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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布鲁姆兹伯里派》是其不同时期的著述，文章试从二者的关联性角度，选取五个关键词解析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关键词：雷蒙·威廉斯； 文化研究；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I561.06文献标识码：A
雷蒙·威廉斯（1921－1988）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著作宏富，译成中文的主要有《文化与社会》（1958）、《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和一些单篇论文，如《文化分析》、《意识形态》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翻译的《布鲁姆兹伯里派》（以下简称《布》）则选自其1980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文化中的几个问题》，从时间的顺序上看，《布》属于其晚期的论著。通过阅读《文化与社会》与《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这两本威廉斯重要的代表作，不难发现，从内容上看，《布》是对《文化与社会》中文化探讨的延续和扩展；从理论立场和分析方法上看，两者也是吻合的。伊格尔顿在1986年的一个访问记中曾说：威廉斯的停滞实际上是在坚持某种自己的立场。威廉斯是有预见的，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很可能发现他所坚持的那种立场和形式与他们现在的一致。①(P.8)这也许是对威廉斯理论价值肯定的一个历史事实注脚。通过分析从《文化与社会》到《布》中的关联性，我们可以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有一个具体的和经验层面上的认识。
必须事先说明的一点是，对一个作者两本著作进行关联性分析，认为时间先后造成了其表现方法或理论运用上的一些延续，事实上是假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认为作者的上一部著作与下一部著作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性，这是一种线性因果思维模式。这种分析能够看出历史因素在其中作用的效果，但有时却阻碍发散和逆向思维发生作用，这样得出的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否降低要打上一个问号。不过通过对比，结果即使不够全面，至少也是有效的，可以带来一些启发。就像威廉斯自己在《文化分析》中所说的，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的描述，“即便不够全面，至少也是合理的”。既然我们可以比较宽泛地描述“社会”，我们就能将“文化”恰当地限制在这种比较有限的指涉中。②(P.126)下面的论述将集中在《文化与社会》与《布》的理论和方法延续性上，选取几个重要的概念和范畴进行探讨：
一、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是威廉斯的理论假定，就是理论依据。威廉斯在70年代推出了自己建构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也就是说，他在写作《文化与社会》的时期，处于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过程中，理论的运用是半自觉或者说是探索性的，到了写作《布》时，对这套理论已经是一种谙熟于心的运用了。尽管如此，《文化与社会》和《布》都或明或暗的浸透在文化唯物主义中。他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部分专列一节谈“文化与生活方式”，提出“文化不只是一批知识与想象的作品而已；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一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认为我们区别生活方式重要的在于有关社会关系的性质的各种观念，①(P.403-404)比如说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②(P.126)分析“布鲁姆兹伯里派”时，威廉斯就非常明显并多次大篇幅地提到了这个派别所构成的家族之间的紧密联系，社交圈子的特别气质和习惯等。
按照威廉斯自己的解释，文化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内一种关于物质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特殊性的理论”，它的出发点显然并不简单地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而是语言和文化。③(P.2)他在《文化分析》一文中讲到了文化的三种定义，第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即永恒的秩序和价值；第二，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即各种记载人类思想和经验的文本；第三是社会的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不仅表现为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意义和价值。②(P.125)威廉斯自己所支持的就是第三种定义。之所以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很可能是受其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的影响，或许多多少少都可以将其看作是出于一种政治动机。因为如果仅仅将文化定义为艺术和理性生活，就有可能将工人阶级排除在文化之外。在《关键词》中，威廉斯研究指出，在英文世界中，19世纪初，Culture被普遍使用，聚焦在“礼节”与“品味”的意涵上。后来，这个词受到敌视，主要是反对阿诺德的文化观，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都与“知识优越、精致幽雅、高雅艺术——Culture——与通俗艺术、娱乐的差异”④(P.108-109)有关。也就是说，“文化”一词隐匿着权力运作机制和话语的精英意味，有一种睥睨大众的神态暗含其中。所以，威廉斯这里的策略是先将“文化”的神圣光环除掉，接着将“文化”泛化，赋予“文化”一反传统的内涵。这种工作是对利维斯主义精英文化思想提出的挑战，事实证明威廉斯的努力对英国文化研究的新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威廉斯看来，利维斯主义者们所涉及的生活只是理论上的生活，缺乏活生生的社区生活经验和现实时代感。③(P.2)威廉斯的这一看法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对文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他本人的研究也不是形而上的理论建构，而是植根于对具体生活的发掘和剖析中。威廉斯强调文化的物质基础的理论不仅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也是我们将其列入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理由之一。
二、语言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有活力的语言”和“语言的发展历史”，注重语言的实际社会运用和意义的历史变化。威廉斯在《关键词》的导言中就举过一个例子，用来说明不同的语言所带来的不同体验。他说：“当我们说‘我们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时，这句话其实包含更广泛的意涵。……每一个团体讲的是自己特有的语言，但在用法上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涉及情感的强度或概念的重要性时。……通过语词上的交锋、对立，上述所发生的情况（很可能会被意识到而让人产生某种惊异、不安的感觉），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发展的重要过程：某一些语词、语调、节奏及意义被赋予、感觉、检试、证实、确认、肯定、限定与改变的过程。”④(P.1-2)
威廉斯对语言的重视不同程度地表现在《文化与社会》和《布》中，除了揭示语言背后所蕴涵的不同的价值观和评价外，对字词运用、语言形式及引发的文风、作家口气等相关内容都有一定程度的重视。《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很喜欢对某个思想家、作家的语言表达进行评述，比如对托尼的一段文字评述：“其语言运用并不能令人钦佩：糖果（甜言蜜语）与人猿（模仿者）和孔雀（爱虚荣者）属同一类词，‘温室’、‘博物馆标本’、‘不育’等等也已成为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新问题热点。实际上，语言上的不确定性标志着一种重要的感觉上的躲躲闪闪。”还有对艾略特的一段文字评价：“从‘我想说’和‘我相信这就是’，突然转到某种极为不同的语气：以‘热情的’、‘震惊’、‘荒谬’、‘口头上高谈’等感情上的措辞手法断言，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条件，我们就是自我宣判自己对文化漠不关心。”在探讨奥韦尔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其对“小（little）”这个形容词的情绪性的用法。①（P.292，301，366）在《布》中，威廉斯用了这样的一些语句，如“混合着真诚和下意识的文字”，“‘感情’并不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在弗吉尼亚·沃尔夫本人记录的这次谈话里，不是‘废纸篓’，而是‘废管道’，实际上更容易引起讽刺的联想”。⑤(P.142)从这些可以看出，雷蒙·威廉斯对语言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这种对语言的细察很少出现在思想批评或者哲学的研究著作中，特别是文化研究通常都从一种宏观的或者是超文本意义层面上进行问题的考量。威廉斯的这一方法显得比较特别，但它又不同语义学和新批评对文本的细读。威廉斯对语言的分析立足于历史的变迁和情境的变化，在它背后有一个广阔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支撑，并不是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要追寻其整个深层背景的深刻影响。
三、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构成问题，是威廉斯后期著作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其实，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就已经开始涉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文化与社会》虽然是对19世纪到20世纪文化传统的探讨，单看标题，我们可能会认为作者会直接描述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客观状况，但是威廉斯选择以对单个思想家或作家的评述，或是对两个以上的思想家、作家进行对比的方法展现1780－1950年期间英国哲学、文化、艺术、历史、社会学、大众传播等广泛的领域。这种对单个人的罗列或许暗示了威廉斯的某种认可的前提：在社会变迁中，个人是可以全面记载人类活动的，特别是拥有知性的这些人。（为了讨论的方便，暂且把这群人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沉淀着历史，他掌握人类生存的经验，通过他，可以窥见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见，不管威廉斯在具体的文本中表达对知识分子怎样的态度都好，至少他表明出不敢忽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态度。
《文化与社会》是对40位思想家和作家所作的个人分析，而《布》是威廉斯对集团的分析。虽然对象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一系列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名词。《文化与社会》在评述浪漫派作家时说，雪莱和济慈对“公众”是不满的，济慈说：“我对公众丝毫没有谦卑感。”他们认为具有“哲学特色的‘人民’”比较容易受到尊敬。他们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的“在富裕和商业社会里，思想或推理也像其他各种职业一样，成为一种特殊的商业，由很少数的一批人进行，为公众提供广大劳动群众所拥有的一切思想和推理”，但社会或者说民众是否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从雪莱的《诗辩》中可以看出，雪莱把诗人们描绘成“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威廉斯认为“这只是在理论上应该得到承认的事实，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代人痛切的失助感”。威廉斯在谈论柯尔律治的时候，提到其提出的“知识阶级”的概念，这是一个由国家资助的阶级，他们为学问而存在，并将学问的成果传播于社会之中。⑤(P.90)与柯尔律治观点相近的卡莱尔也强调“精神贵族”这个观念——即以界定并强调社会最高价值目标为己任的极有教养的极负责的少数人。柯尔律治的“知识阶级”观念是要复兴过时的阶级，卡莱尔是呼吁现有的阶级恢复其功能。威廉斯反对的阿诺德企图形成一个新阶级——能起到文明教化作用的少数人。阿诺德认为，这“少数派”是一批从所有的社会阶级中找出来的个人所组成的残余，这些个人的特性是，他们逃出了习惯的阶级感受的局限。到了同样标明精英文化立场的利维斯，他认为，这“少数派”本质上是一个文学上的少数派，其功能是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①（P.62，79，90，124，309，326-327）虽然各个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描述与期待不同，但关键词大体都集中在“精英”、“少数”、“知识”、“传播”上。威廉斯几乎在评述每一个思想家和作家的时候，都注意到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及其本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布》中，威廉斯仍然关注到“知识贵族”概念，引用了安南的观点，“安南以许多学问显赫的家族为例来描述的知识贵族必须受到两个不同方面的限定：一是影响，……二是事实”，据此分析“布鲁姆兹伯里派”就可以运用“知识贵族”的观点。⑤（P.139）
从《文化与社会》到《布》，知识分子问题是威廉斯论述的核心问题之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威廉斯是相当重视知识分子构成问题的。如果按这样的逻辑，就会出现两个悖论，一是：如果将“重视”、“关注”知识分子看作一个价值判断，那么与威廉斯“重视”与之相对的大众文化显然矛盾；二是：威廉斯自己身份与言说的悖论。如果精英文化是无效的，那么他作为一个精英人士所宣扬的这套理论也是无效的。其立场是认可大众文化的，但却是站在精英身份的角度对外宣传。如果没有这种人们对知识精英的教化功能的认可，人们自然也不会认可其理论。王毅2003年12月17日在中山大学作《什么是文化研究》演讲时认为，威廉斯有一个广为引用的著名观点：世上根本不存在“大众”，只存在将人们看作“大众”的各种观念和手段。这是对“大众”而言，其实，对“知识分子”也是一样。威廉斯或许是消弭了大众与知识分子的边界，将他们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不过以“大众”冠名，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可以解释上述的两个悖论。
四、温和
威廉斯被研究者归入新左派阵营，一是其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二是其自觉认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阵营的代表人物，应该时时高举理论的旗帜，并且要旗帜鲜明地凸现本流派的观点而排斥其他流派的立场。但是，在阅读《文化与社会》和《布》时，我们发现，在威廉斯身上，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虽然他声明自己的主张，但对异见者并没有采取激烈的一棍子打翻的态度，而是总能发觉其好处，并加以赞颂。比如，在评价某人时，常常使用“威望”、“勇气”、“奉献”、“坦率”这样一些褒义词语，①（P.293，373）惯用的语气是“因为威望等品质，能够与前辈们相提并论”，或者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坦率的人”。在《布》中，威廉斯指出布鲁姆兹伯里派“无疑是一群才华出众的人物”。另一个方面是，他对一种理论或行为的价值估量是辩证的。在《文化与社会》的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中，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行了辩证的批判接受。威廉斯说：“上层建筑涉及的是人类意识问题，它必然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多样性，而且还因为它始终是历史的；任何时候，它既包括对过去的延续，又包括对现存的反应。”①(P.340)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并不简单地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他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不同的。在《布》中，威廉斯分析布鲁姆兹伯里小组，特别列一节讲其“贡献”，并没有因为其是“知识贵族”就一味贬损。由此可以看出，威廉斯进行评论时，竭尽所能在面面俱到。这也可以从《文化分析》中瞥见端倪。虽然对于文化的三种定义，他只取其一种，但对另外两种定义也表示“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②(P.126)威廉斯好像总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中立角度，或许我们可以把威廉斯这种温和的态度归因于其性格上的宽厚或者说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践，但事实上，任何一种价值判断都不可能中立，就像威廉斯自己在评价穆勒对边沁和柯尔律治的态度时所说的，我们以为读到的是作者对边沁和柯尔律治的观念所作的不偏不倚折衷的判断，……但这些文章并非是司法般的公正判决。①(P.81)或许，威廉斯自己努力地想成为一个普遍的中立者，这种做法似乎有助于知识的传播和接受，但实践起来仍然有难度，通过剖析阅读，还是可以发现其背后的理论与方法。
五、比较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和《布》中，都运用到比较分析的手法。比如在《文化与社会》中比较伯克与科贝特、骚塞与欧文、边沁与柯尔律治、纽曼与阿诺德，在《布》中将“布鲁姆兹伯里派”与“戈德温和他的圈子”、“前拉斐尔兄弟会”对比，认为“历史的距离总是能提供一种优势”，得出“布鲁姆兹伯里派”是其所属阶级的一个文明化宗派。⑤(P.147-156)
根据比较的方法，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另一个作者是怎样描述“布鲁姆兹伯里派”的。昆汀·贝尔与布鲁姆兹伯里文化圈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是其主要成员克莱夫·贝尔和瓦奈萨·贝尔的儿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由于特殊的背景，昆汀·贝尔与威廉斯在有些方面显示出相同的旨趣，但贝尔更善于捕捉一些隐秘的东西，如《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一书中所呈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选取几个方面来作讨论。一是两人对“知识贵族”的关注。前面已经谈到威廉斯并不十分认可由知识贵族所引发的文化形态。贝尔和威廉斯一样，认为谈论布鲁姆兹伯里派是不能绕开“知识贵族”这一概念的，但在情感上，贝尔中立的情绪显然更强烈。二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女性在整个布鲁姆兹伯里圈子里的特殊作用。威廉斯对于布鲁姆兹伯里小组的构成强调了四个方面，第四点是在总体上强调整个阶级在表面上稳定而实际上处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思想危机时期的内部需要和冲突，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阶层的内部需要和冲突，⑤(P.150)这种冲突有一方面就表现在性别上。威廉斯肯定了布鲁姆兹伯里小组在英国统治阶级中是普遍嬗变的先行者，尤其是他们的性别平等和性宽容观点。⑤(P.150)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加体会到布鲁姆兹伯里派自由化的倾向。威廉斯把此归纳为整个社会自由化和现代化的影响。威廉斯对布鲁姆兹伯里派中女性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其严肃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架构上的。而贝尔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带有主观和经验的色彩，他作为一个亲临现场的观察者知晓很多布鲁姆兹伯里派内部的不为人知的秘闻，特别是两性关系上的秘闻，但这种错综关系的揭露和生活场景的描述占的比重更多。由此引申开去，贝尔似乎也颇为关注男人之间的奇妙关系。比如他论述莱斯利·斯蒂芬关于其哥哥和穆勒的区别在于穆勒的缺乏男子气等。关于贝尔和威廉斯对于布鲁姆兹伯里派的不同论述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之所以将两者进行比较，是想进一步突出威廉斯的理论建构。一个集团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呈现何种状态，直接反映出其选择和坚持的立场，我们会思考“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对象进行描述？”“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方式进行描述？”了解了这方方面面的因素，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文化与社会》和《布鲁姆兹伯里派》分别是威廉斯早期和晚期的作品，两者之间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性。但无论是理论架构、内容侧重还是研究方法，我们都不能否认其在普遍性之中蕴涵着的个别性。之所以选取几个关键词来讨论，并不是回避其中的特殊性，而是希望能够更加明晰地凸显威廉斯本人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架构，当然也受到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这部著作研究方法的影响。
①[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②[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A]. 赵国新译，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③王宁.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1）。
④[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
⑤[英]雷蒙·威廉斯.布鲁姆兹伯里派[A]，[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吴 勇）
关键词：雷蒙·威廉斯； 文化研究；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I561.06文献标识码：A
雷蒙·威廉斯（1921－1988）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著作宏富，译成中文的主要有《文化与社会》（1958）、《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和一些单篇论文，如《文化分析》、《意识形态》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翻译的《布鲁姆兹伯里派》（以下简称《布》）则选自其1980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文化中的几个问题》，从时间的顺序上看，《布》属于其晚期的论著。通过阅读《文化与社会》与《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这两本威廉斯重要的代表作，不难发现，从内容上看，《布》是对《文化与社会》中文化探讨的延续和扩展；从理论立场和分析方法上看，两者也是吻合的。伊格尔顿在1986年的一个访问记中曾说：威廉斯的停滞实际上是在坚持某种自己的立场。威廉斯是有预见的，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很可能发现他所坚持的那种立场和形式与他们现在的一致。①(P.8)这也许是对威廉斯理论价值肯定的一个历史事实注脚。通过分析从《文化与社会》到《布》中的关联性，我们可以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有一个具体的和经验层面上的认识。
必须事先说明的一点是，对一个作者两本著作进行关联性分析，认为时间先后造成了其表现方法或理论运用上的一些延续，事实上是假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认为作者的上一部著作与下一部著作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性，这是一种线性因果思维模式。这种分析能够看出历史因素在其中作用的效果，但有时却阻碍发散和逆向思维发生作用，这样得出的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否降低要打上一个问号。不过通过对比，结果即使不够全面，至少也是有效的，可以带来一些启发。就像威廉斯自己在《文化分析》中所说的，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的描述，“即便不够全面，至少也是合理的”。既然我们可以比较宽泛地描述“社会”，我们就能将“文化”恰当地限制在这种比较有限的指涉中。②(P.126)下面的论述将集中在《文化与社会》与《布》的理论和方法延续性上，选取几个重要的概念和范畴进行探讨：
一、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是威廉斯的理论假定，就是理论依据。威廉斯在70年代推出了自己建构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也就是说，他在写作《文化与社会》的时期，处于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过程中，理论的运用是半自觉或者说是探索性的，到了写作《布》时，对这套理论已经是一种谙熟于心的运用了。尽管如此，《文化与社会》和《布》都或明或暗的浸透在文化唯物主义中。他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部分专列一节谈“文化与生活方式”，提出“文化不只是一批知识与想象的作品而已；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一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认为我们区别生活方式重要的在于有关社会关系的性质的各种观念，①(P.403-404)比如说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②(P.126)分析“布鲁姆兹伯里派”时，威廉斯就非常明显并多次大篇幅地提到了这个派别所构成的家族之间的紧密联系，社交圈子的特别气质和习惯等。
按照威廉斯自己的解释，文化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内一种关于物质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特殊性的理论”，它的出发点显然并不简单地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而是语言和文化。③(P.2)他在《文化分析》一文中讲到了文化的三种定义，第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即永恒的秩序和价值；第二，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即各种记载人类思想和经验的文本；第三是社会的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不仅表现为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意义和价值。②(P.125)威廉斯自己所支持的就是第三种定义。之所以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很可能是受其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的影响，或许多多少少都可以将其看作是出于一种政治动机。因为如果仅仅将文化定义为艺术和理性生活，就有可能将工人阶级排除在文化之外。在《关键词》中，威廉斯研究指出，在英文世界中，19世纪初，Culture被普遍使用，聚焦在“礼节”与“品味”的意涵上。后来，这个词受到敌视，主要是反对阿诺德的文化观，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都与“知识优越、精致幽雅、高雅艺术——Culture——与通俗艺术、娱乐的差异”④(P.108-109)有关。也就是说，“文化”一词隐匿着权力运作机制和话语的精英意味，有一种睥睨大众的神态暗含其中。所以，威廉斯这里的策略是先将“文化”的神圣光环除掉，接着将“文化”泛化，赋予“文化”一反传统的内涵。这种工作是对利维斯主义精英文化思想提出的挑战，事实证明威廉斯的努力对英国文化研究的新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威廉斯看来，利维斯主义者们所涉及的生活只是理论上的生活，缺乏活生生的社区生活经验和现实时代感。③(P.2)威廉斯的这一看法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对文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他本人的研究也不是形而上的理论建构，而是植根于对具体生活的发掘和剖析中。威廉斯强调文化的物质基础的理论不仅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也是我们将其列入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理由之一。
二、语言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有活力的语言”和“语言的发展历史”，注重语言的实际社会运用和意义的历史变化。威廉斯在《关键词》的导言中就举过一个例子，用来说明不同的语言所带来的不同体验。他说：“当我们说‘我们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时，这句话其实包含更广泛的意涵。……每一个团体讲的是自己特有的语言，但在用法上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涉及情感的强度或概念的重要性时。……通过语词上的交锋、对立，上述所发生的情况（很可能会被意识到而让人产生某种惊异、不安的感觉），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发展的重要过程：某一些语词、语调、节奏及意义被赋予、感觉、检试、证实、确认、肯定、限定与改变的过程。”④(P.1-2)
威廉斯对语言的重视不同程度地表现在《文化与社会》和《布》中，除了揭示语言背后所蕴涵的不同的价值观和评价外，对字词运用、语言形式及引发的文风、作家口气等相关内容都有一定程度的重视。《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很喜欢对某个思想家、作家的语言表达进行评述，比如对托尼的一段文字评述：“其语言运用并不能令人钦佩：糖果（甜言蜜语）与人猿（模仿者）和孔雀（爱虚荣者）属同一类词，‘温室’、‘博物馆标本’、‘不育’等等也已成为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新问题热点。实际上，语言上的不确定性标志着一种重要的感觉上的躲躲闪闪。”还有对艾略特的一段文字评价：“从‘我想说’和‘我相信这就是’，突然转到某种极为不同的语气：以‘热情的’、‘震惊’、‘荒谬’、‘口头上高谈’等感情上的措辞手法断言，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条件，我们就是自我宣判自己对文化漠不关心。”在探讨奥韦尔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其对“小（little）”这个形容词的情绪性的用法。①（P.292，301，366）在《布》中，威廉斯用了这样的一些语句，如“混合着真诚和下意识的文字”，“‘感情’并不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在弗吉尼亚·沃尔夫本人记录的这次谈话里，不是‘废纸篓’，而是‘废管道’，实际上更容易引起讽刺的联想”。⑤(P.142)从这些可以看出，雷蒙·威廉斯对语言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这种对语言的细察很少出现在思想批评或者哲学的研究著作中，特别是文化研究通常都从一种宏观的或者是超文本意义层面上进行问题的考量。威廉斯的这一方法显得比较特别，但它又不同语义学和新批评对文本的细读。威廉斯对语言的分析立足于历史的变迁和情境的变化，在它背后有一个广阔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支撑，并不是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要追寻其整个深层背景的深刻影响。
三、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构成问题，是威廉斯后期著作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其实，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就已经开始涉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文化与社会》虽然是对19世纪到20世纪文化传统的探讨，单看标题，我们可能会认为作者会直接描述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客观状况，但是威廉斯选择以对单个思想家或作家的评述，或是对两个以上的思想家、作家进行对比的方法展现1780－1950年期间英国哲学、文化、艺术、历史、社会学、大众传播等广泛的领域。这种对单个人的罗列或许暗示了威廉斯的某种认可的前提：在社会变迁中，个人是可以全面记载人类活动的，特别是拥有知性的这些人。（为了讨论的方便，暂且把这群人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沉淀着历史，他掌握人类生存的经验，通过他，可以窥见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见，不管威廉斯在具体的文本中表达对知识分子怎样的态度都好，至少他表明出不敢忽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态度。
《文化与社会》是对40位思想家和作家所作的个人分析，而《布》是威廉斯对集团的分析。虽然对象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一系列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名词。《文化与社会》在评述浪漫派作家时说，雪莱和济慈对“公众”是不满的，济慈说：“我对公众丝毫没有谦卑感。”他们认为具有“哲学特色的‘人民’”比较容易受到尊敬。他们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的“在富裕和商业社会里，思想或推理也像其他各种职业一样，成为一种特殊的商业，由很少数的一批人进行，为公众提供广大劳动群众所拥有的一切思想和推理”，但社会或者说民众是否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从雪莱的《诗辩》中可以看出，雪莱把诗人们描绘成“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威廉斯认为“这只是在理论上应该得到承认的事实，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代人痛切的失助感”。威廉斯在谈论柯尔律治的时候，提到其提出的“知识阶级”的概念，这是一个由国家资助的阶级，他们为学问而存在，并将学问的成果传播于社会之中。⑤(P.90)与柯尔律治观点相近的卡莱尔也强调“精神贵族”这个观念——即以界定并强调社会最高价值目标为己任的极有教养的极负责的少数人。柯尔律治的“知识阶级”观念是要复兴过时的阶级，卡莱尔是呼吁现有的阶级恢复其功能。威廉斯反对的阿诺德企图形成一个新阶级——能起到文明教化作用的少数人。阿诺德认为，这“少数派”是一批从所有的社会阶级中找出来的个人所组成的残余，这些个人的特性是，他们逃出了习惯的阶级感受的局限。到了同样标明精英文化立场的利维斯，他认为，这“少数派”本质上是一个文学上的少数派，其功能是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①（P.62，79，90，124，309，326-327）虽然各个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描述与期待不同，但关键词大体都集中在“精英”、“少数”、“知识”、“传播”上。威廉斯几乎在评述每一个思想家和作家的时候，都注意到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及其本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布》中，威廉斯仍然关注到“知识贵族”概念，引用了安南的观点，“安南以许多学问显赫的家族为例来描述的知识贵族必须受到两个不同方面的限定：一是影响，……二是事实”，据此分析“布鲁姆兹伯里派”就可以运用“知识贵族”的观点。⑤（P.139）
从《文化与社会》到《布》，知识分子问题是威廉斯论述的核心问题之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威廉斯是相当重视知识分子构成问题的。如果按这样的逻辑，就会出现两个悖论，一是：如果将“重视”、“关注”知识分子看作一个价值判断，那么与威廉斯“重视”与之相对的大众文化显然矛盾；二是：威廉斯自己身份与言说的悖论。如果精英文化是无效的，那么他作为一个精英人士所宣扬的这套理论也是无效的。其立场是认可大众文化的，但却是站在精英身份的角度对外宣传。如果没有这种人们对知识精英的教化功能的认可，人们自然也不会认可其理论。王毅2003年12月17日在中山大学作《什么是文化研究》演讲时认为，威廉斯有一个广为引用的著名观点：世上根本不存在“大众”，只存在将人们看作“大众”的各种观念和手段。这是对“大众”而言，其实，对“知识分子”也是一样。威廉斯或许是消弭了大众与知识分子的边界，将他们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不过以“大众”冠名，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可以解释上述的两个悖论。
四、温和
威廉斯被研究者归入新左派阵营，一是其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二是其自觉认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阵营的代表人物，应该时时高举理论的旗帜，并且要旗帜鲜明地凸现本流派的观点而排斥其他流派的立场。但是，在阅读《文化与社会》和《布》时，我们发现，在威廉斯身上，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虽然他声明自己的主张，但对异见者并没有采取激烈的一棍子打翻的态度，而是总能发觉其好处，并加以赞颂。比如，在评价某人时，常常使用“威望”、“勇气”、“奉献”、“坦率”这样一些褒义词语，①（P.293，373）惯用的语气是“因为威望等品质，能够与前辈们相提并论”，或者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坦率的人”。在《布》中，威廉斯指出布鲁姆兹伯里派“无疑是一群才华出众的人物”。另一个方面是，他对一种理论或行为的价值估量是辩证的。在《文化与社会》的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中，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行了辩证的批判接受。威廉斯说：“上层建筑涉及的是人类意识问题，它必然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多样性，而且还因为它始终是历史的；任何时候，它既包括对过去的延续，又包括对现存的反应。”①(P.340)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并不简单地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他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不同的。在《布》中，威廉斯分析布鲁姆兹伯里小组，特别列一节讲其“贡献”，并没有因为其是“知识贵族”就一味贬损。由此可以看出，威廉斯进行评论时，竭尽所能在面面俱到。这也可以从《文化分析》中瞥见端倪。虽然对于文化的三种定义，他只取其一种，但对另外两种定义也表示“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②(P.126)威廉斯好像总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中立角度，或许我们可以把威廉斯这种温和的态度归因于其性格上的宽厚或者说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践，但事实上，任何一种价值判断都不可能中立，就像威廉斯自己在评价穆勒对边沁和柯尔律治的态度时所说的，我们以为读到的是作者对边沁和柯尔律治的观念所作的不偏不倚折衷的判断，……但这些文章并非是司法般的公正判决。①(P.81)或许，威廉斯自己努力地想成为一个普遍的中立者，这种做法似乎有助于知识的传播和接受，但实践起来仍然有难度，通过剖析阅读，还是可以发现其背后的理论与方法。
五、比较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和《布》中，都运用到比较分析的手法。比如在《文化与社会》中比较伯克与科贝特、骚塞与欧文、边沁与柯尔律治、纽曼与阿诺德，在《布》中将“布鲁姆兹伯里派”与“戈德温和他的圈子”、“前拉斐尔兄弟会”对比，认为“历史的距离总是能提供一种优势”，得出“布鲁姆兹伯里派”是其所属阶级的一个文明化宗派。⑤(P.147-156)
根据比较的方法，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另一个作者是怎样描述“布鲁姆兹伯里派”的。昆汀·贝尔与布鲁姆兹伯里文化圈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是其主要成员克莱夫·贝尔和瓦奈萨·贝尔的儿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由于特殊的背景，昆汀·贝尔与威廉斯在有些方面显示出相同的旨趣，但贝尔更善于捕捉一些隐秘的东西，如《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一书中所呈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选取几个方面来作讨论。一是两人对“知识贵族”的关注。前面已经谈到威廉斯并不十分认可由知识贵族所引发的文化形态。贝尔和威廉斯一样，认为谈论布鲁姆兹伯里派是不能绕开“知识贵族”这一概念的，但在情感上，贝尔中立的情绪显然更强烈。二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女性在整个布鲁姆兹伯里圈子里的特殊作用。威廉斯对于布鲁姆兹伯里小组的构成强调了四个方面，第四点是在总体上强调整个阶级在表面上稳定而实际上处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思想危机时期的内部需要和冲突，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阶层的内部需要和冲突，⑤(P.150)这种冲突有一方面就表现在性别上。威廉斯肯定了布鲁姆兹伯里小组在英国统治阶级中是普遍嬗变的先行者，尤其是他们的性别平等和性宽容观点。⑤(P.150)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加体会到布鲁姆兹伯里派自由化的倾向。威廉斯把此归纳为整个社会自由化和现代化的影响。威廉斯对布鲁姆兹伯里派中女性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其严肃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架构上的。而贝尔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带有主观和经验的色彩，他作为一个亲临现场的观察者知晓很多布鲁姆兹伯里派内部的不为人知的秘闻，特别是两性关系上的秘闻，但这种错综关系的揭露和生活场景的描述占的比重更多。由此引申开去，贝尔似乎也颇为关注男人之间的奇妙关系。比如他论述莱斯利·斯蒂芬关于其哥哥和穆勒的区别在于穆勒的缺乏男子气等。关于贝尔和威廉斯对于布鲁姆兹伯里派的不同论述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之所以将两者进行比较，是想进一步突出威廉斯的理论建构。一个集团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呈现何种状态，直接反映出其选择和坚持的立场，我们会思考“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对象进行描述？”“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方式进行描述？”了解了这方方面面的因素，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文化与社会》和《布鲁姆兹伯里派》分别是威廉斯早期和晚期的作品，两者之间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性。但无论是理论架构、内容侧重还是研究方法，我们都不能否认其在普遍性之中蕴涵着的个别性。之所以选取几个关键词来讨论，并不是回避其中的特殊性，而是希望能够更加明晰地凸显威廉斯本人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架构，当然也受到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这部著作研究方法的影响。
①[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②[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A]. 赵国新译，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③王宁.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1）。
④[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
⑤[英]雷蒙·威廉斯.布鲁姆兹伯里派[A]，[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吴 勇）