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双维度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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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5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过量信贷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则使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金融危机。为保证经济复苏,短期主要国家要一定程度宽松信贷,满足全球必要的流动性,但重要的是长期必须转变信贷投放机制;长期则需采取一系列财政手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地,必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探索创新性制度安排以解决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间的矛盾。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信贷;收入分配差距;国际货币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5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128-03
  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
  2007年4月,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的形式正式爆发。
  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储蓄贷款机构(这里以商业银行作为代表)向美国低收入家庭发放了大量的住房抵押贷款,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本属于市场行为无可厚非,但这种行为的背后却是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美国政府通过两家政府赞助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向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其主要的手段就是购买商业银行对外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两房将买来的贷款资产统一放入资产池,通过证券化组合出不同风险的ABS(资产抵押证券),经过评级机构评级后,这些ABS以优先级和次级投向金融市场。基于良好的收益预期,金融市场中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大量购入ABS品种,其中以投资银行购入最多,且大多为次级ABS。投资银行一部分持有次级ABS品种,而更多的是将购入的次级ABS投放到资产池,进一步地证券化组合出不同风险的CDO(债务担保凭证),同样的,经过评级机构的评级,CDO也以优质级、中间级和权益级的形式出现,通过SPV的隔离,CDO正式进入二级市场,并进一步地被这些金融机构认购,而投资银行又将认购的CDO组成资产池,证券化为CDO平方、三次方等等以此类推。在这个过程中,像AIG这样的保险集团也通过发行CDS(信用违约互换)为ABS、CDO提供担保,从而一方面降低了ABS和CDO品种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向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的CDS产品。
  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双维度原因
  (一)基于美国国内信贷维度
  通过对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体系状况的回顾,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美国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及系列金融产品的扩张最终导致了危机。然而,进一步地探究可以发现,其背后所体现的实际上是过量的信贷。因此可以说,金融危机首先是美国国内的信贷危机。
  1、信贷危机起源于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探究信贷危机的根源可以发现,近年美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增大,而这最终导致了“居者有其屋”理念指导下的过量信贷。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从1975年以来基本没有明显变化,工资水平排在美国总人口前10%的人,在1975年到2005年间,其工资增长率要比排在后10%的人高出65%。2007年,对冲基金经理鲍尔森的收入为37亿美元,这一收入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7.4万倍。
  2、收入分配差距起源于不公平的教育体制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公平的教育体制,以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认为,在美国有这样一种现象,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员工的工资要远远高于未获得大学学历的员工,他把这种现象叫做“大学升水效应”。
  美国教育体制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中学教育。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读大学的学生来说,他们基本上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社会也没有足够的职业培训机构培训他们工作的能力,因此,他们往往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即使参与工作,也只能获得较低水平的收入。另一方面,相比欧洲,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很不健全,以失业保险为例,美国的失业救济金只能保证失业者6个月的生活支出,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失业长达6月以上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将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他们成了美国社会的低收入群体。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提供了一组数据:美国最近统计的失业率为9.1%,贫困率为15.1%,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中1/3都处在贫困线以下。这些数字都凸显了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年轻人的贫困化。这就很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选民社会,这就意味着政客们将为此失去大部分选票支持。
  3、宽松信贷成为美国政府常用政策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宽松信贷这一极具吸引力的政策手段屡试不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联邦政府通过金融领域寻找创新性解决方案帮助大多数无力购房的美国群众实现买房梦。商业银行向低收入群体发放大量的住房贷款,在一个被称作“格林斯潘对策”的低利率时代,商业银行没有必要担心贷款者无力偿还利息,况且其背后还有一个得到美国政府背书的两房的无条件支持。而购房者也无需担心还不上贷款,毕竟在那样一个时代,像房子这样的资产价格仍在不断上涨。然而,当美联储逐渐提升利率时,低收入家庭开始不堪重负,大量的房子被银行拍卖导致房价转向下跌,以抵押贷款衍生的一系列金融产品的初始现金流中断了,ABS、CDO等的违约率节节攀高,次贷危机由此爆发了。
  (二)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维度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美国的信贷危机导致了次贷危机。然而,次贷危机爆发后便迅速蔓延,一发不可收拾,各国的救市政策都无济于事,美国的危机还是不可避免的输出到了全球。这就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全球经济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深层次制度基础则是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1、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矛盾
  这样一个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着极大内在的矛盾,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矛盾。为什么说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公共产品?第一,各国虽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全球化使其在经济上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这就需要一系列规则来协调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这是潜在的规则性。第二,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能够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很强的外部效益,无法排除任何一个国家对于他的使用,这是非排他性;另外,基于同一体系下的政策之间经过一定的协商后互相不妨碍,这是非竞争性。所以说,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国际货币制度往往同各国的货币主权存在矛盾和冲突,它的形成本质上讲是一个利益冲突下的公共选择过程。在这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中,维克塞尔一林达尔的一人一票制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在现行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美独大,这就使得公共选择的过程成了少数人独立做出的集中决策。集中决策制度中的当权者根据本国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来做决策,这可能牺牲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整体利益。另外,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天生就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没有明确可信的威胁惩罚措施,货币合作将因为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沦为无效,并使得各国对货币合作失去兴趣。   2、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矛盾为美国带来制度收益
  私人产品的美元与公共产品的国际支付货币的错位,其直接体现就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对等。从成本角度来分析,美国的赤字成本是相当小的,甚至可以带来一定的收益。
  第一,对于美国来说,赤字导致的债务增加并不可怕,由于美元的本位地位,美国只需开动印钞机,发行美元就可以偿还债务,从而获得一笔可观的国际铸币税收入。
  第二,由于美元的储备地位,美国无需积累外汇储备,也不存在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反而是其它国家为了增加外汇储备而向美国低价出口,从国际贸易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
  第三,为了防范危机,各国在没有其他国际货币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大量持有美元,使资金流回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但其偿还却因为美元的贬值而不对等。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充分利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对立的属性。在利益驱动下,美联储多发货币的冲动就显得理所当然。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因此,如此巨大的货币发行量其结果就是全球过剩的流动性及全球经济失衡,最终使源于美国的信贷危机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及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美国宽松的国内信贷导致了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的形式在美国国内爆发;另一方面,现行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在一段相当长时期内从美国蔓延至全球。基于以上分析并全面考虑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1、短期主要国家要一定程度宽松信贷,长期必须转变信贷投放机制
  回顾历史,历次金融危机的结果都是强制地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在这一过程中,货币不仅从金融系统中黯然退出,而且也被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里抽出。在金融系统存款创造机制形成的乘数效应的作用下,这一过程往往使一国的货币供应量面临大幅度的紧缩,从而严重地危害实体经济的复苏。此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如此。因此,短期内必须恢复因危机骤减的全球流动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就是宽松信贷。主权国家可以建立自己国内的各种创新性金融安排,或者主权国家之间加强金融合作,从而实现宽松信贷的目标。
  但是,信贷是一剂猛药,切不可长期服用,否则此次金融危机的复苏很可能成为又一个“格林斯潘对策”的样板,而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因此,重要的是长期必须转变信贷投放机制,建立新的、安全高效的信贷投放机制,使一系列的创新性金融安排不再是金融领域的自娱自乐,打破资金在金融领域的自我循环,使其稳定、有效地流向实体经济,从而真正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2、长期采取一系列财政手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发达国家的市场更接近于自由竞争市场,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优胜劣汰,从而往往使初次分配的结果造成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因此,政府要更多地依赖再分配手段,调节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差距。尤其要重视教育。为了避免“大学升水效应”进一步扩展,政府要逐步提高大学受教育比例,另外,利用小规模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发展职业培训机构,多方位、多层次地为没有条件读大学的人提供职业培训机会,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最后,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用来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安全网则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撒切尔夫人为社会保障做了最形象的诠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不仅要做到公平,而且也要合理。如果不合理,如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只能加大社会运行的成本,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经济失去长期发展的动力。
  3、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探索创新性制度安排以解决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间的矛盾
  纵观历史,国际货币体系一直都是霸权国家主导的。由于霸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领域具有强大优势,因此其往往操控着国际货币体系真正的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货币体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服从霸权国家的意志,满足霸权国家的利益,从而使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成为镜中花和水中月。
  在目前情况下,无论霸权国家还是非霸权国家、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明确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宗旨并不在于挑战霸权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利益,以求短期内平衡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关系,而在于建立一个长期的均衡机制,在该机制下,短期内霸权国家依旧能够从世界范围内攫取一定的利益,但最根本的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间的矛盾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体系内的非霸权国家立足于发展本国的经济,借以支撑本国货币在体系中的地位。当体系中的非霸权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上升时,对应于储备货币和汇率安排机制的变革,最终将使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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