了索摩查政权的崩溃。卡特政府对国民警卫队的军事实力同样自信，在索摩查政权大厦将倾之际，甚至寄希望于过渡政府在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获得与桑解阵谈判国家未来的主动地位。然而桑解阵的军事进攻彻底摧毁了国民警卫队，也使卡特政府失去了可以影响尼加拉瓜未来政局的重要筹码。
最后，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的局势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认为伊朗在防止第三世界轉向共产主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297页。是美国重要的地区盟国。尼加拉瓜局势动荡之时，伊朗革命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并占据了白宫议事日程的主要位置。同时，巴拿马运河条约的谈判也在紧张进行中，是卡特政府拉美政策的首要考虑问题。因此，在美国权势掌控之下的尼加拉瓜在白宫的议事日程中仅处于次要地位，以至于美国最终失去了尼加拉瓜。
① 1936年安内斯塔斯奥·索摩查·加西亚（Anastasio Somoza García）攫取尼加拉瓜的总统职位，其长子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依莱（Luis Somoza Debayle）和次子安内斯塔斯奥·索摩查·德瓦依莱（Anastasio Somoza Debayle）先后继任尼加拉瓜总统。
② 桑解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试图通过古巴式的游击战争，武力推翻索摩查政权。
③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第314页。
④ 马晓云：《浅析卡特人权外交在尼加拉瓜的运用》，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V》，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
⑤ Martha L.Cottam，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Nicaragua： Imagesz， Goals， and Tac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7， No.1 （Spring 1992）， pp.123124.其他代表作还有：Shirley Christian， Nicaragua： Revolution in the Fami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Morris H.Morley， Washington， Somosa， and the Sandinistas： State and Regime in U.S. Policy toward Nicaragua，1969—19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⑥ NI00026， Your Meeting with Somoza. Cable， 00080， January 10， 1978， 数据库：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 ProQuest LLC.
（责任编辑：冯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