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难以读完。因此，在众多古籍之中，如何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选书当否，直接影响到读书的目的和效果。同时，对于不同的书，还应选择相应的阅读方法，才能提高效率，达到预期目标。在这方面，梁启超推荐的国学入门书及其阅读方法颇有见地，给人以启迪。
一
梁启超推荐的书目和阅读方法，主要见于他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附录的《治国学杂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在他看来，国学入门书包括五部分：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類;丙、韵文书类;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戊、随意涉览书类。在这五类涉及的一百二十多种典籍中，梁启超针对不同的书提出不同的阅读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熟读成诵、精读、择读、浏览、随意涉览等。这是他依据书籍的内容、价值及部头大小等，结合个人经验探求出的阅读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熟读成诵的书，主要包括《论语》《孟子》《老子》，《易经》之《系辞传》和《文言传》，以及《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礼运》《乐记》等。《左传》宜选出若干篇熟读成诵。对于《诗经》，梁启超希望学者能全部熟读成诵，而对于《楚辞》，屈原、宋玉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可不读。
精读是指反复仔细地阅读，一些典籍篇目并不要求成诵，但应精读，如《墨子》，除《备城》以下各篇外，其余均应精读。如《庄子》，《内篇》七篇及《杂篇》中的《天下篇》需精读;《荀子》中的《解弊》等七篇最当精读;而对《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梁启超的主张是“宜稍精读”;对于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他“希望学者能全部精读一过”，因为这是“编年政治史最有价值之作品”。
择读，即选择性地阅读，读其中最有价值者。如《文选》和《乐府诗集》，前者只说“择读”，后者则解说稍详：“专读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汉古辞，以见魏六朝乐府风格。其他不必读。魏晋六朝人诗宜读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玄晖。”对于庞大浩繁者如“二十四史”，梁启超主张用“摘读”之法：一是就书而摘，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皆大史家一手著述，体例精严”，“吾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浏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诵”。“四史”之外，《明史》为官修书中最佳，“宜稍为详读”。二是就事分类而摘读志，比如欲研究兵制读《兵志》，研究学术史读《艺文志》《经籍志》等。三是就人分类而读传，如读名人传记;同时，也可就研究方向而读传，如研究文学史读《文苑传》，研究学术史读《儒林传》等。
浏览，顾名思义，就是大略地看。如《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盐铁论》《论衡》《抱朴子》《日知录》等。对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虽然卷帙浩繁，梁启超也希望学者择要浏览，“因其为六百年间学术之总汇，影响于近代甚深”。
随意涉览与以上不同，“既谓之涉览，自然无书不可涉，无书不可览”。但梁启超还是精心列出三十种书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水经注》《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等，并进一步指出，涉猎此类书，往往在不经意间有重大发现：“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学问专深辅以知识广博，梁氏之说颇有见地。
二
梁启超推荐国学入门书目和阅读方法，指导青年学生研读国学典籍，是有其缘由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是他于1923年应《清华周刊》之约而写，其《序》曰：“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是梁启超1923年在清华学校授课时使用的讲义。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自序写于1925年）中说：“生当今日而读古书，头一件，苦于引不起兴味来;第二件，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第三件，就令耐烦费时日勉强读去，也苦难得其要领。”因此，他针对当时年轻人读古书存在的实际困难，提出了书目和阅读方法。
针对“三苦”，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想救济这种缺点，像‘要籍解题’或‘要籍读法’一类书，不能不谓为适应于时代迫切的要求”。所谓时代迫切要求，是指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此时倡导国学，为青年学生列出阅读书目并加以指导，应该有三层含义：第一，他强调国学重要，但不反对青年学生接受外来文化。他在《治国学杂话》中说：“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的模范。”第二，他要求青年学生阅读中国典籍，但不希望他们钻进故纸堆，皓首穷经，成为一个不关心世事的学究腐儒，而是要他们提升人格修养，以适应时代要求。例如，梁启超认为《论语》的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修养人格，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论语》如饭，最宜滋养。《大学》《中庸》不失为儒门两篇名著，读之甚有益于修养。”又如，论及择读书时，他认为读史书中的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这就把阅读古书和个人的心性成长紧密联系起来了。再如，他认为玄奘为第一位留学生，为大思想家，读《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可以增长志气”。这话放在当今仍然适用，因为此书比时下的一些“心灵鸡汤”类的畅销书要有价值得多。年轻人如果有玄奘历经艰难险阻而矢志不渝的精神，何事做不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梁启超推荐国学入门书，是希望年轻学生能成为坚守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新人，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他说：“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在《治国学杂话》结尾，他向清华学生呼吁：“我希望诸君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诸君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人独优的。诸君将来在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言辞之中，透露出梁启超发自肺腑的殷切期望。
三
关于当时存在的古书“难读”、读古书“无用”的说法，梁启超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中说：“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难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事实上，读书并不完全排除功利性，但读任何书都急功近利，想立竿见影得成效，却是阅读的误区。梁启超认为，年轻人读书“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练出善读书的脑力”。有些书籍流传上千年，经过历史岁月的淘洗成为经典，而经典是超越时代的，比如《论语》《庄子》《史记》以及唐诗宋词等，至今仍在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启迪着我们的智慧。无用之有大用，所以经典是不能用功利的标尺来衡量的。
所谓“难读”之书，梁启超指的是未经整理之书，他也认可这类书难读，但他强调：“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工夫，披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这些书之难读，一在字词句法，二在思想内容。年轻学子如果知识积累不深厚，会有如看“天书”之感。但是，如果一部古书稍读即通，那也说明没有多少价值，不值得一读。时代不同了，如今我们读古书，不必再去读那些未加校点之书，可以用整理本，而且有的整理本还有注释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阅读的难度。梁启超反对“吃现成饭”，即读书不加思考，不下功夫，他认为“是最没有意思的事”;“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因为没有付出跋涉书山的辛苦，自然不能领略其中的魅力。至于内容难读，这正说明经典的伟大，伟大的经典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永恒的价值，且常读常新，吸引着不同时代的读者去探求、去追寻。有些经典如《论语》《庄子》等，年轻人一开始会觉得难以读懂，但随着知识的日积月累和阅历的逐渐丰富，反复深入阅读，一定会收获更多的知识，领悟到更多的智慧。所以梁启超说：“从甘苦阅历中磨练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却最真切。”这才是阅读的最佳境界。
（选自《文史知识》）
一
梁启超推荐的书目和阅读方法，主要见于他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附录的《治国学杂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在他看来，国学入门书包括五部分：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類;丙、韵文书类;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戊、随意涉览书类。在这五类涉及的一百二十多种典籍中，梁启超针对不同的书提出不同的阅读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熟读成诵、精读、择读、浏览、随意涉览等。这是他依据书籍的内容、价值及部头大小等，结合个人经验探求出的阅读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熟读成诵的书，主要包括《论语》《孟子》《老子》，《易经》之《系辞传》和《文言传》，以及《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礼运》《乐记》等。《左传》宜选出若干篇熟读成诵。对于《诗经》，梁启超希望学者能全部熟读成诵，而对于《楚辞》，屈原、宋玉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可不读。
精读是指反复仔细地阅读，一些典籍篇目并不要求成诵，但应精读，如《墨子》，除《备城》以下各篇外，其余均应精读。如《庄子》，《内篇》七篇及《杂篇》中的《天下篇》需精读;《荀子》中的《解弊》等七篇最当精读;而对《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梁启超的主张是“宜稍精读”;对于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他“希望学者能全部精读一过”，因为这是“编年政治史最有价值之作品”。
择读，即选择性地阅读，读其中最有价值者。如《文选》和《乐府诗集》，前者只说“择读”，后者则解说稍详：“专读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汉古辞，以见魏六朝乐府风格。其他不必读。魏晋六朝人诗宜读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玄晖。”对于庞大浩繁者如“二十四史”，梁启超主张用“摘读”之法：一是就书而摘，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皆大史家一手著述，体例精严”，“吾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浏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诵”。“四史”之外，《明史》为官修书中最佳，“宜稍为详读”。二是就事分类而摘读志，比如欲研究兵制读《兵志》，研究学术史读《艺文志》《经籍志》等。三是就人分类而读传，如读名人传记;同时，也可就研究方向而读传，如研究文学史读《文苑传》，研究学术史读《儒林传》等。
浏览，顾名思义，就是大略地看。如《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盐铁论》《论衡》《抱朴子》《日知录》等。对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虽然卷帙浩繁，梁启超也希望学者择要浏览，“因其为六百年间学术之总汇，影响于近代甚深”。
随意涉览与以上不同，“既谓之涉览，自然无书不可涉，无书不可览”。但梁启超还是精心列出三十种书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水经注》《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等，并进一步指出，涉猎此类书，往往在不经意间有重大发现：“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学问专深辅以知识广博，梁氏之说颇有见地。
二
梁启超推荐国学入门书目和阅读方法，指导青年学生研读国学典籍，是有其缘由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是他于1923年应《清华周刊》之约而写，其《序》曰：“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是梁启超1923年在清华学校授课时使用的讲义。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自序写于1925年）中说：“生当今日而读古书，头一件，苦于引不起兴味来;第二件，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第三件，就令耐烦费时日勉强读去，也苦难得其要领。”因此，他针对当时年轻人读古书存在的实际困难，提出了书目和阅读方法。
针对“三苦”，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想救济这种缺点，像‘要籍解题’或‘要籍读法’一类书，不能不谓为适应于时代迫切的要求”。所谓时代迫切要求，是指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此时倡导国学，为青年学生列出阅读书目并加以指导，应该有三层含义：第一，他强调国学重要，但不反对青年学生接受外来文化。他在《治国学杂话》中说：“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的模范。”第二，他要求青年学生阅读中国典籍，但不希望他们钻进故纸堆，皓首穷经，成为一个不关心世事的学究腐儒，而是要他们提升人格修养，以适应时代要求。例如，梁启超认为《论语》的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修养人格，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论语》如饭，最宜滋养。《大学》《中庸》不失为儒门两篇名著，读之甚有益于修养。”又如，论及择读书时，他认为读史书中的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这就把阅读古书和个人的心性成长紧密联系起来了。再如，他认为玄奘为第一位留学生，为大思想家，读《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可以增长志气”。这话放在当今仍然适用，因为此书比时下的一些“心灵鸡汤”类的畅销书要有价值得多。年轻人如果有玄奘历经艰难险阻而矢志不渝的精神，何事做不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梁启超推荐国学入门书，是希望年轻学生能成为坚守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新人，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他说：“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在《治国学杂话》结尾，他向清华学生呼吁：“我希望诸君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诸君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人独优的。诸君将来在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言辞之中，透露出梁启超发自肺腑的殷切期望。
三
关于当时存在的古书“难读”、读古书“无用”的说法，梁启超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中说：“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难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事实上，读书并不完全排除功利性，但读任何书都急功近利，想立竿见影得成效，却是阅读的误区。梁启超认为，年轻人读书“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练出善读书的脑力”。有些书籍流传上千年，经过历史岁月的淘洗成为经典，而经典是超越时代的，比如《论语》《庄子》《史记》以及唐诗宋词等，至今仍在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启迪着我们的智慧。无用之有大用，所以经典是不能用功利的标尺来衡量的。
所谓“难读”之书，梁启超指的是未经整理之书，他也认可这类书难读，但他强调：“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工夫，披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这些书之难读，一在字词句法，二在思想内容。年轻学子如果知识积累不深厚，会有如看“天书”之感。但是，如果一部古书稍读即通，那也说明没有多少价值，不值得一读。时代不同了，如今我们读古书，不必再去读那些未加校点之书，可以用整理本，而且有的整理本还有注释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阅读的难度。梁启超反对“吃现成饭”，即读书不加思考，不下功夫，他认为“是最没有意思的事”;“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因为没有付出跋涉书山的辛苦，自然不能领略其中的魅力。至于内容难读，这正说明经典的伟大，伟大的经典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永恒的价值，且常读常新，吸引着不同时代的读者去探求、去追寻。有些经典如《论语》《庄子》等，年轻人一开始会觉得难以读懂，但随着知识的日积月累和阅历的逐渐丰富，反复深入阅读，一定会收获更多的知识，领悟到更多的智慧。所以梁启超说：“从甘苦阅历中磨练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却最真切。”这才是阅读的最佳境界。
（选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