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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梳理近现代中国关于“国家”构架的发展历程，探讨了现代中国在“国家”构建上“超克”“民族”与“文明”的复合机制。特别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缩影梁启超对“国家”认识及其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联。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国家”建构的分析为当今国家间文明冲突的解决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民族 文明 国家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7.12.069
A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Course of the State
——Between "Nation-state" and "Civilization-state"
SHI Liro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framework of "state" in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mpound mechanism of "transcend"，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 in modern China. To figure out the course， the author analyzed Liang Qichao's thought on the concept of "state" and the relation of his thought and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This essay is intended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on solv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Keywords nation； civilization； state
0 導言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潮东来，近代文明第一次真切地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辱国亡家之痛的同时，还引发一系列对于“国家”建构的讨论。从满清朝廷到有识之士在国家危机面前，无一不欲力挽狂澜、改弦更张，在“国家”建构的问题上更是相互龃龉。从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孙中山旧三民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新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主义的号召，建立抗日根据地，到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按照“民族—国家”的线索辐射开来，形成了关于“国家”建构的历程。从表面来看，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关于“国家”建构的纷争不休终于在1949年新中国的一锤定音之下落下帷幕，但实际上，在当今纷繁复杂、文明冲突不断的内外形势下，中国从未停止对适合中华民族、文化的“国家”建构模式的探索和发展。
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对“国家”建构的历程，分析中国这一系统复杂、结构庞大、糅合民族与文明问题的有机体，研究其失衡与调整的过程，管窥当今中国“国家”建构的本质和意义。
1 艰难的“民族—国家”转型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三国演义》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概括，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在时间的横轴上，天下国家、儒家文明成为不变的恒量。尽管在朝代的纵轴上，朝代几经更替，但在所参与的变量微乎其微的情况下，中国历史的抛物线足以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就在明清交替之后，原本历史正常衰变的抛物线，在“全球化”的前夜被卷入到了另外一场暴风骤雨之中。满清康（康熙）、雍（雍正）、乾（乾隆）三代君王或通过战争，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部；或通过宗教手段，如对蒙藏的佛教政策、金瓶掣签等，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时，在文教政策上，满清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延续科举制度、儒学训诂；另一方面兴文字狱，打压对儒学义理的解释，隐性地掩盖了文明内部的冲突。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率使团来华，中华文明与外部的文明的冲突凸现出来，冲突首先表现在礼仪上——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单膝下跪。这场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的冲突最后在妥协中和解，但之后的鸦片战争将满清这个国家卷入到了更大的“暴风”之中。
鸦片战争，梁漱溟先生把当时的中国称为“无兵之国”，它“疏于国防”，“缺乏国际对抗性”。①与其说是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之间的对抗，不如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斗争，毋庸赘言，这场争斗的结局以工业文明取胜。这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斗争不仅仅只有中国需要面对，其余震之势也波及到了一衣带水的日本。但日本却在“大政奉还”、“明治维新”中走向近代工业文明，这一问题姑且搁置。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面对文明冲突时的第一反应是却是寻求民族之路。
许倬云将近代拯救中国国家沉疴的处方归结为八种：（1）今文学派托古改制，借中国经典，寻找改革的方向，其思想来源是中国文化的求变；（2）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但是模仿西方，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衷派；（3）学习西方武器及生产工具，仿照西方练兵筹响，以致搬来西方典章制度的维新派，他们的思想泉源是日本的明治维新；（4）从民间宗教中，另辟蹊径，借用基督教的一些表面形式，动员中国民间力量，全面打开新方向的太平天国革命；（5）以革命行动，建构国族国家体制及民主政权的现代国家，这是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革命；（6）从社会主义立场，不仅建立现代国家，而且纠正资本主义弊病的革命运动，这是共产党的社会革命；（7）从教育、学术方面，推动西化，以至贬斥中国文化的文化革命，这是“五四运动”；（8）救社会革命之弊，改变方向，从经济发展，救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是国民党在台湾发展经济，及邓小平在大陆改革开放，两者颇有共同之处。② 从许倬云的归纳来看，除去（8）的社会改革之外，前七项都是直指同一问题——御他族之入侵，寻国家之独立。从反面来看，（2）、（3）、（5）、（6）、（7）基本都采取了向工业文明妥协的方式，但却激烈地表达了抗争西方民族入侵的意愿。就这样，在民族的执念下，中国形成了“国家”构建的历程。在这一历程当中，梁启超尤为值得关注，他在伯伦知理政治学说的影响下，首先论述了《国家有机体说》。梁启超强调国家需“自有其精神”。③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梁启超指出：“民族之立非必举其同族之部民，悉纳入于国中而无所遗也，虽然，必须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④在这里尽管梁启超强调了民族之于“国家”构建的重要性，但也没有忽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
但是，近代中国的民众中，不仅缺少民族凝聚力，更缺乏民族意识。因此，才有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对中国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的批判，甚至于为了塑造民族精神，他在《中国武士道》中借助对中国历史人物的挖掘证明中国武德之民族精神。如梁启超所思考的一样，近代中国用舶来品——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武器去抵抗西方入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族主义在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中国“文明—國家”构建与日本
当中国还在承受如分娩般痛苦的“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毗邻大陆板块的岛国日本——却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明治维新”。在这里必须认识到两点，一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或出发点；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联。
日本在进入江户（1603—1867）德川幕府的统治之后推行儒家思想，在实质上仍然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但是，伴随1853年黑船来航，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并带着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国书向江户幕府致意，最后双方于次年（1854年）签定不平等条约《日美和亲条约》，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就这样在日本的海湾邂逅。之后1867年德川庆喜“大政奉还”，次年1868年，明治天皇实行“明治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在1868年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与中国如出一辙，即抵御西方，这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出发点。但是，在西方文明的表象——船坚炮利的攻击下，明治维新一下让日本站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阵营，这样一来，近代的中国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显得特别突兀。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联，本文撷取梁启超作为整个近代的缩影，进而把握其中关系。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之前就接触过日本幕末志士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君恩友仇两未报”的梁启超加深了对幕末志士的仰慕之情。1899年梁启超在神户中华会馆讲演，据当地知事所言：“梁启超涉猎日本近世史，特别敬慕佐久间象山、渡边华山、高杉晋作、吉田松阴、并专以松阴、晋作自任”。⑤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之后，梁启超在日本更是接触到了卢梭的思想，还又接受了波伦哈克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甚至一度接受革命，主张共和，尝试跟孙中山的革命党联合。纵然梁启超在思想上几经转变，但是明治维新对他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前文所述，关于“国家”建构的思考，梁启超也是在日本完成的。通过梁启超，可以管窥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缩影，中国知识分子或直接或间接，都接受了来自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
无论间接还是直接，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由西欧产生的“民族-国家”观念，在剧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国家认同，“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长期在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优势文化冲击下，不得不俯首下心，逐步放弃传统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转而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 为典范，着手从事中国‘国族’的塑造。”⑥因此，有学者认为，由那时起，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发生了“极重大的变化”，“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自然需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去寻求表达自己的适当形式，但它实际上并不能依赖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本身就蜕变出来。来自外部世界的因素，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认同的变迁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⑦无论是卢梭、还是波伦哈克、伯伦知理，这都代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思想。从梁启超的论述上，似乎看到更多的是对“民族—国家”构建的论述。其实不然，梁启超在对“民族”与“国家”的关联进行论述时，还强调“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可以看出，精神层面的“文明”也渗透其中。
再反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福泽谕吉《劝学篇》强调“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精神；新渡户稻造所宣扬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井上哲次郎所鼓吹的日本精神，等等。这一切都构建了一个借助中国儒家、西方哲学以及日本神道思想的“文明—国家”。那么，近代以后的中国是否仍选择了“民族—国家”之路呢？
3 “民族·文明—国家”构建的“超克”
1945年在中华民族兴亡之际，国共两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毋庸赘言，这是民族主义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同样，解放战争更是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如果说抗日战争是民族的救亡图存，那么，解放战争则是中国选择“文明”来构建“国家”的抉择。最终，如黄仁宇所言，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控制中国社会下层的机制，相对而言，国民党建构控制上层的机制，本来就根基不固，更何况经过八年的消耗，缺乏草根支持的上层，当然兵败如山倒了。⑧从“国家”构架方式上来说，中国从近代就一直选取了“民族”的道路，当然这中间如梁启超也曾强调过“文明”的重要性，但在1949年新中国选择走同样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结晶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后又经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始终在克服“民族—国家”并超越“文明—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探索。
“超克”一词源于日语“ちょうこく”，意为超越·克服。对于中国当前“国家”建构也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学界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但是，2017年5月14日到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进一步否定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国家”建构的评价。诚如西方学者所言中国确实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但是对于“一带一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与对话，若单纯用“文明—国家”来定义中国就显得过于片面了。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从中国的国家内部来看，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近代西方的入侵让中国抛弃了天下主义，转而采用民族主义，从文明国家艰难转型为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到今天，各种国内外挑战加剧，继续挥舞民族主义旗帜凝聚人心是否适合中国值得商榷。有学者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似乎有着与其它国家不同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即她并不象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在行事，她的民族主义似乎总是一种成色不足的民族主义。”⑨既如此，历史昭示中华民族民族思维深处有着不同寻常的自我期许，在救亡图存后，中国当有此份自信走一条特色之路。 如前文所述，许倬云所归纳对中国改革的第（8）如邓小平改革开放，正是这条特色之路的基础。当然，对“民族—国家”、“文明—国家”的“超克”需要中国对“中华文明”的反思和重视，既不能过犹不及，也不能因噎废食。中国“国家”建构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不是单纯的“文明—国家”，而是在超越·克服二者的基础上的复合机制。
4 小结
关于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中的中國，塞谬尔·亨廷顿认为中国在超级大国竞争结束后的目标是：成为中化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⑩当然，亨廷顿的分析侧重于中国在文明文化认同中的作用和角色，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有机体，民族与文明本身就是相互交织、相互纠葛在一起的，强调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是在确立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国在历经近代“国家”构建转型的苦难之后，从民族主义的道路到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再到“超克”“民族”与“文明”，不可否认走了不少弯路，恰恰如此，根植于中华文明下的复合机制才是当代中国“国家”构架的选择，这也是由中国自身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复合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的“国家”建构必将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产生深远意义，也将为当今国家间文明冲突的解决提供借鉴意义。
注释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之要义.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28-329.
②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三联书店，2010：122-123.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文集之十三[M].中华书局，1989：71.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文集之十三[M].中华书局，1989：72-73.
⑤ 吉田熏.梁启超对日本近代志士精神的探究与消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2）：79-89.
⑥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J].台湾社会研究刊，1997（28）：1-77.
⑦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J].中国学术，2002（4）：187-206.
⑧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联经，1993：339-359.
⑨ 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6（1）：14-19.
⑩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10：147.
关键词 民族 文明 国家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7.12.069
A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Course of the State
——Between "Nation-state" and "Civilization-state"
SHI Liro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framework of "state" in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mpound mechanism of "transcend"，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 in modern China. To figure out the course， the author analyzed Liang Qichao's thought on the concept of "state" and the relation of his thought and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This essay is intended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on solv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Keywords nation； civilization； state
0 導言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潮东来，近代文明第一次真切地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辱国亡家之痛的同时，还引发一系列对于“国家”建构的讨论。从满清朝廷到有识之士在国家危机面前，无一不欲力挽狂澜、改弦更张，在“国家”建构的问题上更是相互龃龉。从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孙中山旧三民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新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主义的号召，建立抗日根据地，到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按照“民族—国家”的线索辐射开来，形成了关于“国家”建构的历程。从表面来看，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关于“国家”建构的纷争不休终于在1949年新中国的一锤定音之下落下帷幕，但实际上，在当今纷繁复杂、文明冲突不断的内外形势下，中国从未停止对适合中华民族、文化的“国家”建构模式的探索和发展。
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对“国家”建构的历程，分析中国这一系统复杂、结构庞大、糅合民族与文明问题的有机体，研究其失衡与调整的过程，管窥当今中国“国家”建构的本质和意义。
1 艰难的“民族—国家”转型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三国演义》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概括，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在时间的横轴上，天下国家、儒家文明成为不变的恒量。尽管在朝代的纵轴上，朝代几经更替，但在所参与的变量微乎其微的情况下，中国历史的抛物线足以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就在明清交替之后，原本历史正常衰变的抛物线，在“全球化”的前夜被卷入到了另外一场暴风骤雨之中。满清康（康熙）、雍（雍正）、乾（乾隆）三代君王或通过战争，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部；或通过宗教手段，如对蒙藏的佛教政策、金瓶掣签等，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时，在文教政策上，满清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延续科举制度、儒学训诂；另一方面兴文字狱，打压对儒学义理的解释，隐性地掩盖了文明内部的冲突。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率使团来华，中华文明与外部的文明的冲突凸现出来，冲突首先表现在礼仪上——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单膝下跪。这场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的冲突最后在妥协中和解，但之后的鸦片战争将满清这个国家卷入到了更大的“暴风”之中。
鸦片战争，梁漱溟先生把当时的中国称为“无兵之国”，它“疏于国防”，“缺乏国际对抗性”。①与其说是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之间的对抗，不如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斗争，毋庸赘言，这场争斗的结局以工业文明取胜。这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斗争不仅仅只有中国需要面对，其余震之势也波及到了一衣带水的日本。但日本却在“大政奉还”、“明治维新”中走向近代工业文明，这一问题姑且搁置。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面对文明冲突时的第一反应是却是寻求民族之路。
许倬云将近代拯救中国国家沉疴的处方归结为八种：（1）今文学派托古改制，借中国经典，寻找改革的方向，其思想来源是中国文化的求变；（2）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但是模仿西方，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衷派；（3）学习西方武器及生产工具，仿照西方练兵筹响，以致搬来西方典章制度的维新派，他们的思想泉源是日本的明治维新；（4）从民间宗教中，另辟蹊径，借用基督教的一些表面形式，动员中国民间力量，全面打开新方向的太平天国革命；（5）以革命行动，建构国族国家体制及民主政权的现代国家，这是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革命；（6）从社会主义立场，不仅建立现代国家，而且纠正资本主义弊病的革命运动，这是共产党的社会革命；（7）从教育、学术方面，推动西化，以至贬斥中国文化的文化革命，这是“五四运动”；（8）救社会革命之弊，改变方向，从经济发展，救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是国民党在台湾发展经济，及邓小平在大陆改革开放，两者颇有共同之处。② 从许倬云的归纳来看，除去（8）的社会改革之外，前七项都是直指同一问题——御他族之入侵，寻国家之独立。从反面来看，（2）、（3）、（5）、（6）、（7）基本都采取了向工业文明妥协的方式，但却激烈地表达了抗争西方民族入侵的意愿。就这样，在民族的执念下，中国形成了“国家”构建的历程。在这一历程当中，梁启超尤为值得关注，他在伯伦知理政治学说的影响下，首先论述了《国家有机体说》。梁启超强调国家需“自有其精神”。③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梁启超指出：“民族之立非必举其同族之部民，悉纳入于国中而无所遗也，虽然，必须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④在这里尽管梁启超强调了民族之于“国家”构建的重要性，但也没有忽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
但是，近代中国的民众中，不仅缺少民族凝聚力，更缺乏民族意识。因此，才有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对中国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的批判，甚至于为了塑造民族精神，他在《中国武士道》中借助对中国历史人物的挖掘证明中国武德之民族精神。如梁启超所思考的一样，近代中国用舶来品——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武器去抵抗西方入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族主义在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中国“文明—國家”构建与日本
当中国还在承受如分娩般痛苦的“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毗邻大陆板块的岛国日本——却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明治维新”。在这里必须认识到两点，一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或出发点；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联。
日本在进入江户（1603—1867）德川幕府的统治之后推行儒家思想，在实质上仍然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但是，伴随1853年黑船来航，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并带着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国书向江户幕府致意，最后双方于次年（1854年）签定不平等条约《日美和亲条约》，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就这样在日本的海湾邂逅。之后1867年德川庆喜“大政奉还”，次年1868年，明治天皇实行“明治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在1868年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与中国如出一辙，即抵御西方，这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出发点。但是，在西方文明的表象——船坚炮利的攻击下，明治维新一下让日本站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阵营，这样一来，近代的中国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显得特别突兀。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联，本文撷取梁启超作为整个近代的缩影，进而把握其中关系。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之前就接触过日本幕末志士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君恩友仇两未报”的梁启超加深了对幕末志士的仰慕之情。1899年梁启超在神户中华会馆讲演，据当地知事所言：“梁启超涉猎日本近世史，特别敬慕佐久间象山、渡边华山、高杉晋作、吉田松阴、并专以松阴、晋作自任”。⑤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之后，梁启超在日本更是接触到了卢梭的思想，还又接受了波伦哈克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甚至一度接受革命，主张共和，尝试跟孙中山的革命党联合。纵然梁启超在思想上几经转变，但是明治维新对他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前文所述，关于“国家”建构的思考，梁启超也是在日本完成的。通过梁启超，可以管窥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缩影，中国知识分子或直接或间接，都接受了来自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
无论间接还是直接，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由西欧产生的“民族-国家”观念，在剧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国家认同，“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长期在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优势文化冲击下，不得不俯首下心，逐步放弃传统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转而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 为典范，着手从事中国‘国族’的塑造。”⑥因此，有学者认为，由那时起，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发生了“极重大的变化”，“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自然需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去寻求表达自己的适当形式，但它实际上并不能依赖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本身就蜕变出来。来自外部世界的因素，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认同的变迁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⑦无论是卢梭、还是波伦哈克、伯伦知理，这都代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思想。从梁启超的论述上，似乎看到更多的是对“民族—国家”构建的论述。其实不然，梁启超在对“民族”与“国家”的关联进行论述时，还强调“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可以看出，精神层面的“文明”也渗透其中。
再反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福泽谕吉《劝学篇》强调“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精神；新渡户稻造所宣扬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井上哲次郎所鼓吹的日本精神，等等。这一切都构建了一个借助中国儒家、西方哲学以及日本神道思想的“文明—国家”。那么，近代以后的中国是否仍选择了“民族—国家”之路呢？
3 “民族·文明—国家”构建的“超克”
1945年在中华民族兴亡之际，国共两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毋庸赘言，这是民族主义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同样，解放战争更是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如果说抗日战争是民族的救亡图存，那么，解放战争则是中国选择“文明”来构建“国家”的抉择。最终，如黄仁宇所言，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控制中国社会下层的机制，相对而言，国民党建构控制上层的机制，本来就根基不固，更何况经过八年的消耗，缺乏草根支持的上层，当然兵败如山倒了。⑧从“国家”构架方式上来说，中国从近代就一直选取了“民族”的道路，当然这中间如梁启超也曾强调过“文明”的重要性，但在1949年新中国选择走同样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结晶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后又经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始终在克服“民族—国家”并超越“文明—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探索。
“超克”一词源于日语“ちょうこく”，意为超越·克服。对于中国当前“国家”建构也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学界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但是，2017年5月14日到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进一步否定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国家”建构的评价。诚如西方学者所言中国确实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但是对于“一带一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与对话，若单纯用“文明—国家”来定义中国就显得过于片面了。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从中国的国家内部来看，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近代西方的入侵让中国抛弃了天下主义，转而采用民族主义，从文明国家艰难转型为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到今天，各种国内外挑战加剧，继续挥舞民族主义旗帜凝聚人心是否适合中国值得商榷。有学者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似乎有着与其它国家不同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即她并不象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在行事，她的民族主义似乎总是一种成色不足的民族主义。”⑨既如此，历史昭示中华民族民族思维深处有着不同寻常的自我期许，在救亡图存后，中国当有此份自信走一条特色之路。 如前文所述，许倬云所归纳对中国改革的第（8）如邓小平改革开放，正是这条特色之路的基础。当然，对“民族—国家”、“文明—国家”的“超克”需要中国对“中华文明”的反思和重视，既不能过犹不及，也不能因噎废食。中国“国家”建构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不是单纯的“文明—国家”，而是在超越·克服二者的基础上的复合机制。
4 小结
关于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中的中國，塞谬尔·亨廷顿认为中国在超级大国竞争结束后的目标是：成为中化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⑩当然，亨廷顿的分析侧重于中国在文明文化认同中的作用和角色，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有机体，民族与文明本身就是相互交织、相互纠葛在一起的，强调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是在确立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国在历经近代“国家”构建转型的苦难之后，从民族主义的道路到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再到“超克”“民族”与“文明”，不可否认走了不少弯路，恰恰如此，根植于中华文明下的复合机制才是当代中国“国家”构架的选择，这也是由中国自身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复合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的“国家”建构必将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产生深远意义，也将为当今国家间文明冲突的解决提供借鉴意义。
注释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之要义.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28-329.
②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三联书店，2010：122-123.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文集之十三[M].中华书局，1989：71.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文集之十三[M].中华书局，1989：72-73.
⑤ 吉田熏.梁启超对日本近代志士精神的探究与消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2）：79-89.
⑥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J].台湾社会研究刊，1997（28）：1-77.
⑦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J].中国学术，2002（4）：187-206.
⑧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联经，1993：339-359.
⑨ 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6（1）：14-19.
⑩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1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