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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京钟山风景区曾经以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身份申报世界遗产，但未成功。其实，钟山更加符合《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文化景观遗产的申请标准，具备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潜质与条件。故而，分别论述了钟山的历史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并以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遗产价值评估体系为标准，总结出该遗产的核心价值，以从学术角度为将来钟山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提供一定理论支持，并促進对钟山风景区的景观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南京的知名度。
关键词：钟山;遗产价值;文化景观遗产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钟山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评估”（2018SJA0373）、南京艺术学院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钟山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评估”（XJ2016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钟山自公元前210年以“金陵王气”①所在见于史册，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被视为江南龙脉所在。它以“钟山龙蟠”的地理形胜庇护一方水土，孕育了“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山乃气之源，钟山是南京文化的根。在古代，都城墙依钟山而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玄武湖连为一体，构成优美的山水城林结构，并延续至今，在当代城市建设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钟山作为城中之山，与人的生活密切联系，产生了养生、修行、悟道、建寺、造园、祭祀、营建陵墓、修筑城墙等一系列有关联的人类活动，在历史上先后有多位封建帝王埋葬于此，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亦长眠于此，构成了集寺庙、道观、祭坛、园林、陵墓于一体的设计性、关联性文化景观。钟山文化景观遗产的构成因素极为庞杂，有反映民间信仰的蒋王庙，有灵谷寺、定林寺等佛教建筑，有祭祀天地的静坛与北郊坛，有体现风水与皇权的帝王、功臣陵墓，有文人归隐的诸多园林，又有民国时期的中央体育场（图1）、音乐台等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公共场所。由此可以看出钟山文化景观的横向跨度范围广，历史纵向跨度长，它反映着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相处的历史过程。
一、丰厚的历史积淀展现了
中华文明发展脉络
钟山文化景观所处地理位置为中国水路与陆路交通南北东西交汇之处，诸多文明因素在此汇聚，造就南京特有的文化特质，而钟山文化景观是这些文明的缩影。钟山文化遗产分布最为集中的时期为六朝、明代与民国时期，分别代表着封建社会的三个重要节点：六朝转型期、明代高峰期以及民国封建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期。这些历史遗迹的叠加与演变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变迁、封建文明的繁荣与崩塌、由“皇权至上”向“崇尚民权”的意识形态过渡，以及随着政治体制改变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融合。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六朝时期的文化呈现出这一转型时期的时代特点：社会思想自由狂放，学术领域流派纷呈，文化艺术兼容并蓄，科学技术开拓创新，佛教文化空前兴盛。所有这些特点在文化遗物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彰显六朝风采。”[1]目前钟山尚有史可考的六朝时期历史遗迹将近50处，遗迹类型包括陵墓、佛教遗址、道教遗址、祭坛遗址、园陵古迹等，体现了以定林寺遗址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蒋王庙为代表的民间信仰，以孙权墓为代表的皇家陵寝文化，以六朝坛类遗址为代表的东方礼仪文明，其中上定林寺是当时江左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名僧辈出。高僧僧祐在此完成了《出三藏记集》，被誉为“佛教史上一座永远照耀后世的丰碑”。六朝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活动于此，写就了《文心雕龙》这一巨著，对后世文学理论影响深远。又有太子岩，见证了昭明太子读书的文坛佳话。蒋王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宗教祭祀场所之一，反映了江南一带的民间信仰。钟山出土的六朝的诸多器物融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日益繁荣。
明代是封建文明的高潮时期，钟山上明代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当推明孝陵与明代功臣墓所构成的建筑群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封建皇权思想、忠君思想和风水思想。此外还有西北方向环山而建的明城墙，体现了古代建筑艺术与军事思想。明孝陵所体现的风水思想在世界遗产申报文本里有详细的表述：“明孝陵的选址不仅寄托了朱元璋与刘基、徐达、汤和等明代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的风水理念追求，而且还凝聚了东吴皇帝孙权、南朝刘宋君臣、梁代皇帝萧衍及高僧宝志的风水思想智慧，是近年来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结晶和整合，具有深刻的东方文化内涵和神秘的帝王陵寝设计思想。孝陵建筑思想中包含了道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因缘际会、儒家的礼治秩序，堪称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伟大杰作。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的产物，因此内容丰富，体系严密，影响深远。”[2-3]
民国时期钟山之上除了中山陵、民国名人墓、航空烈士公墓等陵墓与永慕庐、奉安纪念堂、温室、仰止亭等大量的纪念性建筑，还有图书馆、体育场、植物园等公共设施，不再像明清时期一样，将钟山列为禁区，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向公众呈现。建筑种类与景观特征向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体现着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民主自由的过渡。以中山陵为代表的建筑闪烁着中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体现。其中，中央体育场、音乐台等建筑至今仍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二、植被与人文共生的生态价值
钟山文化景观的生态价值体现为人、建筑、植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相互匹配，景观构成中植物与人的共生价值。在钟山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人与自然共生关系。冬季明孝陵石像路的一个瞬间深深打动了笔者（图2），雪后的植物、雕塑都统一在苍凉肃穆的冷白色调中，而此瞬间出现的红色人影，恰恰给环境以点缀，体现出人、植物、雕塑在自然中的和谐与匹配。同属明孝陵景区的东陵遗址（图3）则更加静谧，鲜有游客到访，残垣断壁与地表植被浑然一体，难分彼此，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植被在钟山文化景观的构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灵谷寺路、邮局路等钟山入口处道路均有大量植被的掩映，塑造了优美的环境氛围。 钟山文化景观的生态价值还体现在它是南京市区最重要的生态绿肺，其林地和湖泊对维护和改善南京城生态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享有天然氧吧、城市绿肺、母亲山等美誉。景观内若干小范围湖泊、水库、湿地、植物构成了丰富的森林生态系统。钟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在南京城市的绿化面积中占有很高的比重。钟山悠久的地质和文化历史孕育了众多的古树名木，成为钟山文化景观生态价值的重要载体。这些绿色植被对于南京市区的环境美化、噪声减弱、空气净化、滞尘吸收、气候调节等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钟山是人们休闲的场所，在不同的季节呈现不同的景致，人们愿意来到钟山享受大自然的宁静美，这些都体现了钟山文化景观对于城市的服务功能。
三、点景与布局所产生的美学价值
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有点景的绘画手法，通常先用大笔触或均匀的色彩进行大面积的色彩、形体布局，然后点缀舟楫、桥梁、庙宇、人物、动物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体，一起到点题之意，二取可游可居之意。而园林中也通常采取类似的造园手法，通过亭桥、植物、楼阁、石头等物件点缀要处，起到点景的作用。文化景观组合要素之间的构成，往往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比如钟山文化景观中位于中山陵与灵谷寺之间山坡上的流徽湖与流徽榭的绝妙组合（图4），湖面宽广宁静，融于山体之间，过于平淡，而因为有流徽榭的点缀，让普通的湖面变得特殊，产生了更好的视觉美感，带来的美学效应远大于原来的山水组合。
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美学价值是文化景观遗产的属性之一。如果将钟山文化景观作为一幅山水画来分析，需要巧妙构图、色彩渲染、布景点缀、赋予主题才能完美，那么鐘山三峰便是构图的主体，紫霞湖、琵琶湖、前湖穿插其中，明孝陵、中山陵是构图最生动的点睛之处，整个钟山的植被化作墨绿色底色，明孝陵主赭红、中黄之暖色，中山陵则为蓝白冷色调，灵谷寺、定林山庄、半山园、天堡城、僧塔林、美龄宫、音乐台、天文台等建筑点缀其中，自古至今人类一系列的养生、修行、悟道、建寺、造园、祭祀活动便是画的主题思想。构图、色彩、布景、主题俱全，形成美妙的画面。文化景观遗产的形成便如画作一样，是通过组合产生生动的画面，在自然物质形态的基础上通过人的活动形成的美学作品。钟山文化景观就是中国古人最原始、最朴素的美学思想的体现。人与自然、植物与建筑搭配之后产生成倍增加的效能。再如由法国梧桐组成的“美龄宫项链”（图5），初时植树只是沿路而种，并没有想到形成如今的“项链”效果。它是在万物生长的过程中，人与大自然互相的作用下产生的美妙景观，是人与自然联合创造美的典范。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产生恰是该景观触动观者的情感的那部分因素。
四、陵墓组合反映的风水及丧葬文化
钟山上的陵墓组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文化，在建蒋陵的过程中初见端倪，而后东晋王朝的几位帝王相继葬于此。明初孝陵的“三人合，穴遂定”、对应 “四象”的择址，以及营造过程中神道以北斗星形状出现的“法天象地”，使钟山的风水文化达到高潮。中山陵的修建是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延续。另外这些陵墓组合还反映了中国丧葬文化的发展。
中国帝王陵陪葬墓制度由来已久，帝王居中为尊，亲属、大臣在陵寝周围陪葬、守护。秦汉便有将皇陵余地赐亲属、功臣、将相陪葬的葬俗，汉高祖长陵以东葬有萧何、曹参、周勃、周亚夫、戚夫人等的墓葬。汉武帝茂陵以东司马道两侧，现存封土12座，据文献记载，“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平阳公主、金日磾、霍光、董仲舒、上官安、公孙弘、李延年、上官桀、敬夫人、京兆尹曹氏等”[4]。唐太宗昭陵周围，也葬有大量的皇亲国戚与文武大臣，已经确定墓主姓名和入葬时间的加起来达57座[5]。
明孝陵陵墓结构中太子居左，嫔妃居右，目前已经发现的有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等，对孝陵形成拱卫之势。明孝陵是中国传统皇权文化思想中居中为尊、皇权至上、尊卑有别、忠君思想等观念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中山陵周围也有大量的民国名人墓，如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墓、韩恢墓、范鸿仙墓、邓演达墓等，这种陵墓建筑的布局与中国的传统墓葬礼制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折射着中国古老的丧葬文化。
五、 列入世界遗产所依据的标准
钟山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委员会价值评估体系中的很多条标准，但最核心的在于：钟山文化景观作为中华大地一处重要的承载皇权、墓葬、归隐等俗世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交汇意义的人文建筑与自然景观的载体，是人文意识与自然山水交融合一的佳作，这里的寺观、陵墓、园林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自然美之中，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且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风水文化的特点，形成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明孝陵对于明清皇陵建筑的规划和景观设计产生了巨大而明显的影响。中山陵中西结合的建筑特点，跟自然完美结合的景观构成，是近现代陵墓的杰出典范。它在20世纪的持续演变中日臻完善并真实地保存至今，成为景观元素极为丰富、设计手法独特、文化多元的文化景观。
钟山与长江及域内其他诸山共同形成一个非常适宜建都的围合空间，它的存在使这个围合空间的防御力量增强。与此同时，钟山文化景观被封建统治者看作祈神庇护之地。钟山在城市之内，人们不必在城市之中造山造景，可直接利用钟山天然景致。它与玄武湖连接，西南、西北山麓有大量的古典园林营造，为古代文人陶冶情操、栖息心灵的精神居所，孕育了《文心雕龙》这一文学理论巨作。它是老百姓最愿驻足休闲的去处，是城市绿肺，至今依旧是南京人民心目中最美的景观。钟山文化景观为中国传衍至今的祭祀、隐逸等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见证，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汉时的蒋王庙至后来的诸多寺庙建筑，以及陵墓，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这些景观背后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显示出与前代的连接以及后世的发展，是有机结合的整体。钟山文化景观中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还反映出南北文化的融合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变迁，显现出封建文明的发展与衰落、意识形态由“皇权至上”向“崇尚民权”的过渡、政治体制的改变、西方文化的影响，显现出这一系列历史沿革显著的持续性和关联性。 孝陵自金水桥至宝顶，主次分明，构成了规模宏大的陵区。钟山之北的明代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功臣陪葬墓错落有致，明孝陵及陪葬墓庄严肃穆、栩栩如生，地面建筑气势雄伟，工艺精湛。明孝陵申遗文本中这样阐释：“明孝陵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一个高峰的产物，是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审美意识、建筑技术和国家财力的结晶。陵寝布局设计和建筑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典范精神，既继承了汉、唐、宋地灵制度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规范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陵建设的格局和风貌，地位崇高，影响深远。”中山陵牌坊、陵门、墓室等建筑主体一线贯之，层层台阶，直达墓室，整个设计庄严、简朴，延续了明清以来陵寝制度前陵后寝的风格，但建筑物的光线运用、装饰风格又具西洋之风，整个陵墓建筑结构精美，融中西建筑艺术和技术于一体，平面布局与立体装饰气势宏伟，庄严肃穆。以博爱、开放的胸怀铸就民国纪念性建筑的风格，是民国时期颇具代表性意义的纪念性建筑，在世界景观设计史上独树一帜，拥有重要地位。明孝陵、中山陵高超的营造技术与艺术手法分别体现了当时中国陵墓建筑的最高水平。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
“77.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委员会将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所申报遗产因而必须：（Ⅰ）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Ⅱ）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艺、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Ⅲ）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Ⅳ）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Ⅴ）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Ⅵ）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Ⅶ）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Ⅷ）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Ⅸ）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Ⅹ）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78.被认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必须同时符合完整性和/或真实性的条件并且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得到保护。”[6]
中国南京钟山文化景观符合《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列入世界遗产标准的Ⅰ、Ⅱ、Ⅳ、Ⅵ四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就标准Ⅰ而言，钟山文化景观中的明孝陵与中山陵工艺精湛，建筑雄伟，布局恰当，与环境完美结合，是当时政治家、艺术家、建筑师们汇聚才智共同创造的伟大杰作。就标准Ⅱ而言，明孝陵规范了明、清两代帝陵建设的格局和风貌，对其后500多年的帝陵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标准Ⅳ而言，钟山之上的建筑遗存构成丰富，仅陵墓遗址就横跨20个世纪，历史上存在过的寺庙、道观、祭坛等宗教遗迹层层累积，其中，明孝陵、中山陵都是纪念性建筑的杰出典范，钟山文化景观分别代表了陵墓制度六朝时期、明朝初年、民国时期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就标准Ⅵ而言，钟山文化景观为中国传衍至今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祭祀、隱逸等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见证，如：六朝时期帝王在此祷告天地;刘勰在定林寺创作了《文心雕龙》这一文学理论巨作;北宋宰相王安石晚年曾居住于半山园，留下百余篇关于钟山的诗文;明、清、民国乃至当代的许多政治家、文学家拜谒明孝陵、中山陵，抒发情怀，撰写诗文，反映出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礼仪精神。
钟山文化景观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是“自然与人联合的工程”典范，它的地理位置和城市联系紧密，景观形成过程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钟山优越的地理环境因人的参与而彰显，气息温和而沉静。钟山的存在形成了现有的南京人文素养与文化氛围，中国古代多元的文化传统由此而获得较为集中的体现。
注释：
①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始皇东巡会稽，过丹阳（即今小丹阳，在江宁区境内）至钱塘还，从江乘（今栖霞山附近）渡江，遂置江乘县。以望气者言金陵有王者都邑之气，遂凿钟阜断长陇以通流，改金陵邑为秣陵县。
参考文献：
[1]车广锦.南京的历史与文物[J].南方文物，2003（4）：93-95.
[2]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明孝陵志新编[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23.
[3]郭来喜.中美人文地理学研究讨论会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110.
[4]曹龙.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J].考古与文物，2012（10）：82-85.
[5]向阳鸣.坚守明孝陵列入世界遗产的遴选标准[J].世界遗产论坛，2009（2）：197-200.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G].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75.
作者简介：
王君 ，博士，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文化遗产保护。
关键词：钟山;遗产价值;文化景观遗产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钟山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评估”（2018SJA0373）、南京艺术学院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钟山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评估”（XJ2016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钟山自公元前210年以“金陵王气”①所在见于史册，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被视为江南龙脉所在。它以“钟山龙蟠”的地理形胜庇护一方水土，孕育了“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山乃气之源，钟山是南京文化的根。在古代，都城墙依钟山而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玄武湖连为一体，构成优美的山水城林结构，并延续至今，在当代城市建设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钟山作为城中之山，与人的生活密切联系，产生了养生、修行、悟道、建寺、造园、祭祀、营建陵墓、修筑城墙等一系列有关联的人类活动，在历史上先后有多位封建帝王埋葬于此，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亦长眠于此，构成了集寺庙、道观、祭坛、园林、陵墓于一体的设计性、关联性文化景观。钟山文化景观遗产的构成因素极为庞杂，有反映民间信仰的蒋王庙，有灵谷寺、定林寺等佛教建筑，有祭祀天地的静坛与北郊坛，有体现风水与皇权的帝王、功臣陵墓，有文人归隐的诸多园林，又有民国时期的中央体育场（图1）、音乐台等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公共场所。由此可以看出钟山文化景观的横向跨度范围广，历史纵向跨度长，它反映着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相处的历史过程。
一、丰厚的历史积淀展现了
中华文明发展脉络
钟山文化景观所处地理位置为中国水路与陆路交通南北东西交汇之处，诸多文明因素在此汇聚，造就南京特有的文化特质，而钟山文化景观是这些文明的缩影。钟山文化遗产分布最为集中的时期为六朝、明代与民国时期，分别代表着封建社会的三个重要节点：六朝转型期、明代高峰期以及民国封建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期。这些历史遗迹的叠加与演变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变迁、封建文明的繁荣与崩塌、由“皇权至上”向“崇尚民权”的意识形态过渡，以及随着政治体制改变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融合。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六朝时期的文化呈现出这一转型时期的时代特点：社会思想自由狂放，学术领域流派纷呈，文化艺术兼容并蓄，科学技术开拓创新，佛教文化空前兴盛。所有这些特点在文化遗物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彰显六朝风采。”[1]目前钟山尚有史可考的六朝时期历史遗迹将近50处，遗迹类型包括陵墓、佛教遗址、道教遗址、祭坛遗址、园陵古迹等，体现了以定林寺遗址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蒋王庙为代表的民间信仰，以孙权墓为代表的皇家陵寝文化，以六朝坛类遗址为代表的东方礼仪文明，其中上定林寺是当时江左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名僧辈出。高僧僧祐在此完成了《出三藏记集》，被誉为“佛教史上一座永远照耀后世的丰碑”。六朝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活动于此，写就了《文心雕龙》这一巨著，对后世文学理论影响深远。又有太子岩，见证了昭明太子读书的文坛佳话。蒋王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宗教祭祀场所之一，反映了江南一带的民间信仰。钟山出土的六朝的诸多器物融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日益繁荣。
明代是封建文明的高潮时期，钟山上明代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当推明孝陵与明代功臣墓所构成的建筑群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封建皇权思想、忠君思想和风水思想。此外还有西北方向环山而建的明城墙，体现了古代建筑艺术与军事思想。明孝陵所体现的风水思想在世界遗产申报文本里有详细的表述：“明孝陵的选址不仅寄托了朱元璋与刘基、徐达、汤和等明代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的风水理念追求，而且还凝聚了东吴皇帝孙权、南朝刘宋君臣、梁代皇帝萧衍及高僧宝志的风水思想智慧，是近年来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结晶和整合，具有深刻的东方文化内涵和神秘的帝王陵寝设计思想。孝陵建筑思想中包含了道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因缘际会、儒家的礼治秩序，堪称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伟大杰作。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的产物，因此内容丰富，体系严密，影响深远。”[2-3]
民国时期钟山之上除了中山陵、民国名人墓、航空烈士公墓等陵墓与永慕庐、奉安纪念堂、温室、仰止亭等大量的纪念性建筑，还有图书馆、体育场、植物园等公共设施，不再像明清时期一样，将钟山列为禁区，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向公众呈现。建筑种类与景观特征向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体现着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民主自由的过渡。以中山陵为代表的建筑闪烁着中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体现。其中，中央体育场、音乐台等建筑至今仍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二、植被与人文共生的生态价值
钟山文化景观的生态价值体现为人、建筑、植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相互匹配，景观构成中植物与人的共生价值。在钟山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人与自然共生关系。冬季明孝陵石像路的一个瞬间深深打动了笔者（图2），雪后的植物、雕塑都统一在苍凉肃穆的冷白色调中，而此瞬间出现的红色人影，恰恰给环境以点缀，体现出人、植物、雕塑在自然中的和谐与匹配。同属明孝陵景区的东陵遗址（图3）则更加静谧，鲜有游客到访，残垣断壁与地表植被浑然一体，难分彼此，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植被在钟山文化景观的构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灵谷寺路、邮局路等钟山入口处道路均有大量植被的掩映，塑造了优美的环境氛围。 钟山文化景观的生态价值还体现在它是南京市区最重要的生态绿肺，其林地和湖泊对维护和改善南京城生态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享有天然氧吧、城市绿肺、母亲山等美誉。景观内若干小范围湖泊、水库、湿地、植物构成了丰富的森林生态系统。钟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在南京城市的绿化面积中占有很高的比重。钟山悠久的地质和文化历史孕育了众多的古树名木，成为钟山文化景观生态价值的重要载体。这些绿色植被对于南京市区的环境美化、噪声减弱、空气净化、滞尘吸收、气候调节等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钟山是人们休闲的场所，在不同的季节呈现不同的景致，人们愿意来到钟山享受大自然的宁静美，这些都体现了钟山文化景观对于城市的服务功能。
三、点景与布局所产生的美学价值
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有点景的绘画手法，通常先用大笔触或均匀的色彩进行大面积的色彩、形体布局，然后点缀舟楫、桥梁、庙宇、人物、动物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体，一起到点题之意，二取可游可居之意。而园林中也通常采取类似的造园手法，通过亭桥、植物、楼阁、石头等物件点缀要处，起到点景的作用。文化景观组合要素之间的构成，往往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比如钟山文化景观中位于中山陵与灵谷寺之间山坡上的流徽湖与流徽榭的绝妙组合（图4），湖面宽广宁静，融于山体之间，过于平淡，而因为有流徽榭的点缀，让普通的湖面变得特殊，产生了更好的视觉美感，带来的美学效应远大于原来的山水组合。
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美学价值是文化景观遗产的属性之一。如果将钟山文化景观作为一幅山水画来分析，需要巧妙构图、色彩渲染、布景点缀、赋予主题才能完美，那么鐘山三峰便是构图的主体，紫霞湖、琵琶湖、前湖穿插其中，明孝陵、中山陵是构图最生动的点睛之处，整个钟山的植被化作墨绿色底色，明孝陵主赭红、中黄之暖色，中山陵则为蓝白冷色调，灵谷寺、定林山庄、半山园、天堡城、僧塔林、美龄宫、音乐台、天文台等建筑点缀其中，自古至今人类一系列的养生、修行、悟道、建寺、造园、祭祀活动便是画的主题思想。构图、色彩、布景、主题俱全，形成美妙的画面。文化景观遗产的形成便如画作一样，是通过组合产生生动的画面，在自然物质形态的基础上通过人的活动形成的美学作品。钟山文化景观就是中国古人最原始、最朴素的美学思想的体现。人与自然、植物与建筑搭配之后产生成倍增加的效能。再如由法国梧桐组成的“美龄宫项链”（图5），初时植树只是沿路而种，并没有想到形成如今的“项链”效果。它是在万物生长的过程中，人与大自然互相的作用下产生的美妙景观，是人与自然联合创造美的典范。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产生恰是该景观触动观者的情感的那部分因素。
四、陵墓组合反映的风水及丧葬文化
钟山上的陵墓组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文化，在建蒋陵的过程中初见端倪，而后东晋王朝的几位帝王相继葬于此。明初孝陵的“三人合，穴遂定”、对应 “四象”的择址，以及营造过程中神道以北斗星形状出现的“法天象地”，使钟山的风水文化达到高潮。中山陵的修建是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延续。另外这些陵墓组合还反映了中国丧葬文化的发展。
中国帝王陵陪葬墓制度由来已久，帝王居中为尊，亲属、大臣在陵寝周围陪葬、守护。秦汉便有将皇陵余地赐亲属、功臣、将相陪葬的葬俗，汉高祖长陵以东葬有萧何、曹参、周勃、周亚夫、戚夫人等的墓葬。汉武帝茂陵以东司马道两侧，现存封土12座，据文献记载，“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平阳公主、金日磾、霍光、董仲舒、上官安、公孙弘、李延年、上官桀、敬夫人、京兆尹曹氏等”[4]。唐太宗昭陵周围，也葬有大量的皇亲国戚与文武大臣，已经确定墓主姓名和入葬时间的加起来达57座[5]。
明孝陵陵墓结构中太子居左，嫔妃居右，目前已经发现的有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等，对孝陵形成拱卫之势。明孝陵是中国传统皇权文化思想中居中为尊、皇权至上、尊卑有别、忠君思想等观念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中山陵周围也有大量的民国名人墓，如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墓、韩恢墓、范鸿仙墓、邓演达墓等，这种陵墓建筑的布局与中国的传统墓葬礼制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折射着中国古老的丧葬文化。
五、 列入世界遗产所依据的标准
钟山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委员会价值评估体系中的很多条标准，但最核心的在于：钟山文化景观作为中华大地一处重要的承载皇权、墓葬、归隐等俗世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交汇意义的人文建筑与自然景观的载体，是人文意识与自然山水交融合一的佳作，这里的寺观、陵墓、园林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自然美之中，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且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风水文化的特点，形成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明孝陵对于明清皇陵建筑的规划和景观设计产生了巨大而明显的影响。中山陵中西结合的建筑特点，跟自然完美结合的景观构成，是近现代陵墓的杰出典范。它在20世纪的持续演变中日臻完善并真实地保存至今，成为景观元素极为丰富、设计手法独特、文化多元的文化景观。
钟山与长江及域内其他诸山共同形成一个非常适宜建都的围合空间，它的存在使这个围合空间的防御力量增强。与此同时，钟山文化景观被封建统治者看作祈神庇护之地。钟山在城市之内，人们不必在城市之中造山造景，可直接利用钟山天然景致。它与玄武湖连接，西南、西北山麓有大量的古典园林营造，为古代文人陶冶情操、栖息心灵的精神居所，孕育了《文心雕龙》这一文学理论巨作。它是老百姓最愿驻足休闲的去处，是城市绿肺，至今依旧是南京人民心目中最美的景观。钟山文化景观为中国传衍至今的祭祀、隐逸等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见证，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汉时的蒋王庙至后来的诸多寺庙建筑，以及陵墓，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这些景观背后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显示出与前代的连接以及后世的发展，是有机结合的整体。钟山文化景观中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还反映出南北文化的融合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变迁，显现出封建文明的发展与衰落、意识形态由“皇权至上”向“崇尚民权”的过渡、政治体制的改变、西方文化的影响，显现出这一系列历史沿革显著的持续性和关联性。 孝陵自金水桥至宝顶，主次分明，构成了规模宏大的陵区。钟山之北的明代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功臣陪葬墓错落有致，明孝陵及陪葬墓庄严肃穆、栩栩如生，地面建筑气势雄伟，工艺精湛。明孝陵申遗文本中这样阐释：“明孝陵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一个高峰的产物，是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审美意识、建筑技术和国家财力的结晶。陵寝布局设计和建筑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典范精神，既继承了汉、唐、宋地灵制度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规范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陵建设的格局和风貌，地位崇高，影响深远。”中山陵牌坊、陵门、墓室等建筑主体一线贯之，层层台阶，直达墓室，整个设计庄严、简朴，延续了明清以来陵寝制度前陵后寝的风格，但建筑物的光线运用、装饰风格又具西洋之风，整个陵墓建筑结构精美，融中西建筑艺术和技术于一体，平面布局与立体装饰气势宏伟，庄严肃穆。以博爱、开放的胸怀铸就民国纪念性建筑的风格，是民国时期颇具代表性意义的纪念性建筑，在世界景观设计史上独树一帜，拥有重要地位。明孝陵、中山陵高超的营造技术与艺术手法分别体现了当时中国陵墓建筑的最高水平。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
“77.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委员会将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所申报遗产因而必须：（Ⅰ）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Ⅱ）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艺、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Ⅲ）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Ⅳ）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Ⅴ）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Ⅵ）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Ⅶ）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Ⅷ）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Ⅸ）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Ⅹ）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78.被认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必须同时符合完整性和/或真实性的条件并且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得到保护。”[6]
中国南京钟山文化景观符合《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列入世界遗产标准的Ⅰ、Ⅱ、Ⅳ、Ⅵ四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就标准Ⅰ而言，钟山文化景观中的明孝陵与中山陵工艺精湛，建筑雄伟，布局恰当，与环境完美结合，是当时政治家、艺术家、建筑师们汇聚才智共同创造的伟大杰作。就标准Ⅱ而言，明孝陵规范了明、清两代帝陵建设的格局和风貌，对其后500多年的帝陵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标准Ⅳ而言，钟山之上的建筑遗存构成丰富，仅陵墓遗址就横跨20个世纪，历史上存在过的寺庙、道观、祭坛等宗教遗迹层层累积，其中，明孝陵、中山陵都是纪念性建筑的杰出典范，钟山文化景观分别代表了陵墓制度六朝时期、明朝初年、民国时期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就标准Ⅵ而言，钟山文化景观为中国传衍至今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祭祀、隱逸等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见证，如：六朝时期帝王在此祷告天地;刘勰在定林寺创作了《文心雕龙》这一文学理论巨作;北宋宰相王安石晚年曾居住于半山园，留下百余篇关于钟山的诗文;明、清、民国乃至当代的许多政治家、文学家拜谒明孝陵、中山陵，抒发情怀，撰写诗文，反映出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礼仪精神。
钟山文化景观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是“自然与人联合的工程”典范，它的地理位置和城市联系紧密，景观形成过程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钟山优越的地理环境因人的参与而彰显，气息温和而沉静。钟山的存在形成了现有的南京人文素养与文化氛围，中国古代多元的文化传统由此而获得较为集中的体现。
注释：
①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始皇东巡会稽，过丹阳（即今小丹阳，在江宁区境内）至钱塘还，从江乘（今栖霞山附近）渡江，遂置江乘县。以望气者言金陵有王者都邑之气，遂凿钟阜断长陇以通流，改金陵邑为秣陵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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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明孝陵志新编[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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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阳鸣.坚守明孝陵列入世界遗产的遴选标准[J].世界遗产论坛，2009（2）：197-200.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G].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75.
作者简介：
王君 ，博士，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文化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