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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返乡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他们回乡之后的社会适应问题也越发引人关注。通过对江西省泰和县T村返乡农民工的实地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经济来源不稳定、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子女教育问题、文化娱乐方式单一等一系列社会适应困境。基于优势视角理论,从该农村社区文化背景出发,提出了以重建社区文化为目标,综合运用多种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挖掘、利用返乡农民工自身和农村社区的资源,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社会适应的介入策略。
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1-0019-06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止到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数将近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1.66亿人,在本地从业的农民工超1.03亿人,本地农民工人数较上年增长3.6%,已连续三年增长,这说明我国农民工回流现象明显增加。[1]回流的农民工即返乡农民工,是指因为某些原因暂时或永久回乡生活的农民工。他们如一群游弋的候鸟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城市中之中他们被视为“外来者”,往往受到歧视,而返乡后又不能很好适应返乡后的生活。那么返回家乡后的农民工适应状况究竟如何,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能够为问题的解决做出何种努力,都是本次研究探讨的问题所在。
学界对于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个体发展的角度考察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过程,以生命历程观把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相串联,从而形成对其社会适应的整体把握。[2]另一方面是将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划分为经济、社会、心理三个维度,考察返乡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回乡后的社会融入及获得社会支持的程度,[3]从时间维度、在微观层面考察返乡农民工在不同人生发展阶段的适应状况,从而形成对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总体特征的认识。前者注重对个体的研究,有助于清晰地掌握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更多细节;后者从宏观的视角,整体把握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主要方面,横向剖析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差异。
目前对农民工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研究相对较多,而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属于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的一部分,国内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有学者就农民工社会工作的具体领域和专业介入做出了提纲挈领的划分,将他们分为就业、教育、培训等具体领域和社会福利、社区服务、重点人群等不同方法和群体的介入模式。[4]其他研究则以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为主,包括以工人社区为工作模式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强调社会工作赋权的重要性;[5]以家庭工作、政策引导、社区及企业三者共同支持为介入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强调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作用;[6]以制度内动态服务取代西方静态服务模式的城市农民工社会工作新模式研究;[7]以经济、社交、心理三个适应方面为介入点,讨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介入的价值与途径的研究,强调专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构,社会工作教育与综合专业方法的运用;[8]以增权理论为指导的强调政府建构符合农民工切实政策需求框架的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9]以综合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农民工就业服务的研究;[10]以社会工作增进农民工社会功能并扮演多种服务角色为主题的研究。[11]由此可见,对于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社区和城市社会融入,这与专业社会工作产生的环境必然相关,也与宏观的治理背景相关。这部分研究有着强烈的城市中心色彩,把农民工社会工作的介入同城市发展密切相连,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民工的主体性。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立足农村社区的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包括以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价值认同介入为主题的研究,强调身处乡村的农民工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恢复正确的自我认同;[12]以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为主题的研究,强调综合方法的运用使返乡农民工摆脱困境;[13]同时也有基于缺乏视角下的提高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14]可见,对于返乡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研究,是以农村社区为主要场域从多方面帮助返乡农民工个体摆脱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但多在现代性思维的指导下强调返乡农民工的不足与劣势。总体来说,返乡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不仅要联系城市社会工作,还要注重运用农村社区与返乡农民工个体所具有的优势和资源 。
二、T村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现状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和观察法,调查地点为江西省泰和县T村,文中的资料主要来自于2014年4月在T村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深入访谈。期间共访谈返乡农民工13人,男性10人,女性3人。依照信息强度,本文选取了6个访谈对象作为深入分析的案例,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分析发现,T村返乡农民工存有四种社会适应问题。
(一)经济来源不稳定
通过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回乡之后收入来源不稳定,主要表现在没有固定工作和农业收入不高。返乡农民工回到家乡后不能获得一份固定的收入,他们往往通过在村里打零工的方式获得经济来源,这与他们在城里相比落差明显。同时,未能获得固定收入也与他们缺乏农业劳动技能、乐于享受舒适生活相关。
案例1
Lzm,28岁,男,返乡前在广东从事物流行业的工作,回乡期间帮助父母种地。在谈到回乡的收入时,他说:“在家中种田,毛收入5亩地是一万五。在外打工的话,两夫妻一年能收入四万左右。在家种田很辛苦,在外打工赚得多。父母老了他们还会种田,自己也不会种田,不知道怎么种。打工的收入还是比种田的高。”
案例2
Lsb,24岁,男,返乡前在广东从事服务业的管理工作。谈到自己回乡的工作时,他说:“在家工作主要是帮人家做建筑,刚开始也学习、工作了三年,现在主要是砌砖和粉刷墙的活,工资是100块钱一天,还是比较低的。这个工作也不固定,现在是和一个村里面的老板包工做活。回家后也会种田,自己家里还有4亩田,因为小时候种过田,所以回来后就学得很快。现在种得少一些也不会累,但是怎么说农活还是累,谁也不愿意种田,可在家里面也没有办法。” 可以看出返乡农民工离开城市,他们熟悉的谋生手段便失去了用武之地,种田只是他们的权宜之计。经营农业收益较低,农村缺乏非农就业机会是经济来源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主观方面来说,返乡农民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并未适应生活、工作条件的改变,导致了他们经济来源不稳定。
(二)社会支持系统缺乏
社会支持系统,即个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来自他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援。返乡农民工虽然回到家乡,但是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依然缺乏。因为他们在打工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不能在空间上转移,而家乡原有的社会关系可能生疏,不能够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在城市生活中业缘交往圈的消失成为返乡农民工情感支持缺失的一个方面。
案例3
Lll,29岁,男,回乡后一边帮着亲戚做油漆活,一边在家里种地。回家后他依然怀念一起打工的工友:“自己一直做的是家具厂的工作,交朋友交到现在手机里只存了一个人的号码,那是我在湖南的一个厂子里干活时遇到的一个朋友。当时和他吃了许多苦,他也给了我许多支援。与他认识是因为一次分货时打架,后来我们一起打工七、八年,有福同享一起吃苦。最困难的时候,两个人流浪用五毛钱买了一双筷子。这个朋友交的很值,现在还有时联系,但是比较少了。”当问到家中有没有类似的朋友时,他说:“家里面也有着这样的朋友,但是当时打工回来也是同学间聚会一下,工作中也有朋友,但都是工作方面交的朋友。”
来自家庭亲人、邻里挚友的支持是他们外出打工的动力和依靠,而回到家乡未能很好地建构、延续这样的支持就会给他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心理层面带来影响,使他们心理上或停留于过去的打工经历或焦虑于未来生计。多次“打工—返乡”的经历造成返乡农民工生活时空的多次变换,使得他们的精神生活零碎而不确定。
(三)子女教育问题
返乡农民工在子女教育方面也存在适应问题。外出打工时子女多由家中长辈照料,可由于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回乡后并不能给子女在学习上过多帮助。他们通过打工经历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但是农村当中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T村与另外一个村共用一个小学,而初中和高中则需要到几公里外的镇上就读。在这样的环境下返乡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具体体现为父母教育角色的缺失和教育能力的不足。
案例4
Yns,女,37岁,在广东打工10年后回家务农。在谈到子女的教育问题时,说道:“自己虽然赶上了好时代,但是也没有读到书,出去了就发现还是有文化好,一般的普通员工挣不了多少钱。儿子在家里淘气,想着不能不让他读书就回来了,初中的知识自己也帮不了他。他也喜欢看书,集上有卖书的他就蹲在那里不走了,看的都是一些小说之类的,学习上面的书他也没看多少。现在就是回来管他,想让他上高中。他要读就会供他读,但就看他自己知不知道要读书了。”
案例5
Hns,女,44岁,2006年后一直在外打工,因办理手续返乡。谈及教育时她说道:“家里面有三个女孩,老大、老二上了大学,老三高中毕业就结婚了。老二现在在武汉,在准备考研究生。因为她去招聘发现还是没有好工作,就准备读个研究生。她还准备考会计师和教师证。也不知道这个研究生好不好考,最近她很忙又是带家教又是要考试的。自己现在没有牵挂,就是担心老二的前途。现在自己还能干得动,就想着能帮一把她们就再帮一把。她们的事情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会支持她们的选择。”
儿童、青少年的成长需要关心和陪伴,在陪伴过程中,父母不仅要教育子女基本生活常识,也要关注子女个体发展的诉求。而返乡农民工对于教育比较注重结果,如能不能考取高中、考上大学,忽视了子女个体发展的需要。通过对比两个案例可以发现,返乡农民工在子女未成年时焦急于子女的学业,并尽可能为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在子女成年之后父母又会表现出更多的宽容性,乐于支持子女的选择,表现出了返乡农民工对待子女教育的被动性和无力感。
(四)文化娱乐方式单一
返乡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单一,具体体现为村中公共文化空间缺乏和代际间交流较少。T村由于缺乏活动场所,返乡农民工只能在村委会旁的一间小卖部中进行夜间娱乐活动,而形式则以打牌、观看电视节目、谈天为主。村委会也有小型的阅览室,但几乎没有人去阅读。回到家中,也多是观看电视节目,少有互相之间的串门拜访。同时根据观察,村中的年轻人也很少与年长的村民交流,不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
案例6
Lxd,38岁,男,在广东和上海一共打工12年后回乡务农。谈到回村后的生活时他说:“与村里其他人的关系都还好,现在村里也是一个一个地生活,和邻居的关系也不错。晚上回来就是看看电视,或者去商店里和他们打牌,自己喜欢打牌,也没有其他事可以做。”
返乡农民工返乡后娱乐文化单一,不仅是由于村中的公共文化空间不足,同时也是受到消费主义文化影响。返乡农民工在农村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却缺少娱乐设施,容易产生越轨行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返乡农民工不关心村中公共事务,使村庄整合力下降。返乡农民工原本就长期在外,回乡后又不能通过闲暇生活融入村庄,那么在社区的适应方面则会产生消极影响,造成返乡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
三、以重建社区文化为目标的介入策略
农村社区是返乡农民工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是社会工作者开展具体实务的天然平台。依照张和清以社区为本的观点,农村社区作为返乡农民工日常生活的世界,正好处于个人 、家庭与外部环境的连接点,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个人、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个人能动性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社区氛围乃至自然社会环境。[15]具体到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当中,以社区建设为主的社会工作既要保持稳定也要一定程度的革新,[16]不仅要尊重返乡农民工所生活社区的传统,也要依照社会发展的潮流作出改变。
(一)现实背景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指出,城镇化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体现了中央在观念上对于城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保留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的转变。[17]这样的顶层设计为实现以社区文化重建为目标的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宏观话语支持。与此同时,T村位于江西省泰和县,历史文化悠久,且作为宗族性村落,存在实践中的宗族活动仪式——上灯。该仪式作为本地宗族传承的宗族活动,强力整合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此外,T村宗族祠堂保护完整,本地村民善学能工、文化底蕴深厚,又多具备木匠技艺。本村居民和当地政府部门也正在为宗族祠堂申请文化历史遗产保护,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这一系列本地文化传统资源不但为加强本村村民的联系提供了纽带,[18]也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切入点。①
(二)优势视角理论
优势视角是一种新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以社会建构理论为基础。其基本信念包括:(1)优势,案主本身具有的潜能包括体验、天赋、社区资源等内容;(2)赋权,即探求人们和社区内部的力量,为家庭、机构、社区资源的连接提供机会,让案主远离自己的思维定式;(3)抗逆力,即个人自我纠正取向,是弯曲而不折断或弯曲之时可以反弹的能力;(4)成员资格,即一种身份参与权力;(5)悬置怀疑,即悬置对案主的怀疑,从信任案主的角度去建构一种新型的专业关系。[19]总之,社会工作中的优势视角强调在看问题时应关注案主的优势和能力,强调每个个人、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主张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案主优势和潜在能力的挖掘方面,要特别强调与案主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互助关系。
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场域是农村社区,他们不可能过多借助于外界帮助来实现社会适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返乡农民工自身、家庭、社区来寻找适于问题解决的资源。优势视角关注返乡农民工所能够拥有的有利条件,可以通过激发潜能的方式实现其返乡后的社会适应。
(三)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
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之中,对于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需要从他们此刻所处的环境中认识,注意综合方法的运用。以社区文化重建为目标,在其具体介入过程中,则可分别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中的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
1.以改善返乡农民工经济问题为主的个案工作
在重建社区文化的目标下,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个案工作,应当聚焦农民工个体。个案层面的介入需要引导返乡农民工将目光聚焦于当下,通过运用优势视角挖掘返乡农民工身上的潜力和过去工作的有益经历,增强他们对自我能力的肯定,改变对现有生活的态度,引导他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或通过就近就业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从而解决返乡农民工生活来源的问题。可行的步骤有三步。首先,社会工作者调查返乡农民工现有经济水平并分析原因,了解的内容包括目前的经济条件、以往工作经历、今后工作需求等。其次,将具有相近工作经历以及需求的个案分类,根据返乡农民工掌握技能的高低以及经验,联系附近的工厂。最后,对需要提高工作技能的个案,帮助联系附近职业培训中心进行培训,对有意愿从事农业的个案,联系村委提供农资等帮助,对于有意愿开展个体经营的个案,联系上级政府部门提供费用减免等优惠条件。
2.以提供社会支持、改善子女教育为主的小组工作
在返乡农民工群体之间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小组活动,来为其提供社会支持并改善子女教育问题。T村外出打工者以家具制作为主,回乡后又多种烟草。社会工作者从实际需要出发,可以成立家具技能交流小组、种烟互助小组、宗族文化资料整理小组、妇女互助小组、留守子女教育关爱小组等。一方面,以返乡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内容作为小组活动的内容可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另一方面,由于小组互动的实际性在改善返乡农民工社会支持、子女教育的同时,还能为解决其生产问题提供帮助。将以互助交流、文化资料整理为主的小组作为凝聚返乡农民工社区意识、实现自我身份认同、提供社会支持、建设社区文化的载体,可解决返乡农民工社会支持缺乏问题。开展留守子女教育关爱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可以从父母和子女两方面入手,不仅要引导父母改变教育观念、加强亲子互动,还要引导子女树立正确坚强的人生价值观,并通过辅导的方式增强其学习能力。在小组工作中,主要是发挥返乡农民工自助互助能力,并以此建设互助团结的社区文化。
3.以改善返乡农民工文化娱乐生活为主的社区工作
在社区工作的介入层面中,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利用村中传统资源,包括以祠堂为核心的物质设施资源以及以传统仪式为主的宗族文化资源。社会工作者借助以上资源,可以用开展社区庆典和社区晚会的文化活动形式丰富返乡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考虑成本和时间等因素,社区庆典内容应当以宗族文化为主。以上灯仪式为例,将该仪式作为社区庆典,以宴会的形式在祠堂中举行,邀请相关嘉宾参加。这不仅能增加活动的吸引力,也加强了效果,丰富了返乡农民工的生活。在庆典的组织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当充分依靠村中宗族文化精英,充分利用传统优势发挥其协助作用。同时,可在村委会院中举办社区晚会,其形式可以包括老少联欢晚会、节日纪念晚会等,社会工作者此时要积极动员返乡农民工走出家门,参与晚会,和村民互动联谊。不论是社区庆典还是社区晚会,社会工作者都应从本社区的优势资源入手,使活动的策划和实施更符合本村实际,发挥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改善返乡农民工文化娱乐生活。
四、小结
返乡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返乡农民工的队伍会不断壮大。他们的社会适应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因此必须引起重视。通过对江西省泰和县T村返乡农民工的实地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存在经济来源不稳定、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子女教育问题、娱乐文化方式单一的社会适应现状。
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注重从案主自身发掘潜能,促进问题的解决。经过分析发现,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可以以优势视角理论为指导,结合本地实际,从返乡农民工生活的社区入手,联系返乡农民工个体、家庭和农村社区,以重建社区文化为目标,通过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的专业方法化解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中的问题,组织返乡农民工返乡后的生活,挖掘和利用返乡农民工自身和农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社会适应。在此,社会工作者必须澄清角色并谨慎遵守专业价值,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应当呼吁社会各界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关注。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化解不仅需要返乡农民工自身和社会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民政机关、社会组织等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的资源支持和有效合作。 ①这里指泰和县宗族村落中的宗族“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既合乎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组织结构形式”,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空间。例如,宗族祠堂的保护既有村民的主观意愿,也有政府的客观支持,这不仅保护了文化古迹,也为专业社工的介入提供路径。关于该地区文化传统及其变化参见钱行、谢维杨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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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徐朝科)
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1-0019-06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止到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数将近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1.66亿人,在本地从业的农民工超1.03亿人,本地农民工人数较上年增长3.6%,已连续三年增长,这说明我国农民工回流现象明显增加。[1]回流的农民工即返乡农民工,是指因为某些原因暂时或永久回乡生活的农民工。他们如一群游弋的候鸟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城市中之中他们被视为“外来者”,往往受到歧视,而返乡后又不能很好适应返乡后的生活。那么返回家乡后的农民工适应状况究竟如何,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能够为问题的解决做出何种努力,都是本次研究探讨的问题所在。
学界对于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个体发展的角度考察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过程,以生命历程观把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相串联,从而形成对其社会适应的整体把握。[2]另一方面是将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划分为经济、社会、心理三个维度,考察返乡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回乡后的社会融入及获得社会支持的程度,[3]从时间维度、在微观层面考察返乡农民工在不同人生发展阶段的适应状况,从而形成对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总体特征的认识。前者注重对个体的研究,有助于清晰地掌握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更多细节;后者从宏观的视角,整体把握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主要方面,横向剖析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差异。
目前对农民工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研究相对较多,而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属于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的一部分,国内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有学者就农民工社会工作的具体领域和专业介入做出了提纲挈领的划分,将他们分为就业、教育、培训等具体领域和社会福利、社区服务、重点人群等不同方法和群体的介入模式。[4]其他研究则以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为主,包括以工人社区为工作模式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强调社会工作赋权的重要性;[5]以家庭工作、政策引导、社区及企业三者共同支持为介入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强调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作用;[6]以制度内动态服务取代西方静态服务模式的城市农民工社会工作新模式研究;[7]以经济、社交、心理三个适应方面为介入点,讨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介入的价值与途径的研究,强调专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构,社会工作教育与综合专业方法的运用;[8]以增权理论为指导的强调政府建构符合农民工切实政策需求框架的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9]以综合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农民工就业服务的研究;[10]以社会工作增进农民工社会功能并扮演多种服务角色为主题的研究。[11]由此可见,对于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社区和城市社会融入,这与专业社会工作产生的环境必然相关,也与宏观的治理背景相关。这部分研究有着强烈的城市中心色彩,把农民工社会工作的介入同城市发展密切相连,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民工的主体性。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立足农村社区的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包括以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价值认同介入为主题的研究,强调身处乡村的农民工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恢复正确的自我认同;[12]以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为主题的研究,强调综合方法的运用使返乡农民工摆脱困境;[13]同时也有基于缺乏视角下的提高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14]可见,对于返乡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研究,是以农村社区为主要场域从多方面帮助返乡农民工个体摆脱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但多在现代性思维的指导下强调返乡农民工的不足与劣势。总体来说,返乡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不仅要联系城市社会工作,还要注重运用农村社区与返乡农民工个体所具有的优势和资源 。
二、T村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现状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和观察法,调查地点为江西省泰和县T村,文中的资料主要来自于2014年4月在T村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深入访谈。期间共访谈返乡农民工13人,男性10人,女性3人。依照信息强度,本文选取了6个访谈对象作为深入分析的案例,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分析发现,T村返乡农民工存有四种社会适应问题。
(一)经济来源不稳定
通过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回乡之后收入来源不稳定,主要表现在没有固定工作和农业收入不高。返乡农民工回到家乡后不能获得一份固定的收入,他们往往通过在村里打零工的方式获得经济来源,这与他们在城里相比落差明显。同时,未能获得固定收入也与他们缺乏农业劳动技能、乐于享受舒适生活相关。
案例1
Lzm,28岁,男,返乡前在广东从事物流行业的工作,回乡期间帮助父母种地。在谈到回乡的收入时,他说:“在家中种田,毛收入5亩地是一万五。在外打工的话,两夫妻一年能收入四万左右。在家种田很辛苦,在外打工赚得多。父母老了他们还会种田,自己也不会种田,不知道怎么种。打工的收入还是比种田的高。”
案例2
Lsb,24岁,男,返乡前在广东从事服务业的管理工作。谈到自己回乡的工作时,他说:“在家工作主要是帮人家做建筑,刚开始也学习、工作了三年,现在主要是砌砖和粉刷墙的活,工资是100块钱一天,还是比较低的。这个工作也不固定,现在是和一个村里面的老板包工做活。回家后也会种田,自己家里还有4亩田,因为小时候种过田,所以回来后就学得很快。现在种得少一些也不会累,但是怎么说农活还是累,谁也不愿意种田,可在家里面也没有办法。” 可以看出返乡农民工离开城市,他们熟悉的谋生手段便失去了用武之地,种田只是他们的权宜之计。经营农业收益较低,农村缺乏非农就业机会是经济来源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主观方面来说,返乡农民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并未适应生活、工作条件的改变,导致了他们经济来源不稳定。
(二)社会支持系统缺乏
社会支持系统,即个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来自他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援。返乡农民工虽然回到家乡,但是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依然缺乏。因为他们在打工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不能在空间上转移,而家乡原有的社会关系可能生疏,不能够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在城市生活中业缘交往圈的消失成为返乡农民工情感支持缺失的一个方面。
案例3
Lll,29岁,男,回乡后一边帮着亲戚做油漆活,一边在家里种地。回家后他依然怀念一起打工的工友:“自己一直做的是家具厂的工作,交朋友交到现在手机里只存了一个人的号码,那是我在湖南的一个厂子里干活时遇到的一个朋友。当时和他吃了许多苦,他也给了我许多支援。与他认识是因为一次分货时打架,后来我们一起打工七、八年,有福同享一起吃苦。最困难的时候,两个人流浪用五毛钱买了一双筷子。这个朋友交的很值,现在还有时联系,但是比较少了。”当问到家中有没有类似的朋友时,他说:“家里面也有着这样的朋友,但是当时打工回来也是同学间聚会一下,工作中也有朋友,但都是工作方面交的朋友。”
来自家庭亲人、邻里挚友的支持是他们外出打工的动力和依靠,而回到家乡未能很好地建构、延续这样的支持就会给他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心理层面带来影响,使他们心理上或停留于过去的打工经历或焦虑于未来生计。多次“打工—返乡”的经历造成返乡农民工生活时空的多次变换,使得他们的精神生活零碎而不确定。
(三)子女教育问题
返乡农民工在子女教育方面也存在适应问题。外出打工时子女多由家中长辈照料,可由于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回乡后并不能给子女在学习上过多帮助。他们通过打工经历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但是农村当中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T村与另外一个村共用一个小学,而初中和高中则需要到几公里外的镇上就读。在这样的环境下返乡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具体体现为父母教育角色的缺失和教育能力的不足。
案例4
Yns,女,37岁,在广东打工10年后回家务农。在谈到子女的教育问题时,说道:“自己虽然赶上了好时代,但是也没有读到书,出去了就发现还是有文化好,一般的普通员工挣不了多少钱。儿子在家里淘气,想着不能不让他读书就回来了,初中的知识自己也帮不了他。他也喜欢看书,集上有卖书的他就蹲在那里不走了,看的都是一些小说之类的,学习上面的书他也没看多少。现在就是回来管他,想让他上高中。他要读就会供他读,但就看他自己知不知道要读书了。”
案例5
Hns,女,44岁,2006年后一直在外打工,因办理手续返乡。谈及教育时她说道:“家里面有三个女孩,老大、老二上了大学,老三高中毕业就结婚了。老二现在在武汉,在准备考研究生。因为她去招聘发现还是没有好工作,就准备读个研究生。她还准备考会计师和教师证。也不知道这个研究生好不好考,最近她很忙又是带家教又是要考试的。自己现在没有牵挂,就是担心老二的前途。现在自己还能干得动,就想着能帮一把她们就再帮一把。她们的事情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会支持她们的选择。”
儿童、青少年的成长需要关心和陪伴,在陪伴过程中,父母不仅要教育子女基本生活常识,也要关注子女个体发展的诉求。而返乡农民工对于教育比较注重结果,如能不能考取高中、考上大学,忽视了子女个体发展的需要。通过对比两个案例可以发现,返乡农民工在子女未成年时焦急于子女的学业,并尽可能为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在子女成年之后父母又会表现出更多的宽容性,乐于支持子女的选择,表现出了返乡农民工对待子女教育的被动性和无力感。
(四)文化娱乐方式单一
返乡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单一,具体体现为村中公共文化空间缺乏和代际间交流较少。T村由于缺乏活动场所,返乡农民工只能在村委会旁的一间小卖部中进行夜间娱乐活动,而形式则以打牌、观看电视节目、谈天为主。村委会也有小型的阅览室,但几乎没有人去阅读。回到家中,也多是观看电视节目,少有互相之间的串门拜访。同时根据观察,村中的年轻人也很少与年长的村民交流,不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
案例6
Lxd,38岁,男,在广东和上海一共打工12年后回乡务农。谈到回村后的生活时他说:“与村里其他人的关系都还好,现在村里也是一个一个地生活,和邻居的关系也不错。晚上回来就是看看电视,或者去商店里和他们打牌,自己喜欢打牌,也没有其他事可以做。”
返乡农民工返乡后娱乐文化单一,不仅是由于村中的公共文化空间不足,同时也是受到消费主义文化影响。返乡农民工在农村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却缺少娱乐设施,容易产生越轨行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返乡农民工不关心村中公共事务,使村庄整合力下降。返乡农民工原本就长期在外,回乡后又不能通过闲暇生活融入村庄,那么在社区的适应方面则会产生消极影响,造成返乡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
三、以重建社区文化为目标的介入策略
农村社区是返乡农民工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是社会工作者开展具体实务的天然平台。依照张和清以社区为本的观点,农村社区作为返乡农民工日常生活的世界,正好处于个人 、家庭与外部环境的连接点,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个人、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个人能动性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社区氛围乃至自然社会环境。[15]具体到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当中,以社区建设为主的社会工作既要保持稳定也要一定程度的革新,[16]不仅要尊重返乡农民工所生活社区的传统,也要依照社会发展的潮流作出改变。
(一)现实背景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指出,城镇化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体现了中央在观念上对于城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保留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的转变。[17]这样的顶层设计为实现以社区文化重建为目标的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宏观话语支持。与此同时,T村位于江西省泰和县,历史文化悠久,且作为宗族性村落,存在实践中的宗族活动仪式——上灯。该仪式作为本地宗族传承的宗族活动,强力整合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此外,T村宗族祠堂保护完整,本地村民善学能工、文化底蕴深厚,又多具备木匠技艺。本村居民和当地政府部门也正在为宗族祠堂申请文化历史遗产保护,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这一系列本地文化传统资源不但为加强本村村民的联系提供了纽带,[18]也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切入点。①
(二)优势视角理论
优势视角是一种新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以社会建构理论为基础。其基本信念包括:(1)优势,案主本身具有的潜能包括体验、天赋、社区资源等内容;(2)赋权,即探求人们和社区内部的力量,为家庭、机构、社区资源的连接提供机会,让案主远离自己的思维定式;(3)抗逆力,即个人自我纠正取向,是弯曲而不折断或弯曲之时可以反弹的能力;(4)成员资格,即一种身份参与权力;(5)悬置怀疑,即悬置对案主的怀疑,从信任案主的角度去建构一种新型的专业关系。[19]总之,社会工作中的优势视角强调在看问题时应关注案主的优势和能力,强调每个个人、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主张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案主优势和潜在能力的挖掘方面,要特别强调与案主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互助关系。
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场域是农村社区,他们不可能过多借助于外界帮助来实现社会适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返乡农民工自身、家庭、社区来寻找适于问题解决的资源。优势视角关注返乡农民工所能够拥有的有利条件,可以通过激发潜能的方式实现其返乡后的社会适应。
(三)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
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之中,对于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需要从他们此刻所处的环境中认识,注意综合方法的运用。以社区文化重建为目标,在其具体介入过程中,则可分别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中的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
1.以改善返乡农民工经济问题为主的个案工作
在重建社区文化的目标下,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个案工作,应当聚焦农民工个体。个案层面的介入需要引导返乡农民工将目光聚焦于当下,通过运用优势视角挖掘返乡农民工身上的潜力和过去工作的有益经历,增强他们对自我能力的肯定,改变对现有生活的态度,引导他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或通过就近就业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从而解决返乡农民工生活来源的问题。可行的步骤有三步。首先,社会工作者调查返乡农民工现有经济水平并分析原因,了解的内容包括目前的经济条件、以往工作经历、今后工作需求等。其次,将具有相近工作经历以及需求的个案分类,根据返乡农民工掌握技能的高低以及经验,联系附近的工厂。最后,对需要提高工作技能的个案,帮助联系附近职业培训中心进行培训,对有意愿从事农业的个案,联系村委提供农资等帮助,对于有意愿开展个体经营的个案,联系上级政府部门提供费用减免等优惠条件。
2.以提供社会支持、改善子女教育为主的小组工作
在返乡农民工群体之间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小组活动,来为其提供社会支持并改善子女教育问题。T村外出打工者以家具制作为主,回乡后又多种烟草。社会工作者从实际需要出发,可以成立家具技能交流小组、种烟互助小组、宗族文化资料整理小组、妇女互助小组、留守子女教育关爱小组等。一方面,以返乡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内容作为小组活动的内容可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另一方面,由于小组互动的实际性在改善返乡农民工社会支持、子女教育的同时,还能为解决其生产问题提供帮助。将以互助交流、文化资料整理为主的小组作为凝聚返乡农民工社区意识、实现自我身份认同、提供社会支持、建设社区文化的载体,可解决返乡农民工社会支持缺乏问题。开展留守子女教育关爱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可以从父母和子女两方面入手,不仅要引导父母改变教育观念、加强亲子互动,还要引导子女树立正确坚强的人生价值观,并通过辅导的方式增强其学习能力。在小组工作中,主要是发挥返乡农民工自助互助能力,并以此建设互助团结的社区文化。
3.以改善返乡农民工文化娱乐生活为主的社区工作
在社区工作的介入层面中,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利用村中传统资源,包括以祠堂为核心的物质设施资源以及以传统仪式为主的宗族文化资源。社会工作者借助以上资源,可以用开展社区庆典和社区晚会的文化活动形式丰富返乡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考虑成本和时间等因素,社区庆典内容应当以宗族文化为主。以上灯仪式为例,将该仪式作为社区庆典,以宴会的形式在祠堂中举行,邀请相关嘉宾参加。这不仅能增加活动的吸引力,也加强了效果,丰富了返乡农民工的生活。在庆典的组织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当充分依靠村中宗族文化精英,充分利用传统优势发挥其协助作用。同时,可在村委会院中举办社区晚会,其形式可以包括老少联欢晚会、节日纪念晚会等,社会工作者此时要积极动员返乡农民工走出家门,参与晚会,和村民互动联谊。不论是社区庆典还是社区晚会,社会工作者都应从本社区的优势资源入手,使活动的策划和实施更符合本村实际,发挥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改善返乡农民工文化娱乐生活。
四、小结
返乡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返乡农民工的队伍会不断壮大。他们的社会适应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因此必须引起重视。通过对江西省泰和县T村返乡农民工的实地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存在经济来源不稳定、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子女教育问题、娱乐文化方式单一的社会适应现状。
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注重从案主自身发掘潜能,促进问题的解决。经过分析发现,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可以以优势视角理论为指导,结合本地实际,从返乡农民工生活的社区入手,联系返乡农民工个体、家庭和农村社区,以重建社区文化为目标,通过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的专业方法化解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中的问题,组织返乡农民工返乡后的生活,挖掘和利用返乡农民工自身和农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社会适应。在此,社会工作者必须澄清角色并谨慎遵守专业价值,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应当呼吁社会各界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关注。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化解不仅需要返乡农民工自身和社会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民政机关、社会组织等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的资源支持和有效合作。 ①这里指泰和县宗族村落中的宗族“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既合乎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组织结构形式”,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空间。例如,宗族祠堂的保护既有村民的主观意愿,也有政府的客观支持,这不仅保护了文化古迹,也为专业社工的介入提供路径。关于该地区文化传统及其变化参见钱行、谢维杨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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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徐朝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