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山湖畔的“托”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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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逞疯狂二王磨刀霍霍莫须有郭梁下狱受刑
  
  丧心病狂的王须仁、王宏鸣两次在谷亭镇捕杀了许多人后,又继续策划了一个更大的杀戮阴谋。
  他们捏造说:苏鲁豫边区的党,都是“托匪”发展起来的。因此,二王通过白子明,以区党委的名义,向各地委、县委和各县地方部队发出通知,命令各县区委以上的干部必须到区党委(实则苏支四大队)来“受训”。而且还要求把所属部队也带来。所谓“受训”,也就是进一步把各县、区的党和非党干部,打成“托匪”进而加害。
  各地委、县委接到这样的命令,都很为难。大家都知道区党委这时已经杀害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他们所熟悉、信赖和了解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并不是什么“托匪”。但现在却又发来命令,要那些没有被杀的各县、区干部去“受训”,谁知结果怎样?所以,当各县接到白子明的命令后,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照办吧,肯定是凶多吉少,不执行吧,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最后,各县还是如期前来参加“受训”。
  只有肖宿永地委、鲁西南地委没有参加。这是由于彭雪枫和杨得志不同意,加以制止,才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实属万幸。
  各县集中到区党委“受训”的干部,加上区党委尚未被捕的人员共约200多人,王须仁将他们编为三个班。职务较高的干部编在一起,叫做“教导队”,职务较低的干部编在一起,叫做“训练班”,还有一个妇女班。凡参加“受训”的人,其党的关系一律停止,进行所谓的个别考察,个别吸收。
  二王对这些前来“受训”的人,整天察言观色,琢磨着谁是“托匪”,而实际上是在寻找借口和“证据”,随时加以逮捕和杀戮。于是,参加“受训”的人平日里的一举一动,甚至两个人单独轻声谈话或帽子戴得不正,衣服上某个纽扣没有扣,裹腿打得不一样等,都极有可能被王须仁说成是“托匪进行联络的暗号”,随时拉出去接受组织审查。
  “受训”班刚集中没几天,就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肃托”行动。起因是妇女班的郭仙云(区妇联干部)流着眼泪将自己与白子明之间的恋爱关系告诉孔真(区党委妇联主任),说白过去对她很好,现在不理睬她了,不要她了。孔真就把此事向妇女队长金采凡说了,并要她向组织汇报。
  这本是郭仙云与白子明二人之间的事,但王须仁得知后,竟宣布这是“托匪”专门利用女色来破坏首长的威信。于是,立即派人逮捕了郭仙云、孔真、金采凡等人,对她们进行审讯逼供。审讯的结果,又逼供出了一个新的“苏鲁豫省委”:书记陈筹,宣传部长郝中牟,青年部长刘剑,妇女部长孔真。
  获得这一重大“成果”,二王一白喜出望外,决定重点审讯陈筹和刘剑。在逼供中,陈筹熬刑不过,供出了新的一套所谓的“托匪”组织,而且他还编造说,“托派”省委之上还有“托派”的华东局,书记是郭子化。并在王须仁的指供、诱供下,又供说了主力四大队里也有“托匪”组织,其大队长梁兴初、参谋长严世荣、政治处罗玉荣、教育股长张秀河等人都是“托派”分子。而这个“托匪”组织由郭影秋、李贞乾、罗玉荣负责。
  二王一白审讯的另一个重点人物是刘剑。本来刘剑是刚从山东分局派来的,到职仅仅7天,就被当作“托匪”抓了起来。他对湖西区的所谓“肃托”情况并不了解,却突然遭到逮捕,一下子懵了,不知所措。但严刑逼供又不允许他多考虑,于是,他也在酷刑之下胡编起来,不仅供出了山东分局某领导人是“托派”,甚至还供认出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某领导人也是“托派”,同时他还编造了所谓的联络“暗号”。
  逼供出来的材料越来越荒唐,但二王一白却如获至宝。
  为防止事情发生变化,二王一白决定立即动手捕人,除梁兴初当时不在外,其余的人全都被抓了起来,突击审讯。
  梁兴初此时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湖西“肃托”在紧锣密鼓进行时,活动在该地区边沿的苏鲁豫支队各部亦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些情况。但由于日伪的封锁,地域的分割,交通与联络不便,所以了解得并不真切。
  郭影秋率领苏鲁豫支队第3大队此时在陇海路以南的区域活动。几天前,梁兴初突然率领一个骑兵排来到他那里。两人一阵寒暄过后,郭影秋问梁兴初是不是去执行任务,梁支吾了半天,不置可否。
  郭影秋见梁神色有些古怪,甚觉纳闷,但他也没往深处想,便转换了话题,询问起路北的情况来。当得知王文彬、张如等人均系“托匪”,而且大部分已遭枪杀时,郭影秋大吃一惊。因为这些人他实在是太熟悉了,其中有的是与他一起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战友,有的则是他从徐州直接带来的干部,怎么会忽然都成了“托派”呢?
  梁兴初住了两天后,便离开了路南。他的急来忽去,对郭影秋来说是一个不解之谜,因为他闹不清楚梁兴初为何在这里住了两天后,又突然离去。按说目前形势比较紧张,徐州方面传来消息说日军在频繁调动,可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所以,眼下也不是畅叙友情的时候。
  就在郭影秋心中的疑团尚未解开之时,一纸命令将他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梁兴初走后的第二天,郭影秋突然接到命令,免去他第3大队政委职务,降级调任支队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科长。从不迷信的郭影秋从这个十分蹊跷的降级调任的命令上已意识到了一丝不祥的征兆。
  尽管如此,郭影秋还是离开了第3大队,去支队报到。结果,刚过陇海铁路不远,他即遭逮捕,并从抓他的人口中得知,梁兴初昨天也是在返回路北的途中遭到与他同样的命运。
  原来,当有人供出郭影秋是“托派”分子后,王宏鸣就在动脑筋策划抓捕郭影秋的办法。王宏鸣首先在梁兴初的面前,对郭影秋罗织了一些耸人听闻的“罪行”后,说服他去路南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逮捕郭影秋。
  其实,王宏鸣派梁兴初到路南来的目的有二:一是利用他的手抓捕郭影秋,二是便于对梁搞突然袭击,乘他到路南之际,严刑逼供一些人编造梁的“托派”口供,好对他下毒手。
  梁兴初到路南后,因见郭影秋部人多势众,深恐引起事端,未敢轻易下手,遂无获而返。在回来的途中,王宏鸣带了一个骑兵排,以迎接的名义,突然将其逮捕。
  二王一白为将梁兴初打成“托匪”而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他们除了威逼陈筹、孙鹤一等人编造口供外,还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逼迫张令仪(妇女干部)承认所谓利用女色勾引梁上钩,加入了“托匪”组织。
  梁兴初是个老红军,时任苏鲁豫支队第4大队大队长。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人把自己当作托匪逮捕起来。
  在审讯时,梁兴初气愤地大声喊:“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决不是什么托匪!”
  王宏鸣在一旁阴沉着脸,色厉内荏地呵斥道:“梁兴初,你乱喊什么?谁冤枉你了?你这个老党员经不住女色的引诱,堕落了,这能怨谁?”
  “呸,老子什么时候有这等事?!王宏鸣,你从来就没有安过好心!”梁兴初听了这话,破口大骂起来。
  王宏鸣气得脸色铁青,歇斯底里地大声叫道:“给老子吊起来狠狠打!”
  梁兴时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王须仁对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压杠子、灌辣椒水、过电、坐飞机等74种刑法,逼他向“党”交代自己的“罪行”。
  一昼夜的反复受刑,梁兴初已被折磨得迷迷糊糊,在他们的一再追逼下,也就被迫承认了。
  逮捕了梁兴初、罗玉荣等第4大队的主要干部,震动了支队领导。支队长彭明治得信后,立即通知了支队政委吴法宪,要他即刻赶去了解情况。但吴法宪心里害怕,推说有急事走不开。彭明治只好亲自率队伍连夜从陇海路南赶到路北,与第4大队会合。
  王宏鸣见到彭明治后,恶人先告状:“支队长,你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托匪不仅多,而且十分猖狂。他们想要在这里建立中央。”并煞有介事地说:“部队来这里后,干部们变化得很快,每人都想要老婆,想到徐州住洋房去。”
  彭明治紧锁眉宇,十分不快地说:“你是政治委员,为什么不作思想工作?他们犯错误,你也失职。”
  王宏鸣极力辩解:“我承认我有失职的地方,但这里的党是托派分子发展起来的,他们很有一套手腕。”
  “能有这样多的托匪?我可不信!”彭明治点燃一支烟,踌躇了一下说:“你把梁兴初、罗玉荣给我带来。”
  梁兴初、罗玉荣过去与彭明治在一起战斗多年,因而一见到他,便嚎啕大哭起来,高喊:“支队长啊!冤枉啊!”
  彭明治见此情景,深感震惊,又见他们浑身是伤,就更加怀疑王宏鸣所说的话。但此时他又不便说什么,只能安慰道:“不要太难过,你们的问题,组织上会搞清楚的。”
  彭明治扭头狠狠地瞪了王宏鸣一眼,不客气地说:“王宏鸣,我可告诉你,对他们几个你要小心侍候,一切等罗政委来后再发落。你可听清楚了!”
  王宏鸣显得十分尴尬,恶狠狠地对梁、罗说:“你们真是无耻!以前你们是怎么承认的?现在又翻供,无耻!”
  王须仁见彭明治对他们的“肃托”持怀疑态度,而且十分不满,便低声对王宏鸣说:“彭明治这个人可靠吗?不然就……”
  王宏鸣这时还没这个胆量,再说彭明治是带着部队过来的,万一发生事端,岂不是自寻死路。
  彭明治对王宏鸣的做法十分不满,很是怀疑,并且也有戒备。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许多情况不明,特别是牵涉到地方党委的事就更是棘手,而他的权力又有限。所以,他也不便明确表态,采取坚决的措施,制止他们的罪恶活动。彭明治发觉事情重大,超出了他的预料和权限。因而,他只在这里呆了三小时,便带着部队离开了。他向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发了急电,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请他们与山东分局的领导前来处理。
  彭明治走后,二王一白不仅没有一丝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突审郭影秋,指望从他身上能获取更多的材料。
  郭影秋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也是苏鲁豫抗日根据地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在八路军主力还未到达湖西地区之前,他便与王文彬、李贞乾、张如等一起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主力到达后,他又率领地方武装参加了主力部队,被改编为苏鲁豫支队第3大队,任政治委员,随支队长彭明治活动于肖、宿、承一带。由于已被捕的郝忠士、陈筹等人都是他介绍入党的,又由于孙衷文、陈筹在严刑逼供下,胡编乱供,致使他遭受牵连。
  郭影秋被抓的第二天,即开始受审。最初出面审问他的是王须仁。
  王须仁审问了老半天,也没有问出个什么名堂来。于是,不得不请来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亲审。白与郭相熟已久,但这位党委书记可不留半点情面,一上来就对昨日的战友郭影秋动起大刑,一边用刑,一边逼问。
  郭影秋见白子明来了,觉得自己应该讲话了,他当场质问道:“子明同志,在徐西北特委与鲁西南工委合并的时候,你对我们的情况是了解的。当时还是你向我们传达了山东省委的指示,这些你难道不清楚吗?”
  白子明把脸一翻,阴沉着脸,不屑道:“那时有那时的情况,你不要扯远了。现在要你回答的是托派问题。”
  “什么托派问题!谁是托派?子明同志,你要对党负责,要把问题搞清楚才对。”郭影秋忍着伤痛告诫他。
  白子明见他如此“顽固”,便命人“加刑”。当郭影秋处于昏迷状态时,白子明又玩弄起了新的欺骗手段。他拿了一张电报纸在郭影秋的眼前晃来晃去地问:“你是不是郭子化介绍入党的”。
  郭影秋精神恍惚地答道:“是他介绍的。”
  白又接着问:“你是不是一直在郭子化领导下工作?”
  郭影秋点了点头:“是的。”
  “那好!”白子明吸了一口烟,悠然自得地说:“山东分局的这个电报说得很清楚,郭子化是托派,他在分局已主动坦白交代了,而且说你也是托派。怎样,你还能抵赖吗?告诉你郭影秋,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都可以定案。”
  经过五个小时的连续刑讯,郭影秋神智已不清醒,根本没有去想电报的真伪。听白子明这么一说,思想上也就更加混乱,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白子明步步紧逼:“郭影秋,我是代表党组织在审问你,你要如实地向党坦白交代问题。继续顽抗,后果是严重的。”
  “党组织”这三个字,使郭影秋感觉到了绝望。他无可奈何、有气无力地说:“我一直是郭子化领导下的干部,也是他介绍我入党的。他本人既然交代是托派,又发展了我,我还能讲什么?”
  在审讯者看来,这已经可以算是郭影秋的供认了,而这正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于是,郭影秋被押回牢房。
  第二天一早,清醒后的郭影秋突然醒悟。他发现牢房门口的警卫战士自己认识,便要这位战士叫来他们的徐营长。徐营长一见是自己的老首长被关押起来了,心里甚是难过。
  郭影秋要徐营长给他找来笔和纸,然后就给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昨晚的交代有错误。郭子化在山东分局承认他是托派,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过去领导我做的是革命工作,并从未向我说过托派的事,更没有说过发展我加入托派组织。我参加的是共产党组织,所有的工作均是按照党的指示去做的。即使郭子化是托派,那也与我无关,并不能由此推论我也是托派。昨晚,我是在昏迷的状态中承认自己也算是“托派”,这是极其错误的,请求组织上处分我。
  信写好后,他托徐营长送交给彭明治。哪曾想,有人告密,信还没送出去,就落到二王一白的手中。
  当天上午,郭影秋再次被提出来审讯。一进审讯室的门,王须仁便冲着他拍案大吼:“好你个郭影秋,竟敢翻供。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的胆子到底有多大!”
  郭影秋哼了一声,冷笑道:“告诉你王须仁,老子昨晚被你们打昏了头,上了你们的圈套。今天,老子看你们还有什么手段!”
  王须仁恶狠狠地说:“你等着瞧,到时有你好受的。”
  就在郭影秋受审的同时,梁兴初和原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长李贞乾等人继续惨遭严刑拷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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