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办晋文帝司马昭的丧事，“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此“权”与“经”相对而论，从“经”服丧三年，孔子有言，《礼记》有载;从“权”服丧三日，则是对儒家之“经”的一种变通。这种变通应是晋武帝司马炎点了头的，他本人也不例外，三日之后，就除去喪服，但依然素冠素食。到了秋天，司马炎要去谒崇阳陵，颁诏他自己“以衰从行”，穿着丧服去，“群臣自依旧制”，不穿丧服。尚书令斐秀谏阻说：“陛下既除而复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司马炎又听从了他的意见。拜谒崇阳陵之后，司马炎仍素冠素食，于是又有群臣谏阻，请他“易服复膳”。这下，司马炎没有再听从他们，他还真的“以疏素终三年”。在此期间，曾有羊祜想趁势恢复“先王之法”，哪怕只是皇帝在三年之内穿孝服。傅玄则说：“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先王之法”恢复无果。
　　关于这件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中专门有一段“臣光日”，全文如下：
　　“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而不能将顺其美，惜哉！”
　　这段“臣光曰”，我以为可非议处有三：
　　其一，所谓“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指的是汉文帝刘恒在遗诏中说的反对厚葬久丧的那番话，主要针对久丧，即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归结起来，就是变“三年之丧”为“三日之丧”。这是汉文帝始终有所畏惧“不敢扰民”的实际体现。司马光在《汉纪》中评价汉文帝说：“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将他赞扬汉文帝的话和指责汉文帝的话放在一起就不能自圆其说：一个“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的人，怎能“专务以德化民”且使“后世鲜能及之”？这大概就是儒家的仁和礼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司马光及其在《资治通鉴》中的实际体现。
　　其二，司马光视“三年之丧”为“百世不易”之礼，指责汉文帝遗诏指令的“三日之丧”为“变古坏礼”，将“礼”置于包括民生在内的一切之上，视为亘古不变的教条，既不足取，也不可能。请问，有哪个朝代的臣民，能在为君居丧三年之内都不娶亲嫁女、饮酒食肉？“自天子达于庶人”，都守“三年之丧”，又会耽误多少正事？汉文帝提出“三日之丧”的另一个原因，便是他意识到“（三年之丧）其制不可久行”。如果真的像司马光说的那样“百世不易”，为什么汉文帝一个遗诏便能变易，而王莽居摄之时正式取消了汉文帝的短丧制度，没过多久，光武帝刘秀又遗诏丧葬“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难道是刘秀像别的“后世帝王”一样“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王莽能够不亏“君臣之义”吗？截至五代，有遗诏反对厚葬久丧的帝王，除了汉文帝和汉光武帝，印象中至少还有后周太祖郭威。司马光只抨击汉文帝一人，就因为他开风气之先吗？
　　其三，司马光称赞晋武帝“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也过甚其辞。晋武帝司马炎曾下诏说：“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帝王至谦之志”，他肯定汉文帝有所畏惧、“不敢扰民”的高风亮节，没有像司马光那样指责汉文帝“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司马昭的丧事“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他自己也不例外，无论于言于行都没有将三日之丧“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倘若司马炎亡灵有知，对于“不世之贤君”这样的不虞之誉，恐怕也会敬谢不敏。
　　司马光所言也并非一无可取，他批评“群臣谄谀”还是有点道理的。司马炎想做的，其实仅仅是他自己在三年之内素衣素食以尽自己对先帝先父的孝心，既不影响他治国理政，也不求天下臣民都去素衣素食，更没有违背汉文帝“不敢扰民”之初衷，又何必煞费苦心地去请求他“易服复膳”，锦衣玉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