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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旧中国风雨如磐的岁月，在战乱中辗转求学，远渡重洋出国深造;他冲破阻力回到祖国怀抱，为我国自动化研究与发展起到了开拓性作用;他在年近花甲重返科研一线，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殚精竭虑。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惯性导航及空间飞行器控制专家、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陆元九。
1920年，陆元九出生于安徽滁州一个教员家庭，由于生日是元月九日，故父亲为其取名“元九”。
1937年，陆元九考入已由南京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成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教，并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最终获得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
1945年到达麻省理工学院后，一心想要“学点新东西”的陆元九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发动机相关专业。他了解到，国际上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德雷伯教授在航空系新创仪器学专业，富有挑战精神的他毅然申请参加仪器学教研室的工作，并获批准。
二战期间，惯性技术已在航空、航海领域广泛应用，惯性导航则尚处于萌芽阶段。德雷伯力主将自动控制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惯性测量技术领域，依靠控制技术来提高惯性测量系统的精度。美国政府看到这项技术十分关键，将其列为重要的军事研究项目。
经过努力争取，陆元九成为德雷伯教授在这个新设仪器学专业的首位博士研究生，走进了该学科领域的前沿。
1949年，陆元九双喜临门：一是获得了博士学位;二是与留美硕士、安徽同乡王焕葆喜结良缘。获得博士学位后，29岁的他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在导师的科研小组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在美国有了孩子又有固定工作的陆元九，为了免受移民局的审问，办理了绿卡。拿到绿卡之后，美国政府又施压，让学校动员他“升级”为美国公民，但陆元九不为所动。
因为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他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进步组织，积极为回国做准备。
为了扫清回国障碍，陆元九主动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涉密的岗位，调往土木系的一个研究室，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科学实验室工作。其间，他参与了多项先进科技项目的探索，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辆气垫式汽车的研制。
1955年底，邮局公告栏中的几行中国字让陆元九眼前一亮。公告大意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如有困难需要帮助，可找印度驻美国大使馆接洽……
归心似箭的陆元九立即作出回国的决定。一年后，他通过印度驻美国大使馆开具的证明订上了回国的船票，经过23天的海上颠簸，终于结束了11年的游子生活。
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让陆元九耳目一新。他带着惯性导航这一先进的技术和一腔报国热情回到祖国，准备大干一番。
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陆元九开始参与筹建自动化研究所，从队伍组建到办公场地的落实，再到试验设备购置，他都亲力亲为。接着他又去苏联考察，请专家来华讲学;到全国各地调研，研究探索自动化科学领域的发展前景，为我国自动化研究与发展起到了开拓性作用。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任务由原来的工业自动化转向探空火箭、卫星方面。陆元九大胆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验研究，1958年10月，运载火箭结构图和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手中诞生。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已近花甲之年的陆元九重回科研一线，被调往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长。
担任所长期间，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他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即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
在他的领导下，国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研制。
在陀螺与惯性导航技术科研一线工作5年后，陆元九开始更多地从事项目评审、成果鉴定、故障分析和推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
1996年，我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点火后2秒，火箭发生倾斜，飞行20秒左右坠落焚毁。这次灾难性的事故，使中国遭受巨大损失。
为了尽快找出故障、查明原因，76岁高龄的陆元九临危受命。不顾年事已高连日工作，两三天不睡觉是常有的事。大家都说，没有陆先生的认真精神，不一定能把问题查得这样仔细、彻底、清楚。
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一代接一代擎起航天事业的旗帜，是陆元九的夙愿。
在他的带动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已成风尚，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中青年科技骨干活跃在我国航天科研、管理领域，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开创了良好局面。
◎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有删减）
陆元九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七一勋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