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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和印太大国的作用被美国重新发现和定义，印度战略地缘平衡手特性也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展开得到强化。就印度而言，一方面，外交中“战略自主”的传统使其对美国的要求显得有所节制和保留；另一方面，现实中印度的“东向”政策与中国向西发展在战略空间上形成重叠，这使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存在有所担心和疑虑，印度国内部分战略认识也强调不能忽视中印关系中的竞争性。
然而，就中印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而言，双方均强调中印关系的合作性和战略非冲突性，辛格总理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将不会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反对中国”。2013年，中印两国总理实现了60年的首次年内互访，这是中印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印双方均同意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水平”，并在经济、防务、边界和跨境河流等问题上达成了系列共识。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中印双边关系也已经超越了两国和地缘政治的范畴，具有了全球战略意义。在10月份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中，习近平主席更是强调“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那么，就中印而言，应如何将其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大框架之下，来理解这种立体性的战略协作呢？
中印战略合作的
原则、基础与目标
一般而言，所谓“战略合作”，即重大的、在相对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合作关系。“战略合作”最基本的原则是不直接针对对方、不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由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印度也长期强调外交中的战略自主性，中印“战略合作”还内嵌着“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即“不影响各自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1]作为均处于上升轨道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印“战略合作”的重要目标仍主要是促进战略理解和沟通，为彼此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
“战略合作”的达成也依赖于对彼此的认知。就中国而言，对印度的战略判断大致包括：首先，在一段时间内，主要仍是一个南亚强国，且处于南亚次大陆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其次，印度正在成长为一支重要的亚太力量，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再次，由于中印在发展进程中存在时间差，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主要压力和牵制性力量不来自印度，中印反而在全球层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就印度而言，虽然目前在对华认知的某些层面仍存在差异，但较一致的认识包括，“鉴于贸易上与中国的逆差，印度不应高估自身与中国谈判的能力，对中国的政策应努力在竞争与合作间谋求一种平衡”。[2]在未来的权力结构中，美国是第一层，仍是主导性领导力量；而印度将与中国同时上升，成为第二层。[3]
战略评估上的一致性促进了中印“战略合作关系”的达成。2005年，在并不十分有利的舆论环境下，中印两国政府决定建立两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就全面扩大双方在各个领域友好互利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06年，两国确立了中印合作的“十项战略”，决定在机制、经贸、防务、边界、跨边境联系与合作、科技和人文等多个领域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1年，中印两国开启了“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就世界经济形势、各自国内经济形势及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深入交换了看法，“这为双方在具体议题上的合作扫清障碍”。[4]2013年4月，中印在西段边界发生“帐篷对峙”事件后，两国通过边界事务磋商和协调等机制，及时通过双方外交部和当地边防军等进行会谈和交涉，有效阻止事件升级。[5]当前，中印两国领导人均将中印关系升级为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各自外交议程中的位置稳步提升。
如果将中印战略合作置于中国大周边外交的框架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全球层次，二是亚太地区层次，三是南亚次区域层次。其中亚太地区层次的战略合作最为复杂。
全球层次下的中印战略合作
随着全球权力结构的大变革，中印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上，中印两国努力争取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地位、作用和发言权，努力重构“非西方模式”的战略合作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亮点。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印财金对话机制轮流在两国举行，至今已举行了五次。同时，作为新兴国家，中印两国积极倡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和金融秩序。G20的出现，不仅表明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而且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已经从世界的边缘走入世界中心舞台。
在全球气候谈判上，两国利益“大同小异”，在历届气候变化大会上也“求同存异”。作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印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利益“大同小异”，同时具有内部和外部双重动力。在外部，面对发达国家的压力，中印两国需要协调彼此立场，共同要求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内部，中印需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需要借机实现产业升级。这是中印两国在气候问题上必须面对的现实，也表明中印利益的趋同特征具有长期性。
在能源安全上，中印既面临着同样的能源困境，又在稳定国际能源价格和保护能源通道安全上存在共同利益。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中印有维持能源价格稳定的共同利益，应尽力缓和两国间的资源竞争和冲突。2005年，中印《联合声明》中提出要推动能源合作，而重点就是要鼓励两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在第三国合作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作为体量庞大的国家，中印除了在操作上注意规避两败俱伤的后果外，更重要的是要共同推动世界能源市场的稳定，从更长远角度实现能源安全。
在全球治理中，中印的作用正逐步上升。中印“亚洲发动机”式的崛起带来的挑战可以在以下两个维度被感知，一是由于中国和印度提供了不同的发展选择，因此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面临着挑战；二是中印崛起对全球权力格局带来的系列影响。[6]如果多极权力格局成为现实，那么相应地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权力的分配就必须逐渐趋于均衡。在这种情境下，中印将是综合性全球治理架构建立过程中的关键推手。 亚太地区层次下
的中印战略合作
在亚太地区，中印进行战略合作的首要区域应该集中在印度洋。虽然长期以来，印度视印度洋为其“内湖”，然而至今，印度洋航线安全的保障主要仍由美国提供。印度实力的上升、对海军投入的增加，以及中国在印度洋参与的增多，从本质上并没有挑战美国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
首先，就印度洋地区的能源通道航道安全而言，在未来，推动印度洋地区海上通道安全的多边合作仍是最基本的思路。在中印之间，可初步建立海洋恐怖活动的联合预警机制，进行信息交流。同时加强与有关国家海上安全磋商与对话，进一步制订或完善有关海上安全的具体规则和操作程序，努力促成印度洋地区国家就保护海上通道合作达成总体框架。框架应包括基本海事合作（如联合搜救的界定和行动、反海盗巡逻和行动、举行海上安全研讨会、召开印度洋地区论坛），高级海事合作（如成立联合保护海上通道部队、联合多边救灾行动、联手打击海盗）。
中印也可在反海盗上进行进一步的战略合作。目前，海盗行为和恐怖主义是对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最大的直接威胁。据统计，从1984年到2005年，全球3700多起海盗事件中，有500多起发生在印度洋上的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已经成为全球海盗和武装袭击案件的高发地区。[7]中印在维护印度洋国际能源通道安全上存在共同利益，各种形式的合作途径正在探索之中。2003年，中印举行了首次海上搜救联合演习；2005年，中印海军在印度洋北部海区举行了联合搜救演习；2007年新加坡的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上，中印与其他12个国家的15艘军舰参加了多边海上演习。
其次，中印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是中印次区域经济合作。由于地缘临近，以及产业链上的代差，中国西部地区与印度东北部地区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力巨大。在印度国内，印度一些学者开始批评印度“东向”政策是没有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向东”，认为印度东北部地区地缘上与缅甸、孟加拉、中国链接的优势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新的形势下，以印度东北部为重要参与方的次区域合作存在巨大提升空间。2013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共同倡议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也符合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也是中国在西南方向重要的平台。然而，鉴于东部边界在中印关系中的敏感性，以及印度东北地区与中国西南地区在陆地上实际隔离的状态，建立经济走廊仍需细致考虑经济、安全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
再次，中印在亚太进行战略合作的延伸领域是如何处理中印双方在东南亚国家存在和影响力的重合性。不可否认，印度在历史上与东南亚国家存在长期的商业和文化联系，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东向”政策更加强了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然而，近年来印度对东南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参与，以及有意无意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参与”，加剧了中国对印度在该领域战略意图的担忧。中印双方在东南亚需要更清晰的战略框架设计。
南亚次区域层次下
的中印战略合作
在南亚，中印战略合作的核心是要恰当处理“中—印—邻”关系。鉴于印度长期处于南亚的中心，加之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战略单元，具有自身的相对封闭性，因而南亚在地区架构上呈现出明显的失衡性和断裂性特征。这种失衡性主要表现于：首先，在安全上，南亚国家的安全考虑都是以印度为主要相关方（除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分治时期）；其次，在经济上，如果没有印度的过境许可，其他国家之间发展双边贸易将不得不面对高昂的运输成本。而断裂性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安全和制度设计上，南亚出现了印度以东和巴基斯坦以西两大阵营经济融合上的断裂，以及官方交往与非官方人员融合的严重脱节。
地区结构上的失衡性和断裂性也从根本上框定了南亚各国与印度这个“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综合考虑政治、经贸上对印度的依存程度，可以大致将南亚其他国家与印度间的关系分成三类：一类是喜马拉雅山区王国的尼泊尔和不丹。由于地缘、历史和经济原因，印度在尼、不两国外交权重中占据优先和特殊位置，两国在对外贸易上严重依赖印度，同时长期以来印度都掌管不丹的对外事务；第二类国家是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印度对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经济上，虽然孟、斯两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欧，但印度是其最重要的进口国之一，同时在进口对象国上似乎总无意识地在印度与中国之间进行一种选择与平衡；第三类是南亚次大陆西线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受印度与巴基斯坦政治关系的影响，阿、巴与印度的经济联系很弱。印巴地理上隔离，而巴是阿富汗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印度对阿富汗的主要经济影响只表现为经济和发展援助。
南亚各国与印度的关系也影响了“中—印—邻”关系的最终形成。对于第一类国家而言，尼泊尔和不丹具有一定的“印度后院”色彩。“印度从英印政府继承下来的与尼、不的条约关系具有依附与合作相结合的特点。印度以向小王国提供经济援助与合作，来达到使其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依附与从属的目的。”[8]在战略考虑上，尼泊尔和不丹有很强的防止中国“南下”的意图。虽然尼泊尔提出更愿意成为中印之间的“贸易纽带”，而不丹近年也开始与中国走进，但在这类“缓冲区”性质国家上，中印两国较难合作。
对于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而言，两者努力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以便从中印崛起的过程中均受益。对于中国在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存在，印度是较为敏感和担忧的。同时，对印度而言，其与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关系逐渐形成外交地方化趋势，如印度南部的泰米尔那度邦就在印度与斯里兰卡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类国家上，中印存在合作的空间，特别是在战略意图沟通方面。
对“中—印—邻”而言，巴基斯坦因素仍是印度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而巴基斯坦因素又与中印信任赤字间接相关。当然中印双方均认识到，巴基斯坦的稳定符合中印的共同利益。在此前提下，中印在阿富汗战后经济社会重建上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美军撤出之后，地区大国对区域稳定的作用是更直接的。 就中印在南亚次区域的战略合作而言，关键是彼此战略边界的划定。对印度而言，对于其视为“缓冲区”的尼泊尔和不丹，中国在此不论是经济存在还是政治存在，印度都认为是危险的；对于其视为“摇摆性和两面性”国家的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中国在此区域的经济存在是被印度所接受的，但中国的所谓战略和安全存在是印度所不允许的；对于巴基斯坦而言，印度可能更希望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来帮助稳定阿富汗局势。
结 论
就中国大周边外交框架下的中印战略合作而言，在三个层次上，存在战略合作效用递减现象。其中，中印在全球层次的战略合作空间巨大，共同利益诸多；在亚太层次，中印战略合作的关键是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评估，对中印彼此而言，都有一个相互适应与塑造的过程；而在南亚次区域层次，由于印度对该区域的敏感系数很高，因而这其实涉及一个“中—印—邻”关系模式问题。
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中印战略合作也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首先是中印间长期存在的信任赤字和战略互信不足；其次，双方在对方外交棋盘上的权重存在差异性。对于印度而言，中国是其融入亚洲最重要的一环。“在印度的亚太战略中，中国是印度要追赶的目标。”[9]而对中国而言，更关注的可能是与美国这个全球霸权之间的关系。
在未来，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中印战略合作也存在一些潜在亮点。如中印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地理区域存在扩大空间，可以从南亚扩大到东南亚；而在经济政策的协调上，全球层面与国内经济政策层面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协调与沟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见2005、2006、2008、2010 年中印签署的联合声明或公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
[2]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2： 10.
[3]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2： 15.
[4] Sandeep Diskhit， Beijing to hold the first ever India-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The Hindu， [2011-09-24].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beijing-to-hold-first-ever-indiachina-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article2480467.ece
[5] Peter Ford， Incursion or Fair Play？ Chinese， Indian troops Face off along Disputed Border，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3-05-02].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3/0503/Incursion-or-fair-play-Chinese-Indian-troops-face-off-along-disputed-border
[6] [德]德克·梅斯纳，[英]约翰·汉弗莱. 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6）：7.
[7] 转引自王历荣. 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J].南亚研究， 2009（3）：52.
[8] 孙士海. 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64.
[9] 杨晓萍，吴兆礼. 印度的亚太战略[J]//周方银主编. 大国的亚太战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亚洲，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和印太大国的作用被美国重新发现和定义，印度战略地缘平衡手特性也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展开得到强化。就印度而言，一方面，外交中“战略自主”的传统使其对美国的要求显得有所节制和保留；另一方面，现实中印度的“东向”政策与中国向西发展在战略空间上形成重叠，这使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存在有所担心和疑虑，印度国内部分战略认识也强调不能忽视中印关系中的竞争性。
然而，就中印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而言，双方均强调中印关系的合作性和战略非冲突性，辛格总理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将不会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反对中国”。2013年，中印两国总理实现了60年的首次年内互访，这是中印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印双方均同意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水平”，并在经济、防务、边界和跨境河流等问题上达成了系列共识。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中印双边关系也已经超越了两国和地缘政治的范畴，具有了全球战略意义。在10月份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中，习近平主席更是强调“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那么，就中印而言，应如何将其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大框架之下，来理解这种立体性的战略协作呢？
中印战略合作的
原则、基础与目标
一般而言，所谓“战略合作”，即重大的、在相对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合作关系。“战略合作”最基本的原则是不直接针对对方、不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由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印度也长期强调外交中的战略自主性，中印“战略合作”还内嵌着“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即“不影响各自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1]作为均处于上升轨道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印“战略合作”的重要目标仍主要是促进战略理解和沟通，为彼此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
“战略合作”的达成也依赖于对彼此的认知。就中国而言，对印度的战略判断大致包括：首先，在一段时间内，主要仍是一个南亚强国，且处于南亚次大陆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其次，印度正在成长为一支重要的亚太力量，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再次，由于中印在发展进程中存在时间差，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主要压力和牵制性力量不来自印度，中印反而在全球层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就印度而言，虽然目前在对华认知的某些层面仍存在差异，但较一致的认识包括，“鉴于贸易上与中国的逆差，印度不应高估自身与中国谈判的能力，对中国的政策应努力在竞争与合作间谋求一种平衡”。[2]在未来的权力结构中，美国是第一层，仍是主导性领导力量；而印度将与中国同时上升，成为第二层。[3]
战略评估上的一致性促进了中印“战略合作关系”的达成。2005年，在并不十分有利的舆论环境下，中印两国政府决定建立两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就全面扩大双方在各个领域友好互利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06年，两国确立了中印合作的“十项战略”，决定在机制、经贸、防务、边界、跨边境联系与合作、科技和人文等多个领域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1年，中印两国开启了“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就世界经济形势、各自国内经济形势及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深入交换了看法，“这为双方在具体议题上的合作扫清障碍”。[4]2013年4月，中印在西段边界发生“帐篷对峙”事件后，两国通过边界事务磋商和协调等机制，及时通过双方外交部和当地边防军等进行会谈和交涉，有效阻止事件升级。[5]当前，中印两国领导人均将中印关系升级为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各自外交议程中的位置稳步提升。
如果将中印战略合作置于中国大周边外交的框架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全球层次，二是亚太地区层次，三是南亚次区域层次。其中亚太地区层次的战略合作最为复杂。
全球层次下的中印战略合作
随着全球权力结构的大变革，中印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上，中印两国努力争取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地位、作用和发言权，努力重构“非西方模式”的战略合作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亮点。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印财金对话机制轮流在两国举行，至今已举行了五次。同时，作为新兴国家，中印两国积极倡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和金融秩序。G20的出现，不仅表明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而且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已经从世界的边缘走入世界中心舞台。
在全球气候谈判上，两国利益“大同小异”，在历届气候变化大会上也“求同存异”。作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印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利益“大同小异”，同时具有内部和外部双重动力。在外部，面对发达国家的压力，中印两国需要协调彼此立场，共同要求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内部，中印需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需要借机实现产业升级。这是中印两国在气候问题上必须面对的现实，也表明中印利益的趋同特征具有长期性。
在能源安全上，中印既面临着同样的能源困境，又在稳定国际能源价格和保护能源通道安全上存在共同利益。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中印有维持能源价格稳定的共同利益，应尽力缓和两国间的资源竞争和冲突。2005年，中印《联合声明》中提出要推动能源合作，而重点就是要鼓励两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在第三国合作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作为体量庞大的国家，中印除了在操作上注意规避两败俱伤的后果外，更重要的是要共同推动世界能源市场的稳定，从更长远角度实现能源安全。
在全球治理中，中印的作用正逐步上升。中印“亚洲发动机”式的崛起带来的挑战可以在以下两个维度被感知，一是由于中国和印度提供了不同的发展选择，因此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面临着挑战；二是中印崛起对全球权力格局带来的系列影响。[6]如果多极权力格局成为现实，那么相应地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权力的分配就必须逐渐趋于均衡。在这种情境下，中印将是综合性全球治理架构建立过程中的关键推手。 亚太地区层次下
的中印战略合作
在亚太地区，中印进行战略合作的首要区域应该集中在印度洋。虽然长期以来，印度视印度洋为其“内湖”，然而至今，印度洋航线安全的保障主要仍由美国提供。印度实力的上升、对海军投入的增加，以及中国在印度洋参与的增多，从本质上并没有挑战美国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
首先，就印度洋地区的能源通道航道安全而言，在未来，推动印度洋地区海上通道安全的多边合作仍是最基本的思路。在中印之间，可初步建立海洋恐怖活动的联合预警机制，进行信息交流。同时加强与有关国家海上安全磋商与对话，进一步制订或完善有关海上安全的具体规则和操作程序，努力促成印度洋地区国家就保护海上通道合作达成总体框架。框架应包括基本海事合作（如联合搜救的界定和行动、反海盗巡逻和行动、举行海上安全研讨会、召开印度洋地区论坛），高级海事合作（如成立联合保护海上通道部队、联合多边救灾行动、联手打击海盗）。
中印也可在反海盗上进行进一步的战略合作。目前，海盗行为和恐怖主义是对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最大的直接威胁。据统计，从1984年到2005年，全球3700多起海盗事件中，有500多起发生在印度洋上的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已经成为全球海盗和武装袭击案件的高发地区。[7]中印在维护印度洋国际能源通道安全上存在共同利益，各种形式的合作途径正在探索之中。2003年，中印举行了首次海上搜救联合演习；2005年，中印海军在印度洋北部海区举行了联合搜救演习；2007年新加坡的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上，中印与其他12个国家的15艘军舰参加了多边海上演习。
其次，中印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是中印次区域经济合作。由于地缘临近，以及产业链上的代差，中国西部地区与印度东北部地区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力巨大。在印度国内，印度一些学者开始批评印度“东向”政策是没有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向东”，认为印度东北部地区地缘上与缅甸、孟加拉、中国链接的优势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新的形势下，以印度东北部为重要参与方的次区域合作存在巨大提升空间。2013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共同倡议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也符合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也是中国在西南方向重要的平台。然而，鉴于东部边界在中印关系中的敏感性，以及印度东北地区与中国西南地区在陆地上实际隔离的状态，建立经济走廊仍需细致考虑经济、安全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
再次，中印在亚太进行战略合作的延伸领域是如何处理中印双方在东南亚国家存在和影响力的重合性。不可否认，印度在历史上与东南亚国家存在长期的商业和文化联系，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东向”政策更加强了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然而，近年来印度对东南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参与，以及有意无意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参与”，加剧了中国对印度在该领域战略意图的担忧。中印双方在东南亚需要更清晰的战略框架设计。
南亚次区域层次下
的中印战略合作
在南亚，中印战略合作的核心是要恰当处理“中—印—邻”关系。鉴于印度长期处于南亚的中心，加之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战略单元，具有自身的相对封闭性，因而南亚在地区架构上呈现出明显的失衡性和断裂性特征。这种失衡性主要表现于：首先，在安全上，南亚国家的安全考虑都是以印度为主要相关方（除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分治时期）；其次，在经济上，如果没有印度的过境许可，其他国家之间发展双边贸易将不得不面对高昂的运输成本。而断裂性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安全和制度设计上，南亚出现了印度以东和巴基斯坦以西两大阵营经济融合上的断裂，以及官方交往与非官方人员融合的严重脱节。
地区结构上的失衡性和断裂性也从根本上框定了南亚各国与印度这个“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综合考虑政治、经贸上对印度的依存程度，可以大致将南亚其他国家与印度间的关系分成三类：一类是喜马拉雅山区王国的尼泊尔和不丹。由于地缘、历史和经济原因，印度在尼、不两国外交权重中占据优先和特殊位置，两国在对外贸易上严重依赖印度，同时长期以来印度都掌管不丹的对外事务；第二类国家是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印度对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经济上，虽然孟、斯两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欧，但印度是其最重要的进口国之一，同时在进口对象国上似乎总无意识地在印度与中国之间进行一种选择与平衡；第三类是南亚次大陆西线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受印度与巴基斯坦政治关系的影响，阿、巴与印度的经济联系很弱。印巴地理上隔离，而巴是阿富汗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印度对阿富汗的主要经济影响只表现为经济和发展援助。
南亚各国与印度的关系也影响了“中—印—邻”关系的最终形成。对于第一类国家而言，尼泊尔和不丹具有一定的“印度后院”色彩。“印度从英印政府继承下来的与尼、不的条约关系具有依附与合作相结合的特点。印度以向小王国提供经济援助与合作，来达到使其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依附与从属的目的。”[8]在战略考虑上，尼泊尔和不丹有很强的防止中国“南下”的意图。虽然尼泊尔提出更愿意成为中印之间的“贸易纽带”，而不丹近年也开始与中国走进，但在这类“缓冲区”性质国家上，中印两国较难合作。
对于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而言，两者努力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以便从中印崛起的过程中均受益。对于中国在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存在，印度是较为敏感和担忧的。同时，对印度而言，其与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关系逐渐形成外交地方化趋势，如印度南部的泰米尔那度邦就在印度与斯里兰卡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类国家上，中印存在合作的空间，特别是在战略意图沟通方面。
对“中—印—邻”而言，巴基斯坦因素仍是印度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而巴基斯坦因素又与中印信任赤字间接相关。当然中印双方均认识到，巴基斯坦的稳定符合中印的共同利益。在此前提下，中印在阿富汗战后经济社会重建上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美军撤出之后，地区大国对区域稳定的作用是更直接的。 就中印在南亚次区域的战略合作而言，关键是彼此战略边界的划定。对印度而言，对于其视为“缓冲区”的尼泊尔和不丹，中国在此不论是经济存在还是政治存在，印度都认为是危险的；对于其视为“摇摆性和两面性”国家的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中国在此区域的经济存在是被印度所接受的，但中国的所谓战略和安全存在是印度所不允许的；对于巴基斯坦而言，印度可能更希望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来帮助稳定阿富汗局势。
结 论
就中国大周边外交框架下的中印战略合作而言，在三个层次上，存在战略合作效用递减现象。其中，中印在全球层次的战略合作空间巨大，共同利益诸多；在亚太层次，中印战略合作的关键是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评估，对中印彼此而言，都有一个相互适应与塑造的过程；而在南亚次区域层次，由于印度对该区域的敏感系数很高，因而这其实涉及一个“中—印—邻”关系模式问题。
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中印战略合作也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首先是中印间长期存在的信任赤字和战略互信不足；其次，双方在对方外交棋盘上的权重存在差异性。对于印度而言，中国是其融入亚洲最重要的一环。“在印度的亚太战略中，中国是印度要追赶的目标。”[9]而对中国而言，更关注的可能是与美国这个全球霸权之间的关系。
在未来，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中印战略合作也存在一些潜在亮点。如中印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地理区域存在扩大空间，可以从南亚扩大到东南亚；而在经济政策的协调上，全球层面与国内经济政策层面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协调与沟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见2005、2006、2008、2010 年中印签署的联合声明或公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
[2]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2： 10.
[3]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2： 15.
[4] Sandeep Diskhit， Beijing to hold the first ever India-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The Hindu， [2011-09-24].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beijing-to-hold-first-ever-indiachina-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article2480467.ece
[5] Peter Ford， Incursion or Fair Play？ Chinese， Indian troops Face off along Disputed Border，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3-05-02].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3/0503/Incursion-or-fair-play-Chinese-Indian-troops-face-off-along-disputed-border
[6] [德]德克·梅斯纳，[英]约翰·汉弗莱. 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6）：7.
[7] 转引自王历荣. 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J].南亚研究， 2009（3）：52.
[8] 孙士海. 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64.
[9] 杨晓萍，吴兆礼. 印度的亚太战略[J]//周方银主编. 大国的亚太战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