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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铨以忠义著称于天下，上书宋高宗乞斩秦桧，流落岭海二十余年，志气不少衰，至死犹有“死为鬼以厉贼”之语。政事之外，著述亦颇丰厚。据杨万里为胡铨所作行状，“公有《澹菴 文集》一百卷，《周易拾遗））十卷，《书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礼记解》三十卷，《经筵二礼讲义》一卷，《奏议》三卷，《学礼编》三卷，《诗话》二卷，《活国本草》三卷”。文天祥认为这位庐陵先贤的忠孝之气其实源自平日读书所得：“澹菴 临大难，决大议，不负所学，于国为忠臣，于亲为孝子，斯读书之所致也。”（《跋胡景夫藏澹巷所书读书堂字》）此语绝非虚言。
胡铨曾自述道：“如能求见其心，则读《诗》而见仆于《风》《雅》《颂》之间，读《书》而见仆于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读《礼》而见仆于威仪三干之际，读《乐》而见仆于韶箭滢武之会，读《易》而见仆于卦爻彖象之内，读《春秋》而见仆于万八干字之中。”其心整日游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所学无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圣人之心法，读此书如见其人。可见其对经典的浸淫之深，一生得力，正源于此。
《跋从叔祖八景士遗稿》作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六月壬申，胡铨时年五十一岁，正流落海南岛。文章集中阐述了胡铨的为学态度，也是他一生勤勉治学的真实写照。其文日：
某幼侧闻先君宣教君言，从大父治举业，日作文一篇，有宾客綦酒，夜归则补一日之
阙。先君没垂三十年，言犹在耳。顷读坡老集，见其言曰：“诗非甚习不工，要须日作一首。”
山谷亦云：“胸次一日不以古今浇之，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乃知从大父盖用坡、谷
法也。
胡铨的从叔祖为治举业，日有定程，这种日课一文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东坡所言的日课一诗传统。据苏轼《答陈传道》书云：“知日课一诗，甚善。此技虽高才，非甚习不能工也。圣俞昔常如此。”可知并非苏轼日课一诗，实为陈传道如此，而这一做法又可上溯至梅尧臣。经过苏轼的揭示之后，可以想见，影响应该颇广。胡铨特地提出的日课之法，是这篇跋文中对从叔祖事迹的唯一记载，也可说，正是为了强调日课之法，他才专门写作了此文。
日课之法的意义何在？我想可以用欧阳修关于作文之道的一段话予以解答：“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多则熟，熟则自得。东坡认为诗歌即使是高才不多作亦不能甚工，文亦如此。那么，对于普通人而言，多作则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中庸》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干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日课正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
黄庭坚《书几帖》云：“士大夫胸中不时时以古今浇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然而当时士大夫是苟得一第，则已束书不观。胡铨在《与钱处和小简》中指出：“近代学者一踏青云，便弃笔研，况肯著书立言，作冷淡生活乎？”胡铨四十七岁时作于新州的《洙泗文集序》云：“江西李先之先生尝为某言，伊川程养正先生读《春秋》《论语》四十年不下案，至深衣露两肘。某尝志其语，自忝窃以来垂两星终，未尝一日废书不观。顷位于朝，以狂瞽获谴迁新州，居多暇晷，妄意为《春秋》《易》《礼》传以卒旧学，既又欲手抄《论语》，终身诵之。”二十多年来未尝一日废书不观。这样的话语在胡铨笔下多次出现，如《答刘子澄主簿书》云：“某少也贱，于他艺能自料不可镌凿，始妄意游心六艺，砣砣穷年，未少有得。退念昔尝从学杨先生中立、李先生先之，知读书之法，三十年不下案。”
胡铨谪居岭南尚留意经学，其自述治《春秋》学的经过云：“仆为此学三十有余年矣，虽投遐荒、窜海岛，往返四涉鲸窟，百经鳄渊，自古逐客险阻艰难极矣，然圣人心法与笔削之旨，未尝一日不根著于心，往来于怀也。至于集百家之善为之训说，成一家学，凡五十余万言，其勤已至矣，然犹首尾踏驳，是非多谬。”他七十二岁那年，将《周易》《礼记》《周礼》《春秋》四经解缮写毕，奉圣旨投进。平生精力尽于此矣，有始有终。
接下来，胡铨以古圣王为例，指出圣人尚且珍惜光阴，终日乾乾，我们怎可自我限制，安于现状：
然窃尝观尧日行道，舜日致孝，禹惜寸阴，
汤日新厥德，文王日昃不暇，武王夙夜惟勤，成
王日就其聪，周公夜以继日，仲尼终日以思，盖
自尧、舜、禹、汤以至周、孔，皆日孳孳然，而况
学者，奚可自画？夫自画废业者，荒于嬉者也，
毁于随者也。
胡铨以尧、舜、禹、汤以至周、孔的事迹为例，就是希望学者能以此为自己行为的模范。这也就涉及一个问题：学以成人是最终目的，那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以谁为榜样的问题。在《答梁元瑞书》中，胡铨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他首先有一个总判断：“古之学者，其志甚高;后之学者，其志甚卑;今之学者其志愈下。”他认为，古之学者尚友古人，不皋、夔，则稷、契。后之学者则不然，以为不及皋、夔、稷、契，能为管子、晏子则可矣。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管、晏，所以胡铨认为学为管、晏其志甚卑。今之学者又大不然，以为管仲也不及，能为张仪、苏秦也就可以了。
胡铨严厉批评了这种观念：“夫仪、秦左右卖国以苟图富贵，妾妇之道，而是人必日学为仪、秦足矣，其志不亦愈下乎！虽然，如是者病安在哉？学浅陋而识暗也。学浅陋则用心不刚，识暗则见善不明，是以其志卑且下，而不能抗之以高明也。”他指出产生这种观念的病原，在于学浅识暗。通过胡铨对后之学者与今之学者的批判，可知其有志乎古之学者，也希望学者能为皋、夔、稷、契，不要自我设限。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着重阐述了古之君子珍惜时光，利用一切条件刻苦攻读，最后提出“君子之学也，没身而已矣”的观点，体现了胡铨终身学习的思想：
是以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 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体欲其日强，行欲其
日勉，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为未也，又日
“日知其所无”，又日“日见其所不见”，又日“一
日不使其躬傀焉”。其爱日如是足矣，犹以为未
也，必时习焉，无一时不习也;必时敏焉，无一时
不敏也;必时术焉，无一时不术也;必时中焉，无
一时不中也。夫以爱日为未足，而又竞时如此，
可以已矣，而君子犹以为未也，则日：“夜者日之
余也，吾必继晷焉。”灯必亲，薪必然，膏必焚，
烛必秉，蜡必濡，萤必照，月必带，雪必映，光必
隙，明必借，暗则记。呜呼，此吾从大父所以夜归
补一日之阙也！虽然，如此极矣，然而君子又日：
“终夜不寝，必如孔子;鸡鸣而起，必如大舜;坐
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则何时而已耶？日：“范
甯不云乎，君子之学也，没身而已矣。”
以上这段文字亦见于胡铨的《遗从子维宁书》，较此处少六十余字，总体差别不大。可见胡铨对于这段文字比较满意，否则就不会重复使用了。罗大经《鹤林玉露》全文引录了《遗从子维宁书》这个版本的文字，这段文字也就由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胡铨的一个核心观念即学习应该有恒，“君子之学也，没身而已矣”是就一生而言，应该有恒，不可因为功名到手、官高爵显即束书不观。在《与钱处和小简》中，他曾举出前人虽居高位而不废书卷的例子：“窃尝谓自古好学不厌，虽身居相位而犹把书卷，如汉韦氏父子、魏弱翁，唐燕、许二公洎权相德舆，国朝如王文正公、晏元献公，皆至老不衰。欧阳文忠公虽居政府，犹夜分读书作文。”而胡铨自己正是如此，虽未至相位，然好学不厌、至老不衰则不愧古人。
胡铨晚年曾向安成读易翁卢明甫请教疑问，元人刘将孙在《题卢明甫藏澹庵帖后》中感慨说道：“然以从官之贵，侯封之尊，七八十之耆年，方取绫为纸，曲折《天问》《广骚》，著辞回合古雅，楷书精整，体兼隶古，下问于山之匹士，且有教之、诲之之语，如承学折衷于师资。岂惟得此于公者，可知其学，知其贤，而观公之施此于人者，亦岂不可悼悔叹恨，敬仰其不可及也哉！今世黄口小儿酰鸡井蛙之不足，挟策随康成车后，即哆然自画，岂复知学问之道、文献之征哉？”不因年老官高而耻于下问，态度谦恭，着实令人敬仰。
其实读一本书也应有恒，不可杀书头，应读完全书。胡铨曾特地写作《送施峻序》劝其读完《礼记》，不可半途而废，此文在赠序中别具一格。郁林施峻在海南岛跟从胡铨学习《礼记》，三年时间读至《杂记》篇，值其父官满而去。胡铨勉励他说，《礼记》有四十九篇，共二十卷，读至《杂记》则过大半。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学亦犹是。当今的学者，读《尚书》还未读完《尧典》《舜典》，读《诗经》尚未读完《周南》《召南》，已经易业读其他书了，犹如行百里至十里而停止。你能读《礼记》过半，勤亦至矣，如果不能卒业，至《杂记》而止，则前功皆废，犹如行百里至六七十里而止。以六七十里笑十里，还是停止。你要努力，不及百里不要停止。他日破万卷书，也就由此开始。老子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仅千里，行而不止，万里亦何远哉？
五经在今人多视为畏途，想必古人学习起来也不轻松。即如《礼记》一书，篇幅不小，当时有些学者受理学风气的影响，只读《大学》《中庸》两篇：“近世学者见温公及四先生只解《中庸》《大学》，遂谓前辈都不读其余四十七篇，是不曾读伊川《杂记》及温公《书仪》《家范》，兼不曾读六一《礼说》也。张子韶文士，于礼甚疏，其解《中庸》，至制度疑处，辄云‘吕与叔说’，是盖不曾读其余篇，故不串贯耳。”在此，胡铨指出只读《中庸》则不足以知《中庸》，其中涉及的制度问题，如果没有通读全书，则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只好听信他人之言。这也是不读全书的弊病所在。
胡铨精研礼学，不仅为纸面之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亦堅持按礼行事，不随波逐流。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记载：“前辈置酒饮客，终席不褫带。毛达可守京口时尚如此。后稍废，然犹以冠带劝酬，后又不讲。绍兴末，胡邦衡还朝，每与客饮，至劝酒，必冠带再拜。朝士皆笑其异众，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饮酒之礼虽为小事，亦可见其不顾流俗，谨守礼节之处。对于世俗的嘲笑，胡铨是很清楚的，态度又是不屑的：“寻常饮酒须冠带，勉强其所病，以矫揉其所不及，而世俗非笑之。岭海间往往以为是而化焉，士大夫至今行之不废也。近至衡亦屡讲此，可与识者道，难与沐猴言也。”（《与南彦侄小简》）坐而论道，起而可行，这才是读书治学的理想状态，纸上谈兵，又有何益？
作者：杨阿敏，《中华瑰宅》杂志编辑。“尔雅国学”公众号创始人。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 com
胡铨曾自述道：“如能求见其心，则读《诗》而见仆于《风》《雅》《颂》之间，读《书》而见仆于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读《礼》而见仆于威仪三干之际，读《乐》而见仆于韶箭滢武之会，读《易》而见仆于卦爻彖象之内，读《春秋》而见仆于万八干字之中。”其心整日游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所学无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圣人之心法，读此书如见其人。可见其对经典的浸淫之深，一生得力，正源于此。
《跋从叔祖八景士遗稿》作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六月壬申，胡铨时年五十一岁，正流落海南岛。文章集中阐述了胡铨的为学态度，也是他一生勤勉治学的真实写照。其文日：
某幼侧闻先君宣教君言，从大父治举业，日作文一篇，有宾客綦酒，夜归则补一日之
阙。先君没垂三十年，言犹在耳。顷读坡老集，见其言曰：“诗非甚习不工，要须日作一首。”
山谷亦云：“胸次一日不以古今浇之，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乃知从大父盖用坡、谷
法也。
胡铨的从叔祖为治举业，日有定程，这种日课一文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东坡所言的日课一诗传统。据苏轼《答陈传道》书云：“知日课一诗，甚善。此技虽高才，非甚习不能工也。圣俞昔常如此。”可知并非苏轼日课一诗，实为陈传道如此，而这一做法又可上溯至梅尧臣。经过苏轼的揭示之后，可以想见，影响应该颇广。胡铨特地提出的日课之法，是这篇跋文中对从叔祖事迹的唯一记载，也可说，正是为了强调日课之法，他才专门写作了此文。
日课之法的意义何在？我想可以用欧阳修关于作文之道的一段话予以解答：“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多则熟，熟则自得。东坡认为诗歌即使是高才不多作亦不能甚工，文亦如此。那么，对于普通人而言，多作则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中庸》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干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日课正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
黄庭坚《书几帖》云：“士大夫胸中不时时以古今浇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然而当时士大夫是苟得一第，则已束书不观。胡铨在《与钱处和小简》中指出：“近代学者一踏青云，便弃笔研，况肯著书立言，作冷淡生活乎？”胡铨四十七岁时作于新州的《洙泗文集序》云：“江西李先之先生尝为某言，伊川程养正先生读《春秋》《论语》四十年不下案，至深衣露两肘。某尝志其语，自忝窃以来垂两星终，未尝一日废书不观。顷位于朝，以狂瞽获谴迁新州，居多暇晷，妄意为《春秋》《易》《礼》传以卒旧学，既又欲手抄《论语》，终身诵之。”二十多年来未尝一日废书不观。这样的话语在胡铨笔下多次出现，如《答刘子澄主簿书》云：“某少也贱，于他艺能自料不可镌凿，始妄意游心六艺，砣砣穷年，未少有得。退念昔尝从学杨先生中立、李先生先之，知读书之法，三十年不下案。”
胡铨谪居岭南尚留意经学，其自述治《春秋》学的经过云：“仆为此学三十有余年矣，虽投遐荒、窜海岛，往返四涉鲸窟，百经鳄渊，自古逐客险阻艰难极矣，然圣人心法与笔削之旨，未尝一日不根著于心，往来于怀也。至于集百家之善为之训说，成一家学，凡五十余万言，其勤已至矣，然犹首尾踏驳，是非多谬。”他七十二岁那年，将《周易》《礼记》《周礼》《春秋》四经解缮写毕，奉圣旨投进。平生精力尽于此矣，有始有终。
接下来，胡铨以古圣王为例，指出圣人尚且珍惜光阴，终日乾乾，我们怎可自我限制，安于现状：
然窃尝观尧日行道，舜日致孝，禹惜寸阴，
汤日新厥德，文王日昃不暇，武王夙夜惟勤，成
王日就其聪，周公夜以继日，仲尼终日以思，盖
自尧、舜、禹、汤以至周、孔，皆日孳孳然，而况
学者，奚可自画？夫自画废业者，荒于嬉者也，
毁于随者也。
胡铨以尧、舜、禹、汤以至周、孔的事迹为例，就是希望学者能以此为自己行为的模范。这也就涉及一个问题：学以成人是最终目的，那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以谁为榜样的问题。在《答梁元瑞书》中，胡铨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他首先有一个总判断：“古之学者，其志甚高;后之学者，其志甚卑;今之学者其志愈下。”他认为，古之学者尚友古人，不皋、夔，则稷、契。后之学者则不然，以为不及皋、夔、稷、契，能为管子、晏子则可矣。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管、晏，所以胡铨认为学为管、晏其志甚卑。今之学者又大不然，以为管仲也不及，能为张仪、苏秦也就可以了。
胡铨严厉批评了这种观念：“夫仪、秦左右卖国以苟图富贵，妾妇之道，而是人必日学为仪、秦足矣，其志不亦愈下乎！虽然，如是者病安在哉？学浅陋而识暗也。学浅陋则用心不刚，识暗则见善不明，是以其志卑且下，而不能抗之以高明也。”他指出产生这种观念的病原，在于学浅识暗。通过胡铨对后之学者与今之学者的批判，可知其有志乎古之学者，也希望学者能为皋、夔、稷、契，不要自我设限。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着重阐述了古之君子珍惜时光，利用一切条件刻苦攻读，最后提出“君子之学也，没身而已矣”的观点，体现了胡铨终身学习的思想：
是以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 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体欲其日强，行欲其
日勉，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为未也，又日
“日知其所无”，又日“日见其所不见”，又日“一
日不使其躬傀焉”。其爱日如是足矣，犹以为未
也，必时习焉，无一时不习也;必时敏焉，无一时
不敏也;必时术焉，无一时不术也;必时中焉，无
一时不中也。夫以爱日为未足，而又竞时如此，
可以已矣，而君子犹以为未也，则日：“夜者日之
余也，吾必继晷焉。”灯必亲，薪必然，膏必焚，
烛必秉，蜡必濡，萤必照，月必带，雪必映，光必
隙，明必借，暗则记。呜呼，此吾从大父所以夜归
补一日之阙也！虽然，如此极矣，然而君子又日：
“终夜不寝，必如孔子;鸡鸣而起，必如大舜;坐
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则何时而已耶？日：“范
甯不云乎，君子之学也，没身而已矣。”
以上这段文字亦见于胡铨的《遗从子维宁书》，较此处少六十余字，总体差别不大。可见胡铨对于这段文字比较满意，否则就不会重复使用了。罗大经《鹤林玉露》全文引录了《遗从子维宁书》这个版本的文字，这段文字也就由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胡铨的一个核心观念即学习应该有恒，“君子之学也，没身而已矣”是就一生而言，应该有恒，不可因为功名到手、官高爵显即束书不观。在《与钱处和小简》中，他曾举出前人虽居高位而不废书卷的例子：“窃尝谓自古好学不厌，虽身居相位而犹把书卷，如汉韦氏父子、魏弱翁，唐燕、许二公洎权相德舆，国朝如王文正公、晏元献公，皆至老不衰。欧阳文忠公虽居政府，犹夜分读书作文。”而胡铨自己正是如此，虽未至相位，然好学不厌、至老不衰则不愧古人。
胡铨晚年曾向安成读易翁卢明甫请教疑问，元人刘将孙在《题卢明甫藏澹庵帖后》中感慨说道：“然以从官之贵，侯封之尊，七八十之耆年，方取绫为纸，曲折《天问》《广骚》，著辞回合古雅，楷书精整，体兼隶古，下问于山之匹士，且有教之、诲之之语，如承学折衷于师资。岂惟得此于公者，可知其学，知其贤，而观公之施此于人者，亦岂不可悼悔叹恨，敬仰其不可及也哉！今世黄口小儿酰鸡井蛙之不足，挟策随康成车后，即哆然自画，岂复知学问之道、文献之征哉？”不因年老官高而耻于下问，态度谦恭，着实令人敬仰。
其实读一本书也应有恒，不可杀书头，应读完全书。胡铨曾特地写作《送施峻序》劝其读完《礼记》，不可半途而废，此文在赠序中别具一格。郁林施峻在海南岛跟从胡铨学习《礼记》，三年时间读至《杂记》篇，值其父官满而去。胡铨勉励他说，《礼记》有四十九篇，共二十卷，读至《杂记》则过大半。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学亦犹是。当今的学者，读《尚书》还未读完《尧典》《舜典》，读《诗经》尚未读完《周南》《召南》，已经易业读其他书了，犹如行百里至十里而停止。你能读《礼记》过半，勤亦至矣，如果不能卒业，至《杂记》而止，则前功皆废，犹如行百里至六七十里而止。以六七十里笑十里，还是停止。你要努力，不及百里不要停止。他日破万卷书，也就由此开始。老子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仅千里，行而不止，万里亦何远哉？
五经在今人多视为畏途，想必古人学习起来也不轻松。即如《礼记》一书，篇幅不小，当时有些学者受理学风气的影响，只读《大学》《中庸》两篇：“近世学者见温公及四先生只解《中庸》《大学》，遂谓前辈都不读其余四十七篇，是不曾读伊川《杂记》及温公《书仪》《家范》，兼不曾读六一《礼说》也。张子韶文士，于礼甚疏，其解《中庸》，至制度疑处，辄云‘吕与叔说’，是盖不曾读其余篇，故不串贯耳。”在此，胡铨指出只读《中庸》则不足以知《中庸》，其中涉及的制度问题，如果没有通读全书，则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只好听信他人之言。这也是不读全书的弊病所在。
胡铨精研礼学，不仅为纸面之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亦堅持按礼行事，不随波逐流。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记载：“前辈置酒饮客，终席不褫带。毛达可守京口时尚如此。后稍废，然犹以冠带劝酬，后又不讲。绍兴末，胡邦衡还朝，每与客饮，至劝酒，必冠带再拜。朝士皆笑其异众，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饮酒之礼虽为小事，亦可见其不顾流俗，谨守礼节之处。对于世俗的嘲笑，胡铨是很清楚的，态度又是不屑的：“寻常饮酒须冠带，勉强其所病，以矫揉其所不及，而世俗非笑之。岭海间往往以为是而化焉，士大夫至今行之不废也。近至衡亦屡讲此，可与识者道，难与沐猴言也。”（《与南彦侄小简》）坐而论道，起而可行，这才是读书治学的理想状态，纸上谈兵，又有何益？
作者：杨阿敏，《中华瑰宅》杂志编辑。“尔雅国学”公众号创始人。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