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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不同的生态环境影响
在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因素中，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中国与西方的生态环境差异，导致它们在文明诞生时，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延续下来，又进一步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生态环境是因，文化类型是果。由于高原、丘陵、盆地、平原分布不均衡及所受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影响的不同，各地域的地貌与气候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地域内，也因地势高低的差别，往往会出现大同之中的小异，即“十里不同天”。地貌的复杂、气候的多样，构成了生态环境的复杂多样。生活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人群，须依赖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以求生存与发展，久而久之，在其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价值取向。生活在江河之滨、深山密林里的居民，其生产生活依靠于捕鱼、狩猎，故其文化是渔猎文化;生活于气候湿热地区的居民，其生产生活依赖于农耕生产，其文化是农耕文化。
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差异性，导致生活其间的居民在认识自然、应对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意识和方式上的差别，从而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既表现在不同地域空间文化内容与形式的不同，也表现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段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差别。对生态环境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高低和方式就有差异，一般来说，对生态自然认知度浅，改造生态自然的技能就低;对生态自然认知度深，改造生态自然的技能就高。认识生态自然的深浅，改造生态自然技能的高低，决定了文化的式样不同，民间流传的“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等俗语，即是这一原理形象而精炼的概括。各地居民万物有灵的意识、神话传说等，无不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中西方位于不同的东西半球，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不同造就了中西方人们对自然的不同认识，也间接影响了早期的思想萌芽。人与自然的观念差异是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点，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中西方也存在不同的思维路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认同“天人合一”，主张“顺天”“服天”，与“天命”一致，不违背自然规律。西方传统自然观坚持“天赋人权”的观点，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则是被动的，人高于自然，能认识、控制和征服自然，即它已经体悟到人类能用理性去探究自然的奥秘和规律，并将它应用到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去，以达到人类预期的目的。“天赋人权”的自然观，是西方传统自然观的基本精神。
二、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信仰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宗教作为文化的聚结点和辐射点，对区域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力造就了宗教对文化的强势影响作用。在多样性文化中，宗教的地位与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也形成了宗教与文化关系的不同模式。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文化，是宗教与文化合一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宗教决定文化各个方面的特性及其发展;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是宗教在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宗教是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多元宗教与中华文化，是宗教文化构成文化的有机成分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各种宗教之间是多元通和的，宗教虽不是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宗教的形成，使文化具备了精神内核，使不同文化特性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家的人文学说为核心、以宗法性传统宗教为基础性信仰的，人文与神道互补、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并存、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各种宗教对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文化虽然在整个历史上看并非以宗教为主导，但宗教在其早期的民族文化中却居于核心地位。夏人、殷人、周人是中华民族结构内最早的民族族群，敬天尊祖的宗法性宗教是这3个朝代的国家宗教。特别是周代，在全面改造夏代、殷代国家宗教的基础上，完善了体现宗法道德的国家宗教，形成了融神道与人道为一体而人文色彩浓厚的“礼乐文化”，它所孕育的后来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基督教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看，“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的早期形态，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特色，基督教经院哲学则是中世纪欧洲的最高精神成果，近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摆脱了神权中心论，但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没有离开与基督教的关系和基督教所提出的思想主题。
三、中西方不同的民族习俗影响
中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不同的民族习俗，孕育出了不同的中西方文化。
在民族性格上，一是中华民族注重群体认同，西方民族注重个体本位。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其宗旨是以维护家国安定，群体和谐为基点。由此产生了个体只有克制自己，服从群体，以家国的需要为需要的世俗文化;西方民族把人们对家族承担的责任引向对超越家庭的精神权威和宗教力量的效忠上，进而产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二是中华民族重道义，西方民族重功利。中国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思想，产生了建立在道德理性和感情欲望对立的基础之上的义利观，它着眼于用道德的理性去克制感情欲望，使义和利、整体和个人关系得到调节和控制。西方的功利思想，产生了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由于基督教把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宗教化，就使西方人形成了人唯求新，器唯求利的社会心理。三是中华民族趋于内向，西方民族趋于外向。中国以儒家注重内向自求的思想，产生了内向性的思维方式。内向性思维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求稳的心理和好静的性格，只有静才能体悟自然，才能悟出人生真谛，寻求人际和谐。西方外向型的思想，形成了西方人具有很强的开拓求新的民族性格。
在风俗习惯上，一是在交际语言方面存在差异。中华民族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儒家所宣扬的“礼”反映在社交称谓上是对长幼尊卑的不同称呼：晚辈对长辈不可以直呼其名，而是要用敬称代替，下级对上级也是如此。如果不注意这种社交称谓上的礼仪，就会被认为是缺乏礼貌教养的行为，会被人所诟病。而西方则倡导人人平等的理念，并不十分在意长幼有序这样的中国传统礼仪。在西方，日常都可以直呼其名，大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如果在称呼上大分等级的话会让他们感觉十分不舒服。二是在处事方面存在差异。中华民族长期受儒家“礼”“义”思想的熏陶，行事处世大都奉行中庸的方式，喜欢凡事不温不火，不喜高调和锋芒毕露的作风。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往往是顾虑别人的想法感受多于自己，所以常常会有言不由衷的情况发生。西方民族向来追求简洁明了的行事作风，凡事不喜欢模糊的托词和不明不白的态度。说话做事都很直接，很少顾虑到对方的心理感受。三是在礼仪方面存在差异。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在宴请客人时，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西方民族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地喝。
四、中西方不同的经济形态影响
中西方文化受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影响也是恒久而深刻的。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远古时代，人们主要靠狩猎获取食物，猎物是游动的，单个人很难获取猎物，需要多人的合作才能完成。因此，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就比较浓厚。春秋战国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地主和自耕农，个体劳作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使人们缺乏对外界的联系，视野狭窄，文化相对闭塞，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中国文化注重内向自求，重心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是“人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喜欢坚持个人的权利，这种“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经济形态是手工业、商业、航海业比较发达，引起了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西方文化以自然为认识对象，把自然人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西方人受殖民生活影响，拓荒者为了挣脱殖民者的羁绊，他就要独立自主、发展自身经济。这种精神逐渐形成了追求自立、张扬个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实验科学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受到大工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组织性、科学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竞争精神”得到发扬。这种“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后，市场经济中明晰的产权制度增强了尊重个人权利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市场经济中诚信原则增进了人们自觉遵守约定、讲究信誉的理念，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促进了“上帝召唤”的正当合法获取报酬的观念。
（第一作者系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编辑：李海波
在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因素中，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中国与西方的生态环境差异，导致它们在文明诞生时，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延续下来，又进一步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生态环境是因，文化类型是果。由于高原、丘陵、盆地、平原分布不均衡及所受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影响的不同，各地域的地貌与气候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地域内，也因地势高低的差别，往往会出现大同之中的小异，即“十里不同天”。地貌的复杂、气候的多样，构成了生态环境的复杂多样。生活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人群，须依赖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以求生存与发展，久而久之，在其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价值取向。生活在江河之滨、深山密林里的居民，其生产生活依靠于捕鱼、狩猎，故其文化是渔猎文化;生活于气候湿热地区的居民，其生产生活依赖于农耕生产，其文化是农耕文化。
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差异性，导致生活其间的居民在认识自然、应对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意识和方式上的差别，从而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既表现在不同地域空间文化内容与形式的不同，也表现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段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差别。对生态环境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高低和方式就有差异，一般来说，对生态自然认知度浅，改造生态自然的技能就低;对生态自然认知度深，改造生态自然的技能就高。认识生态自然的深浅，改造生态自然技能的高低，决定了文化的式样不同，民间流传的“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等俗语，即是这一原理形象而精炼的概括。各地居民万物有灵的意识、神话传说等，无不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中西方位于不同的东西半球，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不同造就了中西方人们对自然的不同认识，也间接影响了早期的思想萌芽。人与自然的观念差异是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点，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中西方也存在不同的思维路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认同“天人合一”，主张“顺天”“服天”，与“天命”一致，不违背自然规律。西方传统自然观坚持“天赋人权”的观点，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则是被动的，人高于自然，能认识、控制和征服自然，即它已经体悟到人类能用理性去探究自然的奥秘和规律，并将它应用到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去，以达到人类预期的目的。“天赋人权”的自然观，是西方传统自然观的基本精神。
二、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信仰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宗教作为文化的聚结点和辐射点，对区域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力造就了宗教对文化的强势影响作用。在多样性文化中，宗教的地位与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也形成了宗教与文化关系的不同模式。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文化，是宗教与文化合一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宗教决定文化各个方面的特性及其发展;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是宗教在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宗教是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多元宗教与中华文化，是宗教文化构成文化的有机成分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各种宗教之间是多元通和的，宗教虽不是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宗教的形成，使文化具备了精神内核，使不同文化特性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家的人文学说为核心、以宗法性传统宗教为基础性信仰的，人文与神道互补、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并存、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各种宗教对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文化虽然在整个历史上看并非以宗教为主导，但宗教在其早期的民族文化中却居于核心地位。夏人、殷人、周人是中华民族结构内最早的民族族群，敬天尊祖的宗法性宗教是这3个朝代的国家宗教。特别是周代，在全面改造夏代、殷代国家宗教的基础上，完善了体现宗法道德的国家宗教，形成了融神道与人道为一体而人文色彩浓厚的“礼乐文化”，它所孕育的后来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基督教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看，“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的早期形态，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特色，基督教经院哲学则是中世纪欧洲的最高精神成果，近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摆脱了神权中心论，但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没有离开与基督教的关系和基督教所提出的思想主题。
三、中西方不同的民族习俗影响
中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不同的民族习俗，孕育出了不同的中西方文化。
在民族性格上，一是中华民族注重群体认同，西方民族注重个体本位。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其宗旨是以维护家国安定，群体和谐为基点。由此产生了个体只有克制自己，服从群体，以家国的需要为需要的世俗文化;西方民族把人们对家族承担的责任引向对超越家庭的精神权威和宗教力量的效忠上，进而产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二是中华民族重道义，西方民族重功利。中国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思想，产生了建立在道德理性和感情欲望对立的基础之上的义利观，它着眼于用道德的理性去克制感情欲望，使义和利、整体和个人关系得到调节和控制。西方的功利思想，产生了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由于基督教把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宗教化，就使西方人形成了人唯求新，器唯求利的社会心理。三是中华民族趋于内向，西方民族趋于外向。中国以儒家注重内向自求的思想，产生了内向性的思维方式。内向性思维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求稳的心理和好静的性格，只有静才能体悟自然，才能悟出人生真谛，寻求人际和谐。西方外向型的思想，形成了西方人具有很强的开拓求新的民族性格。
在风俗习惯上，一是在交际语言方面存在差异。中华民族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儒家所宣扬的“礼”反映在社交称谓上是对长幼尊卑的不同称呼：晚辈对长辈不可以直呼其名，而是要用敬称代替，下级对上级也是如此。如果不注意这种社交称谓上的礼仪，就会被认为是缺乏礼貌教养的行为，会被人所诟病。而西方则倡导人人平等的理念，并不十分在意长幼有序这样的中国传统礼仪。在西方，日常都可以直呼其名，大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如果在称呼上大分等级的话会让他们感觉十分不舒服。二是在处事方面存在差异。中华民族长期受儒家“礼”“义”思想的熏陶，行事处世大都奉行中庸的方式，喜欢凡事不温不火，不喜高调和锋芒毕露的作风。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往往是顾虑别人的想法感受多于自己，所以常常会有言不由衷的情况发生。西方民族向来追求简洁明了的行事作风，凡事不喜欢模糊的托词和不明不白的态度。说话做事都很直接，很少顾虑到对方的心理感受。三是在礼仪方面存在差异。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在宴请客人时，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西方民族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地喝。
四、中西方不同的经济形态影响
中西方文化受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影响也是恒久而深刻的。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远古时代，人们主要靠狩猎获取食物，猎物是游动的，单个人很难获取猎物，需要多人的合作才能完成。因此，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就比较浓厚。春秋战国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地主和自耕农，个体劳作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使人们缺乏对外界的联系，视野狭窄，文化相对闭塞，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中国文化注重内向自求，重心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是“人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喜欢坚持个人的权利，这种“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经济形态是手工业、商业、航海业比较发达，引起了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西方文化以自然为认识对象，把自然人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西方人受殖民生活影响，拓荒者为了挣脱殖民者的羁绊，他就要独立自主、发展自身经济。这种精神逐渐形成了追求自立、张扬个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实验科学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受到大工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组织性、科学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竞争精神”得到发扬。这种“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后，市场经济中明晰的产权制度增强了尊重个人权利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市场经济中诚信原则增进了人们自觉遵守约定、讲究信誉的理念，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促进了“上帝召唤”的正当合法获取报酬的观念。
（第一作者系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编辑：李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