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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我们是帮凶，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代办员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
“正信出事之前，已经听到邻县专业合作社老板跑路的消息，但还是没来得及把钱取出来，没想到这么快就波及到我们这里了。”至今回想起来，河北馆陶县房寨镇伴导村村民王永波后悔不已。
早在2010年下半年，他就将自己的4万元养老钱存进了馆陶县正信农副产品购销服务合作社。合作社承诺的高额利息，让他甚至感到“养老有了着落”。与王永波同村，有100多户都是正信合作社的社员。5月中旬，传出正信合作社老板失联的消息，王永波他们也都成为合作社事件的受害者，数量占全村人数的1/3还多。
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出事的消息越来越多，与王永波有着相同遭遇的人员数量也在同步增加。《民生周刊》记者实地调查了解，邯郸市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上千家，出事的合作社数量及受害群众数量不在少数，但具体数字目前尚难估计。
年利率超24%
“没什么门槛，只要交100元入股，就可以成为合作社成员。”王永波指着正信合作社散发的材料告诉记者，社员可享受优惠利率，享受年末的分红以及其他方面的福利。
所谓“优惠利率”，按照他的理解，即存款的高利率。“利率逐年在涨，从开始时14.4%的年利率，到后来的18%。”
不过，和县里其他专业合作社相比，这并不算高。“有些小合作社可以给出更高的利率，年利率超过24%。”他说。
除了高利率的诱惑，王永波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另一个原因是，“存取款方便”。
他告诉记者，一是自己家离镇上的银行较远，平时存取款很不方便；二是普通农民文化程度低，对银行业务办理手续接受有难度；三是农村观念相对保守，普遍存在不露富的心态，存取款涉及个人隐私，不愿让别人代劳。
与王永波不同，刘高峰加入专业合作社则是为了解决“贷款难”问题。“利用这个平台，贷款比较方便。”他说，农民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长起来，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除了经营着一家超市，刘高峰每逢夏秋收获季节会从事小麦、玉米等农产品收购生意。对他而言，最头疼的事就是贷款。
“银行借贷太难，除了物资抵押，还要找一位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做担保。”他抱怨道，即便成功了，繁杂的审批程序最快也要等上一两个月。“商机不等人，这么长时间生意早就黄了。”
不仅自己成了正信合作社的社员，刘高峰还鼓动几位亲戚存进合作社60多万元，但是，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合作社的代办员。
房寨镇七八公里之外的伴导村，距离馆陶县城十几里，共1100多个村民。村民中有几十户种植苹果、梨等果树，几十户养鸡为主。“虽然村子不算大，但比周边的村都富裕，多数村民都有一定的存款。”王永波说。为了吸收存款，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触角伸到这里。所谓触角，就是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代办员。
帮凶还是受害者？
伴导村的代办员叫张静民。今年62岁的他，曾在村里担任会计30余年。“他比较憨厚、实在，是个好人。”王永波说。
在正信合作社出事前，经他之手吸储600多万元，波及180多个家庭。“这600多万元以本村居民为主，亲戚、朋友、邻居都有，我自己积攒大半辈子的30多万元也存进去了。”张静民说。
从2011年3月开始，张静民成了正信合作社的代办员。“他们去家里找了3次，我都拒绝了，最后他把账放在我家里，碍于情面我才答应做了代办员。”谈起自己成为代办员的过程，张静民说。
另一个村的代办员王明亮告诉记者，正信合作社选择的代办员多为退休村干部、教师、生意人等，因为这些人活动能力都比较强；从年龄上看，老人居多，180多位代办员，70%是50岁以上的人，这些人在村里德高望重，在老百姓中的口碑较好。
5月中旬，得知正信合作社出事的消息后，几乎每天都有村民向张静民追债。家里的5亩土地，是他目前的收入来源。面对600多万元的压力，他根本无力承受。“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在1000元左右，一年的全部收入是5000元。”他说。
两个月下来，张静民瘦了十几斤。5月底的一天，他写了一份遗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交待一下后事”。“感觉对不起受害的老百姓，对不起亲戚朋友。如果不能把老百姓的钱追回来，我活下去的可能性不大。”他说。
刘高峰告诉记者，张静民并非个例，也有其他代办员试图轻生。“这么大一笔钱，实在顶不住压力。”
“其实我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王明亮说，因为担心社员们来讨债，平时连家都不敢回，走在村里就会被人指指点点，不知情的村民认为自己是骗子。
“公安局说我们非法，除业务费全部退回外，还要追究相关责任。”采访中，张静民对此很担忧。
“有人认为我们是帮凶，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代办员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他问。
人心惶惶
每位社员都在追问：入社的钱能否收回来，何时能拿到？一些社员和代办员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案件的进展，可惜所获不多。
一些代办员成了“出气筒”。“出事以来的两个月，我没吃过一顿安稳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遭受了多次围攻、辱骂甚至殴打，平时连家都不敢回。”在电话里，一位代办员对记者说。
而刘高峰有着自己的打算：万一钱收不回来了，他后半生就拼命挣钱把亲戚们的钱还上。“农民挣这些钱太不容易了，都是血汗钱。”
作为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农业小县，馆陶县拥有240个行政村，人口30万。“从这头到那头，不足3公里。”一位出租车师傅这样描述县城的大小。然而，仅在正信合作社入股的农民就达8700多户，如果每户按4口人计算，大约占到全县总人口的10%。
“入股对象复杂，上有80多岁的老人，下有携老带幼的打工汉，还有残疾人。”曾做过村支书的王明亮认为，不安定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如何处理好后续问题，无疑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
就在5月27号，气急败坏的正信合作社社员将馆陶县城阳光超市内的物品抢夺一空。据他们了解，正信合作社将一大笔资金投在了这家超市。记者就“抢夺事件”询问多位社员，他们均表示“只是听说，没参与”。
连锁反应正在发生。据记者调查，目前全县依然在营业的合作社不足20家，这意味着馆陶县有150多家农民合作社已经垮掉，入股农民到期红利无法領取。
正信合作社垮台之后，更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关张、老板失联跑路的消息不断传出，令馆陶这个农业县城人心惶惶。
（文中代办员均为化名。）
“正信出事之前，已经听到邻县专业合作社老板跑路的消息，但还是没来得及把钱取出来，没想到这么快就波及到我们这里了。”至今回想起来，河北馆陶县房寨镇伴导村村民王永波后悔不已。
早在2010年下半年，他就将自己的4万元养老钱存进了馆陶县正信农副产品购销服务合作社。合作社承诺的高额利息，让他甚至感到“养老有了着落”。与王永波同村，有100多户都是正信合作社的社员。5月中旬，传出正信合作社老板失联的消息，王永波他们也都成为合作社事件的受害者，数量占全村人数的1/3还多。
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出事的消息越来越多，与王永波有着相同遭遇的人员数量也在同步增加。《民生周刊》记者实地调查了解，邯郸市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上千家，出事的合作社数量及受害群众数量不在少数，但具体数字目前尚难估计。
年利率超24%
“没什么门槛，只要交100元入股，就可以成为合作社成员。”王永波指着正信合作社散发的材料告诉记者，社员可享受优惠利率，享受年末的分红以及其他方面的福利。
所谓“优惠利率”，按照他的理解，即存款的高利率。“利率逐年在涨，从开始时14.4%的年利率，到后来的18%。”
不过，和县里其他专业合作社相比，这并不算高。“有些小合作社可以给出更高的利率，年利率超过24%。”他说。
除了高利率的诱惑，王永波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另一个原因是，“存取款方便”。
他告诉记者，一是自己家离镇上的银行较远，平时存取款很不方便；二是普通农民文化程度低，对银行业务办理手续接受有难度；三是农村观念相对保守，普遍存在不露富的心态，存取款涉及个人隐私，不愿让别人代劳。
与王永波不同，刘高峰加入专业合作社则是为了解决“贷款难”问题。“利用这个平台，贷款比较方便。”他说，农民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长起来，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除了经营着一家超市，刘高峰每逢夏秋收获季节会从事小麦、玉米等农产品收购生意。对他而言，最头疼的事就是贷款。
“银行借贷太难，除了物资抵押，还要找一位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做担保。”他抱怨道，即便成功了，繁杂的审批程序最快也要等上一两个月。“商机不等人，这么长时间生意早就黄了。”
不仅自己成了正信合作社的社员，刘高峰还鼓动几位亲戚存进合作社60多万元，但是，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合作社的代办员。
房寨镇七八公里之外的伴导村，距离馆陶县城十几里，共1100多个村民。村民中有几十户种植苹果、梨等果树，几十户养鸡为主。“虽然村子不算大，但比周边的村都富裕，多数村民都有一定的存款。”王永波说。为了吸收存款，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触角伸到这里。所谓触角，就是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代办员。
帮凶还是受害者？
伴导村的代办员叫张静民。今年62岁的他，曾在村里担任会计30余年。“他比较憨厚、实在，是个好人。”王永波说。
在正信合作社出事前，经他之手吸储600多万元，波及180多个家庭。“这600多万元以本村居民为主，亲戚、朋友、邻居都有，我自己积攒大半辈子的30多万元也存进去了。”张静民说。
从2011年3月开始，张静民成了正信合作社的代办员。“他们去家里找了3次，我都拒绝了，最后他把账放在我家里，碍于情面我才答应做了代办员。”谈起自己成为代办员的过程，张静民说。
另一个村的代办员王明亮告诉记者，正信合作社选择的代办员多为退休村干部、教师、生意人等，因为这些人活动能力都比较强；从年龄上看，老人居多，180多位代办员，70%是50岁以上的人，这些人在村里德高望重，在老百姓中的口碑较好。
5月中旬，得知正信合作社出事的消息后，几乎每天都有村民向张静民追债。家里的5亩土地，是他目前的收入来源。面对600多万元的压力，他根本无力承受。“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在1000元左右，一年的全部收入是5000元。”他说。
两个月下来，张静民瘦了十几斤。5月底的一天，他写了一份遗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交待一下后事”。“感觉对不起受害的老百姓，对不起亲戚朋友。如果不能把老百姓的钱追回来，我活下去的可能性不大。”他说。
刘高峰告诉记者，张静民并非个例，也有其他代办员试图轻生。“这么大一笔钱，实在顶不住压力。”
“其实我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王明亮说，因为担心社员们来讨债，平时连家都不敢回，走在村里就会被人指指点点，不知情的村民认为自己是骗子。
“公安局说我们非法，除业务费全部退回外，还要追究相关责任。”采访中，张静民对此很担忧。
“有人认为我们是帮凶，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代办员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他问。
人心惶惶
每位社员都在追问：入社的钱能否收回来，何时能拿到？一些社员和代办员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案件的进展，可惜所获不多。
一些代办员成了“出气筒”。“出事以来的两个月，我没吃过一顿安稳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遭受了多次围攻、辱骂甚至殴打，平时连家都不敢回。”在电话里，一位代办员对记者说。
而刘高峰有着自己的打算：万一钱收不回来了，他后半生就拼命挣钱把亲戚们的钱还上。“农民挣这些钱太不容易了，都是血汗钱。”
作为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农业小县，馆陶县拥有240个行政村，人口30万。“从这头到那头，不足3公里。”一位出租车师傅这样描述县城的大小。然而，仅在正信合作社入股的农民就达8700多户，如果每户按4口人计算，大约占到全县总人口的10%。
“入股对象复杂，上有80多岁的老人，下有携老带幼的打工汉，还有残疾人。”曾做过村支书的王明亮认为，不安定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如何处理好后续问题，无疑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
就在5月27号，气急败坏的正信合作社社员将馆陶县城阳光超市内的物品抢夺一空。据他们了解，正信合作社将一大笔资金投在了这家超市。记者就“抢夺事件”询问多位社员，他们均表示“只是听说，没参与”。
连锁反应正在发生。据记者调查，目前全县依然在营业的合作社不足20家，这意味着馆陶县有150多家农民合作社已经垮掉，入股农民到期红利无法領取。
正信合作社垮台之后，更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关张、老板失联跑路的消息不断传出，令馆陶这个农业县城人心惶惶。
（文中代办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