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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除四害”,很多人都认为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其实,早在1952年,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除四害”运动就相应地开展起来。尤其是随后几年里,除四害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均属空前。
源起爱国卫生运动
解放前。全国人民遭受反动势力的残酷压迫,加之各地战乱灾荒不断,经济薄弱,文化落后,生活贫困,环境卫生、劳动条件恶劣,部分地区是人畜同居,人无厕所猪无圈,下雨洗脸,过河洗脚,群众疾病丛生,人民健康水平很差。爱国卫生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52年2月29日,为挽回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先后分14批148架次侵入我国安东(今丹东)、抚顺、凤城等地,后又在华北等地区播撒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老鼠及树叶,悍然对我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1952年3月5日,我国外交部发表了《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略中国领空的声明》,3月14日,我国政务院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杀灭其它病媒昆虫的工作。此后,各地都逐级建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并由主要党政领导亲自负责此项工作。毛泽东主席为爱国卫生运动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大规模地开展消灭苍蝇、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
1953年,党中央、政务院总结反对美帝细菌战争的胜利经验。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决定把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1956年1月,党中央发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第二十七条指出:“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上半年,仅河北省就捉麻雀3700多万只,捕鼠8200万只,创造了150个无麻雀(无鼠)乡。
1958年掀起高潮
1957年10月9目,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提出讲卫生是种文化,要把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消灭掉,把中国变成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的四无国。1957年10月25日,中央又发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把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纳入其中,纲要的第二十七条指出“除四害: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随后,各省市纷纷提出规划,准备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四无”的要求,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三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江苏定为四年,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甘肃、辽宁、黑龙江定为五年,安徽定为五至八年。
1958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除四害。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出除四害、讲卫生的根本要求,是要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并进一步提出:“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目前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地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在今年春夏两季把这一运动发展到全国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地方,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强健,转落后为先进。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正式向四害宣战,一场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作为大跃进的序曲,以锐不可挡之势掀起了高潮。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入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
全国各地都以乘风破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以苦干奋战连续干、坚决实现“四无”的豪迈气概和革命干劲,对四害展开了大讨伐、大战斗,从平原到山区。从城市到农村,不分白天黑夜。不顾天气严寒,男女老幼一齐上战场。白天摇旗呐喊围歼麻雀灭老鼠,黑夜灯笼火把消灭蚊蝇滋生地。
1958年“六一”儿童节《北京晚报》刊登了老舍写的一首儿歌,其中写到:“好儿童讲卫生。打了蚊子打苍蝇。讲卫生。不生病,里里外外都干净。擦桌子擦板凳,又讲卫生又劳动。除四害,最高兴,闲着就查老鼠洞。”从中可以对当年全民总动员除四害的形势略窥一斑。
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除四害运动的开展情况,档案如是记载:运动的发展,一般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从城镇到乡村。从重点到全面。从少数人参加到全民动员,从单纯消灭鼠雀到结合积肥全面围歼四害和改善卫生状况,这样步步深入地发展起来的……各地普遍建立了军事化组织,昼夜突击四害。区设联防司令部。机关与乡成立战斗兵团,各级组织均由党委书记或领导干部亲自担任团长或政委,乡下设参谋部,农业社组成营连及各种突击队、火枪队、弹弓班、妇女清扫组、少年侦察兵、壮老年翻些垛等多种战斗组织,他们成了除四害讲卫生的核心力量……在机关、学校里也同样掀起了热火朝天的除四害讲卫生竞赛运动,有的机关制作了奖状、奖章,有的学校奖给石笔、铅笔等。青少年学生和老师发挥了主力军的威力,建立军队化的组织。教师为总指挥,学生分成侦察部队和战斗部队,早晚侦察麻雀出入穴,夜晚兴兵。
在那个亢奋的年代里,群众响应号召的积极性是空前的,人们的聪明才智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灭四害。对付四害之首的老鼠,人们用撒鼠药、堵老鼠洞、烟熏等方法。在老鼠经常出没的街头巷尾、屋前屋后、田边地角投放鼠药,布满密密麻麻的老鼠夹。河北省安国县李国顺创造了照妖镜、连环套、木猫等29种、144套捕鼠工具,在五个月内就消灭老鼠3700多只:对待麻雀,主要采取疲劳战术。白天,家家户户把家里所有可以弄出响声的东西都拿出来,甚至连面盆、洗脚桶、煮饭锅都派上了用场。甚至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每人发给一个小喇叭或铃铛或小锣鼓之类能发出声响的玩具。大街小巷、院里院外,大家边敲边喊,吓得麻雀无处躲藏更无处歇息停留,只能惊慌失措地在空中乱飞乱撞,最后精疲力竭从天上掉下来。政府和民众还组织火枪队,对麻雀 阻击围歼,并在一定的空场地施放毒饵,傍晚进行掏窝搜索,不给麻雀以喘息的机会。对付苍蝇、蚊子,则发动群众清除杂草、搬清垃圾。把农户的粪坑都加了盖,粪坑内撒上毒药粉杀灭蝇蛹。
如此大的群众运动,战果又如何统计呢?一般以麻雀脚和老鼠尾巴为依据,两只麻雀脚计为一只麻雀,一个老鼠尾巴为一只老鼠。每个单位、每个组织都有专人负责联系收缴除四害战果,定期检查汇报。对战果大的还要进行会议表扬,敲锣打鼓地送大红喜报。有的地方还有专门的奖赏,有的死鼠回收整只三分、鼠尾一分,麻雀腿两个算一分,有的把除四害成果作为文艺演出的门票。
据统计,自1957年12月至1958年11月末,仅河北省就消灭老鼠811.9万只、麻雀12165万只,鼠雀总数超过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捕杀总数的五倍,消灭苍蝇和蚊子(包括挖蛹、灭蛆等)229万公斤。
1959年以后,人们除四害的热情逐渐被农业放卫星、大炼钢铁所替代,特别是文革开始后,人们更热衷于武斗、学潮和上山下乡等,除四害的热度逐渐退去。虽然今天看来,当时的一些做法过于极端,有些欠妥,但除四害讲运动使许多地方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人无厕所猪无圈,垃圾粪便满街院”的恶劣现象,各地灭疾病工作也随之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于人们改变卫生习惯、移风易俗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为麻雀平反
小小的麻雀是如何被列入四害的黑名单的呢?这要从它的食性说起。麻雀属于杂食性动物,非繁殖期是以谷物及草籽为主食,在繁殖季节取食动物性食物(害虫)育雏,但成鸟仍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而当年,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加之自然灾害,全国正值粮食困难时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饥荒,在这种大背景下,群众自然对会与他们争抢粮食的麻雀怨声载道。
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除四害》的社论,把麻雀与老鼠、蚊子、苍蝇一并列为对人民有严重危害的动物。内称: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的试验,一只体重19克的麻雀每日吃谷子五克半,一年约吃谷子三升……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会比老鼠少。
在酝酿《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过程中,农业部曾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征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的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然而,郑作新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麻雀还是被作为在几年内要消灭的四害之一写进了1956年1月发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秋,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青岛举行。就麻雀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有的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有的则对消灭麻雀表示拥护。会议最后形成的结论是目前对这个问题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
生物学家们的呼声虽然没有能够阻止住这场针对麻雀的讨伐战争,但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在1957年10月公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
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大张旗鼓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还在不断升级,麻雀遭到了灭顶之灾。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2月中央发出除四害指示后,北京市和上海市3天内就分别捕杀麻雀40万只和50万只,到11月上旬,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共捕杀麻雀19.6亿只。
人们戏用“天上鸟飞绝”来形容麻雀的近乎绝迹。由于大量的麻雀被消灭,生态平衡被打破,导致次年虫害蔓延。1959年春夏,上海等地城市树木发生大面积虫害。1959年11月,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向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提出麻雀的益处与害处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作出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后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1960年的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4月,谭震林代表中央向全国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作报告时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臭虫取代麻雀进入四害的行列。
历时数年,麻雀终于摘掉了为整个雀类家族带来灭门厄运的“四害”的帽子,又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了。2000年8月,麻雀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如今,臭虫基本销声匿迹。新四害中蟑螂榜上有名。
如今,50多年过去了,那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般的政治运动已然成为历史,成为老一辈人们记忆中难以忘怀的一段往事。但除四害工作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从当年全民总动员的高潮日益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
源起爱国卫生运动
解放前。全国人民遭受反动势力的残酷压迫,加之各地战乱灾荒不断,经济薄弱,文化落后,生活贫困,环境卫生、劳动条件恶劣,部分地区是人畜同居,人无厕所猪无圈,下雨洗脸,过河洗脚,群众疾病丛生,人民健康水平很差。爱国卫生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52年2月29日,为挽回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先后分14批148架次侵入我国安东(今丹东)、抚顺、凤城等地,后又在华北等地区播撒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老鼠及树叶,悍然对我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1952年3月5日,我国外交部发表了《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略中国领空的声明》,3月14日,我国政务院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杀灭其它病媒昆虫的工作。此后,各地都逐级建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并由主要党政领导亲自负责此项工作。毛泽东主席为爱国卫生运动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大规模地开展消灭苍蝇、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
1953年,党中央、政务院总结反对美帝细菌战争的胜利经验。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决定把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1956年1月,党中央发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第二十七条指出:“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上半年,仅河北省就捉麻雀3700多万只,捕鼠8200万只,创造了150个无麻雀(无鼠)乡。
1958年掀起高潮
1957年10月9目,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提出讲卫生是种文化,要把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消灭掉,把中国变成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的四无国。1957年10月25日,中央又发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把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纳入其中,纲要的第二十七条指出“除四害: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随后,各省市纷纷提出规划,准备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四无”的要求,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三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江苏定为四年,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甘肃、辽宁、黑龙江定为五年,安徽定为五至八年。
1958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除四害。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出除四害、讲卫生的根本要求,是要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并进一步提出:“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目前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地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在今年春夏两季把这一运动发展到全国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地方,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强健,转落后为先进。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正式向四害宣战,一场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作为大跃进的序曲,以锐不可挡之势掀起了高潮。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入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
全国各地都以乘风破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以苦干奋战连续干、坚决实现“四无”的豪迈气概和革命干劲,对四害展开了大讨伐、大战斗,从平原到山区。从城市到农村,不分白天黑夜。不顾天气严寒,男女老幼一齐上战场。白天摇旗呐喊围歼麻雀灭老鼠,黑夜灯笼火把消灭蚊蝇滋生地。
1958年“六一”儿童节《北京晚报》刊登了老舍写的一首儿歌,其中写到:“好儿童讲卫生。打了蚊子打苍蝇。讲卫生。不生病,里里外外都干净。擦桌子擦板凳,又讲卫生又劳动。除四害,最高兴,闲着就查老鼠洞。”从中可以对当年全民总动员除四害的形势略窥一斑。
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除四害运动的开展情况,档案如是记载:运动的发展,一般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从城镇到乡村。从重点到全面。从少数人参加到全民动员,从单纯消灭鼠雀到结合积肥全面围歼四害和改善卫生状况,这样步步深入地发展起来的……各地普遍建立了军事化组织,昼夜突击四害。区设联防司令部。机关与乡成立战斗兵团,各级组织均由党委书记或领导干部亲自担任团长或政委,乡下设参谋部,农业社组成营连及各种突击队、火枪队、弹弓班、妇女清扫组、少年侦察兵、壮老年翻些垛等多种战斗组织,他们成了除四害讲卫生的核心力量……在机关、学校里也同样掀起了热火朝天的除四害讲卫生竞赛运动,有的机关制作了奖状、奖章,有的学校奖给石笔、铅笔等。青少年学生和老师发挥了主力军的威力,建立军队化的组织。教师为总指挥,学生分成侦察部队和战斗部队,早晚侦察麻雀出入穴,夜晚兴兵。
在那个亢奋的年代里,群众响应号召的积极性是空前的,人们的聪明才智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灭四害。对付四害之首的老鼠,人们用撒鼠药、堵老鼠洞、烟熏等方法。在老鼠经常出没的街头巷尾、屋前屋后、田边地角投放鼠药,布满密密麻麻的老鼠夹。河北省安国县李国顺创造了照妖镜、连环套、木猫等29种、144套捕鼠工具,在五个月内就消灭老鼠3700多只:对待麻雀,主要采取疲劳战术。白天,家家户户把家里所有可以弄出响声的东西都拿出来,甚至连面盆、洗脚桶、煮饭锅都派上了用场。甚至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每人发给一个小喇叭或铃铛或小锣鼓之类能发出声响的玩具。大街小巷、院里院外,大家边敲边喊,吓得麻雀无处躲藏更无处歇息停留,只能惊慌失措地在空中乱飞乱撞,最后精疲力竭从天上掉下来。政府和民众还组织火枪队,对麻雀 阻击围歼,并在一定的空场地施放毒饵,傍晚进行掏窝搜索,不给麻雀以喘息的机会。对付苍蝇、蚊子,则发动群众清除杂草、搬清垃圾。把农户的粪坑都加了盖,粪坑内撒上毒药粉杀灭蝇蛹。
如此大的群众运动,战果又如何统计呢?一般以麻雀脚和老鼠尾巴为依据,两只麻雀脚计为一只麻雀,一个老鼠尾巴为一只老鼠。每个单位、每个组织都有专人负责联系收缴除四害战果,定期检查汇报。对战果大的还要进行会议表扬,敲锣打鼓地送大红喜报。有的地方还有专门的奖赏,有的死鼠回收整只三分、鼠尾一分,麻雀腿两个算一分,有的把除四害成果作为文艺演出的门票。
据统计,自1957年12月至1958年11月末,仅河北省就消灭老鼠811.9万只、麻雀12165万只,鼠雀总数超过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捕杀总数的五倍,消灭苍蝇和蚊子(包括挖蛹、灭蛆等)229万公斤。
1959年以后,人们除四害的热情逐渐被农业放卫星、大炼钢铁所替代,特别是文革开始后,人们更热衷于武斗、学潮和上山下乡等,除四害的热度逐渐退去。虽然今天看来,当时的一些做法过于极端,有些欠妥,但除四害讲运动使许多地方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人无厕所猪无圈,垃圾粪便满街院”的恶劣现象,各地灭疾病工作也随之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于人们改变卫生习惯、移风易俗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为麻雀平反
小小的麻雀是如何被列入四害的黑名单的呢?这要从它的食性说起。麻雀属于杂食性动物,非繁殖期是以谷物及草籽为主食,在繁殖季节取食动物性食物(害虫)育雏,但成鸟仍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而当年,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加之自然灾害,全国正值粮食困难时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饥荒,在这种大背景下,群众自然对会与他们争抢粮食的麻雀怨声载道。
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除四害》的社论,把麻雀与老鼠、蚊子、苍蝇一并列为对人民有严重危害的动物。内称: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的试验,一只体重19克的麻雀每日吃谷子五克半,一年约吃谷子三升……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会比老鼠少。
在酝酿《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过程中,农业部曾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征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的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然而,郑作新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麻雀还是被作为在几年内要消灭的四害之一写进了1956年1月发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秋,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青岛举行。就麻雀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有的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有的则对消灭麻雀表示拥护。会议最后形成的结论是目前对这个问题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
生物学家们的呼声虽然没有能够阻止住这场针对麻雀的讨伐战争,但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在1957年10月公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
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大张旗鼓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还在不断升级,麻雀遭到了灭顶之灾。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2月中央发出除四害指示后,北京市和上海市3天内就分别捕杀麻雀40万只和50万只,到11月上旬,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共捕杀麻雀19.6亿只。
人们戏用“天上鸟飞绝”来形容麻雀的近乎绝迹。由于大量的麻雀被消灭,生态平衡被打破,导致次年虫害蔓延。1959年春夏,上海等地城市树木发生大面积虫害。1959年11月,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向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提出麻雀的益处与害处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作出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后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1960年的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4月,谭震林代表中央向全国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作报告时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臭虫取代麻雀进入四害的行列。
历时数年,麻雀终于摘掉了为整个雀类家族带来灭门厄运的“四害”的帽子,又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了。2000年8月,麻雀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如今,臭虫基本销声匿迹。新四害中蟑螂榜上有名。
如今,50多年过去了,那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般的政治运动已然成为历史,成为老一辈人们记忆中难以忘怀的一段往事。但除四害工作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从当年全民总动员的高潮日益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