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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奉调紧急进京
自1966年8月18日起,至同年11月26日止,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共八次,累计达1100万人。这八次检阅,起到了使文革急剧升温而达到狂热地步的作用,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财,使全国的铁路运输陷入极大的混乱,把北京市搅成了一锅粥,天真的红卫兵们吃苦遭罪更是令人心疼。
我于11月12日奉调紧急进京,临时参与红卫兵受阅的基层组织指挥工作,直到当月25、26日连续两天的第八次大检阅结束,历时半个月有余,赶上了一个尾巴。当时,受阅的红卫兵被编为若干个师,师以下有团、营、连、排。我的差使是充当一个团的政委,团部设在东直门外大道与三环路交叉处的地质仪器厂。所谓团部,其实只有几个人,大家分任正副团长、正副政委之类的角色。只有一间大房子,几块铺板搁成床铺,一张桌子,一部手摇电话。下面营、连、排干部,都是我们一个单位来的。连、排干部最辛苦,他们不分昼夜,和红卫兵滚在一起,住处都在礼堂、教室之类的地方,成排的地铺,每处容纳几十人到二三百人不等。红卫兵们忽来忽去,忽多忽少,没有班长,由排长直接管理。排长永远弄不清本排有多少人,哪怕只是当天的人数。所以,上边每每发一张表下来统计人数,只好估计一个数字上报。我们一行刚到北京的时候,恰逢第七次大检阅的次日,当务之急,是把已经受阅的红卫兵送上火车,让他们离京。许多人不肯走,理由是“舍不得离开毛泽东”、“还想见见毛主席”,真是没办法,唯有连劝带哄。有些娃娃,今天把他们送走了,过两天又来了,这个连把他们送走了,在另外一个连又出现了,不少红卫兵逗留在北京,一连参加过好几次检阅,因为被淹没在人山人海里,压根就不曾见到“心中的红太阳”一眼,白白地吃了很多苦。更主要的是回去无法交代,倘若有人问:“见到毛主席了吧?”怎么说呢!因此,这些红卫兵临走时,把小嘴撅得老高,甚至大声嚎哭。
那时候,全北京都成了免费的大旅馆、大饭店。为了接待好“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红卫兵”,机关干部、学校老师、医务人员、服务行业的职工、胡同里的大爷大娘,以及一切可以动员起来的人们,几乎从天亮到夜深,马不停蹄,忙得一塌糊涂。前几次检阅,是大热天,安排住宿还好办些;后几次检阅,气候由秋凉进入初冬,接待几百万人,需要紧急筹措草垫、褥子、被子、枕头、床单等等,把这些东西采购到手,运到各片,再分发到点上,把铺盖安排好,一处处检查落实。购置这些东西,很快将北京的库存掏空,只好兵分数路,派人开着大车到各地采买。最大的难题是在十天半个月内搞到数以百万计的被褥,连买带“借”,远不能满足需求,只好突击加工。至于吃饭,红卫兵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馒头烙饼,大桶里的热汤,随意取食,不要粮票,不须付钱。为了保证白天的供应,各个点上都是连夜将熟食备好。不难想象,这食、宿二字,是何等巨大而细致的工作!至于八次大检阅接待红卫兵,究竟花了多少钱,无人知晓,也无人计较。
二、11月25日检阅
天寒了,地冻了,南方的孩子衣着单薄,对北京的气候不能适应,病号越来越多了。北京市做接待工作的基层服务人员,也被折腾得疲劳不堪了。中央陪同毛泽东检阅的一些年事已高的领导人,恐怕连毛泽东本人在內,一次复一次地连续几小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还须频频向下招手,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如果再经受逼人的冷气,凛冽的寒风,就格外力不胜任了。须知,这里面还有两个特别怕光又怕风的病秧子,一个是林彪,一个是江青。因此,大检阅该收场了,也不得不收场了! 11月24日中午,来了通知:当晚8时以前,在海淀区政府门口集合完毕,8时整出发,连夜进城;次日凌晨6时前在天安门广场及东长安街整好队列,待命接受检阅。通知指出,这是最后一次,要善始善终,组织好、管理好。要保证队伍不乱、不散、不发生伤亡事故。接通知后,火速召集营、连干部到团部开会,作了详细的布置,立即分头去抓落实。其间,师长刘善本(此人原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解放战争初期驾机起义到延安。当时是空军学院教育长,也被临时抽调出来带红卫兵,任师长)坐着一辆吉普,匆匆来到团部督促检查,又匆匆离去。后来听说,他在文革期间自杀了。
晚7时半左右,我们这个团按通知规定到达海淀区政府门口。这里是一条狭窄的斜街,东端由中关村以南的黄村入口,西端出口在北京大学院墙的西南角。时届隆冬节令,昼短夜长,天已大黑,只见人影幢幢,茫无头绪。我们几个带队的很恼火,有人骂道:“操蛋!偏要把人弄到这里集合,真是莫名其妙。”正在惶惑间,黑影里有人喊:“三团三团,三团来了没有?”我们正是三团,便也大声答道:“有!”“好的!等一会有汽车运送小将进城,分给你们团15辆,在黄村口子那里上车。”
说是“等一会”,竟从8点等到夜里1 2点多。10点左右,我把各营的干部召集到路边,要他们分别向连排长布置:时间长了,防止部队涣散,要稳住阵脚。此刻,红卫兵们并未感到疲倦,而是兴奋得很,只听得一片叽哩哇啦的欢声笑语,仿佛最幸福的时刻就要到来。汽车终于到了,即刻组织登车。按照事先的布置,应该是各营各连,对号上车,做到秩序井然,岂料事到临头,竟是一哄而上,原建制全打乱了。没有办法,只好面对现状,将错就错,每辆车上派两名干部负责,也不分什么营、连、排长了。如果说是“长”,一律都成了“车长”。
车队像一条不见头尾的巨龙,在黑夜里前进,时走时停,速度极慢,也不知走的是哪条路,记不清拐了多少弯,直到东边天色发白,我看见了农展馆的屋顶,才恍然大悟:原来车队从海淀绕城而行,到了东三环。约莫凌晨6点,在建国门外下车。于是重新编队,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原地坐下,等待那个盼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好不容易,等到上午11点半,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大会终于开始了,大家哗啦一下站立起来,欢呼雀跃,热泪盈眶。那时马路两边每隔百米都有高音喇叭连接会场,天安门城楼上下的声响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乐曲过后,由康生主持大会。这回没有像往常那样先由林彪讲一通话,而是直接开始,只听得广场那边,犹如山呼海啸,震耳欲聋,又似万马奔腾,风云翻滚。我们所带的队伍,从建国门外向西行进,走几步,停一阵,走动的时间很短,停顿的时间很长。在难耐的等待中,我抽空沿路边挤到前面了解受阅队伍的行进速度,直至公安部大门东侧,一看,不得了!本来,游行队伍应当是依次前进,而在将要到达天安门广场之际,却是一窝蜂拥到金水桥前,仰视城楼,人人高喊万岁,人人都巴不得将毛泽东看个真切,人人都因为被热泪模糊了眼睛而看不真切。还有不少个头长得矮小的,年幼体弱的,被挤压在人群的夹缝里,连气都喘不上来。是故,天安门前形成了一个由数万人挤成一团的大疙瘩,在那里搅动,后面的队伍则急于前进,奋力冲压过来,恨不能立刻摧垮障碍,好占领金水桥头,一旦占领,马上又形成一团新的大疙瘩,赖在那里狂呼跳跃不休。这种胶着的态势,造成游行的进展极其缓慢,令人十分焦急。喇叭里不断传来康生的声音:“咳哼,小将们,不要停留,不要停留,咳哼,快走,快走,不要停留嘛,咳哼……”,陈伯达也急得不得了,连连说:“唧唧唧唧(这这这这),怎么办?怎么办?啊,小将们,快走快走,啊,唧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快走……”。
是日虽然天气晴朗,飕飕的西北风却吹得人们脸色发青,嘴唇发紫。寒冷、饥渴、疲劳,都不在话下,唯一的愿望,是快快奔向天安门,去沐浴人间的红太阳的光辉。只听得,北京站塔楼的钟声又一次敲响,举腕看表,已是下午4点,喇叭里响起周恩来的呼声:“小将们,前进啊,时候不早了,乘着太阳还没有落山,向西进军!”大家不由得举目观看,本能地将双眼眯成一条缝,太阳已经挂在西南的上空,将它那略带澄色的光芒斜射在千万人的脸上。此时,我们的队伍停滞在东单口,直到散会,未能前进一步。
《人民日报》报道,这次检阅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据我记忆,约有6个小时。因为散会之际,天色已经昏黄,长安街上只剩下一抹落日余辉。当喇叭里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为止”时,被堵塞在东长安街的百万红卫兵队伍一下子便瘫痪了。这些“小将”们,24日起床后,在各处活动了一天,当晚到各集合点乘车,连夜入城,25日凌晨进入游行编队序列,至此已达36小时之久,竟不曾到达会场,不光体力消耗殆尽,精神垮得更惨。其时,大片的人群身不由己地卧倒在场,捶胸顿足,辗转呻吟,或饮泣,或号啕,为没有能够见到毛泽东主席而悲伤不止。
怎么办?当务之急是把红卫兵们带回去休息。可是,汽车是管接不管送,回到住处全靠两条腿走路。我们召集各营的干部商量一下,决定由一部份干部把尚能支撑行走的红卫兵先带回住地,另一部分干部留下来收容实在走不动路的幼、弱、病、残人员。我是留下来搞收容的,全团共收容200余人,按照这些人所在营、连及住处,由收容干部分片包干,采用八仙过海的办法,将这些孩子送到“家”,强调一定负责到底,决不允许有一个被弃置街头。分派停当,各自行动。有幸运的,拦住了一辆什么汽车,跟司机说几句好话,司机肯帮忙,上车走了。也有的就地休息了一阵,待体力稍有恢复,便陆陆续续,一瘸一拐地走了。我和团部参谋负责的一小股,约十来个人,多是小家伙,属于瘸拐之列,走走歇歇,歇歇走走。目的地是东直门外左家庄。行走的路线是由东单向北,到东直门内大街再向东,出东直门不远便到,回团部也是顺路,这是分工时别人对我的照顾。麻烦的是,内中有个男孩,才15岁,发了高烧,根本不能走路,需要人背,这个苦差使当然由我和参谋两个人分担。说实在的,我那时早已疲劳不堪,身上背个几十斤重的孩子,一边打熬着走路,一边还要作宣传鼓动,说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不到说出这最后一句,已经气喘吁吁,口干舌燥,嗓子眼里像着了火一般。参谋在旁接着鼓动道:“小将们,别怕苦,想想长征两万五!小将们,莫嫌累,学习英雄董存瑞!”别看,当时来这么几句还真顶用,红卫兵们的精神即刻为之一振,齐声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不怕苦,不怕累!”就这样,苦中有乐,以苦为乐,终于到达住地。我和参谋又找到医疗站,请医生给那发高烧的孩子打针吃药,喂了开水。回到团部,已是26日拂晓,顾不上别的,立即扑向床铺,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三、11月26日的检阅
清晨7点半,我被人唤醒,因为接到上级紧急通知,今天继续检阅,要求在中午12点以前,将队伍带到指定地点。现在要赶快派人到师部,由师里带领各团的人一起去现场看地形,划分受阅的位置。通知还规定了几条铁的纪律,大意是:出发前清点人数,编好队列,要固定各人在各队列里的位置,不得随意颠倒顺序,不得中途插入非编人员;抵现场后,严格按照既定的位置摆好队伍,待命受阅,人员不得随意走动,不允许闲散人员进入本部队范围;各级干部要坚守岗位,认真管好所属队伍,尤其在检阅开始时和进行中,一定要保持队形严整,秩序井然;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万一发生意外的情况,要稳住队伍,听从统一指挥。听到上述通知,大家的困乏顿时一扫而光,立即蹦了起来,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去。预感告诉我们:这一回,八成是真的要见到毛主席了,责任重大,丝毫马虎不得!
中午12点以前,准时将队伍带进指定的位置摆好。尤其幸运的是,我们团被安排在天安门东侧,面对劳动人民文化宮大门。毛主席这次是乘敞篷车检阅,汽车从劳动人民文化宮出来,我们恰好瞻仰他的正面,汽车在我们的队前向西拐,又能从容看他的侧面,而且持续观看的时间比处在其它位置要长得多,这真是大喜过望的事。我身后的红卫兵们,一片叽叽喳喳,犹如万鸟和鸣,更有阵阵歌声,此起彼伏,高唱入云。今天的情绪之高涨,秩序之良好,与昨日相比,判若两种境界,两个极致。
下午两点半,检阅开始了。喧闹的天安门广场很快寂静下来,唯有《东方红》乐曲在天际回响。人们个个凝神屏息,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有的还张开嘴巴,专注着目标出现,生怕有一丝的干扰,生怕错过即便是一刹那的机会。
轰然一声,广场沸腾了,我的身边,我的周围,我所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四面八方,一齐掀起沸腾的巨浪。在文革初期,人们对“沸腾”二字,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我也是如此,从报纸上、从广播里、从电影中,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然而在此时此地,身临其境,才真正感受到它铺天盖地的磅礴气势,排山倒海的万钧力量。我敢打赌,从古到今,不曾出现过这样的沸腾,从今而后,也不会再现这样的沸腾,唯有我和与我同处于那个神魂颠倒的年代的人,才会有这种浸透了全身每一个细胞、震颤着全身每一根神经的感受。
我的眼神,明亮了又模糊,模糊了又明亮,竟然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毛泽东出现了,他以伟岸的身躯,巍然矗立在吉普车正中,缓慢而平稳地出现了,过来了。我定了定神,首先注视他的面容,我发现,他的面容并不像报纸上渲染的那么“红润”,反而有些苍白,不过“神采奕奕”却是不假,那神采,确乎是足以慑服万民之心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神采。再看他的着装,草绿色的军帽,比军帽颜色略浅的军大衣,双排钮扣;挺拔修长,越发显出他的身材魁梧,具有统帅风度。再看他的双手,一双硕大而肥厚的手,右手上举,频频摇动,向欢呼的人群致意,左手握在一根金属横杆上,支撑着身体的重心。我想,天气很冷,那横杆一定是冰凉的,七十多岁的人了,该给他戴副手套保暖才是。也许,在万众之中,他就是要显出不畏寒冷的气概。
毛泽东的检阅车行驶在车队的最前面,汪东兴坐在司机身旁。在屹立着的毛泽东两侧,左边坐着叶剑英,右边坐着谢富治。身后还坐着两人,不认识是谁,大概是警卫。当汽车在我们前面将要拐弯向西之际,东侧的队伍里突然窜出一个手握相机的人,躬身将镜头对着汽车拍照,估计是个记者。这唐突的举动惹恼了叶剑英,只见他迅速挥臂驱逐,同时怒吼道:“让开!”那人吃了一惊,顾不得拍照,连忙缩了回去。
第二辆车上是林彪,然后依次是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以及几位老帅。引我注意的是刘少奇。他木然站在车上,脸面毫无表情,双目正视前方,双手扶住横杆,没有向两边的群众招手,只是默默地随着车队前进。他是不得不陪同决意打倒他的人为了把他打倒而发动群众以向他显示威力,这一点,他心里当然是清楚的,但他未必想到,这也是作为国家主席的他,最后一次向天安门广场告别。
车队过后,受阅的队伍便撤离现场。后来知道,这支队伍以天安门广场为起点,逶迤向西,一直延伸到西郊机场,又在机场绕场一周,约170万人。据《人民日报》报道,l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的第八次检阅,共参加250万人。听说,当检阅车队到达西郊机场绕场而行时,受阅的人群争先恐后,后排挤压前排,压死一些人,被踩伤的更多,一时,北京的各家医院都收容了红卫兵伤号。
回到团部,我忽然全身发冷,高烧近40℃,昏昏沉沉,动弹不得,当晚被送进紫竹院附近的空军医院。其实,这家医院也住进许多受伤的红卫兵,病房里加了不少床,简直是人满为患,医生护士忙得不可开交。第二天,外边天色已经黑了,病房里点着暗淡的灯光。我高烧未退,前额压着冰袋,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忽然有人大声嚷道:“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军委首长看你们来了!”同时灯光亮了起来。我睁眼看去,认得进来的是叶剑英,身后跟着吴法宪等几个人。叶剑英站在病房中间,用他那厚重的客家话腔调向大家问好,说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吴胖子憨态可掬,只是频频点头,同时举起一只肥厚的手在空气中抓了两下,不曾开腔。接着,一行人便转身到别的病房去了。
(作者为河北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责任编辑殷之俊
自1966年8月18日起,至同年11月26日止,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共八次,累计达1100万人。这八次检阅,起到了使文革急剧升温而达到狂热地步的作用,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财,使全国的铁路运输陷入极大的混乱,把北京市搅成了一锅粥,天真的红卫兵们吃苦遭罪更是令人心疼。
我于11月12日奉调紧急进京,临时参与红卫兵受阅的基层组织指挥工作,直到当月25、26日连续两天的第八次大检阅结束,历时半个月有余,赶上了一个尾巴。当时,受阅的红卫兵被编为若干个师,师以下有团、营、连、排。我的差使是充当一个团的政委,团部设在东直门外大道与三环路交叉处的地质仪器厂。所谓团部,其实只有几个人,大家分任正副团长、正副政委之类的角色。只有一间大房子,几块铺板搁成床铺,一张桌子,一部手摇电话。下面营、连、排干部,都是我们一个单位来的。连、排干部最辛苦,他们不分昼夜,和红卫兵滚在一起,住处都在礼堂、教室之类的地方,成排的地铺,每处容纳几十人到二三百人不等。红卫兵们忽来忽去,忽多忽少,没有班长,由排长直接管理。排长永远弄不清本排有多少人,哪怕只是当天的人数。所以,上边每每发一张表下来统计人数,只好估计一个数字上报。我们一行刚到北京的时候,恰逢第七次大检阅的次日,当务之急,是把已经受阅的红卫兵送上火车,让他们离京。许多人不肯走,理由是“舍不得离开毛泽东”、“还想见见毛主席”,真是没办法,唯有连劝带哄。有些娃娃,今天把他们送走了,过两天又来了,这个连把他们送走了,在另外一个连又出现了,不少红卫兵逗留在北京,一连参加过好几次检阅,因为被淹没在人山人海里,压根就不曾见到“心中的红太阳”一眼,白白地吃了很多苦。更主要的是回去无法交代,倘若有人问:“见到毛主席了吧?”怎么说呢!因此,这些红卫兵临走时,把小嘴撅得老高,甚至大声嚎哭。
那时候,全北京都成了免费的大旅馆、大饭店。为了接待好“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红卫兵”,机关干部、学校老师、医务人员、服务行业的职工、胡同里的大爷大娘,以及一切可以动员起来的人们,几乎从天亮到夜深,马不停蹄,忙得一塌糊涂。前几次检阅,是大热天,安排住宿还好办些;后几次检阅,气候由秋凉进入初冬,接待几百万人,需要紧急筹措草垫、褥子、被子、枕头、床单等等,把这些东西采购到手,运到各片,再分发到点上,把铺盖安排好,一处处检查落实。购置这些东西,很快将北京的库存掏空,只好兵分数路,派人开着大车到各地采买。最大的难题是在十天半个月内搞到数以百万计的被褥,连买带“借”,远不能满足需求,只好突击加工。至于吃饭,红卫兵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馒头烙饼,大桶里的热汤,随意取食,不要粮票,不须付钱。为了保证白天的供应,各个点上都是连夜将熟食备好。不难想象,这食、宿二字,是何等巨大而细致的工作!至于八次大检阅接待红卫兵,究竟花了多少钱,无人知晓,也无人计较。
二、11月25日检阅
天寒了,地冻了,南方的孩子衣着单薄,对北京的气候不能适应,病号越来越多了。北京市做接待工作的基层服务人员,也被折腾得疲劳不堪了。中央陪同毛泽东检阅的一些年事已高的领导人,恐怕连毛泽东本人在內,一次复一次地连续几小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还须频频向下招手,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如果再经受逼人的冷气,凛冽的寒风,就格外力不胜任了。须知,这里面还有两个特别怕光又怕风的病秧子,一个是林彪,一个是江青。因此,大检阅该收场了,也不得不收场了! 11月24日中午,来了通知:当晚8时以前,在海淀区政府门口集合完毕,8时整出发,连夜进城;次日凌晨6时前在天安门广场及东长安街整好队列,待命接受检阅。通知指出,这是最后一次,要善始善终,组织好、管理好。要保证队伍不乱、不散、不发生伤亡事故。接通知后,火速召集营、连干部到团部开会,作了详细的布置,立即分头去抓落实。其间,师长刘善本(此人原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解放战争初期驾机起义到延安。当时是空军学院教育长,也被临时抽调出来带红卫兵,任师长)坐着一辆吉普,匆匆来到团部督促检查,又匆匆离去。后来听说,他在文革期间自杀了。
晚7时半左右,我们这个团按通知规定到达海淀区政府门口。这里是一条狭窄的斜街,东端由中关村以南的黄村入口,西端出口在北京大学院墙的西南角。时届隆冬节令,昼短夜长,天已大黑,只见人影幢幢,茫无头绪。我们几个带队的很恼火,有人骂道:“操蛋!偏要把人弄到这里集合,真是莫名其妙。”正在惶惑间,黑影里有人喊:“三团三团,三团来了没有?”我们正是三团,便也大声答道:“有!”“好的!等一会有汽车运送小将进城,分给你们团15辆,在黄村口子那里上车。”
说是“等一会”,竟从8点等到夜里1 2点多。10点左右,我把各营的干部召集到路边,要他们分别向连排长布置:时间长了,防止部队涣散,要稳住阵脚。此刻,红卫兵们并未感到疲倦,而是兴奋得很,只听得一片叽哩哇啦的欢声笑语,仿佛最幸福的时刻就要到来。汽车终于到了,即刻组织登车。按照事先的布置,应该是各营各连,对号上车,做到秩序井然,岂料事到临头,竟是一哄而上,原建制全打乱了。没有办法,只好面对现状,将错就错,每辆车上派两名干部负责,也不分什么营、连、排长了。如果说是“长”,一律都成了“车长”。
车队像一条不见头尾的巨龙,在黑夜里前进,时走时停,速度极慢,也不知走的是哪条路,记不清拐了多少弯,直到东边天色发白,我看见了农展馆的屋顶,才恍然大悟:原来车队从海淀绕城而行,到了东三环。约莫凌晨6点,在建国门外下车。于是重新编队,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原地坐下,等待那个盼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好不容易,等到上午11点半,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大会终于开始了,大家哗啦一下站立起来,欢呼雀跃,热泪盈眶。那时马路两边每隔百米都有高音喇叭连接会场,天安门城楼上下的声响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乐曲过后,由康生主持大会。这回没有像往常那样先由林彪讲一通话,而是直接开始,只听得广场那边,犹如山呼海啸,震耳欲聋,又似万马奔腾,风云翻滚。我们所带的队伍,从建国门外向西行进,走几步,停一阵,走动的时间很短,停顿的时间很长。在难耐的等待中,我抽空沿路边挤到前面了解受阅队伍的行进速度,直至公安部大门东侧,一看,不得了!本来,游行队伍应当是依次前进,而在将要到达天安门广场之际,却是一窝蜂拥到金水桥前,仰视城楼,人人高喊万岁,人人都巴不得将毛泽东看个真切,人人都因为被热泪模糊了眼睛而看不真切。还有不少个头长得矮小的,年幼体弱的,被挤压在人群的夹缝里,连气都喘不上来。是故,天安门前形成了一个由数万人挤成一团的大疙瘩,在那里搅动,后面的队伍则急于前进,奋力冲压过来,恨不能立刻摧垮障碍,好占领金水桥头,一旦占领,马上又形成一团新的大疙瘩,赖在那里狂呼跳跃不休。这种胶着的态势,造成游行的进展极其缓慢,令人十分焦急。喇叭里不断传来康生的声音:“咳哼,小将们,不要停留,不要停留,咳哼,快走,快走,不要停留嘛,咳哼……”,陈伯达也急得不得了,连连说:“唧唧唧唧(这这这这),怎么办?怎么办?啊,小将们,快走快走,啊,唧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快走……”。
是日虽然天气晴朗,飕飕的西北风却吹得人们脸色发青,嘴唇发紫。寒冷、饥渴、疲劳,都不在话下,唯一的愿望,是快快奔向天安门,去沐浴人间的红太阳的光辉。只听得,北京站塔楼的钟声又一次敲响,举腕看表,已是下午4点,喇叭里响起周恩来的呼声:“小将们,前进啊,时候不早了,乘着太阳还没有落山,向西进军!”大家不由得举目观看,本能地将双眼眯成一条缝,太阳已经挂在西南的上空,将它那略带澄色的光芒斜射在千万人的脸上。此时,我们的队伍停滞在东单口,直到散会,未能前进一步。
《人民日报》报道,这次检阅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据我记忆,约有6个小时。因为散会之际,天色已经昏黄,长安街上只剩下一抹落日余辉。当喇叭里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为止”时,被堵塞在东长安街的百万红卫兵队伍一下子便瘫痪了。这些“小将”们,24日起床后,在各处活动了一天,当晚到各集合点乘车,连夜入城,25日凌晨进入游行编队序列,至此已达36小时之久,竟不曾到达会场,不光体力消耗殆尽,精神垮得更惨。其时,大片的人群身不由己地卧倒在场,捶胸顿足,辗转呻吟,或饮泣,或号啕,为没有能够见到毛泽东主席而悲伤不止。
怎么办?当务之急是把红卫兵们带回去休息。可是,汽车是管接不管送,回到住处全靠两条腿走路。我们召集各营的干部商量一下,决定由一部份干部把尚能支撑行走的红卫兵先带回住地,另一部分干部留下来收容实在走不动路的幼、弱、病、残人员。我是留下来搞收容的,全团共收容200余人,按照这些人所在营、连及住处,由收容干部分片包干,采用八仙过海的办法,将这些孩子送到“家”,强调一定负责到底,决不允许有一个被弃置街头。分派停当,各自行动。有幸运的,拦住了一辆什么汽车,跟司机说几句好话,司机肯帮忙,上车走了。也有的就地休息了一阵,待体力稍有恢复,便陆陆续续,一瘸一拐地走了。我和团部参谋负责的一小股,约十来个人,多是小家伙,属于瘸拐之列,走走歇歇,歇歇走走。目的地是东直门外左家庄。行走的路线是由东单向北,到东直门内大街再向东,出东直门不远便到,回团部也是顺路,这是分工时别人对我的照顾。麻烦的是,内中有个男孩,才15岁,发了高烧,根本不能走路,需要人背,这个苦差使当然由我和参谋两个人分担。说实在的,我那时早已疲劳不堪,身上背个几十斤重的孩子,一边打熬着走路,一边还要作宣传鼓动,说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不到说出这最后一句,已经气喘吁吁,口干舌燥,嗓子眼里像着了火一般。参谋在旁接着鼓动道:“小将们,别怕苦,想想长征两万五!小将们,莫嫌累,学习英雄董存瑞!”别看,当时来这么几句还真顶用,红卫兵们的精神即刻为之一振,齐声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不怕苦,不怕累!”就这样,苦中有乐,以苦为乐,终于到达住地。我和参谋又找到医疗站,请医生给那发高烧的孩子打针吃药,喂了开水。回到团部,已是26日拂晓,顾不上别的,立即扑向床铺,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三、11月26日的检阅
清晨7点半,我被人唤醒,因为接到上级紧急通知,今天继续检阅,要求在中午12点以前,将队伍带到指定地点。现在要赶快派人到师部,由师里带领各团的人一起去现场看地形,划分受阅的位置。通知还规定了几条铁的纪律,大意是:出发前清点人数,编好队列,要固定各人在各队列里的位置,不得随意颠倒顺序,不得中途插入非编人员;抵现场后,严格按照既定的位置摆好队伍,待命受阅,人员不得随意走动,不允许闲散人员进入本部队范围;各级干部要坚守岗位,认真管好所属队伍,尤其在检阅开始时和进行中,一定要保持队形严整,秩序井然;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万一发生意外的情况,要稳住队伍,听从统一指挥。听到上述通知,大家的困乏顿时一扫而光,立即蹦了起来,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去。预感告诉我们:这一回,八成是真的要见到毛主席了,责任重大,丝毫马虎不得!
中午12点以前,准时将队伍带进指定的位置摆好。尤其幸运的是,我们团被安排在天安门东侧,面对劳动人民文化宮大门。毛主席这次是乘敞篷车检阅,汽车从劳动人民文化宮出来,我们恰好瞻仰他的正面,汽车在我们的队前向西拐,又能从容看他的侧面,而且持续观看的时间比处在其它位置要长得多,这真是大喜过望的事。我身后的红卫兵们,一片叽叽喳喳,犹如万鸟和鸣,更有阵阵歌声,此起彼伏,高唱入云。今天的情绪之高涨,秩序之良好,与昨日相比,判若两种境界,两个极致。
下午两点半,检阅开始了。喧闹的天安门广场很快寂静下来,唯有《东方红》乐曲在天际回响。人们个个凝神屏息,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有的还张开嘴巴,专注着目标出现,生怕有一丝的干扰,生怕错过即便是一刹那的机会。
轰然一声,广场沸腾了,我的身边,我的周围,我所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四面八方,一齐掀起沸腾的巨浪。在文革初期,人们对“沸腾”二字,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我也是如此,从报纸上、从广播里、从电影中,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然而在此时此地,身临其境,才真正感受到它铺天盖地的磅礴气势,排山倒海的万钧力量。我敢打赌,从古到今,不曾出现过这样的沸腾,从今而后,也不会再现这样的沸腾,唯有我和与我同处于那个神魂颠倒的年代的人,才会有这种浸透了全身每一个细胞、震颤着全身每一根神经的感受。
我的眼神,明亮了又模糊,模糊了又明亮,竟然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毛泽东出现了,他以伟岸的身躯,巍然矗立在吉普车正中,缓慢而平稳地出现了,过来了。我定了定神,首先注视他的面容,我发现,他的面容并不像报纸上渲染的那么“红润”,反而有些苍白,不过“神采奕奕”却是不假,那神采,确乎是足以慑服万民之心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神采。再看他的着装,草绿色的军帽,比军帽颜色略浅的军大衣,双排钮扣;挺拔修长,越发显出他的身材魁梧,具有统帅风度。再看他的双手,一双硕大而肥厚的手,右手上举,频频摇动,向欢呼的人群致意,左手握在一根金属横杆上,支撑着身体的重心。我想,天气很冷,那横杆一定是冰凉的,七十多岁的人了,该给他戴副手套保暖才是。也许,在万众之中,他就是要显出不畏寒冷的气概。
毛泽东的检阅车行驶在车队的最前面,汪东兴坐在司机身旁。在屹立着的毛泽东两侧,左边坐着叶剑英,右边坐着谢富治。身后还坐着两人,不认识是谁,大概是警卫。当汽车在我们前面将要拐弯向西之际,东侧的队伍里突然窜出一个手握相机的人,躬身将镜头对着汽车拍照,估计是个记者。这唐突的举动惹恼了叶剑英,只见他迅速挥臂驱逐,同时怒吼道:“让开!”那人吃了一惊,顾不得拍照,连忙缩了回去。
第二辆车上是林彪,然后依次是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以及几位老帅。引我注意的是刘少奇。他木然站在车上,脸面毫无表情,双目正视前方,双手扶住横杆,没有向两边的群众招手,只是默默地随着车队前进。他是不得不陪同决意打倒他的人为了把他打倒而发动群众以向他显示威力,这一点,他心里当然是清楚的,但他未必想到,这也是作为国家主席的他,最后一次向天安门广场告别。
车队过后,受阅的队伍便撤离现场。后来知道,这支队伍以天安门广场为起点,逶迤向西,一直延伸到西郊机场,又在机场绕场一周,约170万人。据《人民日报》报道,l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的第八次检阅,共参加250万人。听说,当检阅车队到达西郊机场绕场而行时,受阅的人群争先恐后,后排挤压前排,压死一些人,被踩伤的更多,一时,北京的各家医院都收容了红卫兵伤号。
回到团部,我忽然全身发冷,高烧近40℃,昏昏沉沉,动弹不得,当晚被送进紫竹院附近的空军医院。其实,这家医院也住进许多受伤的红卫兵,病房里加了不少床,简直是人满为患,医生护士忙得不可开交。第二天,外边天色已经黑了,病房里点着暗淡的灯光。我高烧未退,前额压着冰袋,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忽然有人大声嚷道:“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军委首长看你们来了!”同时灯光亮了起来。我睁眼看去,认得进来的是叶剑英,身后跟着吴法宪等几个人。叶剑英站在病房中间,用他那厚重的客家话腔调向大家问好,说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吴胖子憨态可掬,只是频频点头,同时举起一只肥厚的手在空气中抓了两下,不曾开腔。接着,一行人便转身到别的病房去了。
(作者为河北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