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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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视将提升民众幸福感视为政府的公共责任,幸福社区建设成为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基础性民生工程,但仍然存在一些困境:如主体单一、幸福感指标体系不明晰、社区行动力较弱、城乡平等对流式交流较少以及风险危机下幸福营造框架被忽视等.鉴于此,我们须转换思维,将幸福社区建设问题置于一个以城乡社区为本、以可续幸福为营造目标的幸福感监测与营造相结合的“城乡幸福同心圆”体系之中.该体系以社区作为幸福营造与维系的关键中介环节,在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四大层面形成的同心圆结构中细化各层次的幸福指标,并以党建引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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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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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视将提升民众幸福感视为政府的公共责任,幸福社区建设成为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基础性民生工程,但仍然存在一些困境:如主体单一、幸福感指标体系不明晰、社区行动力较弱、城乡平等对流式交流较少以及风险危机下幸福营造框架被忽视等.鉴于此,我们须转换思维,将幸福社区建设问题置于一个以城乡社区为本、以可续幸福为营造目标的幸福感监测与营造相结合的“城乡幸福同心圆”体系之中.该体系以社区作为幸福营造与维系的关键中介环节,在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四大层面形成的同心圆结构中细化各层次的幸福指标,并以党建引领、组织协同、居民参与和城乡互益式交流为动力,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幸福感循环体系.同时,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风险常态化大背景下,“社区韧性”应被纳入城乡幸福社区一体化体系之中,最终促进社区在宏观与微观、城市与乡村以及常态与危机等基本关系中都能得以推进全面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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