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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生是缤纷的彩霞，那么青春必是其中最绚丽的一抹；如果说人生是漫长的旅程，那么青春就是旅途中最灿烂的一段。该怎样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呢，有人选择虚度年华，有人选择碌碌无为，而有人却选择了无怨无悔地奉献。作为北京第六批专职援藏干部，来自国资委的付华在北束援藏指挥部规划发展部工作。走到付华的办公桌前，他的桌子上永远都放着一堆文件，文件虽多但整齐有序、分门别类，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在时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中，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带着思想援藏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曾说过一句话，感动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当然，在中国，在中国的西南边陲西藏，都已经不需要我们为解放去斗争，但是我们却有着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依据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让西藏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奔小康。
这句话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付华。什么是人生关键性的一刻，是一个决定，是一次选择。很早之前付华就听说了“援藏”这一回事，到北京市国资委工作以后，2011年，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组织上选派援藏干部，于是付华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虽然还是单身，没有了拖家带口的顾虑，但是面临着三年援藏工作后再回京找女朋友的现实，还是让周围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提醒了一番。面对周围人的善意提醒，付华还是选择了援藏，只因为那句“没有大家哪有小家”。父亲对于付华的选择非常支持，这位典型的东北父亲用他粗犷的胸怀支持着一直独自在外打拼多年的儿子。“男儿志在四方，要勇敢去闯，何况是为了这样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事业。”
是的，神奇而美丽的雪域高原在等着你，善良而淳朴的藏族人民在等着你，他们的幸福生活更需要你！
带着干劲工作
“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做着普通的事，但我所做的事业是伟大的。”付华这样说道。
尽管对艰苦的高原环境早就做好了准备，可2011年5月刚到拉萨时，严重的高原反应还是让付华措不及防。当时初到高原，身体还未完全适应，就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当中，不久就出现了心肌出血，不但心脏刺痛，心律严重不齐，四肢也出现了麻木，可是手头上的工作需要尽快上手，无法腾出时间看病就医，于是付华连续几天强忍着病痛工作，直到被同事强行拉到医院。医生建议付华每天吸氧，可是在高原工作每天吸氧显然不可能，自己又不是娇气的人，于是第二天，付华就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援藏之前，付华从事的都不是相关工作，对于规划发展部所负责的项目工作可以说是全新的领域，而这也成为了付华学习的动力，从网上查找资料，购买专业书籍，而对于还未搞懂的问题，周围的领导和同事就成为了自己答疑解惑的师长。在初来的几个月里，付华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晚上一两点钟还在看书。就这样边学习边工作，丝毫也没有耽误，短短的时间里就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变成了如数家常的业内人。
目前进藏也有一年多了，付华的工作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今年指挥部的“七一表彰大会”上，由于付华表现出色，被评为了优秀援藏干部，这更让付华觉得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的重要性和责任感。认真、谨慎、负责、条理清晰、雷厉风行、坚持原则……这都是对他工作状态的描述。而他永远保持着一股积极向上的工作干劲儿，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让身边的人都如沐春风。面对工作，他能及时找出问题所在，并且总能协调好各方，最终圆满解决问题。拉萨的相关业务部门对付华的工作也是赞赏有加，因为工作经常接触，付华凭着自己真诚的态度、扎实的工作能力和果断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拉萨相关部门的尊重和赞扬，协调和沟通也就不在话下。
长久以来，付华的眼压一直比较高，8月初，由于经常搬运文件资料、看图纸，付华的右手腕一直剧痛不已，但他仍然坚持用左手干工作，后来实在不行，才在同事和领导的劝说下回到北京的医院治疗，而这次，是他今年第一次回北京。的确，今年付华一直忙着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项目的前期手续问题，作为援建项目中单体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项目，文体中心项目承载了北京太多人的努力和期望。同事们都说：他太忙了，一大堆文件，一大堆电话，跑前跑后，忙上忙下，沟通协调、解决问题，都离不开他。可是付华在北京没待多久就又回到了拉萨，依然忙忙碌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付华一直严重失眠，有时凌晨五点多钟才慢慢睡着，结果不一会就又要起床上班。但他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对待每一天的工作，丝毫看不出他前一天晚上整晚都没睡好。就是这样一位援藏干部，这样一种奉献精神，怎么不值得我们敬佩，怎么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在这样的一批批援藏干部的努力下，西藏人民一定会幸福安康！
奉献并快乐着
开朗、热情、积极、乐观、向上、幽默、健谈、有思想、有深度……这是付华平时给人的印象。虽然是来援藏，但付华却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乡，他把对工作的热情转化成对西藏的热爱，并把这份热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付华给同事们在西藏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欢乐。一个人在西藏难免孤单，付华平时练练毛笔字、弹弹琴、看看书，有时候在公寓为同事们打“豆浆”，而所谓的“豆浆”原料则是30多种谷物、豆类等营养价值很高的材料。
因为喜欢音乐，每次在食堂吃早饭时，总能听到一阵悦耳的音乐，于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付华来了。无论在公寓、在食堂，还是在办公室的工作空闲间隙，大家聚在一起闲聊时，付华总能发表他的“三点论”，因为他，很多同事间的小聚就变得很有乐趣，常有欢声笑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援藏虽苦，可付华乐在其中，而且能让身边的人也感觉得到这份快乐，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韩爱晶结局：获入资助 任国企息经理
韩爱晶在“文革”中干得最恶劣的一件事，是揪斗彭德怀。后来，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稍后，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 日子不好过了
随着高校造反红卫兵中各派别的崛起，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派仗发展为武斗，许多地方发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动荡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高校中造反的红卫兵有所约束。
毛泽东稳定高校的办法，是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做打派仗和武斗的红卫兵两派的工作。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抵制，在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红卫兵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决定找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韩爱晶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
这次谈话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战战兢兢，知道自己闯祸了。但是，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手下留情的。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些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还是十分爱护的，认为他们是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批评他们应该，但不必过分追究。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之后，就把话题转了。
韩爱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泽东、林彪等人这次谈话对自己今后的命运十分关键，因此他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主要内容记下来。由于韩爱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参加谈话者中，记录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包括韩爱晶在内的红卫兵领袖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被揪了出来
当时，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时也最招风。这样反而使韩爱晶减轻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盯住他的，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对立的人、一些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们说好话。这就使惹了大祸的他，在短时间内毫发未伤。
但事情是变化的。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在武汉发生了“七二0事件”。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了大的动荡。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毛泽东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代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他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
被判刑入狱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纷纷提出要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的责任。红卫兵五大领袖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他们是作为反面人物进入人们视野的。
韩爱晶自然不能避免。在1977年，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后事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大几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可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却收获了爱情。
在这里，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唐格木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水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学们一起请韩爱晶吃饭。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南下到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去了。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
带着思想援藏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曾说过一句话，感动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当然，在中国，在中国的西南边陲西藏，都已经不需要我们为解放去斗争，但是我们却有着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依据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让西藏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奔小康。
这句话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付华。什么是人生关键性的一刻，是一个决定，是一次选择。很早之前付华就听说了“援藏”这一回事，到北京市国资委工作以后，2011年，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组织上选派援藏干部，于是付华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虽然还是单身，没有了拖家带口的顾虑，但是面临着三年援藏工作后再回京找女朋友的现实，还是让周围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提醒了一番。面对周围人的善意提醒，付华还是选择了援藏，只因为那句“没有大家哪有小家”。父亲对于付华的选择非常支持，这位典型的东北父亲用他粗犷的胸怀支持着一直独自在外打拼多年的儿子。“男儿志在四方，要勇敢去闯，何况是为了这样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事业。”
是的，神奇而美丽的雪域高原在等着你，善良而淳朴的藏族人民在等着你，他们的幸福生活更需要你！
带着干劲工作
“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做着普通的事，但我所做的事业是伟大的。”付华这样说道。
尽管对艰苦的高原环境早就做好了准备，可2011年5月刚到拉萨时，严重的高原反应还是让付华措不及防。当时初到高原，身体还未完全适应，就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当中，不久就出现了心肌出血，不但心脏刺痛，心律严重不齐，四肢也出现了麻木，可是手头上的工作需要尽快上手，无法腾出时间看病就医，于是付华连续几天强忍着病痛工作，直到被同事强行拉到医院。医生建议付华每天吸氧，可是在高原工作每天吸氧显然不可能，自己又不是娇气的人，于是第二天，付华就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援藏之前，付华从事的都不是相关工作，对于规划发展部所负责的项目工作可以说是全新的领域，而这也成为了付华学习的动力，从网上查找资料，购买专业书籍，而对于还未搞懂的问题，周围的领导和同事就成为了自己答疑解惑的师长。在初来的几个月里，付华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晚上一两点钟还在看书。就这样边学习边工作，丝毫也没有耽误，短短的时间里就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变成了如数家常的业内人。
目前进藏也有一年多了，付华的工作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今年指挥部的“七一表彰大会”上，由于付华表现出色，被评为了优秀援藏干部，这更让付华觉得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的重要性和责任感。认真、谨慎、负责、条理清晰、雷厉风行、坚持原则……这都是对他工作状态的描述。而他永远保持着一股积极向上的工作干劲儿，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让身边的人都如沐春风。面对工作，他能及时找出问题所在，并且总能协调好各方，最终圆满解决问题。拉萨的相关业务部门对付华的工作也是赞赏有加，因为工作经常接触，付华凭着自己真诚的态度、扎实的工作能力和果断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拉萨相关部门的尊重和赞扬，协调和沟通也就不在话下。
长久以来，付华的眼压一直比较高，8月初，由于经常搬运文件资料、看图纸，付华的右手腕一直剧痛不已，但他仍然坚持用左手干工作，后来实在不行，才在同事和领导的劝说下回到北京的医院治疗，而这次，是他今年第一次回北京。的确，今年付华一直忙着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项目的前期手续问题，作为援建项目中单体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项目，文体中心项目承载了北京太多人的努力和期望。同事们都说：他太忙了，一大堆文件，一大堆电话，跑前跑后，忙上忙下，沟通协调、解决问题，都离不开他。可是付华在北京没待多久就又回到了拉萨，依然忙忙碌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付华一直严重失眠，有时凌晨五点多钟才慢慢睡着，结果不一会就又要起床上班。但他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对待每一天的工作，丝毫看不出他前一天晚上整晚都没睡好。就是这样一位援藏干部，这样一种奉献精神，怎么不值得我们敬佩，怎么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在这样的一批批援藏干部的努力下，西藏人民一定会幸福安康！
奉献并快乐着
开朗、热情、积极、乐观、向上、幽默、健谈、有思想、有深度……这是付华平时给人的印象。虽然是来援藏，但付华却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乡，他把对工作的热情转化成对西藏的热爱，并把这份热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付华给同事们在西藏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欢乐。一个人在西藏难免孤单，付华平时练练毛笔字、弹弹琴、看看书，有时候在公寓为同事们打“豆浆”，而所谓的“豆浆”原料则是30多种谷物、豆类等营养价值很高的材料。
因为喜欢音乐，每次在食堂吃早饭时，总能听到一阵悦耳的音乐，于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付华来了。无论在公寓、在食堂，还是在办公室的工作空闲间隙，大家聚在一起闲聊时，付华总能发表他的“三点论”，因为他，很多同事间的小聚就变得很有乐趣，常有欢声笑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援藏虽苦，可付华乐在其中，而且能让身边的人也感觉得到这份快乐，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韩爱晶结局：获入资助 任国企息经理
韩爱晶在“文革”中干得最恶劣的一件事，是揪斗彭德怀。后来，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稍后，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 日子不好过了
随着高校造反红卫兵中各派别的崛起，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派仗发展为武斗，许多地方发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动荡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高校中造反的红卫兵有所约束。
毛泽东稳定高校的办法，是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做打派仗和武斗的红卫兵两派的工作。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抵制，在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红卫兵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决定找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韩爱晶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
这次谈话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战战兢兢，知道自己闯祸了。但是，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手下留情的。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些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还是十分爱护的，认为他们是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批评他们应该，但不必过分追究。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之后，就把话题转了。
韩爱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泽东、林彪等人这次谈话对自己今后的命运十分关键，因此他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主要内容记下来。由于韩爱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参加谈话者中，记录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包括韩爱晶在内的红卫兵领袖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被揪了出来
当时，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时也最招风。这样反而使韩爱晶减轻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盯住他的，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对立的人、一些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们说好话。这就使惹了大祸的他，在短时间内毫发未伤。
但事情是变化的。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在武汉发生了“七二0事件”。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了大的动荡。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毛泽东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代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他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
被判刑入狱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纷纷提出要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的责任。红卫兵五大领袖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他们是作为反面人物进入人们视野的。
韩爱晶自然不能避免。在1977年，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后事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大几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可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却收获了爱情。
在这里，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唐格木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水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学们一起请韩爱晶吃饭。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南下到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去了。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