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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浩浩荡荡几千年，孕育了天文地理农医算哲，也滋养了王公贵胄，士农工商。在记录千年社会变迁的浩繁经史子集典册中，那些古代有名的商人们，犹可谓“道可道，非常道”，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都能编辑一部古代首席风云榜。
实用主义之鼻祖
——管仲
上榜理由：积累财富其他勿谈，就讲实用，开创了商道实用主义之先河，乖僻的认为，伟大的邓小平同志“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有继承其千年遗风之嫌，却系“避虚就实”之最高境界。
话说春秋战国时期出了一个“春秋五霸”，而五霸中排名第一的就是齐国的国君齐桓公，而齐桓公的左膀右臂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实用主义之鼻祖”——管仲。
纵观管仲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光辉的一生，称得上是生备尊崇，死极哀荣。被齐桓公称为“仲父”。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叔父”，乃至亲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皇帝老儿认他当干爹那种意思。差不多一千后出了个阿斗刘禅称蜀国宰相诸葛亮为“相父”，那时后话。却说管仲不是搞政治的吗，和经商能有什么关系，殊不知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国情。但凡在商道历史上能够留下姓名的人，无不是将政治和经济乃至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翻云覆雨之人。管仲，就是个中元老。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姬姓，管氏，名夷吾，益曰“敬仲”. 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为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说“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虽说按照家谱，他实际上贵为周穆王的后代，可惜没赶上好时候，享受不到皇亲国戚的优渥待遇，连没落贵族的范儿都摆不上台面来，那叫一个清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只能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先是与好友鲍叔牙合伙经商，据史料记载，管仲最初从商并没有挣得钵满盆满，但是却用个人的魅力取得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伯乐鲍叔牙欣赏，不但在分红时候总是让他多得一份，还在其后几经曲折从军途中，经鲍叔牙力荐，让齐王捐弃被他射箭险亡之前嫌，任他为上卿（即丞相）。当然，这也是由于管仲和齐桓公狂聊三天世界战局形式而不休，向齐王展示了自己才华满腹所致。他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改进宗周制度，把齐国置为士乡十五，工商乡六，都鄙五，分设官吏管理，改革赋税，发展农业，控制山海之利，从庶民中选拔贤能，使齐国民富兵强。又提出“尊王攘夷”策略，在他的辅佐下，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霸主，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管仲的特别之处在于往往能看清现实，并根据实际作出正确的应对。当春秋战国在文化上不停的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繁荣局面靠拢的时候，管仲已经在政治或者经济举措上体现着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和“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理论，充分强调了个体和人民重要性。众所周知，春秋诸侯各国为争夺霸主地位，战乱连年，对外要做好充足军备，对内要稳定国民生活水平达到安定团结，二者和谐统一绝非易事，但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谁解决好了银子问题和人心所向的问题，谁就能当老大。管仲是商人出道，当然知道一切宏图伟论都是虚谈，如何做好实业，多挣银子，让各阶层受益，百姓能赚钱，有盼头，也才会有种田种粮搞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他认为，财富的积累增殖，不能单纯靠生产。只有充分流动流转, 才能做到货尽其用，物尽其材，才能迅速做大财富。在认定了这一点后，一系列的以儒家人本思想为底蕴，实用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战略在全国推行开来。
首先，开放搞活。废除了齐国陈旧的公田制，实行土地三包，并按土地的肥瘠程度收取出相应的土地税收。放在企业管理中就是打破级别制，多劳多得，能者获得更多利益。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其次，国家铸造钱币，进行市场宏观调控，推动商品流通。放在企业中就是抓重点掌全局，小问题放手让员工去干。引导和促进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最后，也是最厉害和超前精神的一招；刺激多边贸易，鼓励本国商人和领国商人做生意，吸引外国商人到齐国来做生意。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就叫招商引资。为了吸引外国客户，他实施一系列优化本国引资环境的政策，规定 “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引自《管子》)”翻译过来就是为各诸侯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齐国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齐国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再提供五个服务人员的配套服务；这样天下各国的商人就会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来。”另外还酌情减免赋税。这些措施刺激了齐国商业的发展和兴盛，商业的繁荣又顺带解决了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人民有钱了又反过来消费，刺激商业的流通，连带着也稳固了农业的生产。总之是国富民强人人安，最终实现了齐国大治。当后来一些人对管仲当时的奢侈生活大有诟病的时候，人民却坚决的站到了他这一边，“想想我们国家的好丞相，那么辛苦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人民的生活小康了，丞相他老人家多享受享受也是应该的。”
管仲的一生是传奇的，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很有魅力，而且还在外交上、为人处世上很有方法，所以能够最后善终。一个世纪后，孔子曾赞叹管仲的功绩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现在。若是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反映出管仲相齐的功绩在华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
成为“财神”的商人
——范蠡
上榜理由：富豪无数多，成神的却只有他一个。范蠡被人民尊为财神，享受千年香火供奉。
提及范蠡，或许很多人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对于民间雕塑和木版年画中的“财神”形象，对于新年初五“迎财神，接财神”传统仪式我们再熟悉不过。这一“文财神”原始形象就来自于——范蠡。
范蠡，字少伯，又称范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商人，被誉为商人的鼻祖，一代商圣。出生于春秋末楚国宛三户(今河南南阳一带)，也是家境贫寒，年少时“佯狂、倜傥、负俗。”后于另一青年才俊文种相识相知，同至越国出仕，俱为著名大夫。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用这一句我们可以概括出范蠡三进三退散尽钱财满天下的不凡生平。一迁：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伐吴失败。范蠡随勾践在吴国做了三年人质，吴王夫差想用高官厚禄策反他，范不为所动。而是想办法帮助勾践平安返越。辅助越王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勾践称霸大业。可惜越王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国君，范蠡清醒的认识到这点，随即功成身退。离开越国后，范蠡先到楚国隐居，靠经营有道富甲一方，楚王请他出山为相，他说：“一介庸贾，不足为大王效力。所有财富可尽献大王。日后所去何方，还请开恩勿问。”散尽万贯家财保身。二迁：范蠡离开楚国后辗转来到齐国，开始第二次白手创业，为免被楚王找到，化名“鸱夷子皮”，在齐国海边耕种土地，勤奋治产，不久又积累家产数十万金。这下又在齐国出名了，齐王了解到他贤能过往，请他担任齐国的丞相。范蠡拒绝了，并再次将钱财尽分给了朋友和乡邻后离开齐都。三迁：离开齐国的范蠡悄悄来到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 ，到了一看，陶地真是个好地方，地处中原交通要道，在这里定居做生意的话肯定能挣钱，所以和家人自此居住下来自称陶朱公，然后又继续凭借其智慧积累了数万家财，成为陶地的大富翁。这一次，他按照一贯作风，仍然将巨额财产全部分给贫苦百姓。就是这三次的跨国搬迁三次将所挣得的万千资产分赠给贫苦老百姓的大善举，获得天下人的敬佩和赞誉尊称他为陶朱公，拜其为财神。
道家思想影响颇深,因其老师计然（原姓辛，名文子，又名计研，是当时天下闻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为老子的徒弟，范蠡所学为《计然七策》，其核心是如何发展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学，属于“贵生”之学，是正统的老子道学思想，而功成身退，飘然出世的行事作风也尽显老子道家思想本色。范蠡三迁而三富，足以证明他超然的经商能力，据史料记载这种能力表现在“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的方面，他总能适时、适事、适机而变，在变化中把握商机获得最大利益。史书中有语评价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而我想，无论史书和世人如何评价其在商业上运筹帷幄、审时度势的超凡能力，但最终让他成为“财神”，接受千秋万代香火供奉的最核心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做将聚集的财富散财于人民的作为，这种豁达超然的心态。已然超越了自古以来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定论，他不成神，谁能？
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
上榜理由: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绅、太监刘瑾、宋子文。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
中国历朝历代出现了很多富豪，通常对于富裕的程度，一个 “富可敌国”的附加形容词已经能震到普通人“肝儿颤”。但是，以世界作为比较范围的首富，中国商业历史上还就伍秉鉴一个，现在才知道，原来中国也是可以出来世界首富的，虽然只是历史中，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制造（Madie in China）”。
相对于以上两位贫苦出生的古人富豪，伍秉鉴的出生可谓是含着金汤匙的。伍氏家族来自福建，康熙初年入粤，之后从事商业。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在祖业基础上顺应大清朝颁布的法令，以“身家殷实”的身份，每年缴纳给大清政府规定的白银，成为 “官商”，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后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伍国莹死后，伍秉鉴子承父业。7年后，怡和行跃居行商第2位。1813年清政府在广州十三行设立总商，32岁伍秉鉴居之，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与其他商行一起垄断了大清帝国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今天，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知道中国的历史上曾有一个“广东十三行”，但就是这个有着政府背景的商人群体，曾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一度活跃在中西贸易的舞台上。“十三行”并非仅指13家，多时可达几十家，它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故“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
伍秉鉴作为“十三行”的“总商”，不但是个商业奇才，更是交际高手；在经营方面，伍秉鉴立足本业，放眼世界，能够高瞻远瞩。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掘起。其业务范围不但涉及国内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在交际上，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外国使节都是他家的座上宾，伍家大宅建筑豪华，像是个小故宫，堪比《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为尽地主之谊，待客的银子花得像流水，以致官商融洽，洋中亲密，感情好的那叫一个“你侬我侬”，左右逢源。英国商人曾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又说“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从这些评价之中，可以看出他性格中圆融隐忍的一面，虽然表面上看似“懦弱”，实则乃经商之要诀，古语说“和气生财”，生财之道，与人际关系的维护息息相关，中国古代讲究“大智若愚”也正是此理。所以，在广东“十三行”中，资历更老者有之，业务能力更强者也不少，唯独伍秉鉴终为总商，既获得大清政府若干复杂政治关系的认同，也能得到其他商行的拥护，实属不易不凡。而据传，一次此公撕毁一张美国客户欠他的72万银两的借据，解除了那人因无力偿还欠款而不能离境回到祖国的困难。这一豪举，让他的美誉在海内外传播达半个世纪之久。也提高了中国商人在美国的地位。
在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的乾隆年间，广州作为唯一对外通商港口，“外贸特区”，为广州十三行的大老板们带来了巨大商机和巨额利润。在100多年的特权贸易中，广东十三行差不多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被称为“天子南库”。 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一些西方学者更直接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依靠政府和洋人的关系发达却也因此而卷入祸端。随着洋商私运鸦片入境，怡和行引起朝廷的责难，1821年，道光皇帝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以夷船私贩偷销鸦片，“洋商伍敦元(伍秉鉴)并不随时察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着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即行摘去，以示惩儆。”1839年禁烟运动的打响，从林则徐广东禁烟到中英鸦片战争的发生，世人称道的首富逐渐在一次又一次维系政府和洋商良好关系的夹缝中举步维艰。尽管屡次出资救国，却最终引火烧身，在战争中，伍家损失至少200万两白银。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磕然长逝，终年74岁。岭南名士谭莹为其撰写的墓碑文写到：“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伍秉鉴虽为国屡尽忠义之举，然终究一介布衣，难担国家兴亡之责；哪怕他是世界首富，在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的时政之下终究难偿夙愿，最终导致悲剧收场。
无心插柳之大成富豪
——胡雪岩
上榜理由：本为商人，已然成就；无心跨界，药堂善举；空身离世，却永葆流芳。实乃印证那句古话“无心插柳柳成荫”。
作为商人，财富即是成功的标签；可以因为非同寻常的“有财”而在历史中雁过留声，作为历史，就有可能过了则尘封为往事，无人提及，偶尔想起，也仅仅是一瞬的事情。而能让后人广大百姓天天提及挂在嘴边心上的，很难。有，一个，那就是胡雪岩。曾经写尽人间风流，叱诧商场的一代红顶商人。然而，然而，让人能够记住他的不是他曾经的辉煌，而是那一番无心插柳而成的到今天还悬壶济世的胡庆余堂。
红顶商人胡雪岩，是清末政商界的一个传奇。 他以贫贱的钱庄学徒出身，在短时间中事业掘起、形成近代中国金融事业中的一个异数，进而协助左宗棠「西征」功业，获「布政使」衔，戴「红顶」、穿「黄马挂」──历数清朝两百多年的史迹，经商获仕、戴红顶而又穿黄马挂的，胡雪岩一人而已。
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出身不是一般的“贫”，论级别都到了“赤贫”， 书曰“家素贫，年弱冠，入钱肆习贾事，以诚谨闻。”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因为老实能干得到没有子息的钱庄老板喜爱，弥留之际，将钱庄赠之于他，靠人品获得人生第一桶金。身处海禁大开的清末变迁的时代，胡雪岩以其才思敏捷、胆识过人混迹于黑白两道，而日益声名鹤起。
“言而有信、信而有恒”这是商界中人耳熟能详的箴言。其实就是今天中国商界和企业讲的“诚信”。胡雪岩曾说：“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人家的事就不能翻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还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虽然胡雪岩由于家庭清贫没有读书太多，背不出什么圣贤佳句，却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精辟，在人缘际会中扳手覆云，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一切智慧皆取于生活，立足先做人在做事之根本。正因为他的讲信用，所以商界人士都信任他，做起生意来也就如鱼得水。他商业上的康庄大道从帮助福建人王有龄起步官场而展开，发迹后的王有龄为报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资助其开了一家阜康钱庄，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一跃而成为杭州巨富。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这些经历成为胡雪岩进入官场的练兵场。1862年，在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后。胡雪岩又审时度势的抓住了左宗棠这个新靠山，筹粮械、借洋款、聘洋匠、引设备，一次次为国为靠山立下汗马功劳，在这个过程中，也为自己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他的生意跨越生丝、茶叶、典当铺，钱庄、粮食、房地产，甚至军火的进出口，成功地推展“国际贸易”。
杭州自古有着悠久的中医文化，白娘子和许仙悬壶济世的故事千百年流传家喻户晓，胡雪岩在帮左宗棠管理管理赈抚局事务期间，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硷暴骸；恢复牛车，方便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一系列举措，虽是政绩，实则善举，都奠定了胡雪岩做慈善事业，成为“胡大善人”的基础。早在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他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曾国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灾区民众。人生中疾病和生死为众所无法控制。医馆药堂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胡雪岩开创胡庆余堂，身处乱世而济世救人，他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由杭州百姓扩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当今天的我们被铺天盖地的电视广播网络杂志等多媒体广告围绕之时，胡雪岩早在当时成为广告经营战略的先锋，胡庆余堂尚未开始营业，他已在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上大做广告，使胡庆余堂名声远播。据估算，胡庆余堂在1880年时，资本已达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仍然是时代给予了这个不同凡响的“红顶商人”悲剧的命运。在官场政治和洋人利益的倾轧下，当年那个被慈喜太后授予红顶冠带、黄马褂加身，能在故宫前的广场上策马奔腾的一代豪商胡雪岩，最终变成一贫如洗，客死杭州。曾经拥有的万贯家财和浮华一生都是神马浮云。只有他精心创下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和他的“奉扬仁风”，“乐助好施”一起万古流芳，让老百姓还继续传颂着胡雪岩的名字。
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台湾作家高阳著作的《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著名作家二月河、著名编剧薛家柱合著的《胡雪岩》；新意文化网开设的 “胡雪岩专刊” 以及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都让我们从各个侧面去记忆这位商道风云人物的风云历史。
正如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的一样“胡雪岩是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他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并且张扬自己，并且最终消亡下去。他这个人好接近又难惹，讲义气又圆滑，既不过分又不短分寸，他把孔子的中庸之道在为人处世上用到了极致。”
能言善辩的儒商始祖——子贡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泣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子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古代理财宗师——白圭
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具体的做法是在收获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而且白圭所说的“与”，是予人实惠，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坐待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 《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白圭认为理财要选好人。怎样才能选好人？他提出了“智”、“勇”、“仁”、“强”四项要求。这是他的用人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用人时不主张靠强压和利诱，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们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
白圭对“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意思是懂得并善于处理“取”和“予”之间的财务关系。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利润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人身上赚来的。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会无处可“取”了。他已经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帮助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财务关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实现。
实用主义之鼻祖
——管仲
上榜理由：积累财富其他勿谈，就讲实用，开创了商道实用主义之先河，乖僻的认为，伟大的邓小平同志“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有继承其千年遗风之嫌，却系“避虚就实”之最高境界。
话说春秋战国时期出了一个“春秋五霸”，而五霸中排名第一的就是齐国的国君齐桓公，而齐桓公的左膀右臂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实用主义之鼻祖”——管仲。
纵观管仲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光辉的一生，称得上是生备尊崇，死极哀荣。被齐桓公称为“仲父”。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叔父”，乃至亲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皇帝老儿认他当干爹那种意思。差不多一千后出了个阿斗刘禅称蜀国宰相诸葛亮为“相父”，那时后话。却说管仲不是搞政治的吗，和经商能有什么关系，殊不知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国情。但凡在商道历史上能够留下姓名的人，无不是将政治和经济乃至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翻云覆雨之人。管仲，就是个中元老。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姬姓，管氏，名夷吾，益曰“敬仲”. 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为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说“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虽说按照家谱，他实际上贵为周穆王的后代，可惜没赶上好时候，享受不到皇亲国戚的优渥待遇，连没落贵族的范儿都摆不上台面来，那叫一个清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只能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先是与好友鲍叔牙合伙经商，据史料记载，管仲最初从商并没有挣得钵满盆满，但是却用个人的魅力取得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伯乐鲍叔牙欣赏，不但在分红时候总是让他多得一份，还在其后几经曲折从军途中，经鲍叔牙力荐，让齐王捐弃被他射箭险亡之前嫌，任他为上卿（即丞相）。当然，这也是由于管仲和齐桓公狂聊三天世界战局形式而不休，向齐王展示了自己才华满腹所致。他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改进宗周制度，把齐国置为士乡十五，工商乡六，都鄙五，分设官吏管理，改革赋税，发展农业，控制山海之利，从庶民中选拔贤能，使齐国民富兵强。又提出“尊王攘夷”策略，在他的辅佐下，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霸主，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管仲的特别之处在于往往能看清现实，并根据实际作出正确的应对。当春秋战国在文化上不停的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繁荣局面靠拢的时候，管仲已经在政治或者经济举措上体现着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和“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理论，充分强调了个体和人民重要性。众所周知，春秋诸侯各国为争夺霸主地位，战乱连年，对外要做好充足军备，对内要稳定国民生活水平达到安定团结，二者和谐统一绝非易事，但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谁解决好了银子问题和人心所向的问题，谁就能当老大。管仲是商人出道，当然知道一切宏图伟论都是虚谈，如何做好实业，多挣银子，让各阶层受益，百姓能赚钱，有盼头，也才会有种田种粮搞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他认为，财富的积累增殖，不能单纯靠生产。只有充分流动流转, 才能做到货尽其用，物尽其材，才能迅速做大财富。在认定了这一点后，一系列的以儒家人本思想为底蕴，实用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战略在全国推行开来。
首先，开放搞活。废除了齐国陈旧的公田制，实行土地三包，并按土地的肥瘠程度收取出相应的土地税收。放在企业管理中就是打破级别制，多劳多得，能者获得更多利益。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其次，国家铸造钱币，进行市场宏观调控，推动商品流通。放在企业中就是抓重点掌全局，小问题放手让员工去干。引导和促进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最后，也是最厉害和超前精神的一招；刺激多边贸易，鼓励本国商人和领国商人做生意，吸引外国商人到齐国来做生意。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就叫招商引资。为了吸引外国客户，他实施一系列优化本国引资环境的政策，规定 “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引自《管子》)”翻译过来就是为各诸侯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齐国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齐国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再提供五个服务人员的配套服务；这样天下各国的商人就会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来。”另外还酌情减免赋税。这些措施刺激了齐国商业的发展和兴盛，商业的繁荣又顺带解决了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人民有钱了又反过来消费，刺激商业的流通，连带着也稳固了农业的生产。总之是国富民强人人安，最终实现了齐国大治。当后来一些人对管仲当时的奢侈生活大有诟病的时候，人民却坚决的站到了他这一边，“想想我们国家的好丞相，那么辛苦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人民的生活小康了，丞相他老人家多享受享受也是应该的。”
管仲的一生是传奇的，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很有魅力，而且还在外交上、为人处世上很有方法，所以能够最后善终。一个世纪后，孔子曾赞叹管仲的功绩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现在。若是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反映出管仲相齐的功绩在华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
成为“财神”的商人
——范蠡
上榜理由：富豪无数多，成神的却只有他一个。范蠡被人民尊为财神，享受千年香火供奉。
提及范蠡，或许很多人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对于民间雕塑和木版年画中的“财神”形象，对于新年初五“迎财神，接财神”传统仪式我们再熟悉不过。这一“文财神”原始形象就来自于——范蠡。
范蠡，字少伯，又称范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商人，被誉为商人的鼻祖，一代商圣。出生于春秋末楚国宛三户(今河南南阳一带)，也是家境贫寒，年少时“佯狂、倜傥、负俗。”后于另一青年才俊文种相识相知，同至越国出仕，俱为著名大夫。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用这一句我们可以概括出范蠡三进三退散尽钱财满天下的不凡生平。一迁：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伐吴失败。范蠡随勾践在吴国做了三年人质，吴王夫差想用高官厚禄策反他，范不为所动。而是想办法帮助勾践平安返越。辅助越王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勾践称霸大业。可惜越王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国君，范蠡清醒的认识到这点，随即功成身退。离开越国后，范蠡先到楚国隐居，靠经营有道富甲一方，楚王请他出山为相，他说：“一介庸贾，不足为大王效力。所有财富可尽献大王。日后所去何方，还请开恩勿问。”散尽万贯家财保身。二迁：范蠡离开楚国后辗转来到齐国，开始第二次白手创业，为免被楚王找到，化名“鸱夷子皮”，在齐国海边耕种土地，勤奋治产，不久又积累家产数十万金。这下又在齐国出名了，齐王了解到他贤能过往，请他担任齐国的丞相。范蠡拒绝了，并再次将钱财尽分给了朋友和乡邻后离开齐都。三迁：离开齐国的范蠡悄悄来到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 ，到了一看，陶地真是个好地方，地处中原交通要道，在这里定居做生意的话肯定能挣钱，所以和家人自此居住下来自称陶朱公，然后又继续凭借其智慧积累了数万家财，成为陶地的大富翁。这一次，他按照一贯作风，仍然将巨额财产全部分给贫苦百姓。就是这三次的跨国搬迁三次将所挣得的万千资产分赠给贫苦老百姓的大善举，获得天下人的敬佩和赞誉尊称他为陶朱公，拜其为财神。
道家思想影响颇深,因其老师计然（原姓辛，名文子，又名计研，是当时天下闻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为老子的徒弟，范蠡所学为《计然七策》，其核心是如何发展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学，属于“贵生”之学，是正统的老子道学思想，而功成身退，飘然出世的行事作风也尽显老子道家思想本色。范蠡三迁而三富，足以证明他超然的经商能力，据史料记载这种能力表现在“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的方面，他总能适时、适事、适机而变，在变化中把握商机获得最大利益。史书中有语评价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而我想，无论史书和世人如何评价其在商业上运筹帷幄、审时度势的超凡能力，但最终让他成为“财神”，接受千秋万代香火供奉的最核心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做将聚集的财富散财于人民的作为，这种豁达超然的心态。已然超越了自古以来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定论，他不成神，谁能？
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
上榜理由: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绅、太监刘瑾、宋子文。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
中国历朝历代出现了很多富豪，通常对于富裕的程度，一个 “富可敌国”的附加形容词已经能震到普通人“肝儿颤”。但是，以世界作为比较范围的首富，中国商业历史上还就伍秉鉴一个，现在才知道，原来中国也是可以出来世界首富的，虽然只是历史中，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制造（Madie in China）”。
相对于以上两位贫苦出生的古人富豪，伍秉鉴的出生可谓是含着金汤匙的。伍氏家族来自福建，康熙初年入粤，之后从事商业。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在祖业基础上顺应大清朝颁布的法令，以“身家殷实”的身份，每年缴纳给大清政府规定的白银，成为 “官商”，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后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伍国莹死后，伍秉鉴子承父业。7年后，怡和行跃居行商第2位。1813年清政府在广州十三行设立总商，32岁伍秉鉴居之，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与其他商行一起垄断了大清帝国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今天，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知道中国的历史上曾有一个“广东十三行”，但就是这个有着政府背景的商人群体，曾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一度活跃在中西贸易的舞台上。“十三行”并非仅指13家，多时可达几十家，它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故“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
伍秉鉴作为“十三行”的“总商”，不但是个商业奇才，更是交际高手；在经营方面，伍秉鉴立足本业，放眼世界，能够高瞻远瞩。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掘起。其业务范围不但涉及国内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在交际上，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外国使节都是他家的座上宾，伍家大宅建筑豪华，像是个小故宫，堪比《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为尽地主之谊，待客的银子花得像流水，以致官商融洽，洋中亲密，感情好的那叫一个“你侬我侬”，左右逢源。英国商人曾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又说“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从这些评价之中，可以看出他性格中圆融隐忍的一面，虽然表面上看似“懦弱”，实则乃经商之要诀，古语说“和气生财”，生财之道，与人际关系的维护息息相关，中国古代讲究“大智若愚”也正是此理。所以，在广东“十三行”中，资历更老者有之，业务能力更强者也不少，唯独伍秉鉴终为总商，既获得大清政府若干复杂政治关系的认同，也能得到其他商行的拥护，实属不易不凡。而据传，一次此公撕毁一张美国客户欠他的72万银两的借据，解除了那人因无力偿还欠款而不能离境回到祖国的困难。这一豪举，让他的美誉在海内外传播达半个世纪之久。也提高了中国商人在美国的地位。
在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的乾隆年间，广州作为唯一对外通商港口，“外贸特区”，为广州十三行的大老板们带来了巨大商机和巨额利润。在100多年的特权贸易中，广东十三行差不多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被称为“天子南库”。 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一些西方学者更直接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依靠政府和洋人的关系发达却也因此而卷入祸端。随着洋商私运鸦片入境，怡和行引起朝廷的责难，1821年，道光皇帝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以夷船私贩偷销鸦片，“洋商伍敦元(伍秉鉴)并不随时察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着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即行摘去，以示惩儆。”1839年禁烟运动的打响，从林则徐广东禁烟到中英鸦片战争的发生，世人称道的首富逐渐在一次又一次维系政府和洋商良好关系的夹缝中举步维艰。尽管屡次出资救国，却最终引火烧身，在战争中，伍家损失至少200万两白银。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磕然长逝，终年74岁。岭南名士谭莹为其撰写的墓碑文写到：“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伍秉鉴虽为国屡尽忠义之举，然终究一介布衣，难担国家兴亡之责；哪怕他是世界首富，在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的时政之下终究难偿夙愿，最终导致悲剧收场。
无心插柳之大成富豪
——胡雪岩
上榜理由：本为商人，已然成就；无心跨界，药堂善举；空身离世，却永葆流芳。实乃印证那句古话“无心插柳柳成荫”。
作为商人，财富即是成功的标签；可以因为非同寻常的“有财”而在历史中雁过留声，作为历史，就有可能过了则尘封为往事，无人提及，偶尔想起，也仅仅是一瞬的事情。而能让后人广大百姓天天提及挂在嘴边心上的，很难。有，一个，那就是胡雪岩。曾经写尽人间风流，叱诧商场的一代红顶商人。然而，然而，让人能够记住他的不是他曾经的辉煌，而是那一番无心插柳而成的到今天还悬壶济世的胡庆余堂。
红顶商人胡雪岩，是清末政商界的一个传奇。 他以贫贱的钱庄学徒出身，在短时间中事业掘起、形成近代中国金融事业中的一个异数，进而协助左宗棠「西征」功业，获「布政使」衔，戴「红顶」、穿「黄马挂」──历数清朝两百多年的史迹，经商获仕、戴红顶而又穿黄马挂的，胡雪岩一人而已。
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出身不是一般的“贫”，论级别都到了“赤贫”， 书曰“家素贫，年弱冠，入钱肆习贾事，以诚谨闻。”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因为老实能干得到没有子息的钱庄老板喜爱，弥留之际，将钱庄赠之于他，靠人品获得人生第一桶金。身处海禁大开的清末变迁的时代，胡雪岩以其才思敏捷、胆识过人混迹于黑白两道，而日益声名鹤起。
“言而有信、信而有恒”这是商界中人耳熟能详的箴言。其实就是今天中国商界和企业讲的“诚信”。胡雪岩曾说：“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人家的事就不能翻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还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虽然胡雪岩由于家庭清贫没有读书太多，背不出什么圣贤佳句，却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精辟，在人缘际会中扳手覆云，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一切智慧皆取于生活，立足先做人在做事之根本。正因为他的讲信用，所以商界人士都信任他，做起生意来也就如鱼得水。他商业上的康庄大道从帮助福建人王有龄起步官场而展开，发迹后的王有龄为报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资助其开了一家阜康钱庄，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一跃而成为杭州巨富。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这些经历成为胡雪岩进入官场的练兵场。1862年，在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后。胡雪岩又审时度势的抓住了左宗棠这个新靠山，筹粮械、借洋款、聘洋匠、引设备，一次次为国为靠山立下汗马功劳，在这个过程中，也为自己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他的生意跨越生丝、茶叶、典当铺，钱庄、粮食、房地产，甚至军火的进出口，成功地推展“国际贸易”。
杭州自古有着悠久的中医文化，白娘子和许仙悬壶济世的故事千百年流传家喻户晓，胡雪岩在帮左宗棠管理管理赈抚局事务期间，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硷暴骸；恢复牛车，方便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一系列举措，虽是政绩，实则善举，都奠定了胡雪岩做慈善事业，成为“胡大善人”的基础。早在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他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曾国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灾区民众。人生中疾病和生死为众所无法控制。医馆药堂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胡雪岩开创胡庆余堂，身处乱世而济世救人，他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由杭州百姓扩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当今天的我们被铺天盖地的电视广播网络杂志等多媒体广告围绕之时，胡雪岩早在当时成为广告经营战略的先锋，胡庆余堂尚未开始营业，他已在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上大做广告，使胡庆余堂名声远播。据估算，胡庆余堂在1880年时，资本已达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仍然是时代给予了这个不同凡响的“红顶商人”悲剧的命运。在官场政治和洋人利益的倾轧下，当年那个被慈喜太后授予红顶冠带、黄马褂加身，能在故宫前的广场上策马奔腾的一代豪商胡雪岩，最终变成一贫如洗，客死杭州。曾经拥有的万贯家财和浮华一生都是神马浮云。只有他精心创下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和他的“奉扬仁风”，“乐助好施”一起万古流芳，让老百姓还继续传颂着胡雪岩的名字。
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台湾作家高阳著作的《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著名作家二月河、著名编剧薛家柱合著的《胡雪岩》；新意文化网开设的 “胡雪岩专刊” 以及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都让我们从各个侧面去记忆这位商道风云人物的风云历史。
正如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的一样“胡雪岩是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他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并且张扬自己，并且最终消亡下去。他这个人好接近又难惹，讲义气又圆滑，既不过分又不短分寸，他把孔子的中庸之道在为人处世上用到了极致。”
能言善辩的儒商始祖——子贡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泣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子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古代理财宗师——白圭
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具体的做法是在收获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而且白圭所说的“与”，是予人实惠，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坐待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 《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白圭认为理财要选好人。怎样才能选好人？他提出了“智”、“勇”、“仁”、“强”四项要求。这是他的用人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用人时不主张靠强压和利诱，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们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
白圭对“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意思是懂得并善于处理“取”和“予”之间的财务关系。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利润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人身上赚来的。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会无处可“取”了。他已经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帮助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财务关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