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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竦与石介因《庆历圣德诗》而构怨，其是非曲直在当时就颇多争议。但两宋士大夫未能深责石介，独将夏竦归入了“奸邪”行列。此中缘由，既与石介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道学影响密切相关，更关乎宋代学人饱含“意气”、严辨“君子小人”的着史理念。客观说来，真实的夏竦“以哲义而经文武”，在攘外与安内两方面卓有建树。夏英公之道德文章虽不入“道学”一脉，但他博通古今，精於治道，可谓“豪杰之流”。其“温厚粹深，天与其正”的个性品质，勇於担当、倾心为民的仕宦业绩，绝非石介等“迂润矫诞之士”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