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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不同地区出台政策“抢人”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很多地区都视过多的人口为负担，屡屡提高落户门槛，限制人口增长。然而如今喜好陡变，“抢人”变得蔚然成风。这一变化的背后并不是中国人口总量在显著下滑，从而带来区域之间的争夺，而是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对人力资源有了新的认识。
人口、人才往往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口的流入带来劳动力以及消费需求，人才的聚集带来科技文化和生产力的提升，这些有利于促进地区综合实力的提升。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时，各个地区开始了频繁的“抢人”大战。
人口老龄化趋势难逆转
根据联合国2019年人口展望中对中国人口增长和结构做出的预测，未来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61.6%降至55.9%，2050年后预计将稳定在47.7%左右。从绝对人口数量来看，未来1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从8.82亿减少至8.18亿，并保持下行趋势。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从12.4%上升至16.9%，预计2060年后65岁以上老年人口稳定在30%左右，15岁以下少儿人口占比将从17.6%降至15.8%。即使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也难以明显扭转总和生育率向下的趋势。
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来看，25—49岁中年劳动力人口占比及绝对数量将在未来10年甚至50年内一直呈下降趋势，49—59岁的老年劳动人口占比呈现波动趋势，绝对数量在未来10年则逐年下降。一般情况下中年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更高。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深刻地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结合全球各地区数据来看，人口增长速度越快、老龄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来看，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越小，GDP增速越快。这一年龄段人口比例越大，GDP增速相对越慢。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几个国家，如日本、意大利、希腊以及德国等，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不明显的印度增速则较快。
日本的老龄化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逐步进入老龄化时代，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行，7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增速基本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增速以及劳动力比率出现下降，GDP增速也逐渐趋缓，截至2018年，日本GDP增速同比只有0.8%。从希腊的发展经验来看，希腊人口的拐点发生在2000年前后，2000年之后，希腊的劳动人口比例转为下行，2006年后希腊GDP增速也逐步下行，2008年至2016年持续负增长。可以发现，人口的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相关性，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和少子化现象日益显现，区域之间对于劳动力人口的争夺开始逐渐升温。那么在这种日益激烈的争夺氛围中，人口流向了哪些地方呢？
人往“高处”走
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一直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北方省份向南方省份流动的总体趋势。2019年，我国人口流动继续呈现“东进”和“南下”的特征。
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相比2018年，东部和南方省份的人口迁入规模进一步增大。
从具体省份来看，人口的流向变得更加集中。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分别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层面遥遥领先。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比前些年更加集中。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人口流入的“二八分化”现象愈发明显。
从省内流动的情况来看，浙江虽然人口净流入量最大，但是省内也并不是“雨露均沾”。浙江省的11个地级市中，有4个城市是人口净流出，剩下7个城市是人口净流入。但从规模上来看，其实浙江省绝大部分的净流入人口，都流向了杭州和宁波。其中，杭州人口凈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人口净流入的另一大省广东的情况也是类似，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其他城市的人口迁入规模相对较小，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人口流入分化的情况在全国都是普遍现象，省内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较好的核心城市，吸引了主要的流入人口，其他地区则流入较少，或者呈现出人口净流出的状态。比如江西、山西、河南、湖北、陕西、甘肃等地，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即使是各省内的核心城市，2019年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以福建为例，2018年厦门和福州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5.37万和2.76万，绝对值相差并不悬殊;但2019年这两个城市的差距明显拉开，厦门净流入量达到了13.3万人，而作为省会城市的福州，净流入量只有0.8万人。这说明，在经济和政策因素的驱动下，人口在地区之间的分化在加剧。
从各等级城市的情况来看，一二线城市持续人口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在持续流出。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因为维持人口总量控制政策，人口增长缓慢。2019年北京人口继续净迁出，但净迁出规模从2018年的22万缩窄至6.3万。上海虽然保持人口净流入，但规模不到1万人。而深圳和广州人口在大幅流入，2019年广州净流入25万人，深圳净流入42万人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抢人”大战中，不少“新一线城市”加入了争夺的行列，且近两年人口迁入规模明显增加。比如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城市”，除了经济上的吸引力外，在人才吸引政策方面也不断增加力度，不仅落户政策有所放宽，还在人才补贴、租房补助、购房补贴等多方面提供相应的待遇。2017年，“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净迁入量还不到90万，2019年该规模已经升至140万。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三四五线城市，继续面临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压力。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六年负增长，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了人口存量竞争的时代。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城市”都已经开始加入“抢人”队伍，未来中小城市人口流出的压力还会更大。
人口迁移的影响
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人口流入可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例如深圳，近5年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66万，至2017年底，深圳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只有6.6%，相比较之下，上海和北京分别为33.2%和24.5%。因此深圳作为中国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城市，并非没有原因。
伴随着人口流入，人才供给也会增加，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发展，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同时，人口流入还能扩大消费需求。人口流入增加当地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中国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长沙更是高达27.4%;而北京受限于控人口政策人口净流出，相应地，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仅11.5%。
相反，人口净流出地区则会带来一些麻烦，例如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例如东北地区，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尽管老龄化是整体趋势，但是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
从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房价的关键因素。需求是房价的关键支撑，人口长期处于净流入的地区，房价能够得到支撑;反之，人口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的地区，长期来看房价很难上漲。
短期来看，高素质人口的流入对于房价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41.2万，其中常住户籍人口的增量就有40万，常住非户籍人口只增加了1.13万，如果扣除人口自然增长，常住非户籍人口甚至可能在减少。联系深圳的落户政策，具备一定学历和技能的人口才能够落户。这就意味着，去年深圳迁入的人口大多是符合落户条件的引进人才，这部分人口的收入相对较好，经济实力较强，对房价的推升作用更加明显。这就解释了为何今年以来深圳的房价上涨较快，以至于7月份深圳出台了一个“史上最严限购”政策，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随着国内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新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加之劳动力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对于人口的争夺已经难以避免。
人口、人才往往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口的流入带来劳动力以及消费需求，人才的聚集带来科技文化和生产力的提升，这些有利于促进地区综合实力的提升。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时，各个地区开始了频繁的“抢人”大战。
人口老龄化趋势难逆转
根据联合国2019年人口展望中对中国人口增长和结构做出的预测，未来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61.6%降至55.9%，2050年后预计将稳定在47.7%左右。从绝对人口数量来看，未来1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从8.82亿减少至8.18亿，并保持下行趋势。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从12.4%上升至16.9%，预计2060年后65岁以上老年人口稳定在30%左右，15岁以下少儿人口占比将从17.6%降至15.8%。即使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也难以明显扭转总和生育率向下的趋势。
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来看，25—49岁中年劳动力人口占比及绝对数量将在未来10年甚至50年内一直呈下降趋势，49—59岁的老年劳动人口占比呈现波动趋势，绝对数量在未来10年则逐年下降。一般情况下中年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更高。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深刻地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结合全球各地区数据来看，人口增长速度越快、老龄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来看，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越小，GDP增速越快。这一年龄段人口比例越大，GDP增速相对越慢。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几个国家，如日本、意大利、希腊以及德国等，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不明显的印度增速则较快。
日本的老龄化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逐步进入老龄化时代，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行，7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增速基本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增速以及劳动力比率出现下降，GDP增速也逐渐趋缓，截至2018年，日本GDP增速同比只有0.8%。从希腊的发展经验来看，希腊人口的拐点发生在2000年前后，2000年之后，希腊的劳动人口比例转为下行，2006年后希腊GDP增速也逐步下行，2008年至2016年持续负增长。可以发现，人口的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相关性，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和少子化现象日益显现，区域之间对于劳动力人口的争夺开始逐渐升温。那么在这种日益激烈的争夺氛围中，人口流向了哪些地方呢？
人往“高处”走
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一直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北方省份向南方省份流动的总体趋势。2019年，我国人口流动继续呈现“东进”和“南下”的特征。
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相比2018年，东部和南方省份的人口迁入规模进一步增大。
从具体省份来看，人口的流向变得更加集中。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分别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层面遥遥领先。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比前些年更加集中。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人口流入的“二八分化”现象愈发明显。
从省内流动的情况来看，浙江虽然人口净流入量最大，但是省内也并不是“雨露均沾”。浙江省的11个地级市中，有4个城市是人口净流出，剩下7个城市是人口净流入。但从规模上来看，其实浙江省绝大部分的净流入人口，都流向了杭州和宁波。其中，杭州人口凈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人口净流入的另一大省广东的情况也是类似，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其他城市的人口迁入规模相对较小，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人口流入分化的情况在全国都是普遍现象，省内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较好的核心城市，吸引了主要的流入人口，其他地区则流入较少，或者呈现出人口净流出的状态。比如江西、山西、河南、湖北、陕西、甘肃等地，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即使是各省内的核心城市，2019年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以福建为例，2018年厦门和福州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5.37万和2.76万，绝对值相差并不悬殊;但2019年这两个城市的差距明显拉开，厦门净流入量达到了13.3万人，而作为省会城市的福州，净流入量只有0.8万人。这说明，在经济和政策因素的驱动下，人口在地区之间的分化在加剧。
从各等级城市的情况来看，一二线城市持续人口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在持续流出。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因为维持人口总量控制政策，人口增长缓慢。2019年北京人口继续净迁出，但净迁出规模从2018年的22万缩窄至6.3万。上海虽然保持人口净流入，但规模不到1万人。而深圳和广州人口在大幅流入，2019年广州净流入25万人，深圳净流入42万人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抢人”大战中，不少“新一线城市”加入了争夺的行列，且近两年人口迁入规模明显增加。比如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城市”，除了经济上的吸引力外，在人才吸引政策方面也不断增加力度，不仅落户政策有所放宽，还在人才补贴、租房补助、购房补贴等多方面提供相应的待遇。2017年，“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净迁入量还不到90万，2019年该规模已经升至140万。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三四五线城市，继续面临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压力。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六年负增长，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了人口存量竞争的时代。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城市”都已经开始加入“抢人”队伍，未来中小城市人口流出的压力还会更大。
人口迁移的影响
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人口流入可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例如深圳，近5年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66万，至2017年底，深圳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只有6.6%，相比较之下，上海和北京分别为33.2%和24.5%。因此深圳作为中国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城市，并非没有原因。
伴随着人口流入，人才供给也会增加，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发展，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同时，人口流入还能扩大消费需求。人口流入增加当地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中国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长沙更是高达27.4%;而北京受限于控人口政策人口净流出，相应地，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仅11.5%。
相反，人口净流出地区则会带来一些麻烦，例如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例如东北地区，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尽管老龄化是整体趋势，但是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
从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房价的关键因素。需求是房价的关键支撑，人口长期处于净流入的地区，房价能够得到支撑;反之，人口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的地区，长期来看房价很难上漲。
短期来看，高素质人口的流入对于房价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41.2万，其中常住户籍人口的增量就有40万，常住非户籍人口只增加了1.13万，如果扣除人口自然增长，常住非户籍人口甚至可能在减少。联系深圳的落户政策，具备一定学历和技能的人口才能够落户。这就意味着，去年深圳迁入的人口大多是符合落户条件的引进人才，这部分人口的收入相对较好，经济实力较强，对房价的推升作用更加明显。这就解释了为何今年以来深圳的房价上涨较快，以至于7月份深圳出台了一个“史上最严限购”政策，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随着国内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新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加之劳动力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对于人口的争夺已经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