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对富农问题认识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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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问题,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特殊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加深对富农问题的认识,探索出了一套符合国情的对富农政策。
其他文献
亲爱的周恩来: 我正在设法一面经香港,一面直接寄上我写的一部新作《中国人征服中国》。我希望你至少可以收到一册。这本书将表明,借助于你们所给予我的机会,我尽了最大努力了解和报导你们的伟大革命,而我是把你们的伟大革命看做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的。
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同志于1954年调中央工作以后,即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工领导财政、金融、商业、供销合作、粮食、对外贸易、物价等方面的工作,历时二十多年。以后在他担任党和国家更重要的领导职务期间,仍以很大精力指导财经工作。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是许多普通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名字。从1925年到1947年,她曾五次来中国访问。1958年她再度来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度十二个春秋后,长眠在中国土地上。她亲身经历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事件,深深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所激励和吸引。
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的重要时期。长时间以来,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毛泽东与大革命关系问题的论文和专著不多见。黎永泰的新著《毛泽东与大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堪称这方面的力作。
本报告的立场 列宁说:“政党对自己的错误之态度如何,是最重要的最可靠的标准之一,判定这个党是否事实上能够执行其对于本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责任。公开承认错错误,寻求此错误的原因,分析其所以发生此错误的环境,细心审查纠正此错误的方法,——这便是认真的党的标帜,这便是教育并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见左派幼稚病)。
期刊
1930年冬到1932年10月间,湘鄂西苏区红军和革命群众,先后进行了四次反“围剿”作战。在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以洪湖苏区为骨干,各个苏区互相策应支援,连续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向襄河以北出击作战的胜利,湘鄂西苏区发展至全盛时期。
题记:这是1984年春天在参加《周恩来传》撰述工作时写的。时隔8年,重新翻出,感到这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抗日战争爆发暨洛川会议召开55周年到来之际,发表于此,以资纪念。——作者
本刊1990年第3期发表我每的《刘伯坚1923年至1926年旅莫(斯科)大事记》一文后,有读者来访、来电,询问文中吴苓生在莫话动情况及回国行踪等。现答复如后。吴苓生是我党早期党员和东北地下党组织早期负责人之一。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只是一块块局部区域,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国中之“国”。我们党在致力于武装斗争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我们党成功地领导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我们才一天天壮大起来,战胜自然的与社会的敌人,最终获得了全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