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有“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记载。而关于刑令与时令的论述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孟秋之月，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审断决，狱讼必端平……”
　　那么，为什么古人迷信并推崇“秋后问斩”呢？这与古时候科技文化落后以及道教、儒学繁荣等都有关系。从流传下来的诸多史料中可以发现，古人始终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之外还存在一个支配天上、地下万物的造世主，灾害、瘟疫、祥瑞、丰收等一切都是这位上天造世主赐予的，所以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不仅设官、立制要与天意和谐，刑杀、赦免等也不能违背天意。西汉时期的大儒董仲舒还将“秋后问斩”上升到理论高度。他结合儒、道学说，创造了一套秋后杀人的“天人合一”学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所以，经董仲舒这么一捣鼓，“秋后问斩”就成了天授之意，汉武帝将之纳入律法也就合情合理了。东汉章帝元和二年还进一步重申：“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从此，“秋后问斩”逐渐形成制度化。唐、宋律规定，从立春到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清代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季处决。
　　不过，史学家认为，古人之所以推崇“秋后问斩”，主要是四个方面考量：其一，人虽非草木，但亦属于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其生死应合乎自然规律，而春夏正是草木茂盛生机勃勃的季节，故不宜杀人；其二，在农耕时代，秋天是丰收的时节，农民在经济上相对于春夏更为富足一些，平日里因生产生活用品欠下的账届时一并付清。犯罪就如同欠债，秋后正是偿还之时，况且秋后问斩也不会耽搁犯人家里的劳动生产；其三、在万物凋零之际刑杀，顺应了天威；其四，古代行刑选择在秋后的“午时三刻”也有生理学依据：午餐酒足饭饱，身体大多器官（包括大脑）都在协助胃部进行消化，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大脑缺血、产生睡意。同时，正午烈日当空，人体水分蒸发加快，导致新陈代谢减速，势必令人产生强烈的困倦感。在这种情况下行刑，不仅降低了罪犯怕死意识，而且从某种程度说也减轻了犯人的痛苦。
　　综上所述，无论“秋后问斩”是基于“秋后不耽搁劳动生产”之考虑，还是出于“弱化犯人恐惧意识、减轻其痛苦”之目的，无不显露出“秋后问斩”之人道主义之光。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在我国刑法上历史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