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曾经翻译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著作的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自杀。实际上，抑郁这个词也是当前整个翻译领域的写照。他的离世引发了人们对于当下翻译界和翻译者本身生存状况的担忧，以及对文化人的艰难处境和稿费制度的担忧。在悲痛之后，应该是对知识人价值评估的全面反思。改革开放30年有余，而对知识群体的整体评价依然是负面的、打击的。在买车买房崇尚“土豪”的社会现实下，知识人是可悲可笑的新时代的“臭老九”。
　　稿费30年不变是一种奇迹，稿费征税率太高是一种奇迹，800元起征点30年不变也是一个奇迹。这3个奇迹相加，抵消了30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而如果不认真反思文化的价值，不给予知识分子合理的价值评估，导致缺乏文化原创力的强大驱动，那么建设文化强国的梦想就只能是南柯一梦。
　　我们的这个社会，在制度上，在认识上，对知识人价值的评价长期都是负面的，甚至是有意打击的。从过去的贬称“臭老九”，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迫害，无时不刻地提醒着知识的无用，知识分子的可悲与可笑。被制度性暴力和社会性暴力双重迫害而斯文扫地的知识分子成为受尽嘲笑的可笑对象。他们唯唯诺诺、得患得失、优柔寡断的苍白面孔，和眼镜片后躲躲闪闪的眼神，通过那时代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传递到几乎每一个观众的心中。至今很多人内心都保有对知识分子的发自内心的蔑视。
　　二十年前我随女友去东北拜见泰山丈人时，被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吓得一声不敢吭。后来我努力表现，埋头苦吃岳母制作的春饼卷大葱，一下子吃了七个。太太后来说，岳父岳母当时没有相中我，他们找太太严肃地说：他这么能吃，还是个舞文弄墨的，今后怎么养活你？现在听起来像个笑话，当时却对我形成了精确制导打击。好在太太宽厚而机智，并没有为此而遗弃我这没用的家伙。
　　比我年纪小几岁的孙仲旭，跟我是同时代人，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毕业，也面临着各种人生的选择，有些同学下海了，有些同学发财了，有些成官员了，都成了社会认可的成功人士。而孙仲旭为了自己的文学梦还在苦熬着。这种坚持的代价，在翻译稿费普遍少得可怜的情况下，稍加渲染就会产生悲壮气氛。有人计算过，一部15万字的文学作品，认真的翻译家需时3个月，按翻译稿费千字60元计算，可得稿费9000元。根据现有的征税税率，减去800元起征额之后，剩下的8200征税984元，翻译家辛辛苦苦3个月所得仅为7216元，还比不上一名普通白领的月工资。如果没有固定工作、固定工资收入，而专业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则这个文学梦代价巨大。据说孙仲旭曾把电脑里的400万字译稿打开给儿子看，说这是我的全部财产，今后你好好打理，可以回老家造问房子，讨个媳妇。儿子说为什么不能在广州买呢？孙仲旭说，在广州连个卫生间都买不起！
　　作为中文系的正宗毕业生，又不幸一直热爱着文学，我对这种悲惨的状况是有切身体会的。20年前，我还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地处偏远的电机专科学校基础部教语文，月工资176元，吃喝开销后基本分文不剩。好在女友有条理，她顽强地攒着我们俩的零钱。20年过去了，我作为一名博士、一名老资格的编辑，工资涨到了每月2380元，因为通胀关系，这个月工资的购买力比20年前并没有多少提升。在我的身上，看不到社会的进步，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工作，我没有什么怨言。90年代后期我们结婚时，太太学校分给她一问朝北的筒子楼，这种没有厨、卫的宿舍间是当时最低门槛，挤进这里意味着你有个独立空间了，等待你的将是漫长的苦熬。记得我们结婚那年夏天，两人上午骑自行车去领了结婚证，中午乐呵呵地清同学好友吃了一桌饭，晚上死党们又来我们房间闹了一阵，大家都很快乐。热闹散尽，我们坐在一床崭新花格子床单上仰望天花板，彼此微笑不言，幸福充满心田，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幸福很短暂，那年秋天，贵为铁路分局处座的丈人偕丈母娘南巡，来到我们的小窠，在我们战战兢兢的小心肝上，语重心长地说：“……万里长征第一步，你们算是有个窝了。……你们得熬多少年才能混到一间像我们那样的房子啊。”他们很友好，没有责备，只有无边的不屑和怜悯。他们离开后，太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们前不久发自内心的幸福，被这阵南巡的烈风吹干了。我们的幸福感本来好好地在我们身体里充溢着的，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在那个微妙时刻，很多同学下海了，去南方，怀着悲愤和热望。我知道，他们的遭遇大多与我相似，简单的爱情、微小的幸福，都经不起物质狂风的吹拂。一名大学毕业生，本应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该享受简单而无忧无虑的愉悦，最后都被逼下了大海。
　　二十年后再相聚，当年爱好文学的一帮死党好多成了土豪、国企老总等，大家都白了头，胖了身，人生各种滋味尽在不言中。现在大家回过头来品咂人生，会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把幸福跟房子、跟金钱如此紧密挂钩呢？为什么不能有更纯粹的爱与快乐？如果社会不是形成了如此深刻的鄙视，如此制度性的贬抑，如果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我们平凡而愉悦地过一生有何不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百万富翁的，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在金融界、土豪界打拼。一个正常化社会，应该允许各种兴趣的存在。而对于今天的稿费的高税率，我们只是呼吁应该提高起征点到普通年收入的总额上，三十年前的800元起征点，现在应该提升到30000以上才合理。至于稿费税率，更应该进行调整。这些，都是需要国家决策层关注的问题。看起来事小，但是在制度上的打击，对一个国家文化生产力、原创力的压制，是致命的。而缺乏文化原创力，只依靠山寨力，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不明朗的，未来竞争会处于下风。除了制度性、社会性地对知识分子加以贬抑之外，有些出版社的无良做法，也加剧了这种悲壮感。
　　85岁高龄的大翻译家王智量教授曾应某译社之邀翻译了俄苏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斯塔姆的一些诗，但他认真翻译好交稿后，对方一直杳无音汛，也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过稿子会何时出版。王智量教授是俄苏文学研究大家，他过去曾为该社翻译过一部《屠格涅夫散文诗》，前后发行超过百万册，这样的畅销书，出版社收益不可谓不丰厚，可是，大翻译家王智量教授总共只拿到200元稿费！后来他反复追问，该社给他答复说，那个责任编辑早离开出版社了。听王智量教授的倾诉，我很有些不满，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呼吁尊重老翻译家的劳动，文章出版后引起了一些反响，其他出版社托我致意王智量教授说有意出版王智量教授的所有译作。我对出版社朋友说，王智量教授是离休干部，大教授，他本不是很在乎稿费的事情，但这事关出版社的自重和自律，也事关一个出版社对翻译家劳动的基本尊重。我希望他们跟王智量教授签合同时，对于公版书、畅销书和常销书，要签版税。后来，王智量教授把大部分的译作，都转交给了花城出版社的林宋瑜编审，因为林宋瑜编审对老翻译家极其尊重，不仅亲自上门拜访，而且在翻译家权益上做到了尊重，保护，尽力让渡一些利益给译者。
　　孙仲旭因忧郁症而弃世，不一定跟翻译稿费太低有直接联系，但他以自己的决心，让这个老问题再一次得到强烈的爆发。我内心里感到难过的同时，也认为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强地活下去，至少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