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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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7日,黑龙江哈尔滨,旅游热点索菲亚大教堂广场喷泉前留影的人群。
2011年8月14日,陕西西安,一光背男子在桥洞下散步乘凉。大小城市的公共市政空间,常常是低收入者、弱势群体“理想的”临时居住或休憩场所。
2011年10月2日,山西忻州,男青年站在忻州书院的山顶上,看着远方发呆。他脚下的,在历史上著名的忻州书院,已年久失修,遭风化和人为破坏严重。
2011年1月23日,四川西昌,玩水上转转球的女孩。环境宜人、设施完善的邛海公园,有着很多城市都没有的难得的大面积湖泊绿化空间,但吸引游客来消费的也只能是全国各地到处可见的水上游乐项目。
2011年8月10日,四川广元,桥底下乘凉的市民。滨河地带本是城市重点打造,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亲水绿化、景观岸线,小城市却常常因资金问题,而缺乏设计,设施不足,绿化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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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停在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港口,和远山上的基督像一起守望那次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觉醒;20年后,于6月22日如期闭幕的里约全球气候变化峰会,因中国、欧盟、美国等最终都做出了一定的资金、技术援助承诺,并不是毫无成果的,然而,它距离NGO们希望借互联网技术推平国界的期望又显得非常遥远。  “强敲”的巴西文本  在很多人眼里,里约峰会是成功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一台被称为“打工春晚”的节目视频被传到网上,到正月十五,网络点击率已达到10万。“打工春晚”由民间组织“工友之家”主办,演出地在北京东郊皮村的社区剧场,崔永元友情主持为这台演出吸引了一些关注度,但真正触动观众的还是节目本身,在这里,观众看到的是与主流文化所塑造的不同的打工者形象和另一种世界观。  中国目前流动人口总数超过2亿,这个来自农村、主要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工
在资本主义300年来的每一次周期性危机中,都会出现反思的浪潮,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反思的声音再度重现,并在去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达到高潮。当然,对于危机形成的原因,人们存在不同的看法,反思危机是不是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即使在“占领华尔街”的人群中,也有着不一样的态度。  而在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中,也不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伴随着近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前进,这种争论虽然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来说,西方文明带给我们的百年屈辱早已融入一个民族的血液,内化为社会隐形基因。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如魔术般给人无限想象,当曾经以为“只有你们才有可能”的可能,变成“我们也可以”,而且比你们更优秀的时候,对过去反思的反思,也便自然生发出来:我们曾经的认定正确吗?我们曾经的自我评价是否公允?我们凭什么要这样妄自菲薄,自虐阉割否定我们的过去?  我们要对自我的历史重新认识与评价。于是,“
人民币汇率稳定一定是以牺牲人民币的购买力为代价的。通货膨胀预期从年初开始就呈现加速态势,很可能在下半年就转变为严重现实。  央行1月29日发布的《2009年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称,2010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执行2008年末启动的4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然而从近期央行的一系列政策操作来看,货币政策趋紧的态势是比较明显的,也引发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
今年夏天,680万大学毕业生又将踏入社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生于1990年代。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哺育下,这本该是更加开放、充满创造活力的一代人。可是当他们第一次拥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却一窝蜂地涌向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这让主流社会和舆论感到一些失望。  用“80后”、“90后”这样的符号化修辞来描摹一代人的面貌,是一种偷懒行为。很大程度上,一代人所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仅仅是他们成长年代的社会缩影。当大
从今年4月起,温州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3家企业因老板出逃或经营不善濒临破产,原因均指向资金链断裂。温州中小企业关闭潮和产业“空心化”的议论再次甚嚣尘上。    只做销售的温州人  历史地看,温州中小企业是一支非常强劲和有生命力的队伍,在过去的30年里,温州也从穷乡僻壤崛起成为民营经济活跃和发达地区。然而,温州一直没有成为品牌缔造者,走到产业链上游,反而一步步走向“空心化”。  这是为什么呢?
30多年的时间里,市场化这只大手把乡土中国推向了城市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撤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眼下,这个历史进程正在加快。  从“上山下乡”,到“城市领导农村”,再到“小城镇、大战略”,后至发展大型城市,中国在城镇化道路上曾经历过政策与思想上的摇摆与争议,但历史的进程并不尽为人的意志所改变。如今,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又被官方和学界轰轰烈烈地推出,它与20年前的中小城镇发展
沃斯被认为是全球精英的聚会。在第一天论坛签到时,我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进入一个帐篷,我把护照交给前台一个上年纪的瑞士妇女,她核实后说我走错了帐篷,她是负责媒体代表簽到的,而我是“媒体领袖”,应该去隔壁一个帐篷。我马上否认,说我不是领袖,但她坚持认为我是。我想解释父亲曾经是记者,我一些好朋友也是记者,我从与他们的谈话中学到的东西与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这根本不是领导任何人的问题,但我已经看出来
本期《南风窗》的封面报道关注到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人们的利益冲突已很严重,甚至赤膊上阵的今天,知识分子能够做些什么?  这当然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也是拷问“政府该怎么做”,作为“利益方”,我们每一个人,又当如何?毕竟,无论是政府,还是每一个人的行为选择,都会改善或恶化大家的处境和命运,也会影响社会的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利益或更多的利益,看起来这个社会中的一些人已经疯狂了。  比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