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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这么一项国家政策，它的颁布初衷仅仅是为解一时之需。然而，在几十年之后人们再次回望时，它的威力和波及范围犹如利刃，在历史中留下深深印痕。
它平息了年轻的共和国出现的惊恐和慌乱；
它把中国的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了土地上；
它把全国人口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
它让名目繁多的各类“票证”成为生活的依托并演变为岁月的符号；
就连它的“隐退”也成为见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分水岭。
在评价之后，我们会忽然发现，再凝练的语言都无法诠释这一历史名词的博大内涵，然而，也恰恰是因为这寥寥数语，暗示着那些深藏在文字后面的隐秘岁月似乎在勃勃欲出……
1953年夏，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口粮不够了！
建国初期，全国性的土地制度改革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全国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更没有料到的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到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灾之大，百年罕见，夏粮减产已成定局。这些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汇报给中央，各省书记和经济学家齐聚京城商量对策，结果是：“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然而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粮贩子却开始大肆活动。私商得知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京津地区，私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去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了25万公斤黄豆。几天之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张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粮食抢购和抬价的风浪一波又一波。
局面岌岌可危，年轻的执政党该如何处置？
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想到了一个人，于是“陈大掌柜”临危受命
陈云在建国后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从这一点上说，它相当于全国第一任的“大掌柜”了，全国人民的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要找陈云了。果然，毛泽东要求陈云负责的中财委尽快拿出具体办法。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又征又配。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第二，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三，只征不配。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四，原封不动。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五，“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六，动员认购。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七，合同预购。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第八，各行其是。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
陈云将上述八项办法比较来比较去，结论是“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他的基本理由是“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与会者听取陈云的报告，一致为他经过缜密的八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所折服。大家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售，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有关全国粮食会议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对此，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陈云等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两方面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一个月后，政务院第19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此令的颁布意味着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
一声令下，全国粮食市场一律关闭，一切买卖由政府掌控。私营商贩与农村粮食市场的联系彻底切断。
基于同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还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食品公司，把副食品收购、销售与出口统统管起来。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又颁布了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总之，一不做，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把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全面控制起来。
面对新问题，党和政府毫无经验，仓促上阵难免造成问题迭出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指明了粮食的来去，即由国家从农村统购，在城市、镇统销。
但是这项制度的内容之新、覆盖之广、行动之果断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很快理解的。尽管在统购统销正式施行以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于可能出现的毛病也做了预测和准备；尽管在贯彻统购统销过程中“全党动员，全力以赴”，但统购统销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党和政府对此也毫无经验，因此，统购统销开始实行以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混乱。
从层面上看，统购统销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上到下许多干部群众没有思想准备，无法接受，其中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阻力之二是统购统销实行仓促，在具体操作上既无经验，也无制度。
统购统销推行的办法是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然而问题是对核定农户的粮食缺口缺乏具体办法，存在盲目性，导致苦乐不均，有的农民卖粮食过了头，而有的农民则故意少报或不报余粮。另外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多供或少供现象。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接到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命令后，全国各地在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仅山西省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130万人。
在后来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一面旗帜的大寨也经历了这一历史时刻。我们在今天重温当年大寨的那段历史，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当年的艰辛和不易。
就在大寨取得丰收的那一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如何既要圆满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又要安排好村民的生活，是对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农业社社长的陈永贵的一次考验。
1953年大寨农业获得了丰收，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更为明显，陈永贵也就名声在外了。但大寨村里还有人对他不服气。初级社刚成立的那年冬天，粮食已经收下来了，一个在社外的单干户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村里说起了风凉话。他说：“不要再吹农业社的优越性啦！亩产125公斤也值得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还打了150多公斤哩！”
在今天我们听起来，一个人对新成立的农业社有成见说几句风凉话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情，但陈永贵却不这样认为。他知道那个人的地里不可能打下那么多的粮食，他认为那个人说这番话的本意就是向初级社挑战，不承认合作社的优越性。但是，那人毕竟没有直接攻击合作化，陈永贵也不便正面追究他的什么责任。但这难不倒陈永贵。
陈永贵马上召集了全村会议。他先在大会上宣布国家今年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虽说他当时不可能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了解得这样清楚，但国家要求农民卖余粮这个关键环节他把握住了。他说：“今年，农业社、互助组、单干户都丰收了，这很好！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把余粮卖给国家吧！”
那位说风凉话的人，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撞到枪口”上了。他本来没有产那么多粮食，实际上他的亩产只有100公斤多一点，如果按亩产150公斤卖余粮，就意味着连口粮也不够。这可是涉及到全家人能否吃饱肚子的大问题，于是也就顾不得脸面了。陈永贵后来多次讲到过这件事，说那个人这时的行为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会儿蹲在墙角，一会儿又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还一边作贱自己，说自己的嘴“是坏嘴，是屁嘴”。说这张屁嘴“不值钱，净是胡说”。他一再说明实际情况：“我每亩地的产量，不管怎样也打不够150公斤。”
村里的人爱看热闹，这时都跟着说：“产量是你自己报的，不能有假？就按你说的数字算统购粮吧！”
在关系到是否饿肚子的问题面前，那人只好四处讨饶。他“交待”说：“我自己不入社，还反对别人入社。我是怕入了社吃亏，才这么捣乱。”
陈永贵当然不是真想让那人按亩产150公斤的数量卖余粮，他要做的其实就是要扫除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障碍，完成好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他见“电影镜头”表演得也差不多了，便说道：“共产党从来讲实事求是，反对说谎话。你究竟打多少粮食，一看你的庄稼还不知道？你想把产量降下来，就得挨门挨户向群众认错，由群众讨论处理。”
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但实行统购统销才刚刚开始。
统购统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多向国家卖余粮是各级领导反复提倡的事情。凡是国家的政策，陈永贵都要模范地执行，凡是领导提倡的事情，陈永贵都要带头照办。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在大寨村的几次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总是经常讲。那时老区的共产党员思想觉悟普遍比较高，只要是上级号召办的事情，即使一时思想上想不通，也会去照着执行。陈永贵自己更是发挥了带头作用。他这年一下子卖了2500多公斤“余粮”，贾进财和其他党员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卖了太多的“余粮”，以至于连口粮都没有留足。在党员带动下，大寨当年向国家卖出了20000多公斤粮食。
统购统销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但来年开春大寨村民却面临着缺粮难题，陈永贵卖的粮食比谁都多，劳动强度又最大，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可以说，这是前一年卖过头粮的必然结果。
当然，由于第一年大家都没有经验，卖了过头粮的不仅只大寨一个村，别的村也有这种情况。为了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县委在第二年曾三次下放“返销粮”，也就是政府按照牌价向农民“返销”一部分粮食。但大寨村没有去要返销粮。此时大寨已经成为县里的一个先进典型，为了保护这个典型，县委书记张怀英徒步5公里来到大寨，找到陈永贵了解情况。
陈永贵在与张怀英的谈话中，虽然承认自己由于没有经验而使村里卖了过头粮，村民生活有些困难，但是坚持不向国家伸手。他说：“大寨群众的吃粮倒是紧一点，但差不多都还能吃得下来。倒是我的粮食成了问题，又三天两头有下乡的同志。可是瓜豆也快下来了，没粮有菜还能饿着人？你那粮食还是先考虑其他地方吧！”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在困难面前谢绝了上级的支援，以后他曾多次这样做。这也成为大寨自力更生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
但是大寨毕竟是大寨，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就不那么单纯，甚至说要严重得多了。
从1953年到1955年两个粮食年度的统购中，基层干部迫于压力，致使有许多强迫命令和买“过头粮”的现象，加剧了农民和国家的紧张关系。到了1955年春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许多农村不缺粮的农民也和缺粮的农民一道，纷纷要求国家供应粮食，使国家粮食供应呈现极不正常的增长。据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当年的统计，不该供应而供应或该少供应而多供应了的占总数的19.3%，占总供应量的23.2%。这种情况引起了农民、尤其是缺粮户的不满，他们批评政府“统购有政策，统销没政策了”、“统销不公平”。有的地方还为此发生了骚乱，如广东省中山县即因购粮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发骚乱，骚乱自1954年12月13日上午9时起，至27日晚止，历时15天，蔓延到4个区10余个乡，参加骚乱群众前后合计约5000人。骚乱中，区、乡干部及积极分子被打伤63人，其中重伤15人，死1人，被抢粮食1万余斤，被抢公款3600万元。1855年春，河南南阳地区发生农民拦截运粮汽车等多起闹粮事件。浙江温州地区也因超量收购所引起的食品短缺导致了“温州骚乱”。
这种骚乱虽是个别现象，但已开始影响到全国的稳定。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能否坚持下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为了稳定局面，党中央果断出手，“三定”方案出台，各种“票据”进入百姓生活
面对出现的紧张情况，中央做出了以下的分析：“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其中固然有少数富农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坏，但从整个来说，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意见”。
中央的这种说法道出了部分实情，从不少农村地区的统购情况来看，统购粮食的主要来源出自中农，他们出产的余粮比较多，贫雇农能够提供的余粮比较少。一旦出现购“过头粮”现象，中农就首当其冲，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另外，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前两年中，中农还经常受到乡村干部、贫雇农的歧视和打击，以至于出现有农民认为有粮是祸害的看法。
为此，中央政府于1955年4月28日发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指示下发后，全国各地立即派出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城市整顿统销工作。另外，为了解实行粮食工作实情，以及调查研究发展农业、增产粮食的办法，陈云也于1955年1月下江南调研。
陈云在上海青浦县调研时，住在蒸合乡老战友陆铨生的家里，访问家乡的老熟人，接见大革命时期的农会会员，分别听取村、乡、区、县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向他们了解农民生活情况，征询对粮食统购政策的意见。陈云分析后认为，当时农民对统购统销有意见的原因是上一年统购时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因此，必须在次年统销时进行统销大补课，一定要将农村缺粮户纳入统销范围。在调查中，陈云还重点研究了农村周转粮问题和农村粮食的统购量、留量以及缺粮问题。
1月底，陈云由上海回到北京，向中央领导人建议对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各地政府要根据产量确定统购数字，规定卖粮户留粮政策，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现象；要确定农村统销数字，留出周转粮，从统购统销总数中扣除。
1955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文件指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因此中央决定不仅将1955年至1956年粮食年度的征购量减为900亿斤，而且还将购销办法改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措施，“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
1955年7月21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专门就如何改进粮食购销工作做了题为《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对“三定”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提出了5条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
根据陈云讲话精神，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农村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以法令的形式对“三定”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其中，《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市镇粮食统销由凭证购买，按户核实，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并发行粮票。
随着这一措施的出台，统购统销进入了制度化、稳定化阶段。
寻找根源，稳定社会，严格的户籍制度应运而生，城乡被界定隔离
为了执行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一项工作面临着很大的难题，这就是在城市的定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是松散的户籍管理制度，只要求公民进行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而允许自由迁徙，在城乡差距的利益对比下，从建国后农民就不断涌向城镇，农民流入城镇后大多数被列入城镇户籍，转变为城镇居民。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后，城镇人口的增加等于统销粮食供应对象的增加，这对于当时统购的有限的粮食提出了挑战。这些增加的城镇人口除了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民在农村自产粮食，自己供给，到了城镇则由国家供应商品粮。
因此，在粮食供应量有限的情况下，城镇人口的剧增给全国的粮食供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压。
为了控制由国家供给粮食的城镇人口，则必须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这就客观上要求限制自由迁徙的政策方针或法律制度出台。在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未经劳动部门许可或介绍者，不得擅自去农村招收工人。虽然此时统购统销正在酝酿，但城市粮食供应压力已很大了。
面对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压力，在1954年3月至1957年底，国务院又连发5道命令。不仅如此，内务部、劳动部、公安部、民政部等部门以及上上下下还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始终未能制止住农民一批又一批涌入城市。从下面的数据能看得更清楚，1950年到1957年，我国城镇人口从5765万增至9949万，共增加了4184万，这其中城镇人口自然增长1640万，占总增量的39.2％，而机械增加的人口则为2544万，占总增量的60.8％。
为什么那么多指示没有阻挡住农民进城?因为那些指示都是一般性的呼吁，属于软性约束，靠的是说服教育、思想觉悟，而要有效防止农民流入城市，必须出台强硬的政策方针或法律制度。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58年1月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除了详细规定公民应进行各项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外，其中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驻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以法律形式把限制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这一条例也是我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关于户籍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是依据这一条例开展的。从此，严格限制人口迁徙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直到今天这一条例仍是我国户籍方面的现行法规。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是计划思想的典型体现，统购统销就是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计划，其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统购统销内容从粮食扩大到棉布、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但是，若没有户籍制度成功限制的城乡隔离，统购统销制度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户籍制度把城乡隔离起来的做法可以说是计划思想的又一典型体现。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起到了稳定城市、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一点应该肯定。
吃“商品粮”和“农业粮”、过日子要“凭票”成为“统购统销”下的生活实景
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给中国的各个层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仅就老百姓这一群体而言，他们的生活在看似“平平淡淡”中融入了“统购统销”后的浓烈色彩，这种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
“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
在这种情况下，粮票诞生了。它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在当时，粮食统购统销似乎是一项临时性措施。没想，一实行就是几十年，无怪乎，粮票几乎成了一种文化象征，一种城里人身份的徽章。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和19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而且，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
后来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为那一段普通人的历史“作证”。一个叫王春瑜的普通市民在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每周才能买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费尽周折，他才凑足了票证买到一张双人铁床、一把暖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算是置办了“家当”。书中还印有当时武汉市的“结婚购物证”，规定凭证才能买到暖瓶、被面、脸盆之类。宁宗一当时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一位叫翁美英的女同志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着实高兴了好几天。再说说烟票，当时的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高低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由于食油定量极紧，时为农工的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著名作家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想像，在当时能多吃些豆腐确可谓“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几张布票；为省布票，有人在春天只好将棉衣里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
由于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个人被票证的发放者、单位、街道紧紧控制，无法松动。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个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都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与“合理性”。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统购统销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由粮棉合同定购制度取代农产品统购制度，其后，城市的计划供应的品种也逐渐减少，粮票、布票、油票相继取消，标志着统购统销制度的结束。
“统购统销”40年的生命期，得失交织。再回首，重温“食为天”
毋庸讳言，统购统销政策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薄一波晚年曾指出：“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出卖，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这种弊病在‘一五’期间就表现出来，1958年以后，就更加明显了。”
尽管统购统销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但正如薄一波所分析的那样，“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问题和教训在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紧”。因此，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利弊，要历史地、辩证地进行评价，要充分认识到该政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广大农民在此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方面，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在当时有效地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毛泽东在1955年指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有五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第二，对灾民有利。不统购统销就要饿死人。第三，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里人有利，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可以拿些豆子出口换回机器”。
另一方面，统购统销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薄一波曾说：“根据当时对社会矛盾和计划经济的认识，《决议》指出：实行上述政策，不仅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矛盾，更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总之，建国初期“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和推行，是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由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其实施的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它的正负效应交互作用，对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
语云：民为邦本，食为民天。中国这句古老的箴言道出了粮食的重要性。无论今后任何时候，我们在看待和解决粮食问题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次果断、艰辛的实践，都将为我们、为后人提供宝贵的佐证。
它平息了年轻的共和国出现的惊恐和慌乱；
它把中国的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了土地上；
它把全国人口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
它让名目繁多的各类“票证”成为生活的依托并演变为岁月的符号；
就连它的“隐退”也成为见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分水岭。
在评价之后，我们会忽然发现，再凝练的语言都无法诠释这一历史名词的博大内涵，然而，也恰恰是因为这寥寥数语，暗示着那些深藏在文字后面的隐秘岁月似乎在勃勃欲出……
1953年夏，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口粮不够了！
建国初期，全国性的土地制度改革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全国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更没有料到的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到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灾之大，百年罕见，夏粮减产已成定局。这些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汇报给中央，各省书记和经济学家齐聚京城商量对策，结果是：“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然而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粮贩子却开始大肆活动。私商得知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京津地区，私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去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了25万公斤黄豆。几天之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张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粮食抢购和抬价的风浪一波又一波。
局面岌岌可危，年轻的执政党该如何处置？
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想到了一个人，于是“陈大掌柜”临危受命
陈云在建国后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从这一点上说，它相当于全国第一任的“大掌柜”了，全国人民的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要找陈云了。果然，毛泽东要求陈云负责的中财委尽快拿出具体办法。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又征又配。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第二，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三，只征不配。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四，原封不动。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五，“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六，动员认购。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七，合同预购。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第八，各行其是。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
陈云将上述八项办法比较来比较去，结论是“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他的基本理由是“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与会者听取陈云的报告，一致为他经过缜密的八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所折服。大家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售，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有关全国粮食会议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对此，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陈云等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两方面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一个月后，政务院第19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此令的颁布意味着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
一声令下，全国粮食市场一律关闭，一切买卖由政府掌控。私营商贩与农村粮食市场的联系彻底切断。
基于同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还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食品公司，把副食品收购、销售与出口统统管起来。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又颁布了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总之，一不做，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把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全面控制起来。
面对新问题，党和政府毫无经验，仓促上阵难免造成问题迭出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指明了粮食的来去，即由国家从农村统购，在城市、镇统销。
但是这项制度的内容之新、覆盖之广、行动之果断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很快理解的。尽管在统购统销正式施行以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于可能出现的毛病也做了预测和准备；尽管在贯彻统购统销过程中“全党动员，全力以赴”，但统购统销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党和政府对此也毫无经验，因此，统购统销开始实行以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混乱。
从层面上看，统购统销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上到下许多干部群众没有思想准备，无法接受，其中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阻力之二是统购统销实行仓促，在具体操作上既无经验，也无制度。
统购统销推行的办法是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然而问题是对核定农户的粮食缺口缺乏具体办法，存在盲目性，导致苦乐不均，有的农民卖粮食过了头，而有的农民则故意少报或不报余粮。另外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多供或少供现象。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接到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命令后，全国各地在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仅山西省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130万人。
在后来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一面旗帜的大寨也经历了这一历史时刻。我们在今天重温当年大寨的那段历史，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当年的艰辛和不易。
就在大寨取得丰收的那一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如何既要圆满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又要安排好村民的生活，是对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农业社社长的陈永贵的一次考验。
1953年大寨农业获得了丰收，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更为明显，陈永贵也就名声在外了。但大寨村里还有人对他不服气。初级社刚成立的那年冬天，粮食已经收下来了，一个在社外的单干户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村里说起了风凉话。他说：“不要再吹农业社的优越性啦！亩产125公斤也值得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还打了150多公斤哩！”
在今天我们听起来，一个人对新成立的农业社有成见说几句风凉话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情，但陈永贵却不这样认为。他知道那个人的地里不可能打下那么多的粮食，他认为那个人说这番话的本意就是向初级社挑战，不承认合作社的优越性。但是，那人毕竟没有直接攻击合作化，陈永贵也不便正面追究他的什么责任。但这难不倒陈永贵。
陈永贵马上召集了全村会议。他先在大会上宣布国家今年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虽说他当时不可能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了解得这样清楚，但国家要求农民卖余粮这个关键环节他把握住了。他说：“今年，农业社、互助组、单干户都丰收了，这很好！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把余粮卖给国家吧！”
那位说风凉话的人，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撞到枪口”上了。他本来没有产那么多粮食，实际上他的亩产只有100公斤多一点，如果按亩产150公斤卖余粮，就意味着连口粮也不够。这可是涉及到全家人能否吃饱肚子的大问题，于是也就顾不得脸面了。陈永贵后来多次讲到过这件事，说那个人这时的行为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会儿蹲在墙角，一会儿又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还一边作贱自己，说自己的嘴“是坏嘴，是屁嘴”。说这张屁嘴“不值钱，净是胡说”。他一再说明实际情况：“我每亩地的产量，不管怎样也打不够150公斤。”
村里的人爱看热闹，这时都跟着说：“产量是你自己报的，不能有假？就按你说的数字算统购粮吧！”
在关系到是否饿肚子的问题面前，那人只好四处讨饶。他“交待”说：“我自己不入社，还反对别人入社。我是怕入了社吃亏，才这么捣乱。”
陈永贵当然不是真想让那人按亩产150公斤的数量卖余粮，他要做的其实就是要扫除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障碍，完成好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他见“电影镜头”表演得也差不多了，便说道：“共产党从来讲实事求是，反对说谎话。你究竟打多少粮食，一看你的庄稼还不知道？你想把产量降下来，就得挨门挨户向群众认错，由群众讨论处理。”
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但实行统购统销才刚刚开始。
统购统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多向国家卖余粮是各级领导反复提倡的事情。凡是国家的政策，陈永贵都要模范地执行，凡是领导提倡的事情，陈永贵都要带头照办。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在大寨村的几次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总是经常讲。那时老区的共产党员思想觉悟普遍比较高，只要是上级号召办的事情，即使一时思想上想不通，也会去照着执行。陈永贵自己更是发挥了带头作用。他这年一下子卖了2500多公斤“余粮”，贾进财和其他党员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卖了太多的“余粮”，以至于连口粮都没有留足。在党员带动下，大寨当年向国家卖出了20000多公斤粮食。
统购统销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但来年开春大寨村民却面临着缺粮难题，陈永贵卖的粮食比谁都多，劳动强度又最大，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可以说，这是前一年卖过头粮的必然结果。
当然，由于第一年大家都没有经验，卖了过头粮的不仅只大寨一个村，别的村也有这种情况。为了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县委在第二年曾三次下放“返销粮”，也就是政府按照牌价向农民“返销”一部分粮食。但大寨村没有去要返销粮。此时大寨已经成为县里的一个先进典型，为了保护这个典型，县委书记张怀英徒步5公里来到大寨，找到陈永贵了解情况。
陈永贵在与张怀英的谈话中，虽然承认自己由于没有经验而使村里卖了过头粮，村民生活有些困难，但是坚持不向国家伸手。他说：“大寨群众的吃粮倒是紧一点，但差不多都还能吃得下来。倒是我的粮食成了问题，又三天两头有下乡的同志。可是瓜豆也快下来了，没粮有菜还能饿着人？你那粮食还是先考虑其他地方吧！”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在困难面前谢绝了上级的支援，以后他曾多次这样做。这也成为大寨自力更生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
但是大寨毕竟是大寨，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就不那么单纯，甚至说要严重得多了。
从1953年到1955年两个粮食年度的统购中，基层干部迫于压力，致使有许多强迫命令和买“过头粮”的现象，加剧了农民和国家的紧张关系。到了1955年春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许多农村不缺粮的农民也和缺粮的农民一道，纷纷要求国家供应粮食，使国家粮食供应呈现极不正常的增长。据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当年的统计，不该供应而供应或该少供应而多供应了的占总数的19.3%，占总供应量的23.2%。这种情况引起了农民、尤其是缺粮户的不满，他们批评政府“统购有政策，统销没政策了”、“统销不公平”。有的地方还为此发生了骚乱，如广东省中山县即因购粮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发骚乱，骚乱自1954年12月13日上午9时起，至27日晚止，历时15天，蔓延到4个区10余个乡，参加骚乱群众前后合计约5000人。骚乱中，区、乡干部及积极分子被打伤63人，其中重伤15人，死1人，被抢粮食1万余斤，被抢公款3600万元。1855年春，河南南阳地区发生农民拦截运粮汽车等多起闹粮事件。浙江温州地区也因超量收购所引起的食品短缺导致了“温州骚乱”。
这种骚乱虽是个别现象，但已开始影响到全国的稳定。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能否坚持下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为了稳定局面，党中央果断出手，“三定”方案出台，各种“票据”进入百姓生活
面对出现的紧张情况，中央做出了以下的分析：“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其中固然有少数富农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坏，但从整个来说，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意见”。
中央的这种说法道出了部分实情，从不少农村地区的统购情况来看，统购粮食的主要来源出自中农，他们出产的余粮比较多，贫雇农能够提供的余粮比较少。一旦出现购“过头粮”现象，中农就首当其冲，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另外，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前两年中，中农还经常受到乡村干部、贫雇农的歧视和打击，以至于出现有农民认为有粮是祸害的看法。
为此，中央政府于1955年4月28日发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指示下发后，全国各地立即派出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城市整顿统销工作。另外，为了解实行粮食工作实情，以及调查研究发展农业、增产粮食的办法，陈云也于1955年1月下江南调研。
陈云在上海青浦县调研时，住在蒸合乡老战友陆铨生的家里，访问家乡的老熟人，接见大革命时期的农会会员，分别听取村、乡、区、县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向他们了解农民生活情况，征询对粮食统购政策的意见。陈云分析后认为，当时农民对统购统销有意见的原因是上一年统购时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因此，必须在次年统销时进行统销大补课，一定要将农村缺粮户纳入统销范围。在调查中，陈云还重点研究了农村周转粮问题和农村粮食的统购量、留量以及缺粮问题。
1月底，陈云由上海回到北京，向中央领导人建议对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各地政府要根据产量确定统购数字，规定卖粮户留粮政策，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现象；要确定农村统销数字，留出周转粮，从统购统销总数中扣除。
1955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文件指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因此中央决定不仅将1955年至1956年粮食年度的征购量减为900亿斤，而且还将购销办法改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措施，“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
1955年7月21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专门就如何改进粮食购销工作做了题为《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对“三定”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提出了5条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
根据陈云讲话精神，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农村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以法令的形式对“三定”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其中，《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市镇粮食统销由凭证购买，按户核实，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并发行粮票。
随着这一措施的出台，统购统销进入了制度化、稳定化阶段。
寻找根源，稳定社会，严格的户籍制度应运而生，城乡被界定隔离
为了执行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一项工作面临着很大的难题，这就是在城市的定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是松散的户籍管理制度，只要求公民进行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而允许自由迁徙，在城乡差距的利益对比下，从建国后农民就不断涌向城镇，农民流入城镇后大多数被列入城镇户籍，转变为城镇居民。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后，城镇人口的增加等于统销粮食供应对象的增加，这对于当时统购的有限的粮食提出了挑战。这些增加的城镇人口除了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民在农村自产粮食，自己供给，到了城镇则由国家供应商品粮。
因此，在粮食供应量有限的情况下，城镇人口的剧增给全国的粮食供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压。
为了控制由国家供给粮食的城镇人口，则必须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这就客观上要求限制自由迁徙的政策方针或法律制度出台。在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未经劳动部门许可或介绍者，不得擅自去农村招收工人。虽然此时统购统销正在酝酿，但城市粮食供应压力已很大了。
面对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压力，在1954年3月至1957年底，国务院又连发5道命令。不仅如此，内务部、劳动部、公安部、民政部等部门以及上上下下还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始终未能制止住农民一批又一批涌入城市。从下面的数据能看得更清楚，1950年到1957年，我国城镇人口从5765万增至9949万，共增加了4184万，这其中城镇人口自然增长1640万，占总增量的39.2％，而机械增加的人口则为2544万，占总增量的60.8％。
为什么那么多指示没有阻挡住农民进城?因为那些指示都是一般性的呼吁，属于软性约束，靠的是说服教育、思想觉悟，而要有效防止农民流入城市，必须出台强硬的政策方针或法律制度。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58年1月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除了详细规定公民应进行各项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外，其中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驻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以法律形式把限制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这一条例也是我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关于户籍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是依据这一条例开展的。从此，严格限制人口迁徙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直到今天这一条例仍是我国户籍方面的现行法规。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是计划思想的典型体现，统购统销就是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计划，其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统购统销内容从粮食扩大到棉布、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但是，若没有户籍制度成功限制的城乡隔离，统购统销制度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户籍制度把城乡隔离起来的做法可以说是计划思想的又一典型体现。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起到了稳定城市、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一点应该肯定。
吃“商品粮”和“农业粮”、过日子要“凭票”成为“统购统销”下的生活实景
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给中国的各个层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仅就老百姓这一群体而言，他们的生活在看似“平平淡淡”中融入了“统购统销”后的浓烈色彩，这种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
“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
在这种情况下，粮票诞生了。它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在当时，粮食统购统销似乎是一项临时性措施。没想，一实行就是几十年，无怪乎，粮票几乎成了一种文化象征，一种城里人身份的徽章。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和19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而且，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
后来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为那一段普通人的历史“作证”。一个叫王春瑜的普通市民在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每周才能买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费尽周折，他才凑足了票证买到一张双人铁床、一把暖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算是置办了“家当”。书中还印有当时武汉市的“结婚购物证”，规定凭证才能买到暖瓶、被面、脸盆之类。宁宗一当时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一位叫翁美英的女同志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着实高兴了好几天。再说说烟票，当时的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高低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由于食油定量极紧，时为农工的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著名作家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想像，在当时能多吃些豆腐确可谓“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几张布票；为省布票，有人在春天只好将棉衣里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
由于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个人被票证的发放者、单位、街道紧紧控制，无法松动。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个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都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与“合理性”。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统购统销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由粮棉合同定购制度取代农产品统购制度，其后，城市的计划供应的品种也逐渐减少，粮票、布票、油票相继取消，标志着统购统销制度的结束。
“统购统销”40年的生命期，得失交织。再回首，重温“食为天”
毋庸讳言，统购统销政策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薄一波晚年曾指出：“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出卖，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这种弊病在‘一五’期间就表现出来，1958年以后，就更加明显了。”
尽管统购统销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但正如薄一波所分析的那样，“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问题和教训在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紧”。因此，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利弊，要历史地、辩证地进行评价，要充分认识到该政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广大农民在此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方面，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在当时有效地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毛泽东在1955年指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有五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第二，对灾民有利。不统购统销就要饿死人。第三，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里人有利，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可以拿些豆子出口换回机器”。
另一方面，统购统销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薄一波曾说：“根据当时对社会矛盾和计划经济的认识，《决议》指出：实行上述政策，不仅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矛盾，更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总之，建国初期“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和推行，是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由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其实施的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它的正负效应交互作用，对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
语云：民为邦本，食为民天。中国这句古老的箴言道出了粮食的重要性。无论今后任何时候，我们在看待和解决粮食问题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次果断、艰辛的实践，都将为我们、为后人提供宝贵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