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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外，还有成本
在弹丸之地的摩纳哥小公国，一个小伙子一时兴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法庭依照法律判处他斩首。但是，这个国家既没有刽子手，也没有断头机。国王决定向别国租借，但法国要16000法郎，而便宜一点的意大利也要12000法郎。国王决定让将军找个士兵砍下囚徒的脑袋，但将军说无人会干。最后经法庭讨论，把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将犯人投进了监狱，派个看守看着，并负责从御膳房打饭给他。但不久，国王发现这项新增的开支太大了，于是决定撤去看守。可是这个小伙子并不逃跑，每天照例自己到御膳房打饭。国王犯难了，让法庭研究办法，最后决定叫这个犯人离开摩纳哥。但他们想不到的是，犯人宁可在监狱里待下去，也不愿离开。后来国王决定给他一笔600法郎的年金，这个摩纳哥囚徒总算迁到国外去了。
这个故事其实是法国小说家莫泊桑写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但它说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主持正义是需要成本的。摩纳哥小伙子犯了杀人罪，法庭处以死刑，这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之需要。然而，执行这项判决高昂的花费却让正义的代价过大，为了节约司法成本，国王只好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但接下来令人想不到的是，为了这个囚徒，司法成本与日俱增，最后不得不以年金六百法郎的代价将囚徒迁到国外。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司法的社会价值正在于它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是无价的，是不能用维护正义所付出的任何物质代价来衡量的。因此，我们常说，为了正义不惜一切代价。然而，如果维护正义的代价过于庞大，我们真的愿意为之付出吗？比如一个毛贼偷了你10元钱，为了抓到小偷，实现正义，我们或许愿意承担100元、甚至1000元的代价去把他抓捕归案。但是如果我们需要花费1万元，甚至100万元的代价才能将他抓捕归案，我们还愿意实现这个正义吗？
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时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后，瑞恩家4名于前线参战的儿子中，除了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仍下落不明外，其他3个儿子皆已于两周内陆续战死。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特令前线组织一支8人小队，只为在危机重重、枪林弹雨中找到生死未卜的二等兵詹姆斯·瑞恩，并将其平安送回后方。经过一番殊死搏斗，大兵瑞恩被拯救了，但6位士兵为此献出了生命。为了体现对瑞恩这个家庭的关怀，不让他们家的所有男丁都为国牺牲，美军付出6个人的生命代价是值得的。如果付出的是60个人的生命、600个人的生命甚至6000个人的生命，人们还会接受这样的代价吗？显然，为了维护正义而无止境地增加成本，也是这个社会难以承受的。
追求正义能不惜代价吗？
由此看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正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真正追求正义时，必须要计算付出的成本。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比如，既然人们知道吸烟有害，为何只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何不干脆全面禁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香烟牵涉的利益庞大，全面禁烟的成本也太高，一旦全面禁烟，黑市会出现、进而猖獗。因此，烟和酒类似，只能抑制和管理到某一程度，不能全面禁止，否则会引发其他更严重的问题，耗用更高的成本。
此外，各种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也不可能做到100%，如果无论大小案件，破案率都要求百分之百，有哪一个司法体系能负荷这种重担呢？因此，公安部门只能优先考虑侦破大案要案，比如有些公安部门提出“命案必破”，却不会有公安部门提出“逢案必破”，也不会说“盗窃案必破”，这就是考虑到成本与收益比的问题，实际上，即使命案也不可能全部侦破，除了一些线索太少的案件无法侦破外，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投入成本太高而放弃。
为什么罪犯自首可减刑？从司法成本角度来看，鼓励犯人自首可以大幅降低办案耗费的人力、物力，而且节约司法资源，因此当然要给予减刑奖励，以鼓励犯人勇于认罪！在美国，还有一项名为“辩诉交易”的司法制度，就是检察官和犯罪嫌疑人做交易，以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嫌疑人承认有罪。这其实是用打折的正义来吸引嫌疑人认罪，跟鼓励犯人自首是一样的，辩诉交易就是寻找诉讼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减少国家的司法成本。
我们说“生命无价”，但在法律中，生命却是有价的。同样是在交通意外中丧生，坐汽车、火车和飞机的赔偿，就是不一样的——即使丧失的都是生命。这与汽车、火车和飞机的经营规模不同，赔偿能力不同有关，如果经营方赔偿能力不够，受害方一味要求高额赔偿，结果是经营方破产，受害方反而可能连起码的赔偿都得不到。
美国抓捕恐怖分子本·拉登的过程，也是一个计算正义成本的过程。本·拉登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组建了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并在1998年8月同时制造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爆炸案，两起袭击造成200多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又在2000年10月用烈性炸药袭击停泊在也门亚丁港的美国“科尔号”驱逐舰，致使17名美国士兵死亡。美国政府虽然一直在全球通缉本·拉登，但并没有全力抓捕他，因为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昂。可是，当本·拉登在2001年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抓捕本·拉登，不惜派遣大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掘地三尺寻找本·拉登，直到10年后的2011年5月1日，美军才击毙本·拉登。美国为此付出的成本是极大的，到2010年，美国士兵阵亡1000人；到2011年为止，美军耗费了3232亿美元的费用，平均每天1亿美元。
可见，与一切成果的取得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成本的付出一样，正义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成本的支付能力和承受能力。如今，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律经济学”正在兴起，法律经济学以经济分析的思维探讨法律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成本效益”。因此，当法律学家说“我们追求公平与正义”时，法律经济学家则强调说：“追求公平正义还不够，我们还要考虑成本效益！”
在弹丸之地的摩纳哥小公国，一个小伙子一时兴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法庭依照法律判处他斩首。但是，这个国家既没有刽子手，也没有断头机。国王决定向别国租借，但法国要16000法郎，而便宜一点的意大利也要12000法郎。国王决定让将军找个士兵砍下囚徒的脑袋，但将军说无人会干。最后经法庭讨论，把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将犯人投进了监狱，派个看守看着，并负责从御膳房打饭给他。但不久，国王发现这项新增的开支太大了，于是决定撤去看守。可是这个小伙子并不逃跑，每天照例自己到御膳房打饭。国王犯难了，让法庭研究办法，最后决定叫这个犯人离开摩纳哥。但他们想不到的是，犯人宁可在监狱里待下去，也不愿离开。后来国王决定给他一笔600法郎的年金，这个摩纳哥囚徒总算迁到国外去了。
这个故事其实是法国小说家莫泊桑写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但它说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主持正义是需要成本的。摩纳哥小伙子犯了杀人罪，法庭处以死刑，这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之需要。然而，执行这项判决高昂的花费却让正义的代价过大，为了节约司法成本，国王只好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但接下来令人想不到的是，为了这个囚徒，司法成本与日俱增，最后不得不以年金六百法郎的代价将囚徒迁到国外。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司法的社会价值正在于它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是无价的，是不能用维护正义所付出的任何物质代价来衡量的。因此，我们常说，为了正义不惜一切代价。然而，如果维护正义的代价过于庞大，我们真的愿意为之付出吗？比如一个毛贼偷了你10元钱，为了抓到小偷，实现正义，我们或许愿意承担100元、甚至1000元的代价去把他抓捕归案。但是如果我们需要花费1万元，甚至100万元的代价才能将他抓捕归案，我们还愿意实现这个正义吗？
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时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后，瑞恩家4名于前线参战的儿子中，除了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仍下落不明外，其他3个儿子皆已于两周内陆续战死。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特令前线组织一支8人小队，只为在危机重重、枪林弹雨中找到生死未卜的二等兵詹姆斯·瑞恩，并将其平安送回后方。经过一番殊死搏斗，大兵瑞恩被拯救了，但6位士兵为此献出了生命。为了体现对瑞恩这个家庭的关怀，不让他们家的所有男丁都为国牺牲，美军付出6个人的生命代价是值得的。如果付出的是60个人的生命、600个人的生命甚至6000个人的生命，人们还会接受这样的代价吗？显然，为了维护正义而无止境地增加成本，也是这个社会难以承受的。
追求正义能不惜代价吗？
由此看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正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真正追求正义时，必须要计算付出的成本。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比如，既然人们知道吸烟有害，为何只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何不干脆全面禁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香烟牵涉的利益庞大，全面禁烟的成本也太高，一旦全面禁烟，黑市会出现、进而猖獗。因此，烟和酒类似，只能抑制和管理到某一程度，不能全面禁止，否则会引发其他更严重的问题，耗用更高的成本。
此外，各种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也不可能做到100%，如果无论大小案件，破案率都要求百分之百，有哪一个司法体系能负荷这种重担呢？因此，公安部门只能优先考虑侦破大案要案，比如有些公安部门提出“命案必破”，却不会有公安部门提出“逢案必破”，也不会说“盗窃案必破”，这就是考虑到成本与收益比的问题，实际上，即使命案也不可能全部侦破，除了一些线索太少的案件无法侦破外，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投入成本太高而放弃。
为什么罪犯自首可减刑？从司法成本角度来看，鼓励犯人自首可以大幅降低办案耗费的人力、物力，而且节约司法资源，因此当然要给予减刑奖励，以鼓励犯人勇于认罪！在美国，还有一项名为“辩诉交易”的司法制度，就是检察官和犯罪嫌疑人做交易，以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嫌疑人承认有罪。这其实是用打折的正义来吸引嫌疑人认罪，跟鼓励犯人自首是一样的，辩诉交易就是寻找诉讼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减少国家的司法成本。
我们说“生命无价”，但在法律中，生命却是有价的。同样是在交通意外中丧生，坐汽车、火车和飞机的赔偿，就是不一样的——即使丧失的都是生命。这与汽车、火车和飞机的经营规模不同，赔偿能力不同有关，如果经营方赔偿能力不够，受害方一味要求高额赔偿，结果是经营方破产，受害方反而可能连起码的赔偿都得不到。
美国抓捕恐怖分子本·拉登的过程，也是一个计算正义成本的过程。本·拉登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组建了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并在1998年8月同时制造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爆炸案，两起袭击造成200多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又在2000年10月用烈性炸药袭击停泊在也门亚丁港的美国“科尔号”驱逐舰，致使17名美国士兵死亡。美国政府虽然一直在全球通缉本·拉登，但并没有全力抓捕他，因为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昂。可是，当本·拉登在2001年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抓捕本·拉登，不惜派遣大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掘地三尺寻找本·拉登，直到10年后的2011年5月1日，美军才击毙本·拉登。美国为此付出的成本是极大的，到2010年，美国士兵阵亡1000人；到2011年为止，美军耗费了3232亿美元的费用，平均每天1亿美元。
可见，与一切成果的取得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成本的付出一样，正义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成本的支付能力和承受能力。如今，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律经济学”正在兴起，法律经济学以经济分析的思维探讨法律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成本效益”。因此，当法律学家说“我们追求公平与正义”时，法律经济学家则强调说：“追求公平正义还不够，我们还要考虑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